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疑难
——在北京龙泉山庄会议上关于《清史》体裁体例的讲话
各位同志：
这次是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人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4号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了一次二三十人的会议，本来要找更多的同志，但由于“非典”，没有实现。在达园宾馆会议上，我谈了框架设计，当时提出90卷，现在变成了91卷。
上次讲了前8卷的《清史》框架，它非常重要，是整个清史的主要内容。整个91卷的内容是用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是全书的纲领，如果没有这条主线，那么91卷的内容就会像铜钱一样凌乱分散。我企图用这条主线将铜钱串起来，使它井然有序，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同志们畅所欲言，越是尖锐，越是能启发我的思考。如果主线歪了，那整个建筑就会不正，所以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下面我讲其他几个部分。
第二部分：编年
编年一共3卷，100万字，编年不是详细展开，而是记录大事情，展现近30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按照朝代、年月日记录下来，要求简洁明快，一目了然。谈到这个问题，又想起我上次讲过的一个问题，是采用大通纪小编年，还是利用大编年小通纪？这个在体例讨论会议上争论不决。我现在拟的通纪比较大，8卷，编年比较小，3卷。还有很多同志主张通纪要小，写个30万字、50万字就行了，最多在100万字以内。小的通纪，大的编年，编年可以写10卷，把事情放在编年里面写。这两个方案，很多同志都提出来，也都有相当多的同志拥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很长时间，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用了大通纪小编年的方案，理由我上次已经说了。因为我感觉到，通纪太小，容量太小，不足以阐明历史规律，也不足以阐明政治事件、军事斗争等等，这次就不多谈了。由于我搞了个大通纪小编年，所以会后有同志提出来，干脆把编年取消了，既然这么小的编年，只有3卷，前面通纪8卷已经把大事情讲了，那么编年3卷似乎又重复了，这个意见也有一定道理，我也拿不定主意。现在我搞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犹豫不决，所以请同志们帮我出主意。是啊！已经有了8卷的通纪，再搞个编年，编年里的大事通纪里都会有，这不是重复吗？所以这个也有一定道理。而且3卷100万字也不可能比较大地展开，也是非常简单的，这样是不是将来在表里面搞个清史大事年表？这也不失为一种主张。同志们考虑考虑这个方案行不行。我还没考虑清楚，希望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帮我做个决断，究竟怎么办？
第三部分：典志
典志问题就多了，现在好多同志写了很多书面意见。今天刚刚发的大表，郭松义、赫治清、杜家骥、李根蟠、来新夏等同志都搞了个体系，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如果说通纪是从纵面观察清朝历史的全过程，那么典志和传记是从两个横的断面记录近300年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活动。通纪只是一个历史的骨架脉络，有了典志、传记，才能显示出丰满的历史内涵，所以这两部分都非常重要，是反映清朝全面社会状况的重要部分。典志要写多少卷？目前我们列了39卷，占全书的1/3以上。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
现在我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一些志是否一定要写？因为历史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多，我们当然很希望把历史写得丰富多彩，但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包括进去，一定要有取有舍。究竟舍哪些，取哪些？哪些可以列志，哪些不能列志？要做出选择，否则就不是3000万字的问题了。
