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目录的几点说明
《清史》目录在我心中酝酿已久，自今春开始广泛深入研讨《清史》体裁体例以来，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使我深受教益。经过认真研究，在充分吸收各种意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最早的86卷《清史》目录，并发给编委会一些同志请他们提出意见，这是今年4月上旬上海会议前后的事。5月在认真阅读专家们咨询报告的同时，又将86卷方案修改为90卷方案，交给了体裁体例小组作为内部研讨之用。这以后，我不断收到热心者关于体裁问题的建议，为了听到更多的批评意见，6月初我在达园宾馆向编委会部分工作人员重点讲通纪部分，以阐述我对贯穿清代历史的一条主线的看法。6月下旬主任办公会议决定7月初召开一次以编委会工作人员为主的更大规模的体裁体例研讨会，以进一步比较权衡已有的主要方案的利弊，方案之一就是经过我进一步修改的91卷《清史》目录。7月3日和4日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回来后我反复琢磨，觉得大家说的不少意见都有道理，于是立刻着手对91卷目录做较大的改动。这次修改与以往稍有不同，在列出《清史》目录的同时，也说说我的一些想法，以便与各位专家学者更好地交流。
一、整体框架中6大部分的设置
6大部分考虑了传统史书的体裁，也结合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是吸收了它们的长处而设置的。传统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在于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都是用这种体裁写的，直到20世纪，经梁启超、章太炎大力倡导，之后的100年都用章节体，传统体裁几乎没有了，只有罗尔纲修的《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们觉得这两种体裁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缺陷。传统史书的优点是包容量比较大，从各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吸收20世纪以来章节体的长处，章节体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表现历史的大的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的6个部分中，2个部分用章节体，4个部分用传统的体裁。第一部分通纪用章节体，另外典志部分将来恐怕也得用章节体。
二、我对通纪的想法
通纪部分需要比较大的规模，所以拟分9卷，它要从纵向把清代整个268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揭示它的连续性，同时多方面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但它的缺点是容量比较小，写通史很少写到人物的活动，所以要有传记。同时很多方面，如文学、戏剧、医药、天文等，通史中也没法多写，所以又要有典志部分。典志就是把社会生活各个横断面都包罗进来，最大程度地透视历史横断面。但是，为了反映历史大势，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要有通史性的通纪部分，各次研讨会上多数人也认为要有这个部分。
9卷近300万字的通纪，约占全书的1/10，是全书的核心，是纲领，表现宏观的趋势，表现历史观，表现历史发展的大的形势，阐明清代从崛起到鼎盛，直至衰落、灭亡的全过程。当然其中包含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也包括了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会写得比较简略。这9卷是宏观地叙述，一方面不能够太简略，太简略了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另一方面又不能太详细，太详细了历史内容太多，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很多问题要由传、表、志分别承担，要有分工。
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多，究竟是大通纪小编年，还是大编年小通纪？就是第一部分9卷大一些、第二部分编年小一些呢，还是反过来，第一部分小一些，比如写2卷，第二部分大一些，写10卷、8卷？这两种都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案。我原来倾向于通纪部分相对较大，编年部分相对较小。现在还是坚持通纪部分不能小。当然还可以讨论，我讲的都不是定论。在后面讲到编年的时候，我还要谈到这一点。有的同志提出通纪小一些，编年写成纪事本末性质的大事记，详细展开。我考虑再三，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个理由，要讲清楚近300年的发展大势，2卷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9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说不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明白。第二个理由，通纪部分涉及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要全面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它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后边没地方再讲了。比方军事，清朝的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的世纪，当然也有“十全武功”，但是战争比较少，19世纪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讲军队的编制，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是讲打仗的，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战争问题。人物传里能写吗？一个个人物，可能他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里统帅也常常换，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表”就更不行了。那么，在哪里来反映这么多的、这么重要的、这么激烈的战争呢？还得上第一部分通纪里面去，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把它写到第一部分去。鸦片战争的过程不一定写得很多、很详细，但必须有，这都是重要事件。政治斗争也是，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比如像雍正夺嫡，雍正是否夺嫡，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主张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情得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得在第一部分里写。