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际政治跷跷板，中国有态度（中国篇）

从国际大背景看，拥有现代化作战力量的大国、强国，都把先发制人作为它们的手段。而中国是世界上为数甚少的宣布不以先发制人作为军事思想的国家。

现在中国的安全态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入侵中国、肢解中国的力量基本上不存在了。

太空每年经过中国上空的卫星，包括军事侦察卫星、遥感卫星等达9000多次，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艰巨的国家安全任务。

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南海的主权，而且没有引起过其他国家的争议。

钓鱼岛只有3.6平方公里，日本如果占有了它，却可以从中国划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1.国际政治跷跷板，我们有态度

国际政治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2005年的时候，美国在欧洲的跷跷板翘得是很高的，当然包括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还有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一系列的颜色革命频频得手。尤其在所谓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达到顶峰的时候，还包括什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什么革命，全部都成功了。对俄罗斯的挤压，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态势，那时候美俄关系跌到谷底。

当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讲过，说我们必须不得不关注这个狼先生——他把美国称为狼先生，“我们必须得关注这个狼先生的动向，它对俄罗斯生存空间的挤压必须得关注”。

那么随后跷跷板塌了下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在阿富汗尽量低姿态，和俄罗斯签署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为什么呢？把这个跷跷板低下来，是为了让东方这个跷跷板翘起来，就是所谓的重返亚洲。

这是美国在做的一种所谓的全球平衡，从这个全球平衡里面能够看出来，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它现在已经不能够东西方同时出手了，所以在东方着力的时候，它在西方，在欧洲只能和俄罗斯关系缓和，这点很明显。

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的这些行动也感到很宽慰，包括俄罗斯的一些评论讲，奥巴马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迎合莫斯科的重大举措，这些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包括从伊拉克的撤军，包括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回暖，包括战略武器的削减。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是奥巴马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迎合莫斯科的重大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美俄关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这个进展是在之前关系恶化的情况之下的进展。说是进展，倒不如说是国际政治跷跷板始终在不断变化。

美俄签署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北约和俄罗斯关系缓和，而且还假惺惺地提出了所谓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要求。我说的假惺惺，不是说俄罗斯，俄罗斯是真诚地要求加入北约，北约却是假惺惺地欢迎俄罗斯加入的。

当时很多人担心俄罗斯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东扩到中国的边境。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毫不担心，我觉得俄罗斯最好加入北约，然后北约成为一个大杂烩，内耗就能把北约自己耗垮了。

就像我们经常讲恐龙是怎么毁灭的？就因为身躯太大了，气候变化，地球表面不能供应那么多的食物，最后它只有消亡。北约也是这样，东扩很好，扩吧，把俄罗斯都扩进去，北约就变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头恐龙。最后这头恐龙由于自己的扩张，脑袋太小，身躯太大，需要的东西太多，最终的道路也就是灭绝。

从这些方面看，所谓“俄罗斯转投北约，由对抗转而合作”，像这种论调起码要加个“表面上”——俄罗斯与北约表面上从对抗转向合作。千万不要把表面当实质，不要把一两句好话、一两个好听的条约就当作两大战略集团的融合，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事叶利钦设想过，结果栽了个大跟头。叶利钦从1991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就沿着这个道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才发现我完全按照你西方的标准规范在做事情，你还与我为敌。最后西方也很失望，认为叶利钦用核武器恫吓西方，叶利钦把俄罗斯所有的战略武器调整，瞄准欧洲，瞄准美国。欧洲和美国对叶利钦这位它们所培植起来的民主先锋也非常失望。

通过这些，所谓美国与俄罗斯的缓和，俄罗斯与北约的缓和，从历史层面上看，我们宁愿加一个“表面上”。

大国之间、大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从根源上来看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双方斗的时间久了，斗累了，双方都遍体鳞伤了，需要疗伤了，当然是有缓和的。但缓和只不过是下一轮争夺的开始而已。

从这个来看，包括美国所谓的要把战略重点完全部署到东方，随着将来的发展，随着印度力量越来越强，印度对印度洋的干涉越来越多；随着俄罗斯的恢复，变得越来越强；随着南美巴西力量的增长，南美出现所谓的反美集团——巴西、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包括原来最亲美的阿根廷和智利都出现这种倾向；随着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让美国挠头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随着这些形势的变化，你会发现跷跷板还要倒下去，过一段时间大家发现美国突然间跟中国很热络，搞得很热乎，然后对其他力量呈现一种极大的警惕。

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跷跷板。而在这种跷跷板之间，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种起伏而受影响——美国和我们热乎了，我们觉得如何如何好；美国来围堵了，我们就马上觉得如临大敌。

在此期间，淡定地看待国际形势，坚持我们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我们全面建设小康和2050年完成民族复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水平的目标。在这样大的战略目标前提之下，维护我们的利益向目标前进，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利益。

2.中国国防特色

中国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这里实际上蕴含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的基本选择，就是中国国家力量的发展，与我们经济发展相适应。

我们的核政策是始终如一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

当然海外的媒体，包括海外一些军事机构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我们的核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

但事实上，在世界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面，中国是唯一宣布既不首先使用，也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的国家。从1964年核试验成功的第一天宣布，中国的立场至今没有发生改变，依然恪守以前的承诺。

如果世界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持有我们这样的立场，那么世界无疑会变得更加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和延伸，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国防也开始在更多空间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国外有些人担心，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会不会因为国家利益拓展，从而发生改变。

积极防御政策，是我们的核心军事思想。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这不光是我们反复重申的问题，而从中国军队结构来看，也是这样。

我们至今没有海外的基地，我们至今不在海外派一兵一卒——当然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的不算，包括索马里维和，这种是得到联合国授权的——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中国的防御性政策。

当然体现更多的，是我们解决与周边各国边境领土纠纷问题的做法。

我们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包括海洋权益的划分，我们并不力图通过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点给世界的印象非常深。

而且在今天看来，比如世界大国美国，追求先发制人的策略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那么在美国追求先发制人打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在追求先发制人打击。一方面率先宣布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另一方面，在连续遭到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宣布它的反恐战略也是先发打击。

像英国、法国，有的是不言自明，有的是吞吞吐吐，也都先后在讲这个问题，要先发制人。

从这种环境来看，从这种国际大背景来看，拥有现代化，尤其信息化作战力量的这些大国、强国，都把先发制人作为它们的手段。

而作为大国，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甚少的宣布不以先发制人作为军事思想的，这对世界来说，具有一种很大的示范效应。

不是说世界上的国家，随着国力、军力的增强，先发制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们到21世纪中叶，就是2050年，从经济上来说，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从军力上来说，能实现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

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依然奉行防御战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来看，无论将来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都不会把先发制人作为选择。通俗点讲，我们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种积极防御政策，按照毛泽东同志以前讲的，积极防御的核心在“积极”两个字。

一方面我们绝不奉行先发制人这种军事方针或者这种打击的战略，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强调，我们积极防御绝对不是消极防御，绝对不是明明有很大的危险将要发生了，我们还在等待，一直等到危险降临到我们头上，一直到冲突开始、战争开始，我们才开始消极采取行动。我们的积极防御，在更大范围内，维护中国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利益。

有些国家喜欢在中国国防经费上大做文章，只要看到中国军费有所增加，就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包括国防经费是多是少，与这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有关，事实上没有必然的联系。

2008年，我们第一次公布了改革开放以来国防费用的基本数据，国防费用的增长、发展、基本变化。

因为我们以前的国防开支很低，这几年国防费用增加，带有很大的补偿性质，一方面是补偿性投入，另一方面是改善部队人员的待遇。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必须改善自己的装备，必须提升自己的装备。

好像在今天来说，只能讲改善生活，只能讲改善待遇，不好讲改善装备。一讲改善装备就似乎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出现，这在世界上是很不平衡的事情。

环顾世界，当各国军队都在全面更新装备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更新一下装备就成为威胁，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中国军队更新自己的装备是一种必然，即使我们完成部分装备的更新，中国军队的装备依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落后美国起码15年到20年。

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军队装备更新换代方面仍然有非常紧迫的任务，仍然有非常巨大的缺口，就算现在中国军费增加，我们依然不足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装备的更新。

西方媒体评论，说中国装备更新，中国国防费用增加，对世界形成威胁，我觉得他们的报道连他们自己都不一定相信。

因为他们的军事专家已经给出评论，中国与西方有巨大的差距。

虽然我们国防费用的绝对值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按人均来算，实际上我们落在很靠后的位置。

而且我们面临着这么多复杂的周边问题，如果比较起来的话，美国周边安全非常简单。它的邻国只有两个，一个加拿大、一个墨西哥，两个国家国力都很弱，对它构不成威胁，它东面是大西洋、西面是太平洋，拥有得天独厚的国家安全环境。

中国周边情况很复杂，14个国家与中国相邻，大多数与我们有领土争端，6个国家与我们隔海相望，大多数与我们有海洋权益的争端。

中国周边这种复杂的环境，是世界各大国所不具有的。

美国在这么简单的安全态势下，国防开支依然是中国的八倍到九倍，我们在这么复杂的安全环境下，我们的开支也只是维持在国家安全最基本的水平上。

3.空军建设向来直面挑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建军，到今天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过去不管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个军队是一支以陆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我们经常讲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靠陆军。

当然基于这样的限制，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并不具备掌握国家资源的条件。城市掌握不了，更不要说机场了，各种技术元素掌握不了。

抗战期间，当时中国为了抗日，苏联空军对中国国土防空做了很大的支援，美国空军陈纳德飞行队，也对中国的空中力量做了不小的支援。但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非常小，当时的民国政府空军力量薄弱，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基本没有自己的空军，只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缴获过一架飞机——“列宁”号。

我们的整个空军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东北解放军空军建立得比较早，空军航校在那里建立。当时我们的军队到了东北之后，主要接手的是日本人的装备，日本人修建的机场，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些飞机，以及我们俘获的日本空勤人员和地勤人员。

这是我们最初在东北建立空军的一种条件，主要利用当时的日本技术装备。

我们看历次战役几乎没有空中力量，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全部是地面部队，没有空军，当然也没有海军。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是单一军种，就是陆军。而且陆军中最大量的是步兵，陆军中其他兵种像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这些力量都不是很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一样了，空军建立并不是在一个和平时期按部就班、缓慢建立的，而是急速建立的。按照美国远东空军司令的说法，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军强国。

为什么说一夜之间呢？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朝鲜战争，当时战火燃烧到我们的边境线之后，鸭绿江大桥被炸、丹东被炸，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就成为一种必然。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出兵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当时中国和苏联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出地面部队、苏军提供空中掩护。后来斯大林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地面部队出动之后，他的空中掩护来得比较晚。

虽然苏军也提供了空中掩护，但范围比较小。就从鸭绿江到清川江这一带，建立了所谓的“米格走廊”，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维护我们的入朝部队后方的安全。但是当我们的入朝部队继续往前打的时候，清川江以南，一直到志愿军真正的第一线，大量的空间暴露在美国空军轰炸和扫射范围以内，我们从空中吃对方的亏很多，对我们带来的威胁也很大。

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急需空中掩护，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下，中国空军建立了。

我们今天毫不否认，苏联当时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可以想见，一个原来根本没有空中力量的国家，突然之间能够像美国远东司令讲的，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空中强国，如果没有苏联支持的话，客观地说我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老航校在东北建立的时候，日本一些教官像林弥一郎在中国空军建设中提供了空军技术、航空技术等帮助。东北航校期间，苏联免费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当然我们也购买了一部分，提供了包括空勤、地勤、厂站全套的训练辅助。

当时的空军飞行员，很多都是陆军战斗英雄、骨干，检查完身体，经过空中培训，在苏联老大哥手把手的带领之下学习飞行。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竟然把美国王牌飞行员击落了。

美国王牌飞行员大多参加过“二战”，在“二战”中战绩辉煌，飞行了七八百个小时，多的达两千多个小时，竟被我们年轻的空军打下来了。

这么一支年轻的空军，飞行100多个小时，竟然敢在空中和全世界一流的空中力量较量，而且击落对方，当然我们的损失也很大。

出现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如李汉、王海、张积慧等著名空军战斗英雄。他们敢于在空中与敌较量、空中拼刺刀。

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批作战效能非常好的空军部队，后来回来组建空军的时候，就以这些在朝鲜战场投入过实战、取得过战绩的飞行部队和飞行员、飞行骨干为核心，组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空军。

所以，我们的空军就是在战斗中打出来的，它不是在和平环境中建设的，因为战斗任务要求非常急迫。在这样的环境下造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虽然很年轻，但是战绩辉煌。

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当时那样一种战斗精神，我觉得值得代代相传。

空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作201发炮弹，它是什么意思？当时的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它的空中带弹量大约是200发，201发炮弹的意思是说：把炮弹打光了，撞也要撞上去。这种精神成为我们建立年轻空军的精神支柱。

任何一支军队光有物质没有精神是不行的。精神支柱在哪里？201发炮弹就是我们空军非常典型的精神支柱。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今天空中作战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近距离用机炮完成对对方的攻击，把对方击落，甚至用撞击的形式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实际上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往后延伸，在空中实战中被对方机炮所击落的飞机，基本上没有了，全部是被空空导弹所击落的。

近程的导弹、中程的导弹，基本上是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就把对方击落了。过去空战的形式，追逐、跃升、攀升、俯冲，摆脱对方、攻击对方，这种形式在未来非常少了。

今天的作战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装备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今天超视距攻击就是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导弹一发射就把你打下来了。即使超视距攻击成为未来空战的主要形式，但任何一支军队建设，它的战斗精神是不能丢的，这种战斗精神渗透在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

因为未来空军建设还会碰到很多麻烦问题，包括装备建设、数据链建设、空军飞行员素质的培养、人机结合、人与装备有机结合等挑战。迎接这些挑战，精神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在2009年的国庆首都阅兵仪式上，包括预警机、歼-10飞机等在内的一批空军新型装备精彩亮相，展示了人民空军的风采。有人评论说，十一亮相的空军装备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攻防兼备，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制造。

空军技术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技术储备，比如发动机的技术、材料技术，还有电子技术。就发动机技术来说，空军的发动机与地面发动机完全不一样，比如和坦克的发动机、汽车的发动机完全不一样，甚至它与海军军舰的发动机都不一样。

海军舰船发动机的要求是什么？体积大、重量大、马力大，而空中不行，空中要尽量减重，分量一定要轻，尽量压缩空间。

另外航空发动机与汽车发动机不一样在哪里？比如说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没问题，我们停下来修理修理就行了。那空中怎么办？失去动力的飞机很危险，会坠毁。

空中发动机要求体积小，安全稳定性高。

另外，飞机工作环境恶劣，地面不管夏天多热、冬天多冷，温差也很有限。我们看平常出差坐的民航飞机，飞行高度9000米至10000米，那9000米至10000米空中的温度是零下50摄氏度左右，到了地面飞机一停，机场温度一般很高，大水泥板子，毫无遮掩，一般都在40摄氏度以上，这就有将近100摄氏度的温差。

同时，在空中工作，喷气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压力非常大，温度有上千摄氏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动机材料要求非常高。

所以说，一个国家搞航空技术，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高科技技术结晶。电磁设备、火控雷达、搜索雷达、各种传感设备等现代飞机的这套电子设备也相当复杂。

现代一架飞机，尤其是一架军用飞机，特别是战斗机，是这个国家全部高科技技术的结晶。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新中国成立60年了，但是我们的技术家底并不是很厚，所以我们取得的这个成绩，总体来看海外评价也是很高的。

但我们还得持相对冷静的态度，我们与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不管在材料、发动机、无线电、仪表，甚至飞机携带的空空导弹、空对地导弹等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存在差距。

当然我们在努力、全力以赴地做这些事。比如我们第一架预警机空警-2000，已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水平。

现在空警-2000上面用的雷达是相控阵雷达。连美国的预警机用的飞机雷达，基本还是模拟信号的，还没有数字信号。就是它的预警机所用的雷达，还不是相控阵雷达。当然美国人有这个技术，但是它的大量的老装备不能轻易淘汰。

这个雷达就是飞机上面有一个跟蘑菇一样大的盘子，它是转动的，转动的雷达要靠机械扫描，我们完全完成了电子扫描，技术有很大跨越。这是空警-2000相控阵雷达比美国现役雷达的先进之处。

但是我们也有问题，比如我们空警-2000的载机，那是俄罗斯的伊尔-76，不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我们在大飞机上有很大缺陷。当然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已经上马了。

但是从这点可以看出，我们与国外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什么都有了，这是不客观的，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方面。

就需求来看，如果按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要求的国土防空来看，我们把国土防空空白全部填补上了，现在没有差距了。

但差距是动态的，根据国家利益发展变化提出不同的要求，当然国家利益也是动态的。国家利益的动态性，牵扯到国家力量。国家实力本身是动态的，所以国家利益也是动态的。

我们从一个很好的方面来看，今天国家高速发展已经日益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随着发展，我们正在形成很多全新的利益层面，我们不仅要维护领空安全，还必须关注外层空间安全，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营造中国的安全环境。

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维护我们的安全。比如我们空军到南沙巡航的问题，以前没有过这样的能力，现在可以了，我们空军可以到祖国南沙，包括曾母暗沙这一带完成空中巡航，这就是新时期国家战略利益提出的全新要求；再比如以前讲台海两岸，我们的飞机基本上沿着海岸线飞，但我们现在可以将台海两岸完全覆盖。当然考虑到种种因素，我们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空中力量现在有这个能力。

空军建设需要相当大的经费支撑。以前我们国民经济不太景气，军费开支很有限，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是梦想。今天不一样了，国家能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虽然我们今天有技术差距，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国家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和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空军任务在发展变化。

根据我们现在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全新要求，空军现在要实现的，不仅仅是维护领空安全的问题，还有外层空间安全的问题。

现在每天有7000个到9000个各种各样的卫星，变轨经过中国上空，其中有大量的间谍卫星，拍摄、侦察我们地面目标的举动。如何在新时期维护中国的外层空间安全，也是一个问题。

包括我们可以看见的俄罗斯失效的卫星在空中相撞，美国失效的卫星落入地面被美国导弹击毁，等等，这些我们未来都要加以考虑。出现这样的外层空间灾难，我们要怎样有效维护空中的安全？这就是今天“空天一体”的提出缘由。

我们过去的空军都是防御性的，就是准备敌人打进来，我们再进行国土防空，在我们领空上作战。那么我们今天提出一些全新的要求，就是随着中国要履行国际义务和跨地区活动，比如中俄联合军演，尤其是2007年军演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要求我们空军歼轰-7、直升机执行这种跨境的行动，跨越将近8000公里的道路远程奔袭，挑战很大。

建立一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活动的、信息主导的、空天一体的、攻防兼备的空军，成为对我们强有力的目标牵引。

需求提出来了，我们的“空天一体”存在一定差距，要攻防兼备，但我们长期以来是防御型的，要做到攻击型很难。比如我们的歼击机就是敌人来了，在高空完成截击任务，我们的歼-6、歼-7，包括歼-8飞机都是这样的性能。它的特点是，航程比较短、载油量比较小，而且火控雷达、扫射雷达距离比较有限，因为它是防御型的，防御型是完全在地面引导之下，完成空中作战的。这就是差距。

要完成攻防兼备，就必须有足够的作战半径，起码1000公里以上，当然更远一些到1500公里以上的作战半径更理想。不依托地面引导，空军卫星结合数据链系统，完成空中独立作战，同时要求预警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指挥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对预警机的要求、对数据链的要求、对空中飞行员个人素质的要求，都是全新的挑战。

按照过去的标准，现在我们的装备、训练好像都可以了，可按照今天的标准和未来的标准，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们还要努力。

