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幸运的巧合

一开始我就充分准备好挨饿。无论熬多久，必须要相信自己。

——弗雷迪·莫库里

我只想回家做个送奶工。

——米克·“米弗”·史密斯，莫库里的第一支乐队“野山羊”[122]的鼓手

正是在伊林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谁人乐队的彼得·汤申德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砸毁电吉他的迫切需要。彼得是1964年毕业的两年制学生，在听到讲师古斯塔夫·梅茨格[123]阐述自毁艺术理论的时候，他顿悟了。梅茨格是伊林里极少数能被汤申德赞赏为“思维狂野”的讲师之一。在伊林讲师群体里与他气味相投的，还有一位罗伊·阿斯科特[124]，他曾经把学生关在演讲厅里，用不断闪烁的灯光轰炸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学院门厅，在地板上铺满数以百计的弹珠。阿斯科特的目的是要制造挑战和迷失感。彼得·汤申德觉得，阿斯科特“真他妈是个天才”。

当弗雷迪·保萨拉在1966夏天进入伊林学院时，他心目中的“天才”更可能就是彼得·汤申德。那一年，艺术生变成摇滚明星的名单正在不断加长：汤申德，罗尼·伍德，基思·理查兹，查理·沃茨[125]，吉米·佩奇[126]，埃里克·克莱普顿……

伊林学院坐落于伦敦西郊深处的伊林格林圣玛丽大道上，是一幢灰色砖砌的建筑，它的名气没有同类院校那么响亮。“坎伯威尔[127]和切尔西[128]在画家圈很有名，”前伊林平面系学生雷诺斯·拉威瑟斯解释说，“圣马丁[129]和霍尔本[130]的绘画和时装很不错。伊林的时装课程和工业设计课程还可以，但它的艺术系就一般。”

马克·莫尔登和弗雷迪·保萨拉相识于时装设计系，他俩是班上三十二个人里仅有的两个男生。“弗雷德跟我们说他是波斯后裔，但他让我们以为他家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好几代了，”莫尔登说，“他讲话的时候，口音和发音就跟在英国受过私立学校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从一开始，弗雷迪就告诉马克他想学习平面设计，但又决定先尝试一下时装设计。然而，这门课程很少涉及他在高中考试拿到的A-Level的艺术知识，而是专注于纺织技术、织物印花和图案设计。两个人自制了很多时尚的扎染T恤，后来弗雷迪还在年底时装秀上充当莫尔登的模特，展示他设计的作品，一件十字纹真皮草夹克。

在班里，弗雷迪和马克与其他三个学时装设计的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吉莉安·格林、西莉亚·道森和格莉尼丝·戴维斯，又名“格莉小发夹”。这五人频繁光顾学校附近的城堡酒店酒吧[131]，经常到学院剧院、德雷顿格林[132]的配楼里看演出。弗雷迪和马克的足迹更远些，他们去了里士满的爬虫俱乐部[133]，在那里见到了当时还没出名的艾尔顿·约翰；在海斯的一间学校礼堂，他们也看了伊林校友彼得·汤申德的谁人乐队的演出，目睹他在舞台上又砸了一把吉他。到周末，保萨拉有时候会跟着吉莉安、西莉亚一起去普特尼希思的绿人酒吧[134]。

尽管弗雷迪还和父母一起住，但他希望能自己挣点钱，于是去了伦敦希斯罗机场当周末临时行李搬运工。（莫尔登：“我知道很难想象弗雷迪·莫库里从事体力劳动的样子。”）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一个更可观的收入来源，为学院的夜校当人体模特。弗雷迪还介绍马克·莫尔登也来做这个，很快两人都能在几小时内挣上5英镑。莫尔登记得，他们需要为来上课的“很多老太太，几个老头儿”脱得赤条条的。

弗雷德在伊林就读的第二年，来自约克郡的两位想要成为艺术家的学生，克里斯·史密斯和保罗·亨伯斯通开始了他们的大一课程。这两位报的都是广告和平面设计课程。史密斯还是一名键盘手，正在自学攻读音乐学位。“我本来可以去音乐学院的，”他说，“但我报了艺术学校，因为基思·理查兹就是这么做的。”开学第一天他们在大学里探路的时候，两人拐到了时装系。“不是想显得大男子主义，但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时装系啊？肯定有很多好看的女孩子吧。’”保罗·亨伯斯通说，“于是我们把头探进门去，结果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黑发浓密的家伙：弗雷迪·保萨拉。”