不能在雍正传里写，雍正传里写他有个对立面，涉及的人很多。再比方说辛酉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以在慈禧传里写，但主要还是在第一部分通纪中写。所以，没有大的通纪，就没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另外，原来想设立载纪，这是我先前提出来的，后来反对的意见比较多，因此就撤掉了。但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呢？太平天国到哪里写？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在哪里写？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当然可以简单地写。再比如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制度，如果不在通纪里写，跟准噶尔打仗时写不到，在官制里也不能写，因为这不是清朝的官制。如果把载纪里的东西都挪到通纪中来，这9卷是很拥挤的。以上解释第一部分为什么设立9卷，而不是2卷、3卷。
三、我集中谈一点编年的问题
原来，我是主张编年小一些的，以为100万字即可。理由很简单，这样安排可以避免通纪与编年内容的重复。在这次的龙泉山庄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100万字的编年大不大、小不小，清代近300年，每年只写三五千字，恐怕不能称其为编年，不如索性砍掉编年，改为在“表”的部分加个“大事年表”。会后经过与同志们交换意见，我觉得这一想法仍不可取。理由一是编年的传统源远流长，它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叙史体裁之一，体现了传统史学精华之所在，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在新编《清史》的框架设计中，应博采众长，不能对编年体没有适当的继承。二是编年以其存史的功能见长，寄托着历史学以外诸多学科加以利用的厚望，若代之以“大事年表”的处理，实不足以承当编年所应担负的重要使命。三是编年与通纪不仅在功能上互补，写法也有不同，处理得当，可收相得益彰之效，即使有某些重复，叙史的角度到底不同，也可作技术处理。
那么，编年究竟多大规模、多少字数合适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说明在整个框架中通纪与编年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通纪与编年的关系，应是在纵向叙史格局上形成优势互补，体现出章节体和传统编年体各自的长处，前者重在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发展的大势，标题设目，字里行间都不可避免较多地反映编者的“史识”，尽管我们力主客观，标之以“纪”。后者则主要通过严格明确的“年月日”时间框架，表现历史事件的局部，彰显在较短时间内历史事件之间的彼此相关性，并考订史实，凸显“存史”功能，以之传世。在龙泉宾馆的讨论会上，不少同志强调“存史”的意义，这对思考编年部分的规模和写法具有启发作用，我想是否应修正我原来100万字小编年的设想呢？
在综合考虑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感到在维持通纪较大规模的前提下，编年的部分适当扩大也不失为一种构建《清史》框架的思路。可能“大通纪小编年”或“小通纪大编年”的构架都不太合适，是不是“通纪与编年恰当合理配置”这种思路比较好。在字数上，“编年”不妨比我过去主张的大些，可以增加到大约300万字的规模。
这样一来，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全书字数要超过3000万字，另一个是可能出现综合体史书通常存在的内容交叉重叠的毛病。在龙泉会议上有的同志不赞成通纪与编年“平分秋色”，大概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也有些担心，两个方案融通以后，各自的缺陷似乎都克服了，但彼此的优点是不是也失去了呢？这些我还考虑不好，希望大家想办法解决。
四、关于典志
在龙泉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部分的议论较多，有的认为志目之间内在逻辑不太清晰，有的认为典与志不在一个量级上，辈分不同，好像祖孙三代同堂（与此相联系，认为每卷一律35万字也不太合适），还有的认为《天文志》绝不能删，《礼乐志》《舆服志》作为当时国之大制也应加上去。大家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下面谈谈我的想法。
我原拟40个志目，前后顺序大概有这样一种考虑：地理环境放在第一板块，接下去是人、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思想、学术、文化这些板块。总的思路大概是地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占典志志目最大分量，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在通纪、编年里讲得多一点，所以志目偏少。这样安排主要是把通纪、编年和典志三大部分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多维地反映清代中国的整体历史，突出新编《清史》的存史功能，当然尽量避免内容的重复也在考虑之中。为醒目起见，我在修改志目时，采取空行的办法，把各大板块分开了，不知这样做行不行？另外，人口和民族单列一个板块好不好？有的同志建议人口、民族放在社会板块之首，也有一定道理，请大家帮我一并裁夺。
关于“祖孙三代同堂”问题，以前的研讨会上有的专家主张搞典与志两个层次，典是大范畴，志是典之下的小范畴，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我的想法是，典与志的内容实际上交叉较多，边界并不明显，采用所谓“十典百志”的方法，分两个层次设置志目是否容易出现削足适履的问题？我现在考虑大体按照今天学科分类二级学科这一层次设目，这样比较能反映志目的特色，也避免了“祖孙三代”之嫌。至于一级学科、大范畴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等，对其在清代近300年的宏观走势的描述应该在通纪部分完成，而典志则强调其创新，强调其学术含量，以其精深取胜。与此相关的还有，这样一来志目的数目可能有较大的增加，相应字数也会大大膨胀。怎么解决呢？一是各个志的字数“因志制宜”，不必也不应一刀切；二是志要写得精粹一些，平均每个志25万字。再有，关于志目的取舍标准，是不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具有清代特色的要设，不能删？如《港澳志》《租界志》《华侨志》等。在清代当时确为国之大制的也要设。从这点出发，不仅《天文志》不删，而且增加了《礼乐志》（含《舆服志》）。与此相关，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志目的设置不要面面俱到，求全责备，比如文学下面的门类很多，但清代最突出的是小说和诗文，所以，只设《小说志》和《诗文志》，以概括清代文学全貌；《艺术志》下面门类也很多，但清代最有特色的是戏剧（特别是昆曲与京剧）和书画，所以不设《艺术志》，只设《戏剧志》与《书画志》，以概括清代艺术全貌。总的来看这次修改，典志部分的修改最大，砍掉了一些大而不当的志，增加了更多的志目，一减一加从原来的40个志增加到50个志。这部分改动，我把握不准，请大家讨论。
注释
[1]2003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