4.中国海军今非昔比

2009年4月23日，中国海军在山东青岛举行了盛大的海上阅兵仪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来自5大洲29个国家的高级海军代表团和来自14个国家、多达21艘的各式战舰，和中国海军新锐舰艇一道，参加了这次盛会。

这是新中国海军历史上第四次较大规模的海上阅兵活动，也是第一次举行多国国际海上阅兵，意义重大。举办这样一次海上阅兵的盛典，可以说是向蔚蓝色的大洋递上了中国的名片，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深化的表现。

在举行海上阅兵式的青岛附近，是著名的威海刘公岛，115年前也就是1894年，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就是在这里覆灭的。60年前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到刘公岛视察的时候，因为当时海军装备缺乏，不得不坐着渔船登上了刘公岛，那么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海军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60年的时间，称为一个甲子。在这个甲子之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一支传统的小米加步枪式的以步兵为主的作战部队，发展出今天的海军，包括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还有陆战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各兵种交织、各个方面作战——空中、水面、水下，包括岛屿，能力兼备的海上力量。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准确地说是华东海军。当时华东野战军就是第三野战军，在泰州白娘庙宣布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我们今天就把华东海军成立的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的日子。

而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日子，就是毛泽东诗词里讲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旧的政权覆灭，新的政权诞生。在这一天海军成立，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意义。

当时海军成立的时候，在庆祝海军节的青岛另一侧是威海刘公岛，两者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当时清王朝在刘公岛建立了可以说是远东最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基本上是全军覆灭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到今天发展壮大，基本是与我们的军事走的同一条路子，就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然后从装备非常简陋走向尖端。海军从成立开始，用简陋的装备打了很多仗，基本上海军在维护国家权益的战斗中没有停止过。

像解放初期的万山海战，到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海陆空联合作战，海军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到八六海战、崇武海战、西沙海战、南沙的3·14海战等，全是海军维护祖国权益的一系列行动，而这些作战行动中绝大部分战斗我们都是以弱小的力量，抗击强大的力量。

我们海军处于相对弱小的环境，因为海军这个军种与陆军、空军都不太一样。比如陆军，你给一个战士一杆枪，他就是一个战斗力；空军一个飞行员有一架飞机，这飞机载弹，不管是空投或者空射，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也能形成一个战斗力，当然它的战斗力比陆军就昂贵多了。

但最贵的是海军，海军需要一条舰船，这一条舰船的钢铁含量、上面有多少人员的组建，才能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完整的战斗力。

所以当我们讲联合作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陆军讲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针对空军讲的。而海军，早就是一支联合力量了。

海军出航，本舰包括轮机、枪炮、航海，包括各种各样的指挥、各种各样的武器，各个甲板上边的、甲板下边的，如果海军没有这样的总体配合，就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就是说海军军舰往往要数百人动作整齐一致，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潜艇要有数十人动作整齐一致，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

海军的这种要求，它的技术含量、多人和大的代价形成的战斗力，是与陆军、空军都不一样的特点。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海军建设需要的投入比较大，所以比较小的国家，或者经济力量比较弱的国家，搞海军往往捉襟见肘。

比如新中国成立很长时间，我们其实并不太富裕，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国土防御，防备美国从东部对我们入侵，反登陆；防备苏联从西北、华北、东北三个方向对我们入侵，主要考虑陆上作战。所以说新中国成立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对海军的投入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1974年西沙之战，我们对阵南越——我们称之为南越伪军，南越派来海军强占我们的西沙群岛，它的军舰排水量1500吨，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出动了猎潜艇和几艘扫雷舰，都在1000吨以内，五六百吨，吨位比它小得多。

中国虽然很大，南越很小，但当时它的军舰很大，我们比它小得多。但是我觉得在这次的战争中，我们能看得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面貌，一扫过去北洋水师那种不敢战、不会战、不能战、战之不胜的状态。

西沙之战，我们的军队靠着简陋的装备，用机关炮扫射，投手榴弹。手榴弹是陆上的武器，西沙之战都扔上手榴弹了。两个舰离得非常近，完全是海上刺刀见红。当时给南越海军造成重创，击沉了它的军舰，完成西沙之战的胜利，保卫了领海。

这是我们海军保卫国家利益非常著名的一战，当时的装备多么简陋，海军长期建设投入不足，而且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海军官兵有这种战斗精神，实际上在西沙之战中，完全是用精神把对方压垮了。

西沙之战后，国际媒体对此战报道了很多。南越的军舰被击沉了，觉得很丢脸，它们说我们使用了冥河式的导弹，是冥河式的反舰导弹把它打沉了，实际上我们当时用的是机关炮、手榴弹。

当然，这种局面一方面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今后也绝不会让这种局面再出现。

我们一定要加强海军装备建设，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通过这次海军建军60周年海上阅兵，能看到60年来我们海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10年来，发展速度最快。而近七八年、八九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发展速度。而最核心的一条原因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我们的经济产出、财政收入、国民总收入，发展非常快，上升很多。有钱了，就有了建设强大海军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

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表示，人民海军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整体转型、提升海上核心军事能力。这种转型主要是根据国家利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需求。

我们的海军长期是一支近岸作战力量，防备敌人的登陆，防备美蒋窜犯大陆，防备敌人从渤海湾、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江苏这一带登陆，这是我们长期防御的重点。长期以来，海军处于近岸防御的态势，防止敌人打进来。

但是从今天看，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今天敢于入侵我们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任务，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维护我们海上航道安全的任务，一系列全新的安全诉求提出来了。

如果海军还按照过去近岸防御建设思路，等待别人打进来，防止别人登陆，防止别人从海上接近我们，已经无法完成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任务要求我们海军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大的监控范围、更大的火力控制范围。

之前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要不要去亚丁湾护航的问题，要不要去，有没有必要去。很多人说我们连家门口的事还没有完全管好，我们还有一些海洋权益存在争端，东海、南海都有这个问题。

还有同志讲，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统一，跑到亚丁湾干什么。实际上我们今天感到，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队在亚丁湾成功完成护航任务返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海军担负的角色，它是中国在新的环境中、新世纪条件下履行大国责任，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这种决策和责任，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要做好能力的准备。

思想准备要齐头并进，实际上完成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型，从过去单一近岸防御的思想转化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讲海军转型，当然有很多很专业的话，如果不是搞海军的话，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一讲，就能明白，就是如何维护我们变化发展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军事力量，尤其海上力量，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新世纪中国海军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参加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有美国海军拉夫黑德上将。拉夫黑德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实际上是美国海军一号人物，这是美国海军方面所做的一个非常友好的表示。

还有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海军各个层面的领导，都到中国来访问，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当然这种友好的表示，也隐含着对我们力量的注重。如果单单是友好的话，美国没有必要派海军的第一号人物来。从美国海军来说，这是对于发展迅速的中国海军和海上力量，表示出一种中国海军应当得到的尊重。

像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2007年4月访美的时候，他就得到过这种尊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五角大楼外欢迎他，美国国防部长、美军参联会主席、海军作战部长都在五角大楼里边等他。

这绝不是五角大楼或者美国三军系统对吴胜利司令个人的尊重，这是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尊重。这种军人之间的尊重，绝不单单是一个礼节的问题，它第一是对你力量的认识，第二是对你力量的承认，这点认识和承认都是很重要的。有这种充分认识和承认才真正能让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

中国作为内陆国家，有2万公里的陆疆，但是我们还有1.8万公里的海疆。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对陆疆的宣传是足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指的是我们的陆疆。但是从小学到大学，相当多的人不知道我们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这是我们的海疆。

12海里领海，然后毗连经济区，然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个范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我们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权益。

这是我们教育中确实存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民族事业是有影响的。我们的一寸土观念，好像守住每一寸土地就可以了，实际上联合国也划归了我们管辖的海洋权益范围。这300万平方公里海洋权益，包括海底的油气构造、海底锰结核矿、海水潮汐的利用等，至于渔业资源就不用说了。

实际上，海洋是人类发展的大自然宝库，对这一部分我们的认识是不够的。根据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海上。1840年，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过来入侵，八国联军、英法力量迫使我们签订屈辱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等。所以我们习惯把海上看成威胁的方向。

我们在今天看，海洋不是威胁的方向，海洋是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民族思维做出的很大的转变。当然也有安全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有没有克服威胁的能力？我们海军建设就是本着这一点的。中国人民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把海洋真正作为一个发展的方向。

这种观念的变化，当然不仅仅是军队，还包括地方。

海军节就是非常好的契机，通过海军节，从小范围来说，让国民、让世界认识新中国海军建设；从大范围来说，实际上让我们国民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认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让世界看到，中国人对自己海洋权益的认识和对自己海洋权益捍卫的决心。

5.大军区设置，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安全需求

“跨越-2009”跨区实兵检验性演习于2009年8月11日开始。按照预案，分别隶属于沈阳、兰州、济南和广州4个军区的4个陆军师，在总参谋部的统一部署下，拉到本战区以外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在陌生地区展开演练。

参加演习的4个军区，出动兵力达到5万人，各种车辆和大型武器装备6万多台，机动的总里程达到了5万多公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演习，活动区域、范围最大，涉及多个军区。它的核心就是演练远程机动。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家面临严重的安全态势。毛泽东同志讲，我们要准备苏联从北面打进来，美国从东面打进来，老蒋从东南窜犯大陆，印度从南面打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设置各大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就是一个独立的战区，在自己战区之内，遂行作战指挥行动。

现在我们的安全态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入侵中国、肢解中国的力量基本上不存在了。过去这种大军区设置，守土戍边的任务，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今天的安全需求了。就应对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这两个领域来看，原有的大军区设置和原有的赋予大军区的使命，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要求了。

按照分布来看，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重兵云集，主要是为了防备苏联可能对我们的入侵，和美国从东部对我们的威胁。在今天看，这个兵力的分配是不太平衡的，因为相对来说，西部、西南部和南部兵力就单薄了一些。

但实现了跨越式调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当一个战区有了问题，其他战区的力量能迅速增援。

跨区调动、跨区兵力运用，是我们应对未来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重要方式。

当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比如各个战区主要根据自身战区作战地域和作战对象，进行具有本战区特点的适应性训练。西南地区主要是山岳丛林地区作战；在西北、华北、东北主要是平原作战、高原作战。

平原作战、高原作战、山地作战、丛林作战、水网作战，对部队的训练要求、装备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实际上提出一个要求，军队必须既能在平原作战，也能在高原作战，要具有适应性和多样性。

适应多地区作战，要有一个过程，沈阳军区和兰州军区具有共同的特点，是广袤平原作战和高原作战，平原和高原地形都相对比较平坦，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跨越差异不是很大。而从北部到南部，从平原到山地跨越差异要大一些，对部队适应性提出的要求更高。比如北部军区的重型装甲机械化部队，拉到南部战区水网地带确实有问题，道路、交通都成了问题。但是并不能因为装备的限制，部队就不能远距离行动。

当然，我们第一步从具有相同特质的地形、作战任务和作战区域开始，完成这种跨越。今后还要完成其他跨越，即使完全不同特质的地形也要完成跨越，比如平原作战部队，进入丛林地区遂行军事行动。

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以便在未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跨越-2009”是一个开端，之后要继续加强。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兵贵神速”，美军也有一句名言“在24小时之内运来一个营，比10天之后运来十个师更重要”。

今天世界各国的军队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作战能力作为核心军事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依托，就是投送能力。如果你在一个固定区域拥兵200万，在远离这个区域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在2个月之内只机动了20万兵力到这个区域，那么实际有效兵力只是20万，不能机动到这个区域的部队，就不能发挥作用。

随着信息化的进程，军队装备日益更新，各种现代化的装备进入军队，军队提高机动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以前的主要威胁是外敌入侵，在做分区防御的时候，各大战区划分开，做自己的独立战区防御，对机动能力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只是在本战区之内机动，依靠铁路、公路输送基本能够完成。

这种跨越战区的大范围机动，带来的问题是，铁路、公路机动的速度毕竟有限，对空中投送能力要求就提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军队执行海外一些维和任务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海外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不仅仅依托公路机动、铁路机动，必须能够依托空中机动。这是提高军队机动能力，增强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加“跨越-2009”演习的部队，在机动过程当中，部队官兵除了乘坐空军运输机以外，还征用了一部分民航客机和货机，这在我军演习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军队在机动中，征用民航飞机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美军在伊拉克、海湾地区作战，遂行任务，重型装备都是用轮船运过去的；部队带着少部分轻武器和轻装，是通过空中的机动进行运输的，除了空军飞机，还有征用美国民航的飞机。

我军总体来看，空中运输能力相对薄弱，所以我们要征用一部分民航飞机完成空中机动。当然在未来作战时，民航机可以使用，但比例肯定受限，不能过高。

美军使用民航飞机，都压在一定比例以内，因为要机动到的地域，不是旅游的地域，是一个发生冲突的地域。这样的地域往往机场条件设备比较恶劣，可能只有若干导航设备，设备不一定齐全；机场不一定有规定厚度的混凝土跑道，也可能是土机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航飞机会失效，只有军用运输机才能在简陋的机场，甚至土机场着陆。所以我们在机动过程中，征用一部分民航飞机，军用运输机也尽其所能用上了。

未来军事行动中，空中机动军用运输机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在恶劣条件下飞行、在恶劣条件下起降，这是民航飞机不可能做到的。

这次跨区演习，铁路的机动也有很大变化。以前主要是平板车装装备、闷罐车装部队；后来有些改进，坐客车了，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机动速度还是受限制。

这次有个非常大的跨越，就是坐动车组了，时速能够达到200多公里。地面机动有了很大的改进。从这儿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空中航线的开辟、陆上铁路线路的开辟、动车组的开辟、高速铁路的开辟，对于军队的机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轻装部队如果能够依托高铁机动，达到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那就相当可以了。

硬件设施上来之后，包括大量民航飞机的征用，也可以改善空中机动。比如汶川地震，也征用了很多民航飞机，济南战区的部队主要乘民航飞机到达救灾第一线。

当然，抗震救灾是可以的。但在一些应急条件下，飞机需要降落到一些比较简陋、条件很差的机场，离冲突地点近，民航飞机还是扮演不了这样的角色。

6.朝鲜战争的影响

如果把抗美援朝作为新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事务的一次大考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考试是猝不及防的——新中国并没有准备在朝鲜半岛打这样一场战争。

不管美国人或各个方面准备得如何，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以恢复国民经济为重点，中国入朝部队——包括主力部队38军、39军，实际上军队正在大量复员，军队的很多职能正在发生转换。突然面临这么一场战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是一场准备并不是很充分的战争——部队准备不是很充分，指挥员准备不是很充分，领导层准备不是很充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考试对中国是非常严峻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以后怎么办？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中国的反应来说，我们交出了一份不仅是合格的，而且是相当优秀的答卷。

当然，中国也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统计资料，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人数290万人次，目前已经确认有183108名官兵在战争期间为国捐躯，受伤人数38万人次。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有的学者质疑是不是值得，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有些学者讲，欧洲战争不是这样的，巴黎从来不设防，你打进来，我的城市不设防，占就占了。比利时历来就是投降，只要强敌一来我就投降，所以把国家的所有东西都保护下来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

但这种逻辑拿到东方来看，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对我们来说，这种妥协、这种忍让从1840年以来比比皆是，那么得到了什么呢？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跌入命运的低谷。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我们交出了一份相当优秀的答卷，最主要就是这一仗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连《剑桥中国史》都毫不否认这一点。抗美援朝作战之后，全世界认识到：新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这个军事强国指的不是国防投入如何巨大、装备如何精良。从这两方面看，我们的国防投入、我们的装备与美军是完全不能比的。

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在过去，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看透了中国东亚病夫般的孱弱。只要别人一瞪眼，腿肚子就哆嗦；别人一挥拳头，脖子就往后一缩，赶紧往后藏。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形象，被国际社会所熟知的。

中国人忍让，中国人难以和强权对抗，在安全和生存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中国人基本上是保生存，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安全的要求都是很低的，这是旧中国给世界的印象。

新中国完全不一样。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作为一个政治宣言是容易的，但是为了这个宣言的实现，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任何成功的代价都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民族从这样一个衰弱不堪的地位，从这样一个东亚病夫的形象，从人家在你的国土上挂“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你还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这样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中华民族的精神素养注入了全新的要素，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使中华民族从此以后在世界，不管东方、西方都被刮目相看。

中国人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跟过去想象的也是不一样的。明证就是在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挺进的时候，我们敢于出兵，而且敢于把美国人从北面压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那句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主张，自己来处理”。

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用这样一个坚决的行动，奠定了我们的国家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再造。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另外开拓了我们的国际视野。在纪念这场战争时，其实很多文章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美国人在入朝作战以前追求的是什么？要把对手彻底击倒。“一战”，让德国无条件投降；“二战”，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麦克阿瑟追求的也是这一点，就是让对手彻底地失败。但是他面对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有一种转换。

当美国提出要对手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我们的解放军作战也有一个传统，就是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把敌人消灭光。

中美双方在朝鲜经过较量，达成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出现了有限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建立这种国际视野有很大的帮助。

从朝鲜战争来看，它有个非常大的启示：今天世界，你压倒我，我压倒你；你战胜我，我战胜你；你把我消灭，我把你消灭，实际上都不可能了。我们怎样营造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的国家利益世界观，使大家共存、发展、互赢。

所以，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触有限战争的概念，它第一次知道军事手段是有限的。

中国从朝鲜战争这场仗里获得了很大进步，这场仗是一场政治仗，打到最后是边界谈判，通过谈判的形式确定了朝鲜的军事停火线，确定了各方利益的划分。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过去传统观念的一种转换。我们今天采取融入世界的这种方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包括改革开放等，都能从其中看到朝鲜战争带来的视野观念上的改变和影响。

当然，朝鲜战争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就是如何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如何由革命战争的革命军队向新中国现代化军队迈进。

但我们绝不单单是学到了军事，实际上它还给了我们更大的启示：就是怎样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和各大国打交道。

我们从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学到了在各大力量的较量之中纵横捭阖的能力。

7.中国首次在境内成立国际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另有五个观察员国：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工作语言为汉语和俄语。成员国总面积3018.9万平方公里，即欧亚大陆总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约16亿，为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是中国首次在境内成立国际性组织，并以中国城市命名，宣称以“上海精神”解决各成员国间的边境问题。

上合组织10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是很明显的。因为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社会动荡，因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不平衡带来的动荡。这些是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实际上，上合组织成立后，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是安全合作问题，而且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当然，10多年来上合组织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和平时期，经济安全实际上是国际安全的重头戏。经济能不能搞好，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上合组织如果仅仅局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只在反恐领域进行有效合作的话，还不足以解决各国面临的根本安全问题。

因此，上合组织除了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外，正在逐步向地区经济合作过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开展经济合作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上合组织成立10多年来，在安全合作方面的进展是比较大的，包括连续的上合组织的军演、反恐演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拿上合组织和北约进行类比。

虽然美欧日本始终把上合组织看作一个准军事同盟组织，甚至认为上合组织就是军事同盟的组织，但上合组织与北约完全不是一回事。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上合组织是在新时期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地区安全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所以，上合组织进行的军事演练集中在反恐，但在这些反恐演练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北约的军事合作非常彻底，各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都非常明确，上合组织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比如，上合组织在2005年、2007年进行和平使命系列军演的时候，在上合组织国家之间，包括飞机在内的武装力量的穿越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麻烦。哈萨克斯坦就援引国内法，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能从本国国土穿越。那么，在演习过程当中，包括中国参演的反恐力量的调动、空军力量的调动，只好舍近求远，绕很远的路从满洲里方向过去。