我现在考虑有7个志要不要，就是《天文历法志》《地理志》《港澳志》《盐政漕运钱币志》《城市志》《西学志》《医药志》。对这7个志我是很犹豫的，我想有些不列进去。《天文历法志》一开始我倾向不列进去，它是自然现象，日食、月食和人的活动没有多少关系，和社会历史没有关系。古代将它列入，是因为古代讲究天人感应，这是迷信的东西，我想是不是不要了。一次一位院士专门给我打电话，谈到新修《清史》中应该有《天文历法志》。我说《天文历法志》应该怎么写呢？资料多不多呢？钦天监档案资料没有，不好写。他说地方志中资料很多，肯定能写。所以，我列在里面。同志们考虑考虑，能不能写。说实在的，《天文历法志》不好写，现在的历史学家写不了，看都看不懂。如果看《清史稿·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连名词都不清楚，不知所云。
《地理志》要不要？它在《清史稿》里篇幅极大，一直写到每个州县，描述虽然简单，但因为州县多，所以量很大。所写主要内容一是冲繁疲难，二是离省城有多远，三是山水有哪些。我想有张地图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现在已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这个历史地图不够细，没有细到县。如果要写，非常费篇幅。不过，邹逸麟同志主张写《地理志》。
《港澳志》，我为什么列进去呢？因为我想香港、澳门被列强割走以后，没有地方专门谈它的历史发展了。香港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发展成了很大的城市，澳门也一样，所以我列了《港澳志》。但我没有列台湾。有同志说，为什么没有台湾呢？我想新修《清史》中很多地方要说到台湾，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要写，康熙收复台湾时也要写，以后开发台湾也要写，台湾人口由20万增长到甲午战争时期的200万人也要写，日本占领台湾，那是甲午战争时期的大事，也会写到，所以没有单列台湾志。如果写了，也会重复。有的同志说，光有港澳不行，要有台湾，台湾好像更重要。我现在也不确定要不要，希望大家谈一谈。《港澳志》要不要？要不然全取消？
盐政、漕运、钱币，这三件是清朝的大政，也是清朝重要的制度，各种议论很多，各种主张很多，史料多得不得了。但从今天来看，并不是太重要的事。漕运今天已没有了，铜钱已经不用了。若要放在一起写，恐怕也不容易，难度很大。如果分开，盐政、漕运、钱币各一个志，这样志的篇幅太大。
《城市志》，城市太多，到清朝晚期各种各样的城市很多。一种是口岸城市，如上海是新兴口岸城市，发展很快，鸦片战争时只是一般的县，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是繁荣的城市了，广州也是如此；另一种是传统城市，比如扬州，原来非常繁华，后来衰落了；还有北京，是城市之首。总之，城市的种类很多，我们不可能逐个城市地写。这个问题要研究。如果我们将来成立负责编修工作的六个部，这些问题都要由各个部进行更仔细认真的研究。到底怎么写，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西学志》，我暂时列了这个名称。西方文化传到中国，从哪里写起？是从清初写起，还是从鸦片战争写起？内容很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整个西学内容非常广泛，怎么划分？到底写哪些相关内容？这是个难题。
《医药志》，我本来也没有列，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问我新修《清史》中有没有医药，我说还没有，他说不行，新修《清史》中没有《医药志》不行，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国宝，在清代有很大发展。所以，我也暂时把它列进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内容太丰富的志如何写？
这类志恐怕要先分解成若干的课题，然后再合成。比如《民族志》，是每个民族都写，还是只写汉、满、蒙、回、藏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还是按东北、西北、西南这样分地区写？内容很多，怎么写？
《兵志》，清朝兵制也很复杂。清初有八旗、绿营，这是主要的兵制，后来有团练、湘淮军、新军、北洋水师，这些内容都得写，每个内容如果只写五六万字，怎么写？要高度精练、浓缩，相当困难。当然有些内容有基础，可以把已有的成果合成。
《外交志》，是写总的《外交志》，还是分各方面内容来写？中俄、中英、中日、中法关系，中国与朝鲜、东南亚等国，还有与美洲国家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中外关系，如果都放在一个志里，怎么写？我实在想不出办法。
《宗教志》，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等，还有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算不算宗教？民间宗教与邪教如何区分？哪些是民间宗教，哪些是邪教？如何定性？每个宗教写六七万字，一共40多万字，怎么写？如果分开写，每个宗教一个志，量太多，也不可能。
