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业救国的迷梦，终于被日本侵略者彻底打碎
罗家伦校长
一九三六年七月，大学招收新生的考试开始了。我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和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两个大学都考上了。我决定上中央大学，不仅因这个大学是国立的大学，还因考的是工学院，学成以后可以做工程师，用自己的工程技术直接报效国家。我之所以报考化工系，是因为那里有制造炸药的专业，我以为要坚甲利兵，没有枪炮不行，炸药是枪炮的粮食，没有炸药枪炮是打不响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当然也还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化学工程系也还可以学习制造日用化学用品，比如制造雪花膏香水之类的化妆品，到实在走投无路了，也可以搞点小手工业，在街上摆摊混生活。这真是公私兼顾、家国两利的主意。这自然更得到我父亲的同意，这也是我很高兴的事。
九月一日开学前，我从上海到南京报到。开学典礼是在那堂皇典雅得像美国国会一样的圆形大顶的礼堂里举行的。由校长罗家伦主持，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的要人，邀请到了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到会，在主席台上坐了一大排。自然还念了一大串著名教授的名单，有些也坐在台上。这都是我们学生引以为光荣的事。在会上，校长罗家伦大吹特吹，说是要把中央大学办成为中国第一的国立万人大学，要在南京光华门外另择新址，扩大建设，以后校园会很大，以致在校园内要用电车做交通工具。他说中央大学现在已经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学院，还有体育、美术专科和附属中学，在全国各大学中是比较齐全的。工学院办了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和化工五个系，每个系里又设立了许多专业。他还说大学毕业的同学，或考官费出国留学，或在国家各种高级机关和中央大企业服务，自然都是国之栋梁了。总之他吹得天花乱坠，教育部长自然也是大加附会，给我们描绘美丽的图画和光明的前景。总而言之就是要我们努力读书，报效国家，而这个国家就是由伟大领袖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大家都为罗校长的吹功所陶醉，我也并不例外，听得眉飞色舞，觉得有幸考进了这么一个好大学。
我们一年级新生住在十分狭窄低矮的平房里，三个学生住一间，再放三张书桌，连转身也难了，还不如我们在中学里的条件好。高年级里有我浦东中学的同学，有个还是和我一同参加过上海学生进步活动的。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当我对罗家伦在开学典礼上所描绘的蓝图表示憧憬时，那个同学对我说：“少听罗家伦的胡吹，他是一个有名的吹牛家。你还不知道大家描写他的一首打油诗呀。”于是他念给我听：“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他接着给我解释说：“一身猪狗熊，就是说他是猪嘴狗耳熊背；两眼官势钱，用不着解释，就是他的眼睛盯着的就是官、势、钱；三技吹拍捧，自然是他的看家本事，吹牛，拍马屁，捧蒋委员长；吹牛，你今天已经领教过了，他说的那套中大未来的图景，实际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这个政府正忙着用钱来打内战，哪里会拿出钱来办教育？拍国民党的马屁，捧蒋委员长，才使他从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几下子就捞到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使这个既不懂得办教育，在全国学术界又没有学术地位的人，竟然也能爬到中央大学校长的宝座上来。他捧蒋委员长最精彩的一着，就是他瞄准蒋委员长坐镇南昌，和共产党打内战，于是就写了一首吹捧蒋介石的英雄业绩的诗，大意说，南昌城下便是受降台。大受蒋介石的欣赏。”最后我的同学总结一句：“于是四维礼义廉，无耻！”
罗家伦，我过去还是听说过的，他是北大学生，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曾经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是思想进步的。没有想到他后来去了广东，投靠蒋介石，竟然“为王前驱”做反共的英雄，落得个“无耻”的名号。当然，我的那位同学向我描绘的罗家伦的丑像，未必没有主观和夸大的成分，但是一个“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最后却去帮助别人开历史倒车，却是屡见不鲜的事。罗家伦投靠蒋介石，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我的同学说，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中，很出了一些为民请命的革命家。