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上合组织在防务领域还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使上合组织达成安全一体化，在安全合作领域建构起自己的合作框架，使将来的反恐联合演练和实际行动变得更加有效。

上合组织在建立内部的法规、形成成员国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8.从完全禁飞，到低空开放

长期以来，我国的低空空域资源利用率是相当低的，到2008年年底，全国的通用飞机只有898架，还不到1000架。而美国的通用飞机大约有22.2万架，即便是巴西，也有1.1万多架通用飞机。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前苏联时，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飞机，一下飞到红场上空，像这些情况都能看出来一个国家有效控制低空空域的必要。

以前的控制是完全禁飞，除了民航飞机，或者空军的飞机，别的飞行器都不能使用，这点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小型飞机的发展。同时对一些滑翔运动、跳伞运动也都有限制。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哪怕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放空域也没有用，因为当时经济落后，没有技术，没有钱就买不起飞机，没有技术，开发不了这种型号的飞机，今天这个政策的放宽，是一种全面的成熟。

首先是维护安全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边境的中、高空雷达，低空雷达，对我国全面防范的效能比以前提高得多，包括对奥运会、世博会等组织的空中防御，可以说比较严密。

另外就是现代产业的发展、航空业大量的需求，尤其是中小型飞行器，包括私人飞机的发展，农用飞机、护林、喷洒农药等飞机的发展。

就像刚刚说的数字一样，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美国有20多万架，中国总共才有1000多架，这个差别非常大。

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飞机落在了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我当时感到很吃惊，我一看，这个机场怎么停满了小型飞机，乘员为两个人的、三四个人的小型飞机非常多，机场停了一片，全部都是。不仅有这种小型飞机，还有小型直升机等低空飞行器。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片空白。

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人流，人流才能产生物流，没有人流就没有物流。这种小型飞机的普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是一个过去利用不足的空间。

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对于推进航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能带来很大益处。

首先从人的素质来看，对于提高全民素质有非常大的帮助。空军的飞行员、地勤人员的主要来源，是从中学生、大学生里招的，招上来的人对航空知识基本是没什么了解的，进入航校就如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学。

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不一样，欧洲、美国很多人进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他们本身已经是飞行爱好者，已经有这方面的技能。如果全民的素质都这么高，那空军的训练，包括民航驾驶员的训练，将节省很多资源。

“二战”的时候，大家对美国兵非常轻视，觉得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日本军队。但是，在欧洲战场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德国人就迅速发现，美国士兵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德国大量士兵是农民构成的，而美国士兵是以工人构成的，美军士兵里有大量拖拉机手、汽车司机。所以美军在遂行机械化作战任务的时候，虽然战术呆板，但是机械化部队的运作能力、运动能力非常强。美军并不需要专业技工，基本上人人都会鼓捣两下子，都会开汽车，不用经过专业训练，这就是国民普及这种技术之后，全民素质提高给军队包括作战效能带来的极大好处。

引申到航空界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的航空业发展之后，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一个强大的航天力量，对空中、太空利用得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人才技术的支持，这种支持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和美国争夺制空权，结果遭到了惨败，除了两国工业实力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通用航空市场比日本要广阔得多。日本只能依靠一小部分精心培养的尖子飞行员，而美国则有一大批民间飞行员作为基础，因此美国很容易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扩充出一支庞大的空中力量。

而且航空工业发展之后，尤其是美国的莱特兄弟，他们自己讲是第一架飞机的发明者，俄罗斯也讲是他们搞出第一架飞机的。

姑且不说这个争论，就是美国从第一架飞机发明之后，美国的航空业发展，就是民间的航空力量发展遍地都是。横跨大西洋、太平洋，完成环球航行，这都是民间在进行的。

这些实际上对美国的扩张事业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对于美国人迅速地掌握世界的空运、航线，对全球的了解，都起了非常大的帮助。

在全球化的今天，航空交通工具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便捷的。它远远胜于轮船，也胜于高速公路。全球的航空工业，今天可能是运输量最大的，人们使用最多的。在这方面，也是人才需求最多的。

而且限制国家航空工业发展巨大的瓶颈，今天来看就是飞行员供应严重不足，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这个空域开放之后，相应的产业跟上了，就有很多人能像考汽车驾照一样，考小型飞机的驾照，这就成为我们国家一个庞大的航空主力军的后备力量，对于发展航空事业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9.军人素质的高低，涉及军队最根本的问题

2009年我国有超过10万名大学生携笔从戎、入伍当兵，而在2001年，大学生入伍的只有2000人，9年来大学生入伍总量扩大了近60倍。大学生入伍为部队建设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我军历史上，在延安时期、全国解放初期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几次大批的高素质人才集中参军入伍的先例。

相比起来，延安时期我们党处于一种不执政的状态，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主要是为了抗日救亡。救亡图存这个命题使中国人觉醒了。

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党是执政党，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大批入伍，实际上带有一种根本意义的性质。它不是一个运动、不是救亡图存这样一个号召。大学生入伍，让我们看到军队建设发展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就是质量建设。

什么叫质量建设？这牵扯到武器装备的质量和人员素质，最根本的是人员素质。因为军队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高不高，涉及军队最根本的问题。

在过去，大学生入伍，那是不能想象的。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入伍的，当时也就是初中毕业，到了部队也属于小知识分子，都是拿你作为一个学生兵、知识分子来用，觉得你很了不起。而今天初中毕业，根本不符合入伍的条件，我们要求士兵入伍的文化程度是高中。

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40多年的时间，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折射出我们国家经济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军队建设中来，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士兵做起。当然我们经济力量的增强，在装备上也有很大反映，包括我们海军中华神盾军舰、空军歼-10飞机、二炮的发展。

但是人员的变化，大家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说人才质量的变化往往带有更大的根本性。

现在有一些人把鼓励大学生当兵理解成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是一项应急举措。缓解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入伍的附带好处之一，但不是主要目的。

军队是一个增加社会就业的场所，但如果把大学生入伍能起的就业功能当目的的话，那就看偏了。今天大学生入伍成为一个必然，哪怕没有就业的压力，也是一种必然。

这个必然性在哪里呢？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大学扩招，现在大学毕业生量非常大，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几百万，这么大量的学生反映出我们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农村人口占92%到93%，那就意味着城市人口只有7%左右，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农村人口还占81%到82%，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只占到18%。兵源主要来自农村。从改革开放开始，农村人口占全国的82%，到了今天城镇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46%，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可以看到入伍的比例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了。

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入伍的比例还要降低。在未来20年、30年会看到，大量的兵源来自城市。士兵来自城市，首先教育程度高、接触面宽、知识面宽。

2010年2月，我从南方两个部队过来，一个是陆军某集团军，另外一个是海军某航空部队。在这两个部队里，我们都跟基层官兵进行过座谈。当时连队座谈的时候，连队的干部、战士来了不少。

我当时一看有几个新兵，一个新兵是医科大学五年本科毕业，有一个新兵是在一个法学院学了四年法学本科，还有一个新兵是计算机三年专科毕业。这让我非常吃惊，我们当时初中入伍都属于小知识分子了，现在五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入伍，毫无疑问对于提高我们部队基础素质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还有一个姓焦的排长，他是法学的研究生。

现在部队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的军官开始，军官必须经过军校培训。我觉得从2009年开始又是一轮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士兵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大学生入伍，不管大专生还是本科生，占的比例还不是很大，但这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的发展，要成为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会给我们军队建设带来新一轮全新的推动。

有人说，中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我觉得这不能一概而论。尚武精神不足，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比如历史上，从汉朝之后文武分家。文武分家带来很大问题：文的舞文弄墨，武的只是粗俗之人弄武了。后来社会上流传很多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俗语，对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影响非常大。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崛起，这是我们必然要迈出的心理障碍。西方从中古到近代，一般人当不成兵，贵族才能当骑士，入伍打仗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西方尚武精神非常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当然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穷兵黩武，通过侵略扩大自己的地盘。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捍卫我们的安全、保卫我们的既得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毛泽东主席以前就讲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陈毅元帅也说过，过去我们与国民党打仗，我们比素质是比不上人家，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我们关键在于领导层的优势，就是旅以上战役指挥比人家强，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比人家强。

而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基层正在发生变化。

这变化是：基层素质正在提高，从基层士兵开始到基层军官素质正在提高。素质的提高可以从根本上推动军事变革，这些人素质很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我们在军事变革中成本代价有可能变得更低一些。

有个连队进行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入伍的新兵是90后，而且新兵相当一部分是网民，在家上网很熟练。新战士中网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将来我们要真正完成军委赋予军队的任务，为打赢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做准备，入伍的时候新兵就很熟悉网络基础知识，这实际上是军队素质的提高，为军队下一步掌握信息化装备和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带来了非常大的推动。

当然这些人管理起来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他们自己的主意、名堂太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要看到在信息化条件下，这些人实际上给我们军队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他们带来了最鲜活的东西，是为军队下一步军事变革、完成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准备最新鲜的养分。

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用刻不容缓来形容这种紧迫性。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对部队的影响就是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要发生转变，军队战斗力生成由过去的数量规模型，要变成质量效益型。我们以前主要依靠人员和装备的数量保持和形成军队战斗力，今后我们必须走一条质量建军的道路。

质量建军从根本上来说，对个体的要求就非常高了，对每一个官兵的要求非常高，非常强调个体的力量。单个的素质非常高之后，就有可能出现以一当十的问题，就能极大地提升军队效能。在这点上，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教育资源，完成军队文化水平提升，完成军队总体素质的提高。

我当初入伍的时候也是技术兵种，部队要办教导队从头教士兵什么是电、什么是交流电、什么是振荡、什么是回波、什么是正负极这些最基础的。部队要进行大量的培训，花费大量的资源，培训出来的士兵服役一两年就复员走了。

今天不单单是大学生入伍，另外还有一条附加新规定，职高学生应召入伍成为军队的士官，这是非常好的渠道。比如我们今天还在搞驾驶员培训，实际上在入伍大学生中，有一批都已经拿到驾驶执照了，有一批人拿到了计算机证书，他们都具有这些技能。

这些技能是社会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军民融合，通过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培训能力的极大增强，实际上减轻了军队的负担，使我们的选择余地更大了。士兵是职高毕业或者专科、本科过来的，入伍后经过部队专门的战术技术性能培训之后，就能够迅速进入到部队中来，以自己的技能为部队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军队建设广泛利用社会资源，不但很有效地完成军民融合，而且使军队培训成本大大降低，使他们今后的转业安置也变得简化了，对军队的进出都有很大的好处。

10.美国“重返亚洲”，中国南海起风云

无瑕号事件

2009年3月中美两国舰船发生南海对峙事件——无瑕号事件，因为美方的炒作而成为一个新闻热点。这起事件也引发了民众对于美军间谍船只对我国海域进行常态化侦察活动的关注。

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并不算奇怪。美国各种各样的侦察、测量舰船经常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非常靠近中国的领海，不但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一种挑衅行为，而且严重破坏和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就在2009年2月底进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已经反复讲过这个问题，美方的船只不应该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的海洋调查，应该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发生的一些问题，美方应该承担责任。

3月无瑕号事件后，美方却反过来对中国提抗议，这个抗议是毫无道理的。

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海洋权益，首先是12海里的领海，这是主权范围。12海里领海外面还有12海里毗邻经济区，在毗邻经济区一个主权国家能够独立海上执法，12海里毗邻经济区外，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美国的舰船活动，据它说距离我们大约是120公里，就算它说的位置准确，也毫无疑问是在中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内。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在主权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任何舰船、商船、军舰都有通过的权利，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是通过，你可以穿过，但不能在这里驻留。而美方不是通过，是驻留。大量的海洋调查船，停在这个地方不动，搞各种各样的海洋探测、水温探测、洋流探测，还有海底声波反射、声呐的探测等，各种各样的技术探测，实际上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第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通过也是有限制的，不是说任何形式的通过都可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得非常清楚，叫无害通过。就是你通过这里，对这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都不能造成直接威胁和干扰，才能被称为无害通过。美国的海洋调查船既不是通过，更谈不上无害通过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方还要提出抗议，其实应该是我方抗议。

事实上，我方对美方这种海洋行为的抗议，从来没有停止过。2008年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2009年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中方代表就此问题都做出了极其严正的交涉。跟美方把话说得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仍坚持自己的行为，那么由此引发的后果应该由美方负责，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沿海的侦察行为，不单单是针对中国，它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行为。世界上凡是它认为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方，它都要这么干。

为了进行这样的行为，它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包装，虽然有些包装并不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拙劣的。

美方提出，美国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承认所有国家具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的权益，所以也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内的船只无害通过权。

它的理由是什么？它说你院子门前有一条路，你不能把这条路堵住了，只能你自己走，别的车辆不能通行。它说这条路是大家的，大家都能通过。

我们当时反驳，你不是通过的问题，你是趴在别人院落门口往里窥探。我们反对的是你窥探的行为，不是你通过的行为。

对此美方怎么解释？它没有太多的道理，它就解释这是他们的例行行为，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总统决定的，所以美国军方必须这么干。

从这个小问题，实际上可以看出，当今世界上这种霸权的行为和嘴脸。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最高点，没有理由可以编一个理由，核心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国力增长很快，美国就要对它进行海洋侦察、空间卫星侦察，还有情报的收集，保持对这个国家动态的全面掌握。

中美虽然有非常大的利益交叉、利益交换，但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防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美方把无瑕号事件挑大了，公开向中国表示抗议，表达美国政府的不快，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实际上像这种海上维权行为，几乎天天都在进行。

我们在东海、黄海、南海、渤海，都有海监部门，有海上巡逻船只、巡逻飞机，所有人都非常辛苦。还有太空的问题，当然太空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当美国海洋调查船只抵近我国沿海实施侦察的时候，我们能够充分掌握证据，这些船只在我的沿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内活动，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我们能够从国际法的角度，从主权国家权利义务的角度，对美国提出非常有力的指责。

而太空侦测，无法提出抗议，因为它是在国际公共空间活动。这是我们的安全面临的全新问题。现在太空每年经过中国上空的卫星，包括军事侦察卫星、遥感卫星等各种各样的卫星达9000多次，次数是很密集的。

利用卫星技术，在国际公共空间，能拍到非常清晰的地表图像，包括重要的港口、桥梁、道路、隧道都能拍得非常清楚。

这给我们提出一个与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维护起来更加艰巨的国家安全任务。

南海争端

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南海的主权，而且没有引起过其他国家的争议。自从发现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后，围绕南海海域及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被视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冲突点之一，环绕南海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地区、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政治实体，都宣称对南海诸岛或其中一部分拥有主权。

南海争端是关于中国南海海域中岛屿的国际争端。争执焦点就是在中国南海海域中最南端的南沙群岛。南沙群岛除了是最大的热带渔场，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这既是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关注这一海域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南海权益争端的主要诱因。随着南海地区在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中的价值不断凸显，日本、印度和美国等国家也插手南海，以图分一杯羹。但是主要还是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遍布大小岛屿，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目前，南海四大群岛中，西沙、中沙群岛被中国实际控制，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而南沙群岛的情况复杂得多：越南非法占据了南沙西部海域，菲律宾非法占据了南沙东北部海域，马来西亚非法占据南沙西南部海域。南海争端争执的焦点就在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陆地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82.3万平方公里，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是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都附有一个南海诸岛的小地图，这个被海洋工作者常常提起的“九段线”，分布着南海周边国家争夺的岛屿和海域。在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9个，其中中国大陆占8个，中国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

无瑕号事件之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南海也采取了一系列非法举动，日本在钓鱼岛也采取了强硬的做法。中国东海、南海风云骤起，又起波澜，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片蓝色的海洋国土。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很多巧合是碰到一起的。

中日钓鱼岛争端也好，美国对我沿海地区的侦察也好，中国在南海主权权益争端也好，这些事件都不是刚发生的，都有一个历史的延续，但是在2009年交会在了一起，是比较凸显的。

我们不能把这些事件认为是各国串通一气的阴谋，这样主观色彩过重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这些事件虽然是偶然事件，偶发在一起，必定反映内在的东西，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之下，各国对自己国内困难的转移。

菲律宾主要对我国黄岩岛提出质疑，它认为黄岩岛是它的，是大约在1994年、1995年以后才转变的态度，而在2009年左右通过总统签署海洋基线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是转嫁一下国内的压力，包括经济的困境。

这种状态在美国也有。BBC，还有法国媒体，都有这样的评价。就是在无瑕号事件上美国人的过分反应。为什么说过分？首先它把事情炒起来。

美国对我国沿海侦察，我对它进行驱赶，实际上从2001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美国军方这回很反常，故意炒大这个事情。很明显这是美国政界与军界脱离的原因。

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界包括访华的希拉里，都表现出一种非常想和中国进一步加强联系，搞好关系的态度，想让中国给美国进一步的经济支持，保障美国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美国有求于我们。

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奥巴马上台初期可以看出来，他竞选的时候没有说过狠话，上台以后维持两国在小布什时代良好的关系，而且力图有所改进。在这种情况下，军方炒大无瑕号事件，按照BBC和法国媒体的分析，实际是五角大楼向白宫发出严厉信号，表明中国海洋力量的发展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想突出这么一个事件，对中美正在发展中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加以影响。这是美国军方比较明显的态度。

日本也是国内面临很大的困境，金融危机使日本2009年经济呈现负增长，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麻生的民众支持率非常低，跌破了日本以往所有首相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麻生当局通过钓鱼岛事件，用所谓的日本民族主义，把视线转移了。

从这些事件来看，很难说它是单一事件，实际上它内部包含了大量的政治因素。

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封闭性、内向性，我们在今天都不能说完全跟过去不一样，完全脱胎换骨，不封闭、不内向了。

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海洋是主要的危险来源，因为1840年以来，所有的帝国主义侵华基本上都是从海滩爬上来的。所以近代以来给中华民族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海洋方向是危险的来源，所以我们长期的观念就是构筑海防。在岸边构筑坚固的堡垒，不让敌人爬上滩头。

这个观念与今天的发展是完全不相符的。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海洋方面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利益，我们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它的海底矿藏、水生物、渔业，包括岛屿、岛礁，包括油气资源、海底可燃冰等，都是巨大的。

过去我们认为海洋是危险的来源，直到今天才逐步认识到海洋是巨大资源。从网络上都能看到，网民对这些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今天从民间到领导层，都普遍认识到海洋里有中华民族的巨大利益。

当然关于这个巨大利益，我们并不是无限制的，我们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中华民族的海洋权益，我们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维护我们应有的权益，我们不去追求不属于我们的权益，或者别人的权益。

我们追求的是中华民族在海洋上应有的份额。

一个国家的权益，必须是由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支撑的。外交抗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必须拥有能够维护自己海洋权益的力量——主要是海上军队的力量。

我们在南海拥有一支相当不错的力量——南海舰队。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南海争端的各国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非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在南海与我们有争端的各国，强占了我们的海洋资源，它们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会在它们强行占领之下屈服、退让。

中国海洋战略

就在中国和菲律宾发生领土争端的敏感时期，美军向菲律宾海军移交了六艘配置重机枪的舰艇，名义上是帮助菲律宾打击恐怖分子。

这批武器的提供，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些武器对我们构不成任何威胁，它主要是美国的一种宣示、一种表示——我在政治上支持你，军事上也支持你。这是美国一直没有放弃的、对中国围堵战略的一部分。

这个围堵战略，绝不仅仅是渔业资源问题、岛屿之争的问题，美国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要构筑一个对中国的隐形包围圈。构筑的前提就是要把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提起来。

怎么把这个论调提起来呢？就是抓住所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的问题，加以炒作、加以放大，然后美国给它提供支持。你看看你跟中国有争端了，我对你多够意思，我给你支持。实际上把这些力量拉到美国那边，构筑一个对中国的隐形包围圈。