以上这一类内涵丰富庞杂，如何分解，如何写？
第三个问题是，志怎么划分？
《学术志》怎么分？清代学术流派很多，有宋学、汉学、经世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还有新学。有的同志提出划分为经学、史学、诸子学，但这几类都是考据学，是否能涵盖清代学术呢？理学、边疆史地学、宋学和新学放在哪里呢？学术流派很多，怎么划分，怎么写？如果有一种划分方法能包括清代所有学术流派就行。
《文学志》，也有很多方面，小说、诗词、散文，内容很多，各立一个志，还是合在一起？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著名作品，不定位也不行。散文的桐城派，从方苞以后一直到清末，源远流长，很有名；诗词有清初渔洋派、神韵说、翁方纲肌理说、袁枚性灵说、宋诗派、江西诗派、黄遵宪的新诗派等等，很多；清代词也相当发达。我们不能全部要，这一点是肯定的。要舍弃，但舍弃哪些呢？
《戏剧志》，本来想把京剧、昆剧分开来写，尤其是京剧，它是我们戏剧文化的代表。但仅是京剧，内容就已很丰富了。地方戏剧也很多，梆子腔、弋阳腔、乱弹、秦腔等，这些不能不写。此外，还有曲艺、大鼓、杂耍、皮影戏、相声等民间艺术，是都写还是有选择地写呢？好像这方面的研究著作目前也不多，已有的大多是描述现象，深入本质性的研究比较缺乏。
《艺文志》，这个问题更多了，《清史稿·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卷，一共是9000多种书，不到1万种，大家说这个收得太少了。现在山东王绍曾先生补到5万余种，三大本，按照《明史》的体例，《艺文志》是一代典籍总括。而在清代，即使上述5万余种也不是全的，这么三大本都变成《艺文志》，这能行吗？这一二百万字搞个志，那怎么行，不然又怎么办？实在一筹莫展。清代的书籍那么多，即使写个目录，也要上百万字。
现在初步想了个办法，搞个清代著述总目，不放在我们新修的《清史》里边。这个清代著述的总目录，绝不止5万余种，恐怕要10万种，比王绍曾的还要多。然后，我们从这10万种里边，挑选一些重要的书目，大约几千种，放在我们这个《清史》的《艺文志》里。但挑选很关键，如何挑选，这是个大问题。不可能把10万种书都看完后再挑选，那也只能凭一种印象，向大家征求意见，只能这样来挑选，就像我们开一个什么必读书目一样。当然，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创新。从前的《艺文志》都是从古到今的书，传下来有多少书全部著录。到明代，不行了，明人一看，把从古到今传下来的书都著录，再加明代的书，那不得了，所以明代就有了一个创新，它就只写明代的书，这是它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又是创新了，我们不仅不把一代的书都收进来，而且要挑选，选少数的书。但操作的难度相当大，因为，尽管不能全看所挑选的书，但还是要挑选出比较合适的书、重要的书、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有的不用看就知道是重大的，但有些书你不看一看，就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所以写志的难度是相当大，问题相当多，我们能不能做好志，这是新修《清史》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我们把志写得比较有质量，那就是我们很大的功绩。
志里面还有一个分歧：志与专史是什么关系？我们这里把专史和志放在一块，是不是还分开，一种叫典章制度，一种叫专史？我的倾向是把两种都放在一起，就叫典志或者史志。
什么是志？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可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典章制度，一部分是专史。典章制度当然可以叫史，从前的礼制、兵制这些政治典章制度都是史，都放在志里。郑樵的《通志》里也都是典章制度。那么，专史能不能放在志里边呢？专史，宋代的郑兴裔曾经说过“郡之有史”，“如国之有史”。也就是说某郡立个志，相当于国家有史。可见，他把当时的地方专史看成是国家的历史，相当于国家的史，所以某一地区的专史犹如国家的历史，可以放在志里面。这样解释不知通不通。如果再分成两个的话，好像我们又与传统的史书体例不一样，在纪传体史书中二者是不分的。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提出要加层次，不要光列三十几个志，而且三十几个志还要有规律，有的属于自然现象，比如《地理志》《天文志》《生态志》，这些属于自然类；有的属于政治现象类；有的属于法律或者文化类。我的倾向是可以不加了，加层次太复杂了。有的志，你说它是自然类吧，它也不完全是自然的。比如生态，你说它是自然的，可是对生态的破坏是人为的，很多是人的因素，因此它也是社会的。好多志都很难区分，而且划分层次多了以后，看起来乱。本来就三十几个志，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再来个层次，比如5大类，39小类，那样更显得乱。所以，我倾向于不在上面加层次，行不行？