其中许多人在大革命北伐之后，因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转向反共灭共，而被蒋介石杀掉了。一些活下来的坚定的革命者，继续举起革命的大旗，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奋勇斗争。当然也有少数转身投靠蒋介石，成为反革命刽子手的帮凶，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起大官来。罗家伦就是一个，朱家骅是另外一个。至于像叶青之流，先是做革命的先驱者，其后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出卖革命，残害同志，成为蒋介石的走狗，那就更是无耻之极了。他说，知识分子是不稳定的群体，东摇西摆，原是一同进步的，后来却分化了，各奔西东。他讲的知识分子分化的这番道理，我是第一次听说的，对于我后来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却颇起了作用。他说，如果自己不能坚定地走革命这条道路，还不如早点学有一技在身，凭本事吃饭。省得去向人摇尾乞怜，喝人家的残羹冷炙，啃人家抛下的人肉骨头。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就应该是有一副硬骨头，饿死事小，名节事大。
罗家伦很少到大学里来办公，看来他大半的时间是在做社会政治活动，公余就是回公馆去和他的夫人温存去了。听说他公馆的守门老头到学校里来向人请教：“为什么罗校长每天回公馆，一进门就喊‘打铃’，‘打铃’呢？”起初大家猜不透，后来是外文系的同学弄明白了，原来是他一回公馆，就亲热地呼喊他的夫人“darling！darling！（亲爱的，亲爱的）”。守门老头不识英文，自然是听不懂了。
严师们
虽然罗家伦不常到学校，但他聘请的——或者说他保留的——这批教授还是很不错的，都是一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者。他们所安排的课程十分紧凑，对于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我们一进学校，第一周上课，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倒不是说，给我们指定买的理科课本，都是像砖头一样的英文原版书。因为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同学早已见识过了。
给我们下马威的是开学第一次对学生测试，大半的同学都没有及格，使我们大为吃惊。能考上这样的好大学，原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豪感，自以为学习不错，谁知进门第一堂课就碰了一个老大的钉子，让人一下子不知所以。正如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要给我们碰一个大钉子，叫我们的头脑清醒一点，知道自己其实还差得远，没有一点本钱值得骄傲，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不过这些考题，有的出得没有道理。比如教我们物理的名教授施士元先生，考后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在黑板上演算一道难题给我们看，花了快半个小时，还弄得一头汗。但不管怎样，一开门就给我们以警示，还是大有好处的，须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还是谦虚一点的好。
据说这种新生一进校门就来一个下马威的做法是从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传来的。还听说清华大学更有一种“toss”（toss本义是抛掷，从俗却谐音翻译为“拖死”）的规矩，专用来对付“新人”。就是新同学一进学校注册，高年级的老同学立马就来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但是对那种洋洋得意的新同学，却给以“toss”对待，那就是把你突然抬起来往草地上一扔。这还是客气的，有的就被扔进浅水池塘里，意思是叫你吃点苦头，要你明白，你最好老实一点。还听说这种规矩是从美国传来的。后来听说清华废除了这种对新同学不礼貌的规矩，说是因为后来的新同学一进校，知道有这个规矩后，于是组织起来，和这种虐待行为进行武力对抗，造成了不良后果，只得取消了。
中大其他各院系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工学院一年级安排的课程实在是太繁重了。每周学习时间为四十八小时，平均每天八小时。几乎所有重要的课程如物理、化学、微积分、投影几何、工程画、英语等，每天都有课，每课都布置了作业和习题。就是每周只上两节课的投影几何和工程画，都必须按时送交绘图作业。每周三个下午的实验室实验，也要按时交上英文的实验报告。于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用来做习题，写实验报告或画图作业，总要搞到十一二点钟才能睡觉，连白天的休息时间，也要见缝插针地利用起来。星期天自然是补习的好机会了。至于我们叫做“豆芽课程”（就是宴会上正菜之外配的拌豆芽之类的小菜的意思吧），如党义、体育、军训之类，也无法偷懒。那派来“卖打药”的、我们骂做“党棍子”的党义教员和军校派来的军训教官，在这个大学里偏是那么认真，党义课不仅要点名，而且不准打瞌睡（这些课程都安排在下午，容易打瞌睡）。军事训练则在操场里做立正、稍息、正步走、跑步、跪下之类的制式训练，把大家搞得疲倦不堪。只有体育课是大家喜欢的，或打球，或体操，可以放松一下。另外还有木工和金工这样的课程，木工这门课程倒还有趣，在木工房里敲敲打打学手艺。金工这门课却不那么轻松，因为做钳工，要把金属块打磨得一丝不漏光地嵌进模板里去，实在不易。