所以，对于菲律宾强占黄岩岛，我们一方面表示严重抗议；另外一方面，还要注意中国和菲律宾的传统友谊。菲律宾也不会被别人利用，做反华的先锋，总统阿罗约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我们争端是争端，国家利益摆在桌面上，把事情都讲清楚”的默契。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耐心。海洋的问题怎么解决，涉及国家大战略的问题，它是中国全盘考虑的问题，包括南海问题，也包括和朝鲜南北双方都存在海洋权益的争端，包括和日本等一系列问题，都有通盘考虑的过程。

我们希望在南海建立样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今天政策依然没有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中国充分释放善意的时候，必须得到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单方面善心是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的。

当然，不管任何策略，都围绕一个中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话，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判断问题和处理问题。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对海洋需求越来越大，应该构建怎样的海洋战略来维护国家利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涉及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简单讲：

第一是意识，海洋意识、外向性的意识，认识到今天中国国家利益已经超出我们现有领土、领空、领海的意识。要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来看，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维护我们的利益，这种意识必须根深蒂固。过去我们关心自己很有内向性，现在向外向性转化，从网络上看非常明显。民众有这种大国意识、海洋意识，这么多人关心海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第二是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力量，如果你的力量只能在领海范围内活动，那你很难掌握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我们必须建立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力量。

第三点是策略，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复杂，大国关系复杂，中国又处在崛起的关键时刻，想看中国笑话的不在少数；想围堵中国的也不是一两个；想挑起中国与周边众多国家不和，利用中国长期以来和这些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挑起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构建隐形的围堵圈，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大国，也不是一两个。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海洋意识，要建立相应的力量，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策略，怎么在损伤最小的情况下，完成对我们利益的有效维护。

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它不是今天决定，明天实施，后天见结果的问题，需要我们周密的思考和长期的准备、判断、协调、运作。当然适当时候展示力量也是需要的。

海上通道：经济发展的命脉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宣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她特别主张形成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机制”，这跟中国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而主张当事国一对一双边谈判的立场明显相悖。

美国利用在越南召开的东盟会议，做了这么一番讲话。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精心策划的行动，但它也是有意要显示美国存在感的一种表示。

当然美国利用的场合非常巧，它并不是美国国务院单独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它的某一位将军单独讲的话，它利用了东盟会议这个场合，因为东盟的几个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南海问题上都和中国存在争端，它就利用了这一点，利用了这个矛盾宣示美国的利益。

这是一个美式的典型做法，美国要宣称它在南海的利益，绝不是单独地宣称它在南海如何如何，看见南海存在这样的缝隙，它就利用这样的缝隙。它最终要达成什么呢？

越南方面有些人很高兴，“哎呀，美国站出来了，好像是维护我们的利益”。菲律宾有些人很高兴，说美国是不是在帮我们说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有些媒体也挺高兴，说美国是不是在为我们说话。

实际上美国最终是在为美国的利益说话，它是在利用地区的分歧达成自己的利益，这是美国维护它的国家利益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

当然，你从国际地缘政治来看，距离美国如此遥远的一个地方，南中国海，美国居然宣称与它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这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稍微表示了一下，比如说南海跟中国的重大利益相关，很多美国人觉得非常受不了。仅仅从地缘上来看，南海离中国如此之近，而从美国本土要跨过整个太平洋，还要绕过巴士海峡，还要经过菲律宾，经过中国的南沙群岛，才能进入南海。这个区域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它居然宣称在这个区域的国家利益。

当然它宣称的利益是什么呢？说是美国的航行利益，美国的和平通过权。仅仅通过权就是你的利益吗？南海区域那么广大，什么时候美国的船只在通过南海时受到阻碍了？任何情况都没有。

美国在新加坡的樟宜有庞大的海空基地，非常大的军事基地，具备航母停泊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所有船只通过这个区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或者说是哪方阻止。如果非要说有威胁，可能只是来自少部分海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美国在南海的通过权发出任何的威胁。

美国宣称在南海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在发出威胁，就是这个地区必须按照美国所认定的规则行事，其他任何国家在这个地区的主权诉求都必须符合美国的规则，这是赤裸裸的霸权逻辑。

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不要以为美国这个话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话，美国在南海宣称它的这样一个利益了，南海形势要发生什么巨大的演变了，整个地区要出现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态势了，其实没那么严重。

我们还要坚信一点，就是东盟各国，包括与中国存在争端的这些国家，它们和平发展的愿望和与中国搞好关系的愿望，这点是不可改变的。如果因为希拉里的这句话，美国宣称在南中国海有重大的利益，南海方向就出现一个集体抗衡中国的同盟，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尝试希拉里不是第一个，2005年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讲得比希拉里透彻得多。当时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也是利用这么一个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就讲过，他说东盟各国你们无法单独对付一个强大的中国，你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组织才能对付它。

拉姆斯菲尔德刚刚讲完话，新加坡的副总理李显龙上去发言，李显龙讲得很清楚，他讲今天的东盟各国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而不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李显龙还讲，今天要让东盟各国组织一个冷战时期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重新围堵中国，没有这个可能。东盟和中国每年的贸易，2005年还不算，到了2007年、2008年，贸易量超过了2000亿美元，东盟10+1也好，东盟10+3也好，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希拉里的一句话，就毁掉整个的南中国海形势或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美国人可能有这样的愿望，但它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首先不要把这个看得非常严重，以为他们的话有多么了不起，美国要如何如何，地区的形势就得唯它马首是瞻，马上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如果以为各地区都会按照它的风向标来转的话，那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和自己的实力。不要忘了它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之下，重新拿出冷战时期的那种大棒来行事，是行不通的。这点美国人自己本身也很清楚。

当然，我们也不要看得太轻，不要以为美国人这是随便说说而已。这是美国的所谓国家战略安排的一部分，就是如何有效地围堵中国。我们不要以为冷战已经完全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中国力量的逐步增强，美国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在逐步增强。

2008年，当时美国的外交学会的学长理查德·哈斯发表了全面评估中国崛起报告。他在那个报告里讲，别人都在讲中国崛起如何不得了，我认为中国崛起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得了。

他列举了六条理由。前五条理由都是有关军事的，驻扎在关岛的美军如何如何，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如何如何，美军的国防投入、美军的训练、美军的实战经验，等等，列了一大堆美军的优势。

第六条我认为非常关键，第六条他写的什么呢？说美国牢牢控制着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海上通道。

所以我觉得，希拉里的话不要看得太重，但是也不要看得太轻，核心就在这儿。美国不是担心它的通道将被别人控制，而是像理查德·哈斯讲的，美国牢牢控制着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海上通道，这是美国的用心。

美国所宣称的南中国海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是想控制这片海域，然后把中国、日本、韩国，包括东盟各国的海上运输通道掌握在手里，这些国家的命运也就掌握在它的手里了。

所以，不是别人要控制这个海域，而是美国想掌控这个海域。

当然，美国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想独立地扮演这个角色非常困难，所以它利用这个区域的矛盾，充分利用这个区域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达成它的目的。

有一位同志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没有阴谋，所有东西放在桌面上，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我们不对他人有任何的企图。这话讲得很对，这就是中国人坦荡的君子之风。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你没有阴谋，不意味着别人没有阴谋。

一方面我们在加速发展，我们和各国要达成共赢的关系，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人家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扼制你。

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起了多大的作用，包括对美国经济的帮助。这是我们做得非常君子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美国对台售武，美国总统对达赖的会见，美国总统迫使人民币升值，然后美韩企图在黄海军演，然后美国国务卿宣称在南海的巨大利益。

把这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看，你就能看见，中国人仅仅凭我们的善心，仅仅凭我们的友谊，仅仅凭我们的一片赤诚，在国际上行事的时候，要注意国际上有一些这样的力量，有一些人出于这样阴暗的心理，他们是希望中国出现混乱，出现动荡的。你没有出现混乱，没有出现动荡，那么他们要扼制、限制你的发展。

所以，我们对希拉里的话既没有必要看得很重，以为整个地区要掀起多大的波澜，以为整个地区要按照美国的意志重新组合，也不要看得很轻，人家对我们的围堵和限制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点是需要我们加以牢记的。

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是有很多的先天不足，包括与邻国有很多历史纠纷和领土纠纷。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写道“地缘即宿命”。

因为我们居于一个并不是非常好的历史条件，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首先台湾就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这对我们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长期影响。

其次，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出现了南海权益的流失。本来南海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可以看看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至60年代中期以前的世界地图，不管是伦敦的泰晤士地图，还是美国出版的地图，或者世界各国出版的地图，甚至包括越南、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南海的权益都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国际公认的。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所发生的对南海岛屿的争夺和抢占，恰恰利用了中国的一个空隙，因为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给我们今天解决问题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其他的力量事先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我们处于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

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前进的任务，从来没有设想控制中东、控制中亚、控制南美、控制非洲。我们只在追求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完成的状态，保卫自己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任务，这个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美国意图构建亚洲形态的北约

2011年10月，日本和印度举行战略对话，传出了大量“针对中国”的信息。日本与印度战略合作升温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日本与印度的这种战略合作，对美国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美国以前早就想组建一个所谓亚洲形态的北约，欧洲的北约整垮了苏联，毫无疑问，亚洲形态的北约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亚洲形态的北约，主要就是联合南面的印度、北面的日本，但是这个设想提出了很长时间，以前日本很热心，主要是印度不热心，一直回复迟缓。印度有印度的考虑，很大的考虑就是印度不愿意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日本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积极性，在遏制中国方面，日本的态度跟美国是完全契合的，但是跟印度是不是完全契合呢？还不一定。

它们能往前走多远，这是很难说的。印度能不能完全按照日本的想法，或者按照美国的想法，组成一个亚洲的北约来包围、遏制中国，印度并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而且从中长期来看，印度也不愿意冒险，不愿意扮演一个别人给它指派的角色。

不仅印度和日本，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国似乎出现了一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趋向。面对这种趋向，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别人动作频繁，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注意的。虽然我们讲和平崛起，但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不管你是和平崛起或者什么崛起，这个行动当然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就像英国人讲过的，所谓大国崛起，必然是孤立一直伴随，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从客观来看是这样。

从主观来看，我们其实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我们长期以来以大国关系为首要，非常注重大国关系，注重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当然从今天来看，大国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对周边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注意力。

我们长期以来过多地关注与大国的关系，对周边的环境重视不够，任何关系都是要经营、要安排、要部署的，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因此形成我们周边的缝隙甚多，极易被他人所乘。

包括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湄公河惨案”也好，缅甸的密松水坝项目被取消也好，包括南海出现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对中国的一种警示。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别人的挑唆、别人的挑拨，或者对我们的恶意围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长期经营也不够。也确实出现了一个调整的空间，在今后我们要重视和加强与周边的关系。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近年来，湄公河水域走私毒品、武器弹药等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船舶遇袭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10月5日，中国两艘货船在湄公河水域遭到武装人员的袭击，13名中国船员遇害。

一个地区性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由某个对各方利益都造成很大损害的突发事件推动的，促使各方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此问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机制。

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合作成立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从眼前来看，它解决的是湄公河的航运安全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实际上包括更大的地区安全内容，比如说禁毒、反恐等。

中国和缅甸、泰国、老挝都有不错的关系，包括以前的经济发展关系。现在，仅仅经济发展可能还不够，通过对湄公河航运安全问题的共同处理，四国有效地建立了这种最初级的合作机制——我们不能说这个机制多么高级，只能称为最初级的合作机制。但是这比没有机制要强千百倍，比发生了问题后，各国政府、警察部门临时坐下来开会讨论怎么办要快得多。

就像在国际冲突学说界的一句话：哪怕一个漏洞百出的预案，也比没有预案要强千百倍！哪怕一个初级的机制，也比没有机制处理起问题来要得心应手得多。

湄公河各方建立起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共同维护和保障湄公河航运安全，维护湄公河沿岸的经济发展、禁毒、反恐，这符合各方的利益。从这个方面来看，是东南亚经济合作逐步向安全合作扩展的一个非常好的趋势。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好的趋势是由一场悲剧开的头。

根据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四国共同组织实施联合行动，打击危害湄公河流域安全的严重治安问题，其中打击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犯罪是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有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武装力量借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扩大影响力”，在东南亚打开一个新的“战略前沿”。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是在追求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有利于保障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发生了惨案后，中国不和湄公河沿岸国家建立合作机制，西方肯定会评论，说中国根本不拿自己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当回事，也不拿当地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而且会说，中国在国际禁毒、国际反恐上表现得非常消极，出了这么大事都不作为，可见中国不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如果不做，它们肯定得出这个结论，攻击会很厉害。

中国有所作为后，对中国及沿岸各国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地区禁毒、反恐都有很大益处，这也是中国履行地区义务的一种表现。当中国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又出来了，说中国要以此来控制湄公河，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泰国、缅甸、老挝之所以乐意和中国合作，是因为它们知道中国追求的绝不是控制，各方追求的目标一样，是合作，是共同地维护地区安全，让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获得一个更大的安全空间。

黄岩岛事件

2012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军演虽然是美菲两国的年度例行联合军演，但演习地点从菲律宾的东北方向移到靠近九段线的南海边缘，紧贴南沙群岛。同时从时间上来看，这次军演与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海域舰船对峙事件的时间重合。

这个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很大程度都是媒体炒出来的。比如说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对决，完全是菲律宾无事生非，这叫什么敏感的时段？完全是它在挑衅。黄岩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渔民在那儿捕鱼，那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合法的，菲律宾抓捕我们的渔民，本身就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

美国每年在亚洲举行军演，数量极大。媒体把美菲军演提出来，与南海问题结合，与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的对峙结合，这是有点可笑的，它是一种巧合。

美国有在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的权利，菲律宾有参加美国军演的权利，中国和俄罗斯有在黄海举行军演的权利，各方都有这个权利。当然，各方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

菲律宾有权跟美国紧紧地绑在一起，中国也有权除了坚决捍卫黄岩岛的主权之外，还对菲律宾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你愿意跟它绑在一起，把你的发展，把你未来的和平，跟美国完全绑在一起，完全可以。

当然，菲律宾的政治家，不会愚蠢到这样一个地步。

菲律宾如果把它的全部东西都放在美国身上，力图邀请美国在亚洲再进行一个冷战态势，围堵中国，而用美国的力量来恐吓中国。想通过美菲军演达成这样的意图的话，那这个意图是肯定达不成的，而且它今后肯定要为这个意图付出更大的代价。

捍卫国家利益，不是靠嘴皮子来捍卫的。如果仅靠嘴皮子捍卫国家利益的话，中国1840年以来，就不会遭到这么多入侵、签订这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捍卫国家利益要靠实力。

包括这回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对峙，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菲律宾出动的是军舰，我们出动的是海监船只，是渔政船只。

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的海上纠纷，首先都不是派军队来解决问题的，都是派海监、海政、海警这样的力量解决问题。菲律宾首先就派海军来解决问题，我们并没有闻鸡起舞，海军也没有马上上去，我们出动的是渔政船只。

在此期间，我们两条比较大的渔政船只，横在菲律宾军舰和我们的渔民中间，有效地保卫了我们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是行动保护，不是语言。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对峙，陷入僵局后，作为缓解事态的表示，中方主动撤回两艘船只，但是菲律宾在派出同级别海警船进行换班以外，还增派了一艘环境监测船。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一再挑衅，是把中国的战略克制当成了自己的战略机遇。

我们战略克制，因为我们不想与周边小国发生这样的纠纷，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谈判的方式在冷静的环境下解决问题。

菲律宾完全把中国这种战略克制看成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它觉得中国很孤立，没有人支持中国，它觉得自己背后有美国支持，所以菲律宾明显提高自己的价码，明显是一种傍大款的心态。

菲律宾本身没多大力量。它觉得中国的局限很多，它料定中国要以发展经济为要务，料定中国主要的问题是维护内部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无暇他顾，没有太多的时间处理这样的纠纷。它认为中国受大量内部问题的限制，如果等到中国将来把内部问题都处理好了，它就没有这样的机遇期了。

所以它要利用这个机遇期，达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呼吁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表明立场，是希望借此让中国陷入孤立，达成自己的利益诉求。

菲律宾历来是这样，像在2011年东盟会议，还有2012年年初的东盟协商会，菲律宾就想把这个事情闹大，想在东盟会议上让中国陷入孤立，然后有很多国家来支持它，达成它自己的利益诉求。

实际上南海问题非常复杂，有多个国家牵扯到里面。菲律宾提出的，所谓西菲律宾海这种利益诉求，不但跟中国的主权范围重合，而且也跟越南所宣称的范围重合，和马来西亚所宣称的一部分也重合。

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矛盾，实际上闹得最凶的两个国家——菲律宾和越南，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也不小。

黄岩岛完全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在黄岩岛争端上，其他国家表现了一种清醒和冷静，包括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并没有参与菲律宾的鼓噪。这一点让菲律宾非常失望，也是它始料未及的。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是伊斯兰大国，它们看见菲律宾依仗美国达成自己的主权诉求，将给这个地区带来危险。所以这些东盟国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菲律宾，这一点让菲律宾感到非常失望，和它闹事之初所设想的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中国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没有丝毫退路可言，否则必将产生连锁示范效应，从而引发南海局势的进一步混乱。

我们要有条不紊地把它们区别开来，菲律宾与中国的黄岩岛争端和南海的争端，还不是一回事。

当然它是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能引发大问题，有产生连锁效应的可能。假如中国一退再退，菲律宾这回搞成了，它把黄岩岛拿到手，中国政府彻底后退了，那么它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必然要导致越南、马来西亚提出更多的利益诉求。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肯定要引发南海局势的进一步混乱。

当然它仅仅是个假如而已，中国是不会在黄岩岛问题上做任何后退的。它们企图利用这一点来占便宜，是不可能达成的。

而中国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坚持、坚定、坚决不退让，实际上是在维护南海大局的稳定，而不是在南海展开一种军备竞赛。

中国只要在黄岩岛的主权问题上坚持传统的立场，而且进一步巩固这个立场，南海问题会获得一种稳定，让那些想冒险的也不敢冒险。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12年，美菲两国政府外长和防长4月30日举行首轮“2+2”会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南海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不持立场，美国支持采取相互合作的外交程序解决南海问题。

菲律宾根本没有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主导权和实力，只想在黄岩岛问题上借助美国力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获取利益。但美国明显不愿意做这种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没有美国撑腰的菲律宾很难再有底气挑衅中国，所以菲律宾与其说与中国抗衡，不如说是在美国那里讨些筹码。

因此，菲律宾对所谓菲美两国“2+2”会谈寄予厚望。所以在双方“2+2”会谈之前，菲律宾把动静炒得非常大，就是要在这个会谈中加足自己的筹码，在美国人面前讨价还价，从美国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

结果并不如菲律宾政府的意愿，美国的态度很含糊。美国的明显态势是，它需要借助菲律宾返回亚太，需要借助菲律宾遏制中国、分散中国的力量，但是美国绝不愿意替别人打一场别人主导的战争。

菲律宾想要在黄岩岛问题上借用美国的力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明显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在南海问题上表态最强硬的希拉里，在“2+2”会谈上也往后退了，她表示美国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双方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无疑给菲律宾一种很大的挫折感，没有达到预期的愿望。

从这种角度来看，美国想借菲律宾和中国对抗的态势实现战略重心东移的目标，菲律宾又想借美国返回亚太之机挑动一场美中在南海的冲突，实际上是各怀鬼胎。双方既有利益的结合点，同时也有利益的不合点。在黄岩岛问题上，美菲双方表现出的利益共同点和不同点非常明显。