志的写作中可以产生很多中期的成果。主体工程一下子写不出来，要由分别写出的中期成果来合成。比如宗教，刚才讲的清代道教，好像没有专书。这类课题，我们恐怕要搞中期成果，要不然，你一下子写，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宗教太多了，需要对清代佛教、道教等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再进一步合成。所以中期成果必须为终期工程服务，如果与终期工程没有关系，不能立中期项目。
第四部分：列传
列传一共18卷。传记里边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写多少人。传记写多少人，现在好多意见倾向于写1500人至2000人。立传一定要谨慎、不乱，不要为不应该立传的人立。将来传记组也得把这个关。谁能立传，谁不能立传，标准是什么，这些都不能乱。但是又要全面，又要不漏，不要漏掉重要人物。像《清史稿》中就漏掉了好几个重要人物，像翁方纲、朱筠都没有，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漏了。这一点遭到了后人的批评。我们搞传的时候，要把《清史稿》的传仔细地研究一下，看看它给哪些人立传是立对了，哪些人立错了、不应该立，或者是哪些人漏了，没有立，《清史稿》漏的人也很多。
第二个问题就是可否将传分成短条、中条、长条、特长条，字数也要因条的长短而不同。每个人物，根据重要性来分类，要写他的主要东西。
第三个问题，写传时应该既要全面又要精练，不要拖泥带水。我感觉到，我们写传有个基础，从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搞了一个《清代人物传稿》，共20卷，这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基础。但是我们要大大地修改、大大地改善此书。我前一阵子看了此书，感觉到不太满意，书中有的叙述不确切，讲的事情讲错了，不是那么回事，具体的错误比较多。台湾出的《〈清史稿〉校注》，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把《清史稿》整个搞了一遍，把写错的地方一个一个都挖出来了。这本书的字数比《清史稿》本身的字数还多，指出《清史稿》有七八万条错误，如果人家指出来了的错误我们还继续再错，不知道利用《〈清史稿〉校注》，还那样写，那我们就是太差劲了，至少我们要把它校出来的错误一一改正。有的错误《〈清史稿〉校注》没弄出来，有的也可能是它搞错了，不一定是《清史稿》搞错了。不管怎样，它指出来的错误，我们一定要严格查对，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错了没有，要把事实弄确切。
另外，我觉得我们原来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了。我对照了一下：多尔衮，《清史稿》是7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4000字，超过1倍；李卫，《清史稿》写了16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0000字，超过5倍；林则徐，《清史稿》写了3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8000字；李鸿章，《清史稿》写了7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3000字。这些政治人物都超过1倍。当然，我们是用白话文写的，它是用文言文写的，它的字当然比我们少些，但是不是它还漏了很多？我也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可以研究为什么《清史稿》写得少。《清史稿》写得简练，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作者很多属桐城派，都是桐城派的文学家，文章是没的说，相比之下，我们的字数就多了。更严重的是学者的传，我们的字数更多了。顾炎武，《清史稿》有1800字，也是一个较大的传，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0000字；黄宗羲，《清史稿》写了2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9000字；侯方域，《清史稿》写了500字，很少了，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是4500字，超过8倍；惠栋，《清史稿》写了7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6700字，超了9倍。