我们感到最头疼的是工程绘图课。说起工程绘图这门课，那位严师的形象，至今没有忘记。不仅是他画工程画的技艺十分精到，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我们灌输一种做事要养成严格、准确、按部就班、一丝不苟的精神。起初的几堂课，就是教我们如何放画板，如何订画纸，如何削铅笔，如何把绘图工具如铅笔、三棱尺、三角板、圆规、直尺、墨水和鸭嘴笔等整齐地放在方便取用的地方，以及如何坐在高椅上俯案画图的正确姿势，他要让我们首先养成严谨良好的习惯和作风。然后才是在每一堂课上，教我们画直线，圆线，曲线，写阿拉伯字母和英文字母。一条直线一画就是一个小时，令人厌烦。然而那老师说：“就是要叫你烦，叫你烦得不得了。还要你画，一直画到从烦到不烦，你有了耐心而且画合格了，才改画别的。”原来他是为了磨练我们的细心和耐性的。老师说这就是绘图的基本功。干什么事首先要把基本功学好学扎实。这种细心和耐性以及基本功的磨练，后来证明是非常必要的。不然以后画那些复杂的工程画，画机械零件，就更容易出错，几乎叫你难以坚持画下去。
在基本功学扎实后，老师才教我们画机械零部件图。开始时画简单的零部件，从方块、圆球、立柱、圆筒画起，后来画这些部件相交切，然后画很不规则形状的零件，以至画一部小机器的零件和整图，在订在一块大图板上的图纸上，要画出这些机械的正面、背面、多侧面、剖视图，等等。学的东西越来越复杂，画的图越来越麻烦，也就越来越容易出错。出了错误，老师决不容许在图上修改一下就完事，他要你重新再画一张。好不容易费了一个星期的空余时间包括星期天，画好一张图，再三检查，自以为没错了，才交给老师去审看，还常常是捏着一把汗。老师用红铅笔在每一个小图上打一个勾，那就谢天谢地，过了关。有时他用粗红笔在你的画图上打了一个大叉（我们叫吃了两根“红甘蔗”），那就惨了，他是一点都不容情，也不许申辩的。你必须无条件地拿回去，重画一张，那就只有挤出自己休息的时间以至睡眠的时间了。而且他不会告诉你错在哪里，你只有自己回去找错，或请同学帮助找错，有时简直把人气得要死，却不敢发作，恨死了老师，却不敢形于颜色。但是那个老师并不是真正严得无情，他总是在课堂上很敦切地说：“现在对你们严格一点，是为了你们将来出去给公司老板画图时，少犯错误。你们想，你画错一个零件，工人照图做出来，却安装不好机器，不能按时交工，带来严重损失。老板会怎么看你？恐怕只有请你走路了。如果是给国家造枪炮，拿不合格武器和敌人打仗，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险？就因为你一时的小疏忽，可以带来亡国之祸。”他说的这些道理，深留在我们心中。尽管他的严格是为我们好，有时也真是恨他恨得要死。可是就在他教完我们这门课后的暑假得急病去世时，我们却特别思念他，大家都去吊祭他，给他送葬。别的教师去世是少有这种光荣的。
其他的主要功课的教授，大半也都很认真，要求很严。比如化学实验，从开始打开自己的仪器柜子，安放仪器，点煤气灯，烧弯玻璃管，使用天平称化学药品重量，烧试管，进行试验，写实验报告的格式，以至实验做完后清洗试管、用具，关好煤气，放好仪器，锁好柜子，都要按一定的程序进行，不能马虎。至于浓硫酸倒进水里会引起爆炸，什么药品混合一起会要燃烧，危险的操作要绝对禁止等等，都是一进实验室就要背得的。指导教师讲得很清楚，化学工业是危险的工业，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爆炸、燃烧、中毒的严重后果，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她还大而言之，搞科学第一要紧的就是求实认真，严格谨慎。于是我们把“严谨”二字写下来贴在墙上。其实办什么事情都要求有“科学的精神，严谨的作风”，这让我受用了一生。
美梦破灭
我上了中央大学的工学院，正好圆我的工业救国的美梦。因此我下了决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科学书，不再去参加课外的进步活动了。可是这个决心，坚持了不到半年便动摇了。
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嚣张，不仅在华北明目张胆地肆意横行，有如探囊取物，而且对南京的中央政府也是咄咄进逼，要求城下之盟。有一次我们到下关去，看见江面上停了几条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地褪下炮衣，把大炮对着南京城。有的说是瞄准了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校。中央大学就在中央军校隔壁，实际上也对准了我们学校。我们看了十分愤怒。偏偏在这时候，南京出版的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却还在大唱“中日提携”、“友邦亲善”的调子，大叫“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准备西北的剿共战争。上海的朋友写信来说，日本军在上海也是猖狂之极，在北四川路一带横行霸道，听了让人心绪难安。