既然美方的态度很明显了，菲律宾本来就没有在黄岩岛挑起一场冲突的资格和能力，本来就想借助美国，美国往回退，表示并不愿意在黄岩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染指太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方的声明让菲律宾颇感失望。

美国是个现实主义国家，希拉里要到北京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还有多项安全合作的事项。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比，菲律宾在美国看来也就成了一碟小菜，这碟小菜还得往后推一推，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主菜做好。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在被一些周边国家利用来扩张海上利益，菲律宾等一些国家正是利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断制造事端，以达到侵占中国利益的既成事实。

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是通过忍让退让换来的，而是要靠我们采取有效维护主权的行动来积极捍卫，如果把维护主权和“战略机遇期”对立起来，那么就会丧失掉这个机遇期。对这一点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经常讲战略机遇期，它有一个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客观性是指客观形势使然，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包括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等，构成了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我们还要注意主观的条件，任何形势绝不是天赐良机的问题，还有一个主观营造的问题。

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就想利用中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的一种战略心理，认为我们在这个时期一定会保持战略克制，就把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变成它的战略机遇期，占最大的便宜。从这点上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主动维护战略机遇期，绝对不能让这些事情干扰了我们和平发展的进程，要坚决捍卫我们的利益。

在战略机遇期内采取有效维护主权的行动，与抓住战略机遇期不但不矛盾，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捍卫战略机遇期。如果在战略机遇期之内，我们把维护主权和战略机遇期对立起来、矛盾起来，那么实际上是把这个机遇期给丢掉了。

菲律宾绑架东盟

2012年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菲律宾试图绑架东盟一起来对抗中国，想把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南海主权争端写进东盟的联合公报。由于东盟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导致这次会议没有能够发表联合公报，这在东盟成立45年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东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菲律宾与中国的争端也好，越南与中国的争端也好，它是双边的问题，即中国与菲律宾的问题、中国与越南的问题。但如果任何国家企图绑架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让地区性组织对自己的冒险行为表示认可和支持，这对地区组织来说是一种灾难，将对整个地区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严峻的挑战。

不管是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还是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挑衅行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改变现状的不是中方。

虽然现状于中方非常不利，但中方并没有说要改变现状，而是菲律宾要改变现状，越南要改变现状。它们这种改变现状的行为引起了冲突，却又借东盟来替它们背书，如果东盟糊里糊涂地上了这个当，那对东盟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东盟不是军事同盟，是个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如果这个经济发展合作组织不以经济发展合作为要务，以其他一些行为为要务，那实际上就把这个组织的宗旨违背了。

所以我们说，从这回东盟的行为来看，东盟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初衷，坚守了自己在东南亚地区所要担负的这个角色——和平发展，促进大家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稳定。

在这次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烈敦促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希拉里绕着中国走了大半圈，从东边的日本，到北边的蒙古，再到南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说的话也从民主、人权过渡到更具体的“南海行为准则”。

像希拉里的这种行为，在冷战时期都很少见。冷战早都结束了，希拉里却还在公然地、公开地在中国周边到处煽风点火，营造冷战的氛围，这是与时代的发展极其不相符的。

由此我不由得想到，希拉里·克林顿这位美国的国务卿，从她的岁数来看，她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当然不仅是年龄，从她的思想来看，她长期沉醉于美国怎么搞垮苏联的那一套，把那一套用来对付中国。

她的这种行为，对于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当然，希拉里·克林顿的所有表现并不都代表了奥巴马的政策，在其中带有很多的希拉里·克林顿个人对中国的怨恨。

从奥巴马来看，他当总统以后讲过很多话，但从来没有做过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事情。

一方面，菲律宾、越南企图绑架东盟的政策；另一个方面，希拉里·克林顿也想绑架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今天看来，我们既然不把东盟看成一个整体，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把美国的执政者看成一个整体。我们不妨把希拉里·克林顿看成一个好战的、充满冷战思维的、凡事都跟中国过不去的角色。

成立三沙市

2012年7月15日，由30艘渔船组成的编队抵达南海永暑礁海域进行捕鱼作业，7月17日，海南省三沙市的政权组建正式启动。

这些行为是我们宣示中国在南海应有的权益的表示，而且这些表示都是被动的，是被对方所激发的。

越南通过所谓的海洋法，把中国的西沙、南沙都认为是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大肆扩张，在这些挑衅行为下，我们被迫做出一些反应。

当然，南海的渔民长期就是在他们祖祖辈辈捕鱼的那些渔场开展捕鱼作业的。我们曾经一度是加以限制的，因为不愿意因此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那么从今天的态势来看，中国单方面的忍让并不能换来地区的和平，不能换来海洋权益的稳定。所以，我觉得中国渔民出海捕鱼，完全是在维护自己的捕鱼权利，当然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种有益行为。

对渔民的这些行动，国家必须给予政策倾斜，给予补助，否则这些行为也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渔民们到南海去一趟，来回柴油的消耗量非常大，如果国家不给予补贴的话，单纯靠渔民的行动，我觉得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对他们国家出海的渔民给予补贴，还有菲律宾，都是这样大力地鼓励他们的渔民到有争议的地区捕鱼。

当然，我们的渔船编队到南沙捕鱼，倒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行动，是我们对传统渔场的一种恢复，而且我们做得还很有节制。

包括三沙市的建立，从行政上确立了我们行政管辖的范围，这些都是我们很有力的行动步骤。

我们今天深知南海问题的复杂和冲突面之多，并不想通过冲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都是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肯定中国的权益；另一方面我们让各方都知道，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协商的方法、大家都获利的方法，也就是以前所提出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有人把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看作是软弱，看作是可欺，让中国单方面搁置争议，自己宣称主权、大幅度开发，我们也是需要用行动让他们感觉到后悔，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不是软弱的、可欺的。

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温特利尔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设立三沙市并建立新警备区管辖南海争议地区，“与通过外交协作解决分歧背道而驰，还有可能在该地区进一步加剧紧张态势”。

这个声明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惯常的行为，因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太多了。但就整个南海形势来看，却是很反常的。

在南海首先挑起争端的绝对不是中国。菲律宾派军舰在黄岩岛扣押中国渔船的时候，没有见美国发表声明说菲律宾这种行为是要扩大南海的事态，不利于和平解决；越南通过了越南的《海洋法》，不与周边任何国家协商，把中国的西沙、南沙全部划入越南的版图，而且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也没有见美国发表任何声明说越南《海洋法》的通过影响或者干扰了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设立三沙市是我们在别人的严重挑衅之下、蚕食我们的国土之下，被动地做出的反应。本来在2007年三沙市就应该成立，当时考虑到南海各方面的形势，为了照顾南海各方的情绪，中国把成立三沙市的时间推迟了4到5年，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

在越南通过《海洋法》把中国的西沙、南沙全部划入越南版图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也是被动地做出这样的反应。这时候美国国务院却出来大放厥词，这对南海形势来说实际上是火上浇油。

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南海问题和平解决并不太困难。美国虽然整天打着希望南海各方和平解决的旗号，实际上采取的手段是给南海的各挑衅国暗中撑腰，使它们更为大胆地蚕食本应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南海权益，无疑是要把南海推向对抗。

实际上，美国这样做不是第一天了，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中国周边走了一圈，所有的话都针对着中国，到处挑拨离间，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一个外交人员应有的风度和政治家的政治言论准则。美国国务院这一次的声明只不过是希拉里所有言论的一种自然延伸。

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一方面说返回亚太是为了亚太的安全，返回亚太绝对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其实，自从美国提出返回亚太以来，亚太地区就开始风高浪急。不管是东海的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都呈现出升温的态势。

另外，美国一方面说返回亚太绝对不是针对中国，一方面用大量的言论和行动正在构建一种“准冷战形态”，构建对中国的围堵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当南海问题要降温的时候，不大符合美国的利益。南海必须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牵制，给中国造成更大的消耗，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分析认为，美国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公开指责中国，另一方面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些举动表现了美国的一种战略焦虑心态。

对于“战略焦虑”一说，我并不认同。

正如我们不同意说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吞，仅仅是日本政治家为了选票向右翼靠拢，这些话把对方无形中美化了。日本侵吞钓鱼岛、菲律宾在黄岩岛动作，是它们国内政治的一种体现，更是其为国家利益非要强占的一种表现。

你说美国是战略焦虑，实际上它是深谋远虑。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战略焦虑，我觉得你低看了美国人。

虽然美国声称不是围堵中国，虽然它说返回亚太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实际上美国围堵中国的态势非常强。美国围堵中国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态势，它要完成这种战略态势的布局。

当然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可能有焦虑的因素，但是如果认为美国这种行为仅仅是体现一种战略焦虑就错了，它实际上是美国经过长期考虑的、冷静的、有条不紊的部署，要对中国造成消耗，对中国造成围堵，限制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安排，而且不是眼前的安排，是中长期的安排。

不仅奥巴马，奥巴马以后的美国总统也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11.钓鱼岛事件

日本政府被右翼绑架？

从钓鱼岛整个事件演变的总体过程来看，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的立场，其实并无二致，只不过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隐蔽的。

有些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被右翼绑架，然后野田提出购买钓鱼岛的问题、国有化的问题。从整个实质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根本无所谓绑架的问题，石原只不过是个探路的尖兵，日本政府在石原的整个动作中一直是配合的，一直是跟进的。

石原有一个儿子，是日本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内阁成员，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野田佳彦政府之前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不仅是说不想干，而且觉得不能干。而后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出的结论，总体来说，他们好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所以政府公开跳出来了。

1971年6月11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美国把琉球群岛主权转交日本。同日，台湾当局严正声明钓鱼岛列屿为其领土之一部分，对美国擅自将琉球交予日本甚为不满。

从1971年至今40多年的时间，日本一直没有放松，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步步推进，先是个人登岛，建立灯塔，然后政府提出收购，又是个人提出购买，紧接着是国家介入。

实际是以民间为先导，以个人为先导，政府步步跟进，完成日本国家的战略规划。所以这不是日本政府被右翼绑架，而是日本政府完成了一个长期部署的有条不紊的行为。

中国和日本刚刚就控制钓鱼岛事态进行了外交接触，日本方面还递交了首相表示重视中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亲笔信。但是，2012年9月2日，日本东京都就在钓鱼岛海域进行了非法调查。

日本搞的所谓亲笔信外交，只是一种外交策略或手段而已，我们不会被这些毫无实质内容的虚言所迷惑。

日本这是典型的两面派做法，一方面安抚我们，通过首相的私人信件或者政府的公函，来表现重视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还在推进钓鱼岛“国有化”的进程。

在整个钓鱼岛的事态当中，都是日本政府主导的一种有条不紊地强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为。通过这样一封首相亲笔信，一方面做出一种烟幕弹似的安抚，好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如何如何重要，这是虚的。实际是什么呢？实际上，日本正在逐步有条不紊地推进强占钓鱼岛的行为，一方面想稳住中国，另一方面想在这方面攫取最大的利益。

尤其是日本的野田内阁，从它面临的政治困境来看，这种民调的低潮，另外在和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争端，日本毫无办法，与韩国关于竹岛（韩国称独岛）的争端，它也毫无办法。所以说日本不管在北面还是在西面和邻国的领土纠纷当中都受到了挫折。因此，日本现在急于在南面获得一种成果，就日本的方位来看，南面主要指的就是钓鱼岛，想在南面的钓鱼岛占一个更大的便宜，获得一种所谓的名正言顺。

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内舆论对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另外从中长期来看，也在所谓日本历史上留下一笔：在钓鱼岛“国有化”的进程中，野田内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既是它对现实政治的诉求，也是所谓历史地位的诉求。

自从中日钓鱼岛争端升温以来，一些国内媒体分析认为，是日本的右翼分子绑架了中日关系，还呼吁日本政府不要被右翼牵着鼻子走。

我们千万不要被“日本右翼绑架中日关系”的论调所蒙蔽，这只是日本方面故意施放的一个烟幕弹。实际上，不管是野田政府还是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们都是要推动把中国领土钓鱼岛从实际控制到实际占领的演变。

从整个日本政治来看，“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右翼化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中日在安全领域呈现的对抗层面越来越多、合作层面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

冷战期间，共同对付苏联是中日之间很大的利益，就像中美关系的基础一样。冷战结束后，中日双方共同对付苏联的意义没有了，中美对付苏联的意义没有了，美国没有必要支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恶化带有很大的冷战结束后双方失去共同的维护国家利益交集点的特征。

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包括美国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冷战结束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基本瓦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属于一枝独秀，中国在国际上处境比较孤单、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扩张领土野心的最好时机。

当然，美日也没有料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此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同时也看到，趁中国的力量还不是太强的时候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等到中国太强的时候，日本再实现这样的领土野心会变得非常困难。

日本政治家可能有这样的印象，以为日本实现它的领土扩张，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也可能是最后的时机。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国力日益上升，那么将来这种时机很难再现。

所以，日本完成钓鱼岛“国有化”的急切心态，是根本不管中日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它一定要推进对钓鱼岛的“国有化”。

日本的这种侵吞别国领土的急迫心态，能说仅仅是右翼分子的动作吗？仅仅是野田政府为了再当下一任的首相吗？它实际上是日本从石原慎太郎到野田政府一种共同的国家理念的追求，就是要趁中国的力量现在还没有发展壮大到日本难以撼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完成日本利益的扩张，这是日本的所谓朝野共识。

琉球不是日本的

“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共同草拟的对日和约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明日本的国家主权限于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把日本的国家主权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为什么做这样的限定？这是“二战”期间战胜国一个巨大的成果，就是要彻底解除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从这一点来看，美方在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琉球的归属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点，从今天看，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文件能够证明琉球应该归属日本。

琉球1879年被日本强行占领，日本人强行把琉球的王室迁到日本，为了让当地人忘掉琉球的王室、汉字，忘掉当时曾经用的大清年号、道光铜钱，所以改名叫冲绳。

到了1882年，日本才把琉球的一部分——今天的冲绳（即给大清王朝进贡的中山国）及北部的琉球岛屿归入到了日本，而且是强行划归，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日本在当时所谓的划归琉球群岛的协定里面，都还承认先岛群岛——今天的宫古、石垣、八重山等这些岛屿是清王朝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清王朝没有在意这个问题，日本又把先岛群岛全部占领了。因此，从今天来看，日本把琉球强行归属自己，它其实心里是没底的。尤其是“二战”以后，联合国托管了那么长的时间，日本心里更没有底。所以日本今天非常乐意看见、非常希望中国承认冲绳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钓鱼岛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钓鱼岛是归中国所管辖的一个岛屿，它根本就不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出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并不是说钓鱼岛是琉球的一部分。而是说当日本在觊觎钓鱼岛、企图强占钓鱼岛的时候，我们必须告诉日本人：不要说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就是日本强占琉球，从国际法来说也是无法得到支撑的。

琉球的中立也好，联合国托管也好，还是琉球未来的独立也好，或者琉球未来的任何归属问题，它是个国际问题，一个今天并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

我们比较习惯于用息事宁人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我们比较习惯于把对方想得很理性、很仗义、很君子。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希望钓鱼岛问题引起很大的争端，所以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日方没有搁置争议，他们在步步紧逼。今天钓鱼岛问题的挑起，包括琉球问题的挑起，这不是中国人挑起的，而是日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本一直是执行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日本侵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政策，在华北大地、华中大地，就使用过这种逐步蚕食的政策。今天日本在琉球、在东海也采取这样的政策。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琉球的归属问题，实际上是要引起中国人对自己更大权益的关注，引起我们对日本这种“今天吞掉这块、明天吞掉那块、后天那块又是它的”行为的一种警示。当然，不仅仅要引起中华民族的警示，更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警示。这是未来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出路。

荒岛误国论

国内有个别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钓鱼岛是“荒岛”“不产生GDP”，进而说明钓鱼岛“无足轻重”，甚至指责保钓人士登岛是“误国”“害国”。

其实，“钓鱼岛是无足轻重的荒岛”之说才真正是误国害国。

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日本很大的影响，至于他们在日本有多少利益，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好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对钓鱼岛一无所知。

日本根据钓鱼岛所划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它就以钓鱼岛这样一个3.6平方公里的岛屿，马上划出12海里领海，然后再划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日本以钓鱼岛为中心划的这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几乎把我们浙江的外海和台湾海峡全部包括进去了。

一个岛屿能够获得的专属经济区，将近4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台湾的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这将近4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就会对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对我们的海底资源产生非常大的侵蚀！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中日两个国家从海洋地质构造上来看，叫相向不共架国。我们两个国家相向，但我们没有共享东海大陆架，东海大陆架被冲绳海槽切断了。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相向不共架国，大陆架的海底权益归大陆架延伸国，东海大陆架的整个海底权益应该归大陆架延伸国中国。而钓鱼岛一旦归了日本——当然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一部分，但日本如果完成了钓鱼岛的“国有化”进程，宣称钓鱼岛是它的，日本就可以宣称它在东海大陆架上有块领土。那么中日双方海底大陆架划界的依据就要发生改变，中日之间就由相向不共架国变成相向共架国。双方共享大陆架，那东海大陆架就是一家一半，日本有些所谓的中间线的理论就能够成立，这对我们要造成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的损失。

我们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媒体人，他们对钓鱼岛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并不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最好不要过多地说话。如果不了解，还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来说，说保钓人士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实际上这种论调才是害国。

这些保钓人士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对钓鱼岛的认识，首先要从学界开始，从理论界开始，不能把保钓行动仅仅放在一些没有什么资源的民间人士身上，而作为拥有巨大资源和社会影响力的所谓理论界人士或媒体人士甚至媒体的负责人，却把保钓行动看作害国，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利益的长久侵蚀，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中华民族如何形成万众一心？这对我们今天依然是个重大的考验。尤其是我们学界、思想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模糊认识的话，把钓鱼岛仅仅看作弹丸之地，那么确实有必要进行一次海洋权益的普及教育。

民间保钓的意义

2012年8月15日，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携带五星红旗，成功登上了中国领土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随后，船上全部14人被日方非法抓扣。经过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和多方努力，日本8月17日无条件释放了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非法抓扣的全部14名中方人员和船只。

中国民间人士的保钓行动，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力量和心声。

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大的力量来源于哪里？一个是政府的坚强决心，另外一个是以国家实力有效捍卫自己的主权，还有一个更大的实力就是人心。

这种人心不仅仅是大陆的，也包括香港的、澳门的、台湾的，还包括海外华人的，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这是一个国家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方面最强有力的声音。

相比政府的声音和国家实力的声音来说，人心是一种有效的补充，还是一种更加基础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政府的声音和国家的武装力量会变得更加有力。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时候，这个声音是最为基础的。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一个民族整体内心发出来的声音，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加以重视。

中国民间的保钓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总体意志，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理想信仰。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包括海外华人，从意识形态、思想信仰、宗教信仰来看，差别都是比较大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我们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共同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民间人士的保钓行动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超越了社会政治制度、超越了意识形态和传统，在我们华人内部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在这点上凝聚起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但从总体来看，它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总体的和谐，这一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

钓鱼岛问题非常复杂，不可能凭意气用事就能够很快解决。而且钓鱼岛问题毕竟搁置了这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估计。这种复杂性不是我们几次游行示威、砸一些日货、立即诉诸武力就能够解决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要共同把握一点，就是中华民族要万众一心，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出路，而不应该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导致四分五裂。比如说，因为解决钓鱼岛问题，民众和政府产生很大的对抗、产生很大的怨气。

所有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管是政府的声音还是民间的声音，都应该是一致的，朝着如何有效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这一点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我们具体讨论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更有效。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了这样一个主题，别人是非常乐于看到中华民族分裂的，比如说日本，就非常乐于看到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过去吃亏，就是因为被对手分而治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怎样围绕钓鱼岛问题统一决心和统一意志，完成统一的部署，然后有条不紊地进行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这对中华民族是一种考验。