《清史稿》字数都很少，它给学者写的传都很少。查慎行，《清史稿》写了4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5000字；薛福成，《清史稿》写了8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4500字。这些都要超过至少是5倍，多的达到12倍。学者的传我们写得特别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学者的一些思想写得很多。学者的传记究竟怎么写法，是把他全部的思想都写出来呢，还是把他很主要的东西写出来就行了呢？我比较同意《清史稿》的写法，不能写那么多，要简明扼要。我不知道在《清史稿》中戴震是多少字，可能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写传的问题比较大，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就写不了多少人。《清史稿》的优点，是文省事增，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文章要写得典雅一点，字少一点。文章写得精练很重要，这要求同志们要提高文学的修养。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排序。是按照笔画还是按照生卒年？是按照生年还是按照卒年？这又是一个问题。按照生卒年不太可行，有的很早就死了，有的活得很老。如果按照生年的话，把老的跟小的都排到一块去了。按照卒年，也不行。像陈玉成与曾国藩，若按照卒年，他们两个排得很远，曾国藩是1872年死的，陈玉成是1862年死的。所以，按照生卒年可能不太合适。那么按照数字笔画，恐怕更不行了，很容易乱套。
我感觉，《清史稿》的排法也还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请大家研究。《清史稿》它是这样，一开头就立传，传表面上是不分类的，实际上是分类的，不分类又分类。它是把部院大臣搁在一块，军机大臣搁在一块，下边是武将搁在一块，文官搁在一块。同时按照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以时间顺序排下来。后边是几个类传，文苑、儒林、循吏、忠义这几个传。凡是类传字数都很少，所以你看儒林传上百人，只有两卷，字数很少。
我们能不能也借鉴《清史稿》的做法：前面不分类，但实际上有分类。当然，分类很难，实际上也分不清楚，这都是两难的。现在已经碰到的问题，都是两难的问题。譬如说忠义，凡是跟帝国主义打仗牺牲的都放在这里。邓世昌、丁汝昌可以立专传，而威望、位置比较低的人物立不上专传，这类人有好多，像陈金揆、林永升，虽然他们与邓世昌、丁汝昌同是北洋海军的将领。如果每个都立传，那就多了。如果放到一块，叙述就节省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在这次黄海大战中牺牲的，所以就不需要重新再翻来覆去地讲黄海大战。类传就有这个好处，把类似的人放在一类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跨时代的人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写不写？史可法在顺治二年（1645）就牺牲了，在清朝没有活几年。搁到《明史》就行，《明史》里面都有传。黄道周死得比较晚，《清史稿》里也没有他的传，搁到《明史》里面写也行。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这些人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们在明朝没有什么事情，到了清朝，才有事情可写，这些人是否应该搁到新修《清史》里来写呢？究竟明清之际的人，以什么标准来取舍呢？没一个很确切的标准。你说他在清朝活几年就可以放在新修《清史》里呢，是10年还是8年呢？这个不好判断。
人物的下限也是问题。革命党人怎么办？有些人没有活到民国，秋瑾、徐锡麟、陈天华、邹容都没有活到中华民国，不能在民国史立传，他们都不是民国的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开创中华民国以后不久，两三年、四五年后就去世了，这些人怎么办？如果直接纳入新修《清史》，也是麻烦。按照道理，新修《清史》应该给孙中山立传，因为他在清朝的事情很多，干革命，十几次起义，应该立传。如果这样，民国史怎么处理？传统史书没有这种体例。比如，《隋书》不为李渊、李世民立传，《元史》不为朱元璋立传。还有反面的人物，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怎么办？他们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副总统，但他们在清朝的事情很多，做了很多事，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清史稿》里面没有他们的传。但康有为有传，按“生不立传”的惯例，这就自乱体例了。所以像袁世凯、徐世昌、岑春煊这一大批人物，怎么处理？我们不能说他当过民国的官就不能够进入新修《清史》，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当民国的官就可以进新修《清史》，这都是问题。跨朝代的人物搁在哪里来写？清末一大批高官显爵在《清史稿》中均无传，我们似应补，如载沣、奕劻、善耆、赵尔巽、张人骏、陈宝琛等，恐怕写传记的对此还得好好研究。