这时，日本军进攻察哈尔。傅作义部队奋起抵抗并且反攻，红盖尔图一战，用大刀片砍杀，大败日军。全国闻之沸腾，掀起了抗日高潮。中央大学开了庆祝大会，组织慰问团要到前线慰问。大学里的进步同学站了出来，显露头角，我和同班同学孙洵马上卷了进去，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进步同学中有一个叫惠永昌的特别注意我，专门找我交谈。他知道我在上海就一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便要孙洵和我参加他们的一些秘密活动。头一件事就是争夺学生自治会。
中央大学办在国民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国民党自然抓得很紧，党棍子罗家伦来做校长，他几乎想把这个大学办成半党化的大学。学校里国民党十分活跃，一直把持着学生自治会。我们要进行进步活动，没有学生自治会的运作是不行的。于是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最迫切的斗争。但是国民党的势力很大，想一下子夺过来是办不到的，因此进步同学就推出并且支持一批中间派竞选。由于大多数同学爱国之心是有的，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普遍反感，因而选举结果，到底把学生自治会的一部分领导权争夺到中间爱国分子的手里来，终于成功地组织起一次南京学生爱国请愿大游行，到教育部和国民政府请愿。当然，在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一批南下到南京上海的学生骨干，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后来，惠永昌带我和孙洵到清凉山一座民居里，找北平南下的同学李庚去玩。见到了李庚和别的南下同学，大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我才知道北平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组织起一个更为秘密的核心领导组织，叫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是受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的领导的。我当时就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南京也组织‘民先’呢？”
李庚望了一下惠永昌，笑了。惠永昌说：“南京已经组织起来了，不过不叫‘民先’，而是叫‘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我说：“这个名字太不响亮了，没有‘民先’好。民族解放先锋，这才像个革命组织。”
李庚说：“南京学联也是一个受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是党的外围，如过去的共青团一样。‘民先’很受反动派的注意，在南方换一个名字，也可以团结更多的进步同学，参加抗日活动。我们现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线越大越好。搞小团体的关门主义不好。”
李庚讲的什么关门主义，第一次听到，我并不懂，不过倒觉得他讲得是有道理。我说：“我就不知道南京已经有学生的秘密革命组织，我和大家一起活动这么久，我还被关在门外哩。”
惠永昌说：“今天带你到李庚家里来，就是要和你谈话，吸收你参加我们秘密学联小组的。”
原来是这样，我很兴奋。那时的青年，凡是进步的都坚决抗日，凡是想抗日的都想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才是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一想到他们要和我谈话，吸收我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让我既能抗日救国，还戴上了革命的桂冠，心里当然是高兴的。虽然对于“秘密学联小组”这个名称总觉不过瘾。
李庚问了一下我的大概情况，其实他早已知道我参加进步活动的情况了。于是一说就通，宣布我被批准参加南京秘密学联小组。他握着我的手说：“从此我们就是抗日的革命同志了。”这一声“同志”，叫得我心里好舒坦。我和惠永昌、孙洵被编成一个小组，惠永昌是小组长。
李庚对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经长征到陕北，正在那里准备抗日。但是蒋介石还顽固地进行内战，想要消灭红军。这是违反全国人民意愿，也不可能得逞的。全国人民已经怒吼起来了。接着他谈到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要团结全国人民，在学校要团结最大多数的同学。但是在我的脑子里，那些“反动”学生，是不在团结之列的。