历史的明鉴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所谓的钓鱼岛“所有者”签署了“购岛协议”。

这场危机的主要推手是日本，日本把一个本来双方已经议定的——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到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等与日方达成的默契弃之不顾，把钓鱼岛问题由搁置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这种情况，完全是由日方主动推进、步步向危机的边缘逼近，中方确实没有任何退路，只好做出强烈的反应，而且做出必要的回击。

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的动作值得我们做这么大的反应吗？有人就讲，说日本政府购岛几年前就在规划了，它今天实施了，我们不应该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还有些人讲，说中日之间出现了翻译的问题，日本讲的钓鱼岛的“国有化”，它所谓“国有化”应该翻译成“国管化”。由私人管理变成国家管理后，日本政府能够有效地阻止日本民间人士登岛、开发等行动，反而会降低中日之间的冲突。

这些舆论在国内都能见到，而且也都是中方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这么讲。从这点来看，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当年“七七事变”是怎么发生的。“七七事变”发生的原因就是所谓几个日本士兵无端地丢失，最后日本士兵找着了，然而仗已经打起来了。

另外“七七事变”的发生，当年日本人说我没有侵占你中国啊，我就是要推动“华北自治”。什么叫“华北自治”呢？就是日本找出了一批汉奸代表日本的利益，在华北进行所谓表面上的管理，用部分效忠日本的中国人当傀儡来推行“华北自治”。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说我不是要侵占你，我只不过是“华北自治”。那么当然，日本把华北整个全占领了，它的嘴脸也露出来了，也没有所谓“华北自治”这么一说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以史为鉴，看看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积累。

当对方在步步蚕食、步步紧逼的时候，如果我方步步后退、步步妥协，将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错觉，对方的冒险性、对方的危险性，都会极大地提升。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借鉴。

从日本一步一步企图蚕食钓鱼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这种态势。最初是私人登岛，然后是日本政府所谓的劝阻。然后又有所谓私人登岛建灯塔，中方要求日方拆除，日方就讲，第一，这个灯塔是私人建的；第二，这个灯塔有利于航行，有利于过往船只的安全，大家都获益，大陆台湾都获益，所以说不拆除也可以。

然后是私人买岛，非常奇怪的事情，中国的领土被日本私人具有。日本人又解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跟你们不一样，你看我们就是这个体制，就是私营，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东京都知事出来要购买，也就是所谓半国家化购买，接下来日本野田政府和石原共同完成了一出双簧戏。

野田就说，与其东京都来购买可能引发日本和中国之间更大的冲突，不如我日本政府购买反而能保持和平，用这些东西来麻痹中国人。

所以，当日本人提出所谓国有化钓鱼岛的时候，不管翻译成“国有化”还是“国管化”，毫无疑问，这是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一个重要步骤。

否则，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位重要领导人不会全部出来发出非常强硬的声音，阐述中国的根本性立场，表示在主权上我们绝不会做半点退让。

这些警告日本应该看得很清楚，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日本把过去那些有效的伎俩，拿到今天来使用，最后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方对中方的反制还是估计过低。不管是日本右翼还是日本的执政当局，还没有深刻地领悟到钓鱼岛事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巨大损害——我们讲不是一般损害，是巨大损害。

有些日本媒体在报道中说，中日关系是2005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最糟糕的，这些日本媒体看得太轻了，中日关系不是2005年以来最糟糕的，而是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糟糕的，而且是最危险的时期！

日本所谓“购买”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举动在中国社会激起深刻而且全面的反弹，这种全面性涉及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不同阶层，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不管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同仇敌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且表现出了极大的义愤。

日本太低估了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也太低估了中国的民意。如果日本不做调整的话，中日关系的全面恶化将难以避免。

针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所谓“购买”钓鱼岛的举动，我们要采取实质性的步骤，绝不是对日本发出警告的问题，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步骤，这个步骤绝不单单是围绕钓鱼岛开始的，而是综合性的。它不仅仅包括海洋权益问题，而且应该包括双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各方面关系，都要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

公布领海基线最重大的意义，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钓鱼岛归属中国固态化下来。而且，我们所公布的领海基线，与台湾方面公布的领海基线是完全一样的，完全重合的。这就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共同认定，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法理基础。

当然，我们对日本的这种购岛行为的反制，我个人觉得，绝不仅仅是公布领海基线的问题和仅仅派船去巡航的问题。

当日本把钓鱼岛作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危机挑起来了，我们应对危机的反应应该是更加全面、更加多元的，绝不仅仅是日本指定这个岛，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生冲突，别的领域不要涉及，这是不可能的。

公布领海基线也好，派船巡航也好，只是反制日本野田内阁购岛行为的第一步，后续还有若干的步骤。我们必须做好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准备。

中日关系全面恶化，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的合作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日本曾经也给我们提供过一些开发援助，对中国的经济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中国给日本提供的巨大的市场，也成为日本经济还能够增长、还能够维持繁荣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国际贸易有个准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如果超过2000亿美元的话，这两个国家就有重大利害关系，不仅有必要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有必要建立紧密的政治关系，甚至军事合作关系。中日之间的贸易达到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见中日经济交往之深。

但是在今天，从中国人的一厢情愿来看，我们非常希望和日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关系，包括政治互相理解的关系。

但日本做出这样的选择，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中国的警告铤而走险，完成所谓钓鱼岛的“国有化”，迫使中国无法选择。当日本开始主动寻求和中国对抗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做出任何的躲闪。

中日合作双赢的局面是明显的，中日对抗双损的局面也是明显的。既然日本不怕承担代价，中国人更没有必要怕承担这个代价。我们经常讲，中国离了谁都行。

我们以前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今天我们虽然广泛利用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资金、国际技术、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但是对中国来说，世界要大得多，我们的资源要比日本强得多。

日本要通过钓鱼岛颠覆“二战”成果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确定了要把钓鱼岛争端国际化的方针，他要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明日本的立场，还要争取美国、越南、菲律宾的支持，以迫使中国在它们的“外交围堵”下做出让步。

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反常举动，当然也跟日本右翼的梦想是联合在一起的，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日本所谓想成为“正常”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整个推翻“二战”结束后由美国、苏联等世界大国所规定的，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雅尔塔协定》这一系列文件所规定的日本的地位。日本要整个颠覆这样一种地位。当然日本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希望实现这种颠覆。就是表面上日本与某国的领土之争，或者与韩国有关独岛的争端，或者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或者与俄罗斯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端，日本就是要通过这一系列表面看好像是领土争端，实际上是要颠覆整个“二战”的结果，从而达成日本右翼的梦想。

日本所有的规划是非常可笑的。包括像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他最早写的书《日本可以说不》，矛头直指美国。当时他的意思是说，日本至今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日本必须从美国那里独立出来，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政治地位，主要对准美国说“不”。

那么今天，同一个石原，说“不”是对着中国来的。而且用他最初准备说“不”的美国做日本的背书，所谓《美日安保条约》。这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玩的小伎俩，是小心眼，不是大心眼，这种伎俩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日本这种举动是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一种挑战，如果对日本为“二战”翻案的行为放任不管的话，必将贻害四方、后患无穷。

从这点来说，美方尤其要注意。

美国实际上在中日之间玩火，它一方面对日本讲，《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方现在直接称“尖阁群岛”了；另一方面又对中方讲，美国在领土争端上不持立场。

美国玩的这种两面派手法，实际上最后要伤及自身。因为日本如果对“二战”成果做根本性的翻案，那么主要是翻美国。日本觉得“二战”后国际社会给了它很多强制性的东西，包括联合国托管了日本的很多岛屿，美国在日本大量驻军，限制日本的宪法、日本非武装的条文等，对它加以各种各样的限制，日本觉得这些限制最大的来源就是美国。

实际上日本最终要颠覆“二战”成果，最重要的就是颠覆美苏达成的“二战”后《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秩序。

“宣传战”

日本一方面不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另一方面却在国际上就钓鱼岛问题展开“宣传战”，宣讲自己的东西，驳斥中国方面的，实际上是自陷困局。当然国际上对日本这种心理也能够理解。如果有某个地区处于争端，那么实际控制的一方总是不想把它说成争端，为了强化自己的实际控制而不承认存在争端，这是国际上一种通常的现象。

因此，就日本不肯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这一点来看，国际上其实很多国家都明白这明显是个争端。大家都明白日本的不承认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不是说实际上不存在争端。

从日本的策略上考虑，最好不要承认存在争端，一旦承认争端，那么就要对它的实际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将来要留下很大的隐患，所以硬着头皮也要顶住，这是日本的一种心理。

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日本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它在国际上展开“宣传战”很难达到期望的效果。

从日本方面来看，现在一个最大的弱点就在这里。因为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包括是谁最先发现、最先命名，从历史文献上来看，日本很难拿出像中国这么多的材料来。日本只能从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搜罗的那么一点儿东西，证明所谓钓鱼岛是它的，这是日本的难点。

日本想突破自己的弱点，所以拼命在国际上做宣扬，弥补自己的短板。包括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合国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希望让钓鱼岛问题在联合国引起比较大的反响，这都是日本的一种战略安排。希望从历史法理这方面，尽量摆脱目前所处的被动地位。

分化海峡两岸

正当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持续紧张的时候，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突然表示，希望早日重启日本和中国台湾关于台湾渔船在钓鱼岛周边捕鱼的渔业协议谈判，并声称钓鱼岛问题尚属悬案。

日本外相做这个表态，表示希望重启所谓的日本与中国台湾的渔业协议谈判。这个谈判被日方单方面搁置了很长时间。以前是台湾很积极，日本很冷淡。因为日本认为不存在争议，也没什么可谈的，这东西就是我的，你台湾一点份儿都没有。

现在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尤其是在日本完成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进程后，海峡两岸的保钓行动风起云涌。日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试图要分化两岸的力量。

海峡对岸的马英九曾经对日本记者讲过，在保卫钓鱼岛的问题上，台湾绝不与大陆采取联合行动。马英九讲完这话之后，大陆的民众非常失望，岛内的民众也非常失望。马英九遭到了岛内民众很大的压力，后来又把他的话做了相应的调整。

调整以后，海峡两岸在保钓方面是不是采取统一行动，大陆方面当然认为统一行动是最好的，台湾方面过去说不会采取统一行动，现在不置可否，保留了一个模糊的空间。

这一点是日本最害怕的，日本最担心的就是海峡两岸共同采取保钓行动，因为那样的话，日本面临的压力要比现在大得多。日本在完成对钓鱼岛所谓的“国有化”进程之后，深深地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么怎么化解这个压力？日本想了一招，那就是分化海峡两岸。先跟你弱小的力量谈一下，把这个力量分化开。它估计跟大陆很难谈得通，所以先与台湾就渔业问题开始谈判，而且局部地承认与台湾就渔业问题有争议，不是在主权问题上，而是在渔业问题上有争议。

虽然是日本释放出一点儿东西，但是也能看见日本的逐步后退。当然，它是后退出一个空间，先把台湾的力量化解在海峡两岸共同保钓的行为之外，然后再单独对付大陆。这是日本要与台湾开展所谓渔业谈判的全部底牌。

面对钓鱼岛其他一些海洋权益问题，有国人主张，海峡两岸的军人应该共同捍卫“祖权”，这个“祖”是祖宗的“祖”，呼吁台湾与大陆建立统一战线共同维护海洋权益。

这样的说法很值得海峡两岸考虑，因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虽然在台湾方面有不少“深绿”的人认为，台湾要独立出去。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钓鱼岛是台湾宜兰县管辖的，台湾又是中国的一个省。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来看，海峡两岸在完成解决这些所谓东海的权益问题方面，对海峡两岸无疑是个共赢的局面。这种共赢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共赢。从这些方面看，在东海、南海，海峡两岸的合作，是一个中华民族共赢的局面。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如果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分裂的话，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内部被对方各个击破。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如果说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那么开展合作获得的完全是一种共赢的局面。

当然在这里面需要的是一种更大的民族包容心，超出意识形态、超出社会制度、超出现在这种所谓统独的争论，寻找更大的共同点，那么获得的毫无疑问将是两岸很大的共赢。

但这是一种设想，达到这种设想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实际上日本早已考虑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了。为了防止海峡两岸出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立场，解决东海问题，甚至解决南海问题——日本方面早做了深度防范。这些深度的防范，从台湾方面的一些政治人物，像李登辉、陈水扁的种种表现都能看出来。日本所做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说是颇有成效的。

台湾方面有些政治人物打的什么旗号？打着所谓维护本岛的利益，维护台湾的利益，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破坏的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而且迎合的是日本的利益。

日本非常乐见海峡两岸的分裂，因为只有海峡两岸分裂，它才能够从这些分裂的现状中，从这种矛盾中找到缝隙，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是日本的考虑。

我们要防止这些事情出现。我们经常讲历史呼唤大胸襟的问题，而且同时呼唤大荣辱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从历史上看，在历史上小人物和大人物是共存的。你说陈水扁这样的人物他算什么人物？那是非常典型的小人物。什么样的叫大人物？就像孙中山这样的，以国家民族为奋斗的志向，而不以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志向。

像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是大人物。只有这样的大人物才能书写大历史。怎么样共同书写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书写的历史是大历史还是小历史？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胸襟和气度，和我们具体的追求。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暧昧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不明确。

不明确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政策。2012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发表了谈话，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如果是官方正式谈话，国务院机构、人员的姓名都有，但是这名官员拒绝透露姓名，这个谈话是非正式的。

即使它是正式的，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某一个条款。但是他马上又说，美国不介入有关钓鱼岛的主权纷争。实际上美国的态度是含糊的。

美国的战略还是相当老辣的，美国存在于亚洲最大的理由就是中日纷争。当然从这点来看，我们非常遗憾，中日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中方态度始终是所谓一衣带水，免除日本的战争赔款，推进中日经济的交融，想从这个方面巩固和搞好中日关系，但是非常困难。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名古屋市长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这种对中日关系的冲击，没有一次是中方挑起的，全部是日本主动挑起的，导致了中日关系出现这种僵局。

而中日关系的僵局，是美国乐于见到的。

美国跟日本人说：“中国有野心要把钓鱼岛吃掉，美国得帮助日本保卫钓鱼岛。”而且还讲中国对朝鲜半岛等方面的威胁，就是打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存在于日本的必要条件。

美国反过来又跟中国说：“我不存在于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起来，那对中国是很不利的；我存在于亚洲，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美国做的事情，两头讨好，两头取利。要揭破美国的这种花招，只有中日真正渡过自己的难关，真正能处理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问题，然后才能够让美国不在中日关系之间打入楔子。

中日之间单独处理中日关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从日本政界看，根本不存在此种可能。日本政界还在想着脱亚入欧，还在想着利用美国的力量打压中国，然后实现日本在亚洲的最大利益，这种状态我们还看不到尽头。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将继续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存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中日关系非常大的麻烦，也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一个不小的麻烦。

中日全面对抗，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管是挑起中日的对抗也好，还是把中日之间的对抗控制在一个所谓可控的程度也好，核心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从表面上看起来，帕内塔的言行与希拉里国务卿有所区别，好像两个人在讲两种话。希拉里·克林顿到处煽风点火，到处讲《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帕内塔作为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时的讲话，是很有节制的，完全不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直接。第一，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和美国国防部的政策可能有细微的差别；第二，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美国的两张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希拉里·克林顿在亚洲到处煽风点火，据她说她是为和平而来，等她走了之后亚洲一片硝烟、互相对抗全面开始，眼看要把美国拉进来了，这时候帕内塔来了，帕内塔来了做什么呢？起一个灭火、安抚的作用，各方压制，他保持冷静，你也保持冷静。

帕内塔所说的保持“冷静”是什么意思呢？东方必须得保持巨大的争端，中日之间必须保持巨大的争端，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中日之间也不要撕破脸皮，真撕破脸把美国卷进来，这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了。

所以，美国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既要挑动中日的不和，又要维持这种不和的强度，不要太过分，不要让双方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从而破坏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枢纽，那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因为美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巨大的投资，而且美国国内产业都非常依赖在中国、在日本投资所产生的效益。在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情况下，如果东方乱起来，如果中国、日本全面对抗展开了，对美国的利益毫无疑问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打击。

所以，美国让一个国务卿，也就是它的外交部长，到亚洲来扮演挑起争端的角色，然后让一个国防部长，就是掌握武装力量的人，到这儿来扮演缓和矛盾的角色。

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两张牌，不管是挑起中日的对抗也好，还是把中日的对抗控制在一个所谓可控的程度也好，核心的一点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既不是日本利益的最大化，更不是中国利益的最大化，最终都是要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玩弄的就是这个技巧。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在访问日本时表示，希望日本不要再让事态升级。与此同时，日美计划进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参与的联合军演，这将是日本和美国第一次在日本岛屿进行全面的联合夺岛演习。

美国对中国和日本这种矛盾的政策，实际上也展现了美国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亚太地区是世界未来复兴的一个源头，是世界未来发展的中心，美国一定要进来分一杯羹，而且要在里面有足够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怎样能够有效地遏制中国？这也是美国必须加以考虑的，不仅要考虑，而且还要完成实际部署。

在这种状态下，利用日本分散中国的力量，间接地对中国产生一种遏制作用，这是美国一种合理的盘算。当然这种盘算是有限度的，弄得不好的话，这个牌是很危险的，这张牌打得不好就容易把美国卷进来。

把美国卷进来了以后，经济上还要花那么多钱支持军事行动吗？而且从国民的意志上说，美国人值得为这个它自己都承认主权存在争议的岛屿付出生命的代价吗？明显美国选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而且很明显美国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不能迈出极富风险的这一步。

美国既要把这把火烧到一定的温度，保持中日之间的裂痕，保持日本对中国的遏制，又要防止中日关系跨过危险的红线。跨过这个危险的红线，美国对亚太所有的盘算，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对亚太未来的希望会全部落空。

因此，美国非常谨慎，它在反复地告诫日本。

当然美国在中国也讲这样的话，希望中方保持理性、保持克制，尽量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貌似公平，但美国内心完全清楚，完全是日本在挑起钓鱼岛的紧张事态，中国人本来就很克制。那么美国人虽然对中国和日本讲同样的话，实际上是敲日本的分量要重一些，就是说日本你不要再挑事了，这种局面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意思。

12.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障碍

中美军事五次断交

回顾一下历史，从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军事交流一共中断了五次，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6年的李登辉访美、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及2008年美国对台军售。

这五次中美军事交流的中断，有共同的特点，都是美国先挑起来的。

一个主权国家在处理自己主权事务的时候，尤其涉及自己安全事务的时候，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表示。每一轮军事交流的中断，不是我方主动做出的，都是被迫做出的，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之下做出的选择。

自2008年10月中美军事交流中断后，美方多次表达恢复与中国军事交流的愿望。因为中美军事交流是两国交流中建立深层互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也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晴雨表，中美关系中止首先是军事关系中止，中美关系搞得好，军事关系能有很大的进展。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军事交流的恢复，对两国关系有很大的指示意义。

这回中美军事交流的中断，主要起因是美国对台售武——美国对台出售了价值60多亿美元的武器，这在国际法上、国家关系法上是前所未有的。

国家关系史上很难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出售大量的武器，虽然宣称是防御性武器，但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军事关系暂时中止。

这种中断主要起因是美国对台售武，所以美国要恢复对华军事交流，表现出来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势。首先是太平洋总部的司令基廷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表示对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寄予很大的希望。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她承担有美国军方一个很大的任务，美国军方要求希拉里做一个转达，希望恢复中美军事交流。

但希拉里在飞往日本途中，向媒体表示，美国将依据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协助台湾防卫，出售防卫性的物资给台湾。