还有附传，要不要附传？要不要在主传之后附几个人？比如，郑成功的传要不要附郑经、郑克塽这两个人？单独给郑经、郑克塽立传，没有多少分量，写不出多少东西。郑经可能多一些，郑克塽更少了。又比如，傅恒的儿子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福灵安都是重要人物，都应该有传，但只有福康安可以单独立传，另外3个适合附传。再比如，贪污官员王亶望是个大贪官，与他同案的人，像勒尔谨、陈辉祖这几个人也可以附在王亶望的传里，因为他们都与同一个案件有关，他们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贪污。这几个人名头大，如果讲了王亶望的事情，其他两个人的事情就不一定详细讲了，可以节省笔墨。再譬如，武将鲍超的部将唐仁廉、宋国永、娄云庆等人，如果列在鲍超的附传里面，很简单。再比如常熟翁家，翁心存有三个儿子，翁同龢可以单独立传，但翁同爵、翁同书两个人是不是可以附在翁心存的传里？附传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交代他的其他事情，写过的都一样，不用再说了。比如部将，打仗一起打的，每场战争，不用每写一个人就再提这场战争，写鲍超写了这场战争，后边就不用详细写了。我觉得附传这种办法是可行的，这样省篇幅。
第五部分：史表
我现在列了7个表。外戚表我就不要了，清朝的外戚不太重要，没什么太重要的外戚，是不是可以省了？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总理各衙门表，还有议政王大臣表，《清史稿》有这几个表，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做出来？有无档案可查？另外，部院大臣、总督巡抚，还有提督、藩司、臬司这一级，要不要列表？如果都要的话，那又庞大了。
皇子皇女表，我把它合在一块了。皇子表本来在《清史稿》里多得不得了，因为皇子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都有。我给它简单化了，皇子的儿子一概不立，皇女的儿子不立，《清史稿》的公主表中皇女的儿子是不立的，皇女也只立她的名字、生年、嫁给谁、她的夫婿是什么官。所以，公主表比较简明。我看《清史稿》里面的皇子表，看不明白，太烦琐，里面人名太多。另外，我觉得黄兴涛同志提的一个意见可以采纳。还有一个书院学堂表，这倒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些有现成的材料。另外，像人口表，讲人口志时会附在那里，如果这里再搞个表，就重复了。土地表，如果能够搞清楚的话，可以放在农业志里。贸易、税收都在相关的志里可以讲，而且如果要搞清楚，一定要用这个表。所以，如果单独搞这些表，会重复。
第六部分：图录
图可以分为舆地、生产、民事、军事、建筑等类。我对图录是外行，也不知道该怎么分。说实话，我也根本没见过那么多图录。现在图多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各地方都有，特别是地图很多，很精彩。还有外国的图和很多照片。刘潞从外国回来，带来一部分照片，搞了一部分放映出来。我看了一部分，觉得很好，很多照片都没见过。但是，我没有研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个编法。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副院长刚才说，他有一个设想，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分类，另一种办法是按照时代，时代下面再分类。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按照顺康、乾嘉这样分，下边再分小类，我觉得这部分可以编得很好，因为从前没有，这完全是创新的，而且我们的图这么丰富，这么多，挑选的余地大得很。我现在的担心是，如何印这么大的图？现存的很多清代地图都是这么一个房间一张地图，现在怎么印？我不知道技术上能不能解决。
以上我很简单地就这后面80多卷讲了我的想法、我的考虑，考虑中间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苦恼。觉得这么弄不行，那么弄也不行，今天提出来，跟同志们一起来商量。
注释
[1]200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