回到学校后，惠永昌给我送来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的名字大概是《中国的新西北》，介绍陕北的情况的。从此我就成为“有组织”的人，一切不能由着我自由活动，而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了。在以后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我才知道，还有许多平常和我在一起活动的同学，都是学联小组的。其中我知道的有季仲璞、兰毓钟、后文瀚，他们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其后我知道还有好多女同学也是，如张植华、刘惠馨。甚至中大附中也有高年级同学如王尔煜、张旭昌。金陵大学也有许多同学参加了，最活跃的要算祈士潜。
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和大学当局的公开镇压和一些走狗学生的阴谋破坏，仍然蓬勃地发展起来。后来这些同学中，不少走到抗日的阵营中，有的成为坚定的革命家。
我既然已经参加了秘密核心组织，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就是骨干，自然要走在大家前头，读书救国便不能再提。我“压迫”着自己，决然转向，放弃工业救国的理想，投入到抗日的怒潮中去。实际上，这已成为必然的趋势，由不得自己了。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抉择。
我虽然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恶痛绝，深知不抗日无以救中国，但是我的脑子里却被我的父辈和学校老师深深植入一个信念：不学好本事，不振兴工业，不走富国强兵的路子，是救不了国的，个人也得不到好的发展前途。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学校里有许多我很尊敬的老师，他们不断地谆谆教导我，中国积贫积弱，惟有发奋图强，像越王勾践那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实业，才有报仇雪恨的一天。而我的父亲也为我设计好了人生的道路，他要我学工科，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争取考上公费留学，就是到不了美国、英国去镀金，至少也要到日本去镀银。留学回来，既可以报效祖国，又可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真是公私两利。所以当我考进了中央大学这个好学校，父亲十分高兴，常常写信劝勉我，努力学习，少管外事。即使我将来考不上官费留学，他也准备家里出钱让我出国留洋。他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过去家境贫寒，没有跟着别人去日本留洋。不然以他的志向和勤奋，去日本镀了金回来，现在不也是政府的高官了吗？他要我弥补他的遗憾。我也曾誓志要做到这一点。
可是我卷入到抗日怒潮中去后，无论是从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上，或是从进步同学的口中，我都深切地感到，现在国亡无日，日本咄咄逼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只有奋起抗日，什么留洋，什么工业救国，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事。而且当政的这个国民党政府，一直和日本讲政治亲善，经济提携，同时屠杀同胞，坚持内战，哪里有抗日的决心。救亡的担子已经落到我们青年人的头上，我能辞其责吗？所以一直以来，我陷入救国还是读书的内心矛盾之中。参加学生救亡活动，占去我很多时间，许多课业无法完成，我的学习成绩，明显地下降了。我感到很苦恼，可是我不好对任何进步同学讲。
不久，这个矛盾终于解决了。除了我在参加示威游行，群众的爱国热情，反照出自己的自私和卑微，感觉惭愧外，还要归功于我的初恋和一次毕业同学返校的茶话会。
初识女友
我们的课程中的那门工程绘图课，很不好对付。那个老师又特别严，常常因学生画得不合格，发下重画。于是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自己到绘图室去加班。有一个星期天，我带着绘图工具到绘图室去绘图，看到还有几个同学也在那里绘图，其中有两个女同学。这使我感到奇怪，我刚进学校就听说，工学院是没有女同学愿意上的。上工学院现在学习苦，将来工作也苦，而且女的不容易找到饭碗，所以工学院各系都没有女同学。我在上大班小班功课中，也的确没有见到一个女同学。大家戏称工学院是“和尚院”。后来听说惟独有两个女的不信邪，硬是考入了机械系。今天在绘图室里见到的两个女同学，莫非就是那两个不信邪的女同学吗？因此我在绘图之余，不免多看了她们几眼。她们却并不在乎，看了我一眼，便在那里认真绘图。中间我上厕所去，回来一进门，便看到她们俩正站在我的画板前看我绘的图。那个矮个女同学正笑着在我的作业上指指点点，看到我进去，便笑着回到她们自己的画板面前去了。她们既然看了我的作业，我也想看看她们的作业，便大胆地走到她们的画板前，一看，好家伙，她们的图纸上绘的机器图，密密麻麻的，比我才开始画的机械零件图复杂得多了。问起来才知道她们是二年级的同学，高我一年级，而且是机械系的，自然比我这个一年级才入门的“新毛头”画的要复杂得多了。我看她们刚才在我的画板面前发笑，一定是发现我的绘图有什么毛病吧，我还真怕出什么错，交上去又被老师打下来呢，我实在返工返得伤脑筋了。于是我便大方地对她们说：“哦，两位是绘图的高手，请指点我一下，行吗？”
