谈学术自由
这次作家协会开会，党中央鼓励文艺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历史学界也应当鼓励研究自由。自由地选题、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自由地讨论和批评，这是发展历史科学的必需。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能把自由当作随心所欲。人们的行动要按规律办事，总要受主客观的制约。自由和必然、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统一，世界上不存在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自由。自由和人类的实践相联系，人类越是进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越强，自由就越多。自由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下才有最大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只有在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由的土壤，否则，便会僵化、变质、死亡。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是通过理论的威力，通过讲理和说服，因为真理最有力量，真理迟早会令人信服，而不是以势压人，不是下达行政命令，那就不叫指导，而叫压服，或压而不服。我们不能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不能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这是错误的、极左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十年动乱时期登峰造极，结果是万马齐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而马列主义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种声音，就是“四人帮”的帮腔，严重地摧残了科学。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歪曲、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千万要以此为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社会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取得了民主和自由。今天，学术自由比30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因此出现了学术的繁荣气象。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
今后，历史科学的发展要继续提倡和发扬学术自由，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应尊重对方，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讨论和申辩，不能粗暴地打击。有的同志习惯于一种意见，碰到新的意见、新的想法，视之为离经叛道、洪水猛兽。其实，学术界总有各种学派存在、各种意见存在，不可能“舆论一律”。学术上的“舆论一律”，定于一尊，没有什么好处，也根本办不到，因为世界之大、事物之复杂、变迁之迅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全都一致。由于观察的角度、重点、方法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认识深入的程度不同，所以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因此垮台，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才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引导主观的认识更接近于反映客观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很多不同意见的比较和辩论中，吸收合理的因素而丰富、充实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偏狭的学派，而是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形成的。例如，有人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或计量数学等研究社会历史，这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尽管目前尚不完善，尚有缺点，但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而不应该排斥、打击。
学术界要能适应对外开放这种新形势。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进行，各种思潮、观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会在国内传播。凡是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只要不是在政治上捣乱，不触犯法律，就都可以存在，实行最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用不着害怕研究各种各样的主义，有合理的部分就借鉴、吸收，有错误的东西就弄明白它错在哪里。对当代世界上的社会科学成就不闻不问，拒“敌”于国门之外，自我封锁，就会使我们的学术界闭目塞聪、孤陋寡闻。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解决了香港问题，今后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和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较长期地并存，也必定要允许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地并存，因为思想是上层建筑，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实行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譬如今后和香港、台湾的学者交往，或者和外国学者交往，就不能要求人家都坚持唯物史观，都信奉马列主义，在学术上可以求同存异，要有学术上的雅量，不能戴上“左”的有色眼镜，挑错找碴，唯我是从，对人家开展大批判，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秉持这种粗暴态度，就谈不到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进行交往，也谈不到开展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
我相信，今后历史学界对“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贯彻得更好，将鼓励更大的学术自由。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