希拉里讲话的口径跟以前一样。以前每次美方对台售武，理由都是援引对台关系法。这个对台关系法是美国议会、参议院通过的一部国内法律。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法律。以一部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法之上，从这个层面也能看出，美国这种霸道的态势。

奥巴马上台之后，有过一些好的表示，要与中国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尽快从金融危机走出来。希拉里访华也带来很多好的信息，她还引用了中国一个成语叫同舟共济。

你说要同舟共济，一边跟着我们划船渡过危机，另一方面想着另外的问题，那对双方的关系是会带来影响的。

当然希拉里这个表态，也可以理解为她的惯常政治表态。因为这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希拉里作为国务卿首次对亚洲出访，她必然要履行美国对日本、对韩国所谓的安全承诺。包括她援引对台关系法，要说一些面子上的话。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最重要的就是看她做什么，她说一说可以，我们听了。那么她如果继续对台售武，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说实话，进攻性武器、防御性武器是很难划分的。

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出售给台湾的F-16，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战斗机，那是防御性武器吗？完全是进攻性武器。

她解释说，卖给台湾进攻性武器，但是没有弹药，比如说中程的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台湾买了一大批，被美国扣住不交给它，放在美国，放在关岛，放在冲绳保存，一旦需要的时候，再给台湾方面支付。

实际上，美国所谓仅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承诺已经被打破了，美国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所说的逐年减少对台售武的承诺也被打破了。现在都是动辄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的大单子。

不要说两军关系了，这对两国关系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美军事交流恢复正常交往，前提是必须双方注重对方的安全关切。尤其是美方要尊重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

美国霸权主义

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美国国务院辩称，美国对台军售有利于台湾安全与稳定，美方这种说法，毫无疑问体现了四个字——霸权逻辑。

美国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话都得听它的，所有地区安全都得由它来维护，所以它宁可把这个国家看作永久分裂的两个部分，以前对待德国——东德、西德是这样，今天对待朝鲜也是这样，那么对待台海两岸也是一样。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两德面临统一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态度很明确，他反对两德统一。

当时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美国完全一样。但在追求国家统一过程之中，在两德即将合并的时候，美国坚决反对。美国甚至一度想拉拢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制止两德统一进程。

更何况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在未来海峡两岸统一，美国肯定要想尽种种办法，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阻止中国完成统一的进程。这一点，实际上通过对台售武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

邓小平同志讲，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美国人民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有必要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美国反复在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为什么美国反复做了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只不过表达一下我们有限的愤怒和有限的抗议，竟然引起美方舆论如此大的反弹？就是说好像中国人天生应该吞下苦果，只有美国对台军售，中国人气都不吭，而且我们还要说美国对台军售有利于西太平洋地区、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美国人才算满意，才算找到了理想的伙伴。

这种理想的伙伴，在殖民主义时代是有的。但在今天一个独立的中国，从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永远不要期待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能够同意、能够容忍、能够默许美国对中国的一部分出售武器！

美国人在反复讲中国威胁论的问题。我们看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什么，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中国面临的依然是最传统的安全问题，就是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统一问题。美国丝毫没有这个问题，美国领土能到夏威夷、能到关岛，没有哪一块土地还没有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的安全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今天依然在完成最传统的任务，如何有效维护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美国却是在追求在全世界的行动自由，对全世界主要区域的控制、主要资源的控制。

那么在这种程度上，中国怎么威胁它了？它对中国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省出售武器，那么明显对中国领土完整、对中国民族尊严、对中国主权独立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当中国人认识到这种威胁并采取反制措施，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欧洲包括日本都有一些论调，阿拉斯加在追求独立，夏威夷在追求独立。那么，如果中国向追求独立的阿拉斯加、夏威夷出售武器，美国会做何反应？美国肯定暴跳如雷，肯定认为战争来临，肯定要宣布应该进入战争状态了。

当美国奉行霸权主义的时候，它期待别的国家吞下它给别人所服的苦果，随着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不仅从物质上站起来，而且从精神上站起来，美国人永远不要期望中国人能够吞下这个苦果。

完成自己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这是多少代中国人努力的目标，我们绝不会放弃，绝不会因为美国人对台出售武器，就对我们的目标产生丝毫的动摇。

军事服从经济

军事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军事实际上服从于政治，那政治服从什么呢？政治在今天很大层面上服从于经济，所以马克思有这样的论断，叫作一切源于经济。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就是从资本入手、从剩余价值入手，揭示资本的秘密、资本的规律。所以马克思讲一切问题缘于经济。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当然我们按照马克思的论断来观察中美关系的话，会发现中美似乎分歧很大，比如说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战略目标追求，好像这些不同，都要引导中美走一条冲突的道路。

但是今天有一个最大的趋同倾向，就是中美所组建的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柔和性，这成为世界经济一道奇观。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中美经济关系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比如200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突破3300亿美元。这个贸易量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其他贸易伙伴。

美国与北美贸易共同体，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有很多优惠的边检、免检，无关税、退税等一系列优惠，对中国它有很多的限制，比如禁止高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禁止进口一系列的中国货物。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既然中美贸易达到3300亿美元，超过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超过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可以想见，中美贸易量已经达到了双方互补的程度。

美国人生活中很难离开中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关系，双方的国家关系，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双方的政治关系也不得不按照经济调整。

军事关系也是这样，军事要服从于政治、国家利益的需求。所以我们经常讲，不管美国军方对我们如何不满、对我们如何警惕、对我们如何怀有冷战思维，它都不得不照顾美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希拉里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夫人，曾经到过中国，但她2009年这回身份不一样，作为国务卿，尤其是新一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第一次出访。她按照顺序走着，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然后到中国。美方宣称最后一站中国是此次亚洲之行最重要的一站。

这一站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很难谈到，但是她到中国访问，希望双方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解、建立信任，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美国资深外交元老、泰斗基辛格曾经跟希拉里讲过，在中国方面争取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比谈具体事情重要得多。基辛格讲美国人主要热衷于谈具体的事情，而在中国，首先是取得信任。就是你值不值得谈，你值不值得信任，你怀有什么目的，你怀有什么企图。领导人之间建立信任，这在东方政治中是很重要的。所以基辛格告诫希拉里，要切记这一条，跟中国领导人建立信任。

所以说希拉里到中国来，当然目的性是有的，但是具体的成果她并不在意。她实际上在做一次试探之旅、信任之旅或者是建立基本关系之旅。

当然希拉里之行成果明显。她访问结束之后，中美恢复军事交流的常识性会谈就开始了。

中美国防会晤

2009年2月27日、28日，中美两国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了年度工作会晤，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在会晤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是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中方才同意美方提出国防会晤的提议，但两军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任重道远，因为目前障碍一个都没有排除。

影响中美军事交流的第一大障碍，那就是2008年10月中美军事交流被迫中止的原因——美国对台军售。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省出售武器，这样的行为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够容忍的。

第二个大障碍，是美国连续多年对我国进行沿海的侦察，海军的、空军的，主要是海军的，包括水文地质调查，水深探测、海地洋流温度等一系列的调查。

这些调查离我们的沿海非常近，完全深入我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有时候甚至逼近我毗连区，由此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海上冲突。2001年的撞机事件，就是这样一种性质。

这些都是美方做得很明显的影响中美两军正常关系的行为。

当然，还有些潜在的、对中国军事包围的问题。美国与我周边国家达成的一系列的军事协定中，包括《美日安保条约》、对韩条约、美泰等一系列的军事协定，这些对中美关系也构成潜在的损害。

因为这一切潜在的意识是，以中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构筑起潜在的或隐形的军事包围。包括2000年美国所公布的核打击目标，把中国列为美国未来的核打击目标，这是很明显的，造成中美军事障碍很大的因素。这些都是军事方面的行为多。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实际上也构成了中美军事发展关系的障碍。比如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迪莱修正案》，这个《迪莱修正案》对中美双方军事交流的内容和交流的场所，包括交流的层次都做出了若干个限定，都是造成中美军事交流的主要障碍。

在这次中美国防会晤工作中，中方提议把“尊重”“互信”“对等”“互惠”作为发展两军关系的基本原则。

因为国家之间发展关系，是有双方要遵守的基本准则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遵守这五项基本原则，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建立中美关系三个联合公报也是这样一个性质，就是一个基本的准则。当然，有时候美方违反了这些准则，比如《八一七公报》，美方有时候就违反，它违反的时候，我们就拿出这个公报提醒它对公报的违反，这就是规范、约束双方行为准则的一个基本的条文。

中美的军事关系是高度敏感的，建立难、损害易。中美国家关系的损害首先从军事关系的损害开始，中美国家关系的恢复，军事关系最后恢复。

中美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不但有利于中美双方各自的安全，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中美双方关系的准则，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准则，如果双方都能做到约束和规范，对于中美双方发展关系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

小布什的认识

美方在中方关切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从小布什政府以来，美方越来越清醒，越来越重视了。

过去我们说台湾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美方在很大程度上以为这是很简单的政治宣示。2002年小布什总统在北京访问的时候，清华大学那场提问对他的刺激是很深的。

当时是由小布什总统自己指定提问的学生，而不是中国这边的人来指定。小布什指定第一位学生站起来了，问了台湾问题，第二位学生站起来又问了台湾问题。小布什感到非常吃惊，又是台湾问题！

从这一系列的提问，一个政治家也好，一个军事人物也好，他认识到一个感性的问题。这种感性认识的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理性认识，甚至没有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

小布什通过和普通中国人的接触，通过和普通中国学生的接触，他感觉到了台湾问题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意识和整个国家利益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分量。所以在小布什总统的整个任职期内，他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

中国有这种很强大的民意，在台湾问题上毫无让步的余地，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不管美国的政界，还是美国的经济界，包括美国的军方，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奥巴马的压力

新世纪进入新阶段，美国面临困境，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危机，再加上一场金融危机；而中国在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维持国际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幅度提升了，中美关系处于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平台上。

所以国际、国内很多人都做出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台售武应该更加谨慎，甚至会最终取消。实际上，国际之间力量角逐，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奥巴马来访的时候，力图避免访华之前做出对台售武的决定。他把这个决定往后推迟，这可能是一个技术处理，就是尽量保持访华期间中美的良好关系和良好氛围。

那么结束访华之后，就可以对台售武吗？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美国方面看，仅做些功利考虑，只是在奥巴马访华之前增加一些双方友好气氛，访华之后，美国可以马上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行动，这不是两个国家互相信任的正常交往。

虽然对台军售最终决定的单子放在了奥巴马的办公桌上，但是毫无疑问，来自五角大楼——军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包括来自美国产业界的压力。

军方的压力，要求增强台湾方面的武装力量，增强和大陆抗衡的力量；经济界和国防军工界的压力，毕竟这是一笔大单子，60多亿美元的交易。

我们当然希望奥巴马取消对台军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泡影。因为美国的政策不是以一个人所决定的，这是美国长期、固定的国策。

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军售的缝隙，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它肯定要钻这个缝隙。

俄罗斯媒体称，美国透露对台售武的消息，它的时机暗藏着玄机，美国是想通过威胁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来说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朗核问题。

这种分析有存在的可能。在西方政治里，讨价还价，用利益交换达成目的，这是一种通常的手法。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把一个中国内政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这种联系对中方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们一旦接受了，以后势必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都会以台湾问题作为绑架。就像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行为，绑架一个人质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美国是不是通过对台军售，作为绑架中国的手段？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回顾近3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时不时就会利用对台售武，来刺痛中国，它的依据就是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

我们必须采取反措施，这个反措施必须使对方受到惩罚、损害。我们应该给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人侵犯中华民族的利益、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都不可能不遭到报复，都不可能毫无风险、毫无代价就做出这样的事情。

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它们是中美两国关系以及我国台湾问题的重要历史文件。

在《八一七公报》中，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美方做出三点承诺：1.美向台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美中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2.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3.经过一段时间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

13.中美军事关系，损害易，建立难

中国军力报告

自从2000年以来，五角大楼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大多是在每年的3月份发表《中国军力报告》，2010年推迟了5个月才公布。5名共和党参议员为此曾给国防部长盖茨写信，质问为什么报告迟迟没有公布，有的美国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盖茨，国会催你交中国作业了”。

其实2008年和2009年的报告都有推迟，但是2010年推迟的时间更长。这3年报告推迟的原因，我觉得相差无几，基本上都是美国在考虑对中国的评价问题，会不会引起比较大的动荡，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军力报告》从名称上做了些修改，已经改成了《中国安全发展报告》。这种变化主要是，奥巴马政府力图体现一些他的所谓新政，对中国新的认识、新的估计、新的评价。但是明显的矛盾是，五角大楼在炮制这个报告的时候，那种冷战思维始终无法得到解脱。所以虽然报告的名称换了，由《中国军力报告》换成了《中国安全发展报告》，实际上内容基本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从美国的执政当局就形成很大的难题，想力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每每发现，代表自己政策宣示的这些重要文件出笼，还是冷战思维那一套。

所以这是推迟发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怎样把报告的内容调整过来，把一些语气调整过来，更加符合奥巴马执政当局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对中美军事关系的考虑。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报告从来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内部本，一个是公开本。我们可以想见，美国调整的主要不是内部本，内部本对中国的评价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它主要想调整的是公开本，公开本怎样适应新政策的走向，这是它主要考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部调整基本不变，公开调整就是词汇、概念、说法的变化而已，不涉及到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但就这些说法、概念的变化，也足以令美国人从3月一直忙活到8月。

中国现在每年被出《中国军力报告》的“待遇”，是冷战时期苏联才享受过的。当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起初认为全世界是无对手的，经过1991年到2000年一个很大的调整，最后认为中国是个对手。

2000年，美国国防部按照国会的要求出这样的军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一个国家要让国防部针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一个军力评估，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假想敌的追寻。

你反过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出过《美国军事力量报告》。我们的所有东西放在桌面上，不会往桌子底下塞什么东西。我们不会评估对手有什么发展，对手的强点在哪里，对手的弱点在哪里。美国搞这个是很多的。当然它有个前提，就是对手。如果没有对手这个前提的话，它不会做这样的报告。

美国内部也有不少的清醒人士。自从《中国军力报告》出笼以来，美国有不少的清醒人士发表观点声称，美国一定要防止预言的自我实现。

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就是你把这样一个国家树为你的对手，然后发表针对它的报告，进行有关针对它的军事部署，然后针对它拉拢同盟，企图包围它。然后就像希拉里在越南的东盟会议上所讲的，南海关系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军演，在“天安”号事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进行军演，而且军演的一部分矛头针对中国。

当你这样做，当你采取这样措施的话，那人家，比如说中国，肯定要为了防卫自己的安全，做出一些应对。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造一个对手，结果最后这个对手真的变成了你的对手。这就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这是美国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在与美国交涉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美国停止发表类似于这样的视中国为战略假想敌的报告。那么美方不管怎么样，从表面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把《中国军力报告》调整为《中国安全发展报告》了，我们姑且相信这是个善意的表示。

《中国军力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文件，历来都会受到中美关系大局的影响。中美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中美关系，首先一点就是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审视。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审视，你就会发现美国很多行动是必然的，它必然会这么做，不是个意外。所以我们尽量排除意外感，或者说，我们希望它不要这样，它偏偏这样了，我们这种挫折感，也必须得排除。

很多中国人以为，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帮了美国很大的忙，为了帮它解脱危机，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我们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马上就对台售武了，马上就会见达赖了，马上就迫使人民币升值了，马上又宣称南海关系美国国家利益了？它还挑动越南——这个挑动不是背地里谈，而是公开地挑动越南、东盟与中国的对立。

我们很多人感到意外，很多人感到挫败。我觉得我们今后不应该有这种意外感和挫败感。你的意外和挫折感来自对美国抱了过高的希望。

我们今后对自己国家利益要清醒冷静地审视，你要相信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利益，必然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它不做是奇怪的，做才是必然的。

怎样有效维护我们的利益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发出那种怨言，就是我对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怎么对我不够意思。国际政治中不讲这个。国际政治中讲的是利益，讲的是实力。中国人只有踏踏实实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踏踏实实地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实力，这才是我们将来唯一的出路。

盖茨访华

美国防长盖茨2011年访华被认为是中美两军关系回暖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

事实上，这次盖茨的访问毫无疑问是中美两军关系史中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对中美两军关系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两个国家，两支军队必须得交往，必须得了解对方，减少误判，而且在国际更大的层面力所能及地展开一些国际合作。

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虽然中美的两支舰队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配合，但是在互通情报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包括一些海盗劫持船只，中国海军成功地解救，把这些海盗击退，美国海军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这两个军队对抗的话，那么给西太平洋的形势，包括给东亚的形势，当然给国际安全形势，肯定要带来很大的变数，而这两个军队如果能够在一些方面，首先从非战争军事行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然后逐步深化合作的话，对全世界肯定是好消息。

我们不能期望中美两军关系是一马平川的，包括盖茨访问完了之后，就能够很顺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台售武依然在进行。这些影响两军关系的因素依然存在，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中美军方的接触，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课题。

参观过第二炮兵司令部的外国领导者屈指可数，尤其是像国防部长这样的领导者，这是中方给盖茨一个很高的待遇。美方包括盖茨本人，对这个安排也满意，也不满意。

满意的是，中方的接待，包括军事参观项目给他很高的规格，他是满意的。不满意的是，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拉姆斯菲尔德是第一个参观二炮司令部的美国国防部长，他期待中国给他看从来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看过的东西。

这点其实我们强调得比较多，要对等地交往，就是美方也应该给中国人看看它们不愿意给中国人看的东西。这是个交往的对等。从这个对等的角度来说，起码中方展现了很大的诚意，就是尽力做到了，满足美方提出的标准。

在盖茨访问中国期间，美方提出，希望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一个新的机制，称为战略安全对话，希望中美双方相应的外交和防务领导人参加这个机制。

美方这个建议，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它们以前就提过。美方这个建议，很可能是对中方一些建议的回应。

比如说，中方反复提出，鉴于中美两军的关系随意性很大，使中美的军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往往是对台售武。日本人评论说，台湾问题绑架了中美两军的关系，当然“绑架”这个词用得不太合适，因为不是它绑架了的，每次对台售武都是美国方面主动的，当然台湾方面也有要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方其实原来已经提出来了，怎样使中美两军趋于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不是随意被单方面破坏的关系。

中方提出，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问题。盖茨来，也提了，他也认为在交往中应该有些原则，尊重、互惠他也提了，但是最关键的对等他没有提。

从我方来看，我们希望从中美两军的关系方面，建立一个相对正常的机制。当然从美方提出的要求来看，它希望这个机制扩大到不仅仅是军事交往，也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交往。

从单纯的军事交往来看，美方设置的障碍越来越多。美方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通过军事交往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所以很多参观项目他们不让看，很多交往不能进行。

从美方的意思来说，要扩大会谈的主题，不要老拘于军事了，从安全这个更大的层面上来看，那安全的范围就大了，包括经济、文化、信息、网络，包括人员交往的安全。美方想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涵盖这种起伏不定的中美军事关系，这是一个理由。

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全面对抗、势不两立。以北约对抗华约，双方的导弹和核武器互相全面地瞄准，你能摧毁我多少遍，我也能摧毁你多少遍。

中美完全不一样，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接近4000亿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预示着两国的经济交往在空前地加深。我们并没有组织军事集团与美国对抗，也没有企图取代美国主导的那些东西，而且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并不准备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这些都是中方所做的很明显的、和冷战对抗期间苏联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我们自己的秉持。《环球时报》有篇文章，说当美国人质疑中国军力发展的时候，更应该提问的是中国人，中国应该反问一下，美国人在西太平洋拼命地加强部署，要在西太平洋取得绝对的优势。意味着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敲碎的蛋壳，这是不行的。