1967年至1968年间，弗雷迪从时装设计系转到了平面设计系，与艾尔沃思的老朋友阿兰·希尔再度重聚。“我还是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阿兰说，“可能在考虑过做时装设计后，弗雷迪决定，不，他还是想做平面设计。其实他是觉得我们这边更好玩，聚会更多。”马克·莫尔登知道另有内情：“弗雷迪是被院长詹姆斯·德鲁踢出时装设计系的。”他还透露说：“但是他设法说服院长让他转到了平面设计系。我有时候想，他是不是故意的，为了能延长在大学里的时间，好决定他的人生到底想做什么”。

平面设计系课程类型大致分为平面设计、广告艺术和插画。弗雷迪和一群爱好音乐的学生玩在一起，其中包括克里斯·史密斯、奈杰尔·福斯特和1984乐队的主唱蒂姆·史塔菲。史密斯的记忆中，他们四个会“坐在角落里谈论音乐一整天，从吉米·亨德里克斯到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什么都聊”。午餐时间他们流连于学生休息室和食堂（阿兰·希尔：“弗雷迪和我曾经看上同一个女孩，我们常常坐在那里吃着午饭，等着她出现。”），也去城堡酒店酒吧和伊林大道上的吉他店。

蒂姆·史塔菲很快把他的新朋友们介绍给了1984乐队。克里斯·史密斯在伊林市镇大厅[135]看了乐队在学校圣诞舞会上的演出后，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马上跟蒂姆·史塔菲说：‘你和那个吉他手比其他人强太多了。’”他笑着说。弗雷迪同样也被他同学的乐队吸引，他的朋友关系从史塔菲延伸到了理查德·汤普森。“我住在豪恩斯洛，所以我离弗雷德家很近，”汤普森说，“我们过去经常一起玩。他和我一起搭车去看1984的演出，我也经常去他家里玩。他爸有一个老式立体声唱机，我们会坐在家里听弗雷德买的披头士唱片。”

苏巴希·沙阿，那个他在印度和桑给巴尔的老同学，自从全家搬到俄亥俄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信给他。“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沙阿说，“所以我跟自己约定，如果在1968年前还没有回音，我就不写了。那一年，我写信告诉他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以及其他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回信。我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投入另一种文化，而且不希望有人再提起印度和桑给巴尔了。”

弗雷迪的精力显然已经被他周围发生的诸多事情占满了。史密斯、亨伯斯通和马克·莫尔登的说法印证了弗雷迪的艾尔沃思同学布莱恩·范宁的描述，他像“一块好奇的海绵拼命吸收所有外界养分”，特别是奶油乐队和他心爱的吉米·亨德里克斯，但其他人难以辨明他对此事的认真程度。阿兰·希尔和弗雷迪成了伦敦大帐篷俱乐部的常客：“我们一起去看奶油乐队，弗雷德总是想挤到前排，贴着音箱，然后开始弹他假想中的吉他。如果那会儿有空气吉他弹奏比赛，他肯定轻松夺冠。”

“在学校里，他会拿把尺子就开始模仿亨德里克斯。”亨伯斯通补充说。一把18英寸的标尺，有时候也可能是T字尺，就是他最喜欢的模仿道具。“那时候就是，你可能正在和弗雷迪谈什么严肃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嘣！尺子就来了，”克里斯·史密斯说，“而且他甚至是用左手在弹，和吉米·亨德里克斯完全一致。经常这样，也挺让人抓狂的，但弗雷迪就是这个样子。”