那矮个女同学也很大方地拉起她的同伴，说：“好吧，过去看看。”她们到了我的画板前，看了一会儿，矮个女同学不禁笑起来，说：“你这里根本画错了。”她马上用红铅笔在一旁的草图纸上，替我修改起来。果然她们比我高明，我照她们的指点进行修改后，交上去得了老师一个大红勾。那是很好的标记，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是我得人恩惠，却连她姓名也没有问，感到抱歉。
下一个星期天，我抱着渺茫的希望，夹起绘图仪器，又到绘图室去赶工。一进门就发现那两位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绘图了，我心里暗自高兴。画了一会儿，我又厚着脸皮去向她们求教。矮个女同学并不推辞，放下画笔过来替我审看，自然又指出我画的不足之处。这一回，我大起胆子问她的姓名。她说她叫刘惠馨。随后她笑着说：“你只问我的名字，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马上告诉她我的名字。看来她是一个十分开朗的女子，有说有笑的。她喜欢眯着眼睛笑，红喷喷的脸蛋上现出一对酒窝，十分好看。我几乎有点看呆了。她似乎有所察觉，可并未在乎，仍然细心给我指点。我赶忙回过神来，认真听她的讲解。不知怎的，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清脆，怪好听的。毫无疑问，这一次我的绘图作业交上去，又得了全优的大红勾。
从此以后，她就成为我绘工程图的辅导老师了。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到绘图室绘图，甚至有时她是一个人来，不知是不是有意的。我呢，不仅在绘图上需要向她请教，而且还有一种我并未意识到的渴望。反正到了星期天下午，我都下意识地夹起绘图仪器往绘图室去。几乎从未叫我失望，她也必定来绘图室绘图。慢慢地我们熟了起来，以至她在纠正我的绘图错误时，笑着说出“你这个笨蛋”这样的话来。奇怪，我听了反倒感到很中听。有时画得晚了，我请她一块儿到学校大门外的小馆子去吃碗面，她也不拒绝，和我一块去。吃完之后，我要送她回宿舍，她也不拒绝，乐意让我一直送到女生宿舍。这是我的一次非凡的行动，她竟然接受了。那时的女同学，害怕别的女同学说闲话，一般是不和男同学一块儿出现在女生宿舍门口的。
有一次，我去参加学生自治会的竞选集会，两派学生在会上旗鼓相当地攻击对方。我忽然发现刘惠馨也去了，而且她是和我站在一边的。这使我大为兴奋。她看到我到了会，似乎也感到惊奇，远远地望着我，却不打招呼。每当我为进步的候选人鼓掌欢呼时，她也同时鼓掌欢呼。好极了，原来她在政治上和我是同观点的。她似乎也很兴奋，以致走过来和我挤着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向对方那个候选同学发嘘声，拍桌踏脚反对。
就在这个星期天，她照例和我在绘图室画完图后，主动约我一同到校园里去走走。我们坐在一个花架下的石凳上，随便谈了一会儿闲话后，她把话题从学校学生自治会选举引向抗日救亡的话题上去。我们的观点惊人的相近。她忽然问我：“你愿意参加一个革命组织吗？”
我听了大为惊异，问：“什么革命组织？”
她说：“你先说，你愿意不愿意参加一个学生的秘密组织，我再告诉你。”
我明白了，她说的学生秘密革命组织，一定是我已经参加的秘密学联小组。我率直地回答：“你说的是南京秘密学联小组吧？”
她很吃惊又很兴奋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已经参加了。”她狂喜地笑起来：“原来是这样，我们本来是志同道合的。”
这样，我们之间便多了一层志同道合或者说“同志”的关系了。
不久以后，学校举行一个不知什么庆典，同时也是中大校友的返校节。许多已经毕业出去工作了的校友，回到学校来。我们工学院举行一个同乐晚会欢迎校友，举行座谈。我和刘惠馨去参加了。大家请老大哥们谈谈出去工作后的感受，讲他们是如何为国效劳的。不说还罢，一说起来，几乎都表示大失所望。他们说，他们都怀抱工业救国的热忱，以为可以把自己学好的本事，到工业战线上去显身手，结果都被兜头泼了冷水。有的被分配到高级工业领导机关，不过是在机关里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是把他们当作一种“摆设”。政府组织这么多经济机关，其实都不过是装点门面，向外国佬借钱打内战罢了。有的校友说，他们被分到搞生产的工厂，很兴奋，以为可以大展才干。干了一阵，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其实不过是替资本家当监工。这些工厂的老板，有的说穿了不过是外国资本的买办，还主要是日本资本家的买办。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日本的走私货弄进来，改头换面，贴上“完全国货”的商标，冒充国货，欺骗中国老百姓罢了。
那个同乐会开得一点也不欢乐，有的同学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有的同学在哼着悲凉的调子，如醉如狂，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妈妈的怀抱，吐不尽的苦水。直到深夜，不肯离去。