当美国在西太平洋拼命增强军力的时候，我们既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中美的军事交往，也要达成一种平衡，捍卫我们的安全。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变成一个美国人随时可以敲碎的蛋壳。

在中美军事交往中，美国人可能也会越来越清楚：中国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不是为了跟美国一决高低，而是为了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中美安全对话

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与前两轮相比，首次邀请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出席是一大看点。中方代表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美方代表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双方高级别军事代表参与战略与经济对话。

从此次双方参与成员可以明显看出，中美的利益点正在逐步扩大，或者正在明显地扩大，当然也可能是问题点、矛盾点的扩大。中美两国国家利害相关，虽然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意义追求完全不同，但是两个国家从经济上结成了密切联系，双方贸易额将近4000亿美元。在国际上，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如此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非常新的局面。

中美关系的发展，之前叫战略经济对话，没有一个“与”字。实际上，这个“与”字是很有讲究、很有意味的。过去中美之间的对话，只是经济问题对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战略问题对话。从2009年、2010年开始有所改变，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战略问题，更是战略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对话。一字之差，差别很大。

之前的对话，有国务委员参加，没有军队代表参加，这次马晓天副总参谋长的参加是个非常大的进展。他原来是国防大学的校长，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昭示着中美双方关系的全面性，不仅仅是经济，同时包括外交、政治、军事。

中美军事关系可能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旦出了问题，双方都不由自主地采取一些停止交往的措施，军事上相互不信任，关系恢复时间很长。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的军事问题，主要就是怎样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方并不要求与美国协调在非洲、太平洋、美洲、中亚的利益。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要保持全球的行动自由，保持对全世界所有重要资源、重要通道的控制。而中国奉行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这是双方一个非常大的分歧点。

对台问题美国人最不愿意谈、最不愿意接触，却愿意谈别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不能相互谅解、相互尊重，那会很麻烦。因为台湾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这样敏感、要害的问题，中国的执政者都不会有任何犹豫。对美国来说，台湾在美国的万里之外，作为美国战略棋盘的一个棋子，它不愿意放弃并希望其发生作用。所以，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分歧，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在这点上不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相互尊重，那么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它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美双方的军事关系，会直接反映到政治关系，甚至到经济关系中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认为，中美安全对话，低于当年的美苏水平。其实他这个估计本身就有点过高。

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中方并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程度。当年美苏战略和武器，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苏联的弹头要比美国多，美国的运载工具要比苏联多。而在战略武器层面，中国与美国相去甚远。

比起当年美苏对抗，中国的强项在于中美经济的交往。当年，美国与苏联相互划分独立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经济体制，双方几乎不相往来，经济贸易量很少。今天，中美贸易量很大，两国间的交易量达到近4000亿美元。这是苏联远远达不到、望尘莫及的。

所以，中美关系与过去的苏美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如果以过去苏美关系分析，无法有效地理解中美关系，而且也无法驾驭这个完全不同的关系。

陈总长访美

中美军事关系，矛盾很多，导致中美军事关系首先受损，进而国家关系受损。实际上，从对危机的管控来看，双方都在探讨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中美军事关系——就是双方有没有合作的准则，建立关系、认定的准则。

对于中方提出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问题，合作、互惠可以讲，至于相互尊重，美方始终往后闪，不太愿意承认。

相互尊重，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很大的障碍。就中方而言，建立任何国家间关系，相互尊重是必然的。而美方却认为，相互尊重是国家对国家实力的尊重。

比如说美方太平洋总部司令出访中国，要求中方总参谋长会见。对于中方而言，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相当于中国一个战区的司令。而美方认为太平洋总部和中国最高军事长官平起平坐。

美国在太平洋总部经常召开太平洋地区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会议，很多国家都参加。其实这个会议很荒谬，美军一个战区司令，在夏威夷召集环太平洋各国的国防部长或者总参谋长参加会议。这是中美讲的相互尊重吗？

美国人的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如果没有足够实力，想相互尊重很难。201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美方对此提法加以默认，至少表明了它对中国上升的国家力量一种不情愿的承认。

此次陪同陈炳德总长访问美国的七位解放军将领当中，既有总部负责作战、情报和外事的高级将领，还有三大军区、四大军种的高级将领。网上对于中方出访的八位高级将领有过多解读，包括一些媒体评价，说中方总长出访，挑选陪同人员十分重要。

其实，这只是一个例行活动，对中方意义很大，却有局限，并不是说中美关系通过此次访问就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陈总长的出访班子，是一种例行选择。无论是谁去，都要完成一种选择，至于是不是代表一种重要的意义，不必做过多解读。

因为中美军事关系将进入政治化、常态化。过多地解读，恰恰就证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然而，毕竟中美关系时好时坏，麻烦的时候比较多。所以，要理性看待此次中国总长时隔7年的出访，国外的媒体不由自主地做了过多解读。

中美双方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行了首次战略安全对话，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说中美两国同意启动亚太事务磋商。有评论称，中美对话已经从试探、吵架，发展到具有建设性。

从试探、吵架，过渡到建设性，也要冷静地对待。建设性一样是吵架，好朋友之间也会出现争吵，更何况美国对中国猜疑这么大，争吵是难以避免的，并不是说从吵架到建设性，就不吵架了。

双方在发展中，如果有分歧，就互相敌视、敌对，然后互相对立，那对中美甚至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有分歧可以坐下来谈如何解决。但是，坐下来谈也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就保留，但要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沟通，不要产生误解，这才是建设性的。

所谓建设性，绝不是不吵架。建设性是双方认识到双方的问题、利益，不能掰开问题看利益、抽掉利益看问题，它是个固成体。

美国一直称中国军事透明度不够，是中美两国军事发展的一个障碍，要求中国加大军事透明度。不但美国人提，其他很多国家也提，甚至国内一些学者也认可。

事实上，各个国家的军事透明度都有问题，包括美国。

美国就完全透明吗？2006年中美联合军演时，参观美舰，只能看中甲板、顶甲板和指定的一层，禁止拍照。这是透明吗？

所以这其中有舆论主导权的问题，有点像中国人讲的三人成虎，一个人说虎来了，两个人说虎来了，没人相信，三个人说就相信了。国际舆论主要掌握在西方手里，当一个国家说中国不透明，大家半信半疑，三个国家都说，就让其他人信了，以为中国真是不透明。

新风格冷战：空天一体战

2011年11月，五角大楼揭开一种新型作战概念的神秘面纱，该计划要求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准备战胜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包括中国的反卫星武器、网络武器、潜艇、隐形飞机和能够打击航母的远程导弹。

俄罗斯《观点报》认为，美国这种对抗中国的军事计划，是模仿冷战时美国对抗苏联的方法，表明在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开始准备将军事重点转向中国。

按照美方自己讲的，美军提出的空海作战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一点五角大楼讲得非常清楚。《华盛顿邮报》援引奥巴马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空海作战这种构想就是要用新冷战的方式应对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不是来自中国民间的猜测，或者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判断，这是来自美国官方的发言。我们对此不能加以轻视，必须高度警惕。

当我们正在追求双方共赢的时候，美国人在做单赢的事情，美国人想构建希望能够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所说的空海作战，主要是为了限制当美国海军离中国比较近的时候中国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海军的威胁。

中国弹道导弹对美国海军威胁到哪里去了？是我们要威胁夏威夷的珍珠港吗？明显不是！是我们要威胁美军在印度洋的游弋、在太平洋的游弋或是在大西洋的游弋吗？也不是！我们只是要保卫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安全。

美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顶到别人的家门口来了，还说别人的防卫行动威胁自己的安全，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加霸道的说法了。

就像一个人，你要闯入人家院子，邻居当然要采取反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邻居的反制措施对你构成了威胁，威胁在哪里？在人家的家门口。美国说中国有反介入、所谓区域遮断能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奉行这样的战略，这都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美国人很像堂吉诃德，与一个看不见的魔鬼在搏斗，如果事实上没有这个魔鬼的话，就把它想象出来。

美国的这种说辞已经提出10年了，在“9·11”事件20天之后提出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采取所谓反区域遮断的战略。10年以后美国搞出针对中国的空海作战，这是美国人明显在号召冷战的一个姿态。

美国宣称海空战理论源于对中国新式精确打击的担忧，称中国的这种能力威胁到了战略航线以及其他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

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是其国家核心利益所规定的美国具有在全世界的行动自由，它的这个行动自由，就是任何人不能对我施加任何威胁。

另一方面，美国要保证对世界主要水道和航道的控制。比如，美国海军就宣布过，要确保对世界上16条重要水道的控制，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包括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这些关键性的水道全部要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这是美国人讲的全球行动自由。

这种自由是美国一家的自由。自由来自限制，一个人跟一个国家一样，如果一个人想在社会上为所欲为，这是他个人自由的最大实现，那么他影响的是其他很多人的自由。

美国所追求的这种单一国家的自由，那就意味着牺牲别人，别人就要做出相应的牺牲。

美国11支航母编队全世界巡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力量阻止美国海军和商船在任何地方通行，充其量也就是索马里海盗在那儿捣乱。而且事实上索马里海盗捣乱还是很有选择的，一般还不怎么惹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全球航行自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间爆出来说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受到影响，说将要受到影响，按照中国人的话说，这纯粹属于鸡蛋里挑骨头，是为美国下一步在亚太部署做准备，同时用这理由为美国所谓的海空作战做出“合理”的解释——你看我的航行自由受影响了，所以我必须得在西太平洋或在某一个区域加大投入、多建基地、密集巡航，来保证我的自由。这完全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转化为军事的趋势。

中美国防部长会晤

建立中美新型的两军关系，就是要打破“大国对抗”的思维定式，摒弃冷战时代那种建立军事同盟，增强自己的安全而不顾对方安全的这种单边主义倾向。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军事关系，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的很难做得到。

2012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中美之间达成军事交往的共识。第一，“共识”里讲到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发展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第二，就是双方互相访问，减少分歧；第三，是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军事档案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第四，是举行中美双方参加的演习，主要是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等这样一些项目的演习。

应该说，有共识总比没有“共识”强。

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点上，美国坚持“对台售武”，明显就是对中方一种不尊重的表示。包括美国派出军用飞机、军用舰艇对中国沿海进行的抵近侦察等一系列的行为，都不利于达成“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局面。

而从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和交流的内容来看，实际上中方还是想和美方开展一种全面的军事交流，但是，美方在一些交流项目上往后退，缩小交流的范围，限定交流的内容。美方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军事档案、环保、教学、文体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在其他军事领域，比如双方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等深层次的军事交流。

中美举行的联合演习虽然很引人注目，但这个联合演习的内容是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等，两军合作还停留在一些表面的交流，而不是深层次的。

在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合作交流仍是“初级”的。

而且，就是这个“初级”交流，美方能不能够遵守，本身都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因此，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共识，对双方来说有一定的约束力，是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现实。

如果以为达成了共识，双方就完全地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了，这只是理想而已。

当然，有交流比没有交流强，有沟通比不沟通强。但也不可能通过中国的防长9年来第一次访美和美国防长也到中国来访问的这种交流，就一下子解决中美双方军事中的很多问题，这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最关键的是对台售武问题。

中美双方见面握手很重要，但是即便不见面不握手，通过一些行动，对双方的关系走向也能做出比较冷静的判断。当然毕竟是见面了、进行了登上领土的访问，是很重大的事态。但是，也不宜把它说得非常大，好像双方的关系一下要就此发生什么重大的转变，也没有这种可能。

14.冷静看待中俄关系

新星号事件

2009年，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的纳霍德卡附近海域被俄罗斯军舰开火击沉了，船上10名中国船员有3人获救，其他7人失踪。

这个事件，和不久前中俄达成的250亿美元的协议是非常不相符的。它对普通民众的感情损害程度是很大的，与中俄两国之间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牢固的关系影响也很大。

姑且说俄方说的都是真实的，这个船就是违法了、违法出港逃跑，然后紧急缉拿追捕，追的过程中连续发炮不停，拖回来的过程中沉没了。俄罗斯外交部反复发表声明讲，俄罗斯边防军人的行为是合法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从俄方来说，也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就是你合法是合什么样的法？这点里边特别强调开炮的问题，开炮阻止它的航行把它扣押，可以。击中船的一部分使船停止前进，也可以。但把船击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

炮弹打了五百多枚，你要是警示性的射击用得着这么多炮弹吗？而且沉船了之后，有船员落水，俄罗斯以风浪太大为由抢救不及时，这些都给双方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俄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事件，以前曾经有过。比如2005年，当时有过一次吉化公司的爆炸案，松花江水污染，流到黑龙江里，对整个黑龙江水系都有一些污染，其中包括俄罗斯边防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当时中方做了大量补救工作，包括给俄方提供大量的援助物资，清污的物资，而且中方还专门把水道堵住，保证乌苏里江的水不被污染，保证哈巴罗夫斯克有两道取水口是干净的。

因为当时事件起因是由于我们造成黑龙江的污染，给俄方带来了损失。所以虽然当时天气很冷，我们的武警官兵和解放军战士，就在冰天雪地里筑坝，把水道堵死，保证乌苏里江的水是干净的。

为了减少污染，和对俄罗斯方面的影响，我们是竭尽所能。当时俄罗斯远东当局，发出一些很不友好的信号。首先事发是由于我们的一些不慎造成污染，确实给双方带来很大影响。

但是一方面中方做了大量补救措施；另一方面，俄罗斯高层普京出来就讲了，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中俄之间的关系。

按照中国的话说，要从中俄关系的大局出发。大局是怎么建立的，也是通过小局、通过局部建立的。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些小的方面有可能对大的方面造成很大的损伤。

新星号被击沉，中国船员出现伤亡，这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在处理这个事故中，仅仅说所有行动是合法的，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对中俄的传统友谊，对未来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在金融危机过程中，美方不断有学者提出来，一定要加强美国和中国联手对世界的拯救和管制。美方有人提出G2的问题，说G7不起作用、G8不起作用，G20集团也不太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G2。就是中美两国加起来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美元，左右世界经济，真正地把世界经济从萧条中拯救出来。

实际上这是美国人的单边设想，中国人并没有加入美国人的这种呼吁，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引起了俄方的警惕。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当然对美国经济冲击是非常大的，对中国经济冲击也不小，但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更大。

俄罗斯在普京执政的8年中，经济恢复主要靠两根支柱，就是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价格下降，对俄罗斯影响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方面当然出现一些说法，认为中国受的影响不大，中国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好像中国要凌驾于俄罗斯之上了，中俄这种传统的平等、伙伴关系，是不是要改变了，中国是不是要超俄罗斯一头了？

这是俄罗斯一些学者的说法。美国所谓的G2，中美联手共管世界，这种说法也是美国个别学者的说法，完全没有进入各自的领导层。

我们对这些说法也是一笑了之。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实际上客观所处的国际地位，而且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绝对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说法而飘飘然。而俄罗斯方面，就认为中美要联手，把俄罗斯放到一边了。

俄罗斯的这个说法也是俄罗斯一些学者的分析判断，任何形势下各个国家不同学者，各种各样的分析判断都是有的。最主要的是，这是不是俄罗斯领导层的判断。

俄罗斯领导层梅德韦杰夫、普京，他们的判断不会像俄罗斯个别学者认为的这样。他们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远景，还是能做出非常冷静、客观的判断。中俄发展关系、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未来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双方的国家利益有非常大的增进空间。

中国坚持不结盟

2011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问俄罗斯时，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洛夫共同商定，于2012年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并签署了演习备忘录。

这次联合演习，是在胶东半岛举行的，是中俄联演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演习。当然，也是中俄两国海军的首次演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苏同盟时期，毛泽东曾经激烈地反对与苏联搞联合舰队。而今中国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黄海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已经说明中俄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俄罗斯方面看，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主要武装力量。从中国方面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虽然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但通过这种友好的联合演习，稳定了周边的安全形势，同时提高自己的军事技能和军事水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有军事同盟的关系，但双方那种对抗性和互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而今天看来，起码中方把不结盟作为一个主要的国家政策。俄罗斯没有宣称不结盟，但是也不准备搞军事集团。

双方正在进行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对双方，尤其对中方来说，演习提高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的能力。

西方媒体，还有跟着西方媒体炒作的国内媒体，重点不做军事解读，而做政治解读。它们的言论主要有：“这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啊？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要同盟？这个演习是不是冲着日本去的？”等等。这样的政治解读，可能各媒体有各媒体的用心，但不能安到中国和俄罗斯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

中俄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对于稳定西太平洋的形势，提高中俄两国在西太平洋海域捍卫自己国家安全的能力，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俄双方开展军事合作和交流的空间很大。从中国军队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起，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延续的武器系统基本上是当时苏联援建的。今天，我们陆军装备的国产化完成了，海军、空军装备的大量国产化也完成了。但从总体来看，苏联的武器系统对我们依然影响很大，包括它的军事科技、国防工业等。

毫无疑问，今天西方代表了最高的军事科技水平。但是，如果从西方开展类似合作，从总体来看有几点困境。首先西方不会给予，像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美国更不用说了，而且审查制度十分严格。其次，中国的武器系统跟俄罗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排开双方的政治关系、国家关系，仅仅从武器装备的系统性来看，俄罗斯对中国来说显得更适合一些。

而且，军事合作并不是为了双方搞军事同盟。实际上，俄罗斯对中国是颇有防范的，最好的装备并不会给中国。

俄罗斯历来暴力执法

2012年7月，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向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炮，并在追赶的过程中与渔船发生碰撞，造成1名中国船员失踪。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东北边防局表示，俄方采取的行动属于合法行为。

我们还记得，2009年，中国的“新星”号货船被俄罗斯军舰开火击沉，包括7名中国人在内的8人失踪。当时俄方也表示，俄方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

这是俄罗斯国家政策中，就我们中国人来看，非常怪异的地方。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国际大格局进行一些有效的配合。比如上合组织，双方合作得非常好，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双方合作得也不错，现在俄罗斯采取这个行为，让中国人感到非常不理解，如此粗暴的执法，而且对准你的这样一个重要朋友。

这从我们中国人的感情上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当然我们从一个习惯的传统上来看，俄罗斯历来是这样的，对中国渔船开枪，对日本渔船开枪，对韩国渔船开枪，它从来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少听见，甚至没听见过，日本对俄罗斯渔船开枪，韩国对俄罗斯渔船开枪，更不用说中国向它们的渔船开枪了。

当然我们从感情上，还是很难以接受的。俄罗斯这种暴力执法，为什么不能够在国家关系上，采取文明执法的态度呢？

这些涉及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行事的方法，俄罗斯就是这样，并不要求你全国保持一致，中俄友好，中俄合作，然后所有中国人都对俄友好。俄罗斯并不是这样，边境有边境的做法，在联合国有联合国的做法，他们是截然分开的。

这点我们不适应，但这就是国际政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适应一下，我们要学会用这样的手段，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感情、领导者之间的感情，那就是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不会让步，俄罗斯也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出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并不是天然的盟友，天然就是朋友，天然就是伙伴，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有些问题上是不一致的，有些问题上我们是合作的，有些问题上我们是对立的。

比如说这次事件，就引发了中国民众非常强烈的反弹。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员也讲了，希望俄罗斯做出解释，希望俄罗斯不要采取这种暴力的执法行为，这都是我们今天非常明确的态度。

但是从这点看，中俄关系，也应该持一个比较冷静的看法，不要以为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些问题——比如说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就是天然的盟友了，国家利益就完全契合了，这还是不一样的。

现实看得多，看得冷静，更加扎实，而不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想象力，结果两国关系受到挫折了，大家都受伤了。

中国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俄罗斯以俄罗斯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寻找到两国利益的结合点，这是今天的重点，也是发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