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1940年6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如果说这个想法有令我痴迷的地方，那是因为虽然已有不少人就这个题目著书立说，可是把那场海战置于更广阔的全欧洲语境中予以重述，看起来仍然饶有趣味，这种视角曾一度受到青睐，不过自从1914年以前的和平年代开始，战役和语境之间的纽带便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瓦解了。在马汉和一系列帝国理论家的塑造下，1588年的那场战役在人们心中似乎变成了一场制海权之争、一场意在争夺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的现实较量。从这些观点来看，为经济利益而战既正当又理所当然，为彼此冲突的思想体系而战，为维护信仰的相对正确而流血，则显得荒诞不经和骇人听闻。

然而1588年的人们会对此持有异议。对他们而言，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上的碰撞是一场末日决战的开端，决战双方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即将迎来最终的殊死搏斗。身处哪个阵营取决于你的立场，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清晰的鸿沟一分为二，虽然多数国家名义上未曾参战，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并不存在。欧罗巴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屏息谛视海峡中的战斗，因为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结果不仅将要决定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兰西与尼德兰的命运，还将决定基督教世界未来将何去何从。意识形态之战从来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逾越国境，而且在参战人群的想象中，至少就他们的意愿来看，这将会是毫无保留的全面战争。站在1940年的历史关口，当然要比以往的某个时刻，例如1890年，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西班牙进攻英格兰是大陆军事强国企图建立欧洲霸权的首次尝试，在现代历史上，这个模式还将一次次地反复重现。早在1940年，我就曾构思过一本小书，它将以标准化的叙述为基础，主要致力于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或者说让人觉得都是基于西班牙成功入侵英格兰所引发的。不过，在我的设想尚未取得深入进展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因为其他事情的干扰而暂告中止了。在得以回归该计划前，我收获了些许新知——诚然，这不过是些浮光掠影的认识，但委实要比一位久坐书斋的中年历史学家所能期待的丰富得多——其中的一些涉及海战和两栖联合作战，另一些则与无敌舰队当年驶过的水域有关。

等我终于有时间再次回到无敌舰队的命题时，完成这本书已不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不过着手写作的想法仍在召唤着我，因为书中的战役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海上决斗那么简单，它实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重要国际危机的焦点所在。由于时间很充裕，我决定这一次从原始文献入手，注重蒐求档案资料和印刷品，对于即将提及的地点，我尽可能多地实地参观乃至故地重游，之所以这么做，既不是因为我坚信这套程序更加纯正，也不是为了得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我从迈克尔·刘易斯教授发表在《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上的系列文章《无敌舰队的火炮》（“Armada Guns”，第ⅩⅩVⅠⅠⅠ-ⅩⅩⅠⅩ卷，1942—1943）中获益良多，该文向我展示了，只要拥有崭新的视角和若干新鲜的材料，就依然能够在公众熟知的老生常谈中铺就另一条新颖而重要的阐释路径。还有吾友伯纳德·德沃托的《决定之年》（The Year of Decision,1943）和《横渡宽广的密苏里河》（Across the Wide Missouri），刚脱下戎装不久，我便开始拜读这两部书的手稿，我渴望复原16世纪末那一帧帧彼此串联的历史画面，使之如德沃托笔下落基山西麓的历史那样跃然纸上，但我很好奇自己的成功能否达到老朋友的一半。

最后，我终究没能发现什么前所未闻的惊人阐释，不过对未出版材料的钩沉和对已出版文献的再度检视，倒是令我得出了些许宛似零珠碎玉的新证据，它们削弱了一些既有观点，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实。还是拜这段艰辛的基础工作所赐，时不时地，我确乎听到了袅袅如诉的音符，看到了触手可及的映像，它们赋予这一段人尽皆知的故事以新的活力。故而，虽然这里的文字大抵与当下通行的学术观点并无二致，我仍奢望它能充分展现出论述重点转移和史料细节增订上的努力，以证明这并不完全是一次旧调重弹。

既然本书的写作并非专供学界方家的探讨，而是服务于对历史感兴趣的任何读者，书中便没有附加脚注。但考虑到部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兴许会在翻阅之余，对于文中的判断和立论的背景稍感好奇，我先在文末附上了一份总体说明，解释了本书主要依据的史料和已出版的著作，接着对每一章涉及的主要文献作了简要注解，任何与大众观点抵牾的新见解，其后都列有专门的论据介绍。

我的档案踏勘工作得到了资金支持，包括一笔富布莱特助研奖学金和两份来自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津贴。我曾觍颜得到众多图书馆员、馆长、档案保管人的鼎力相助，他们来自英格兰、欧洲大陆本土或美利坚，此处恕不一一。对于我和我的学生，西曼卡斯综合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的里卡多·马达莱诺博士（Dr. Ricardo Magdaleno）及工作人员帮助良多，本人铭谢在心，一刻不能淡忘，一并需要致谢的还有路易斯·B·赖特博士（Dr. Louis B. Wright）和华盛顿特区富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的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理解与合作。受益于海军中将J. T．菲尔斯特纳（J. T. Furstner）的热忱鼓励，以及荷兰海军史专家、莱顿大学教授T. H．米洛（T. H. Milo）的专业辅助，我在荷兰的短暂停留得到了远远超乎事先设想的收获。我的朋友艾达（Ⅰda）和利奥·格肖伊（Leo Gershoy）阅读了大部分手稿，并给出了颇为有益的建议，爱德华·麦克（Edward Mack）仔细阅读了每一行内容，此前三十年，他正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几乎读遍了我的所有作品。查尔斯·H．卡特（Charles H. Carter）先生同样巨细无遗地审阅了全部书稿，还帮我制作了索引。我要感谢美国海岸和土地测量局潮汐和洋流研究处提供的潮汐表，还有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天文系教授扬·施尔特（Jan Schilt）以及海顿天文馆的休·赖斯博士（Dr. Hugh Rice），后者为我解答了有关英吉利海峡上的暴雨和汐流等方面的疑问。在研究和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理所当然地受益于妻子的全心参与，因而对笔者而言，正如往常一样，本书有几分属于我，就有几分属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