我和刘惠馨听到这种闻所未闻的议论，大为失望。刘惠馨说：“你们男的分配到高级经济机关，不过是‘摆设’，我们女的去，肯定就是让人凌辱的‘花瓶’。就是到工厂里去，也不过是去做资本家的帮凶。这真是对老师说的‘工业救国’的最大讽刺。”我也十分失望，这个书还有什么读头？即使出洋回来，又能怎样？能够拯救这个危在旦夕的祖国吗？唉，祖国，你往何处去，我们青年的出路又在哪里？我说：“难道我们真是报国无门了吗？”刘惠馨说：“不，我不相信报国无门。”
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道路。
归与不归
我陷入了极大的思想苦闷中。由于自己“工业救国”的迷梦破灭后，对于学习老是提不起精神来，看到书桌上那么大一堆砖头样的教科书就感到心烦，想到一大堆习题作业和实验报告还没有完成，就感到恼火。我马马虎虎地对付，成绩自然是直线下降了。老师在习题本上给我的批语，对我发出警告：“每况愈下，有被斥退之虞”。那就是说，按照校规，在三门不及格的情况下，就要被开除。开除就开除吧，我简直不想上这个学了。那时我们中大特派到华北热河前线，慰问傅作义部队抗日的慰问团回来了，并做了报告，大快人心，还说到许多北京学生到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去了，更叫大家振奋。许多同学都跃跃欲试。我也是一个。
这样的大事，我自然是要向家里向父亲禀报的。而且没有家里汇来的钱，我连路费也凑不出来的。谁知我的信寄回去，父亲收到后马上就打来一封电报，大意说：“不得妄动，候家信。”
家信来了，父亲在信里把我大大地训斥一顿，总而言之是说我太愚蠢了，辜负了一家人对我的期待。认为我学业无成，哪有什么本事去战地服务？而且敌强我弱，必败无疑，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叫我要头脑清醒，不要受人蛊惑。青年人的责任就是努力学习，学成报国，还要准备将来考公费留洋，出国深造。家里给我规划好的这个锦绣前程，的确是诱人的。我又动摇了。看来我不得不好好读书。于是我又发起奋来，想把功课赶上去。但是已经拉下来了，要赶上去谈何容易？心里又陷入烦恼，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又收到家里的来信，父亲说我出川已经七年，我的妈妈因思念我而病了，她非常想要看到我，希望我回去。他还说怕我不相信，妈妈在病中口述一封信，请人写好后，她亲自用笔抄了，给我寄来。我一看信封里真还有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的信，这是妈妈照人家写的字描出来的，真难为她这个文盲了。看了妈妈这封信，我藏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我真是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呀。但是我怎么办呢？
不久，我又收到我父亲的信，这一回他在信里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只是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既然在学校学习感到困难，妈妈病中又这么思念我，不如拿着家里发来的母病危的电报，去向学校请求休学一年，回四川老家，既可慰高堂，又可补习功课。如果我同意，他便多汇点路费来，我可马上起程回川。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我真的动心了。我写好表示同意的信，正准备发出，却忽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那时我的父亲是四川大军阀刘湘的手下，正在做刘湘的家乡——大邑县的县长。这封无名氏的来信，就是发自大邑县政府的。信里说，我的妈妈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我父亲要我回去，主要是叫我回去完婚。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脚拴住，不再远走高飞。同时也可满足父亲和他盟友的心愿。信里特别解释说，他对我父亲把那个最难治的县治好了从心里表示尊敬，但是他对我父亲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让我陷入不幸于心不忍。他说，结婚的对象我是知道的，由于我多年不回，她已另有所向，难以续缘了。
嘿，我真没有想到，父亲把在官场所常用的手段用到我身上来了。原来是想要我回家结婚。这件婚事是我很小的时候，由父亲和他的亲密同僚订下的，真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五四”以后的中国，两代人之间因包办婚姻而引起的矛盾，几乎是普遍的，带来过不少悲剧。这件婚姻我本来想妥协，希望对方和我一同出去上学，培养感情，但是被拒绝了。从此，我也就和她断绝了关系。现在父亲想要我再续前缘，我当然是不同意的。幸喜得及时收到这封匿名信，不然一旦我回去后被强迫入洞房，必然要引起两代人的冲突，惹出大麻烦来。我感谢这位无名氏，却一直不知道他是谁，就是后来我多方打听，也一直未打听到。
我不想和我的父亲直接顶撞，决定也学他用一点手段。我回信只说是学校功课很紧，学期中途也不易请假，我不能回去，只有等到明年暑假回去向双亲叩安了。因为有明年暑假回去的许诺，这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父亲也就同意了。我暗自盘算，这几个月把钱尽量节省下来，待暑假一到，就溜到上海朋友家里去。但是，突然发生的“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也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西安事变”
这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带了大批军政要员到西安去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攻陕北红军的蒋介石，在西安的华清池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个消息传到中大，我们从内部很快得知了。记得那天早晨我正在门口面馆吃面，孙洵跑进来，不由分说，不让我把面吃完，拉起我就往面馆外走。到了街边，他无法掩盖他的欢喜，笑出声来，悄悄对我说：“蒋该死被抓起来了，这一回他真该死了。”
回到学校，学联小组通知开会。大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都主张杀掉蒋介石，并且要求采取示威行动。可是核心领导的同学却说：“不准乱来，听候组织决定。”我们都想不通。
不久，通知来了，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因此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了。我们一时都从感情上难以接受，可是从理智上又不能不接受。上面传来的话说得明白，蒋介石掌握全国军政最大权力，他要不抗日，只靠红军和张、杨部队抗日，是不成的，也难以取胜的。现在不仅要“联蒋抗日”，甚至在名义上还要说是“拥蒋抗日”，就是要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了。
硬要我们自己的思想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一路转变下来，直到“拥蒋抗日”，这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了。可是领导说，这是政治，政治是不能感情用事的。我们到底还是接受了。不过要我们喊“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却怎么也喊不出口。所以当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中大的同学，特别是我们一年级还处于军事训练管理下的同学，被强迫带到明孝陵机场参加欢迎蒋委员长脱险归来的欢迎大会，大家在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时，我，还有好几个同学，就是不喊。因军事教官站在一旁看着，只是张开嘴表示了一下样子。但是就是这个口号，我们回到学校，还受到军事教官的追问。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大，是不准说抗日的话的。就如校长罗家伦在每星期一早上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说的，还是要按蒋委员长“生聚教训”的训示，准备抗日而不奢言抗日，以免徒惹邻邦滋事。其实说穿了，还是军事教官说的那一套：一切听候最高领袖的谋划，一切服从蒋委员长的指示。他们努力在为蒋介石树立威望和形象。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宣传蒋介石是最高领袖，是民族英雄，要民众一切都得听他的。这实际上就是在大肆宣扬“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那一套法西斯理论。我们就已听说国民党派了许多人到德国和意大利去取经，回来学习德国组织“褐衫党”，建立了秘密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我们学校的特务学生，就是属于这个组织的。
后来过了没多久，军事教官就给我们人手一册，发来所谓蒋委员长的《西安半月记》，书中把大家知道的真相掩盖起来，大肆歌颂蒋委员长的人格伟大。其实，谁都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回到南京，就把张学良抓了起来交付审判。然后又假惺惺地加以赦免，说什么只须严加管教，实际就是把张学良无限期地关押起来了。
最让我们恼火的是，原以为既然蒋介石同意抗日了，我们搞的那些热心抗日的活动，应该得到当局的支持，即使不支持，至少也是默许的吧。结果不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眼皮下的地方，是绝对不准有抗日活动的，连文艺活动也不准，统治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且当局却借口准备抗日，对一年级学生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全国做出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和高中二年级学生，都要接受两个月的暑期集中军事训练。南京首先雷厉风行地执行。我们这些中大的一年级学生，是在劫难逃。我原来想趁暑假回到上海那个自由天地里去换换空气，也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