据罗杰·泰勒所说，“弗雷迪曾连续十四晚在不同的酒吧里追看亨德里克斯。”虽然这位吉他手从来没有在酒吧连续演过十四场，但弗雷迪的全心投入是毋庸置疑的。“亨德里克斯就是詹姆斯·德鲁将弗雷迪从时装系开除的原因，”马克·莫尔登说，“他跟学校请了太多的假去看吉米。”莫尔登陪同弗雷迪去看了他的第一场亨德里克斯演出。“那是1966年底或1967年初在苏豪区的一个不知名的俱乐部，”莫尔登说（很有可能是国王大街上的指甲袋酒吧），“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当天很冷，弗雷迪买了一件前皇家空军的大衣去看演出。我觉得亨德里克斯很有趣，但没喜欢到弗雷迪那个程度。他是把那人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理查德·汤普森也和弗雷迪在大帐篷俱乐部看过一次亨德里克斯演出。克里斯·史密斯攒了一个学期的钱都拿去买新音箱了，无法看这些演出（“我买完之后穷死了”），但是他记得弗雷迪看完回来的第二天，会跟他仔细地描述演出的细节。阿兰·希尔则是在自己1970年的婚礼上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保萨拉。这两个人在这之前已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弗雷迪来时还带着结婚礼物：一张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专辑。

史密斯认为蒂姆·史塔菲和那位吉他手是1984乐队里最强的看法，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1968年初，布莱恩·梅退出，很快蒂姆也跟着离队。他们计划成立一支新的乐队：由史密斯演奏风琴，梅演奏吉他，蒂姆·史塔菲负责主唱和贝斯。“我们在沃德街的惠灵顿公爵酒吧[136]开了个会，”史密斯回忆道，“我们决定一起组队，但还差个鼓手，于是想到可以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布告板上贴广告。”

他们找到的“金格·贝克/米基·米歇尔风格的鼓手”就是罗杰·泰勒。梅在帝国理工学院的酒吧里和泰勒进行了会面，之后又给新鼓手写了一封概述他的音乐想法的信，这个举动体现了这位吉他手对细节的孜孜以求，他热爱做好计划。史塔菲、史密斯和梅抵达泰勒与莱斯·布朗合租的肯辛顿公寓时，发现罗杰的架子鼓还在康沃尔他母亲家里呢。罗杰凑合着用当时流行的嬉皮士装备——一对小手鼓进行了演奏，但依然给那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晚上我们和罗杰聊了一个小时，”史密斯说，“他还唱歌了，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艳。我记得蒂姆后来跟我讲：‘啊，他的嗓音比我好……而且长得比我还漂亮……’”

泰勒与布莱恩·梅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有着雄心壮志，但他的个性更散漫随和，跟史塔菲类似。“罗杰打起鼓来又强劲又耀眼，”史塔菲说，“他的性格也是‘爱秀’的类型。”能够很快和新乐队建立联系，泰勒也舒了一口气。“我参加过几次面试，都让我非常压抑：比如前面有十八套架子鼓摆在那里等着之类的。”

虽然弗雷迪仍然往返于费尔特姆的家和伊林学院之间，但他基本上已经把克里斯和保罗·亨伯斯通的公寓当成了第二住所（“弗雷迪过得跟吉卜赛人似的。”布莱恩·梅回忆说）。搬来伦敦后，史密斯和亨伯斯通曾住在埃尔沙姆路，正对着肯辛顿酒馆[137]。后来，这两人又搬到了附近的艾迪逊花园街42b号。这帮乐手的社交圈子很快就围绕着肯辛顿、艾迪逊花园街和罗杰·泰勒在辛克莱花园的公寓展开。

现在泰勒的鼓也搬到了伦敦，他们开始利用帝国理工一切可用的地方排练，包括克里斯·史密斯说的“扫帚间里”。“布莱恩以前从来没见过真正懂得给鼓调音的人，”泰勒在2002年回忆说，“他甚至都不知道鼓还能调音。典型的吉他手嘛！但他和我一拍即合。他的吉他演奏相当漂亮。”

他们选用的乐队名字是“微笑”[138]，蒂姆·史塔菲起的，他设计了性感嘴唇加雪白牙齿的经典微笑标志。帝国理工在大学演出圈里的地位让“微笑”成为暖场乐队的绝佳选择。但他们吉他手的学术生涯仍然是一个问题。蒂姆和克里斯在伊林的课程只剩一年了。罗杰将选择退出牙科课程，他只完成了学位的前半部分。他搪塞母亲说他只是需要休息一年，专注于搞音乐。（后面他的确有继续念书，但转学到了北伦敦理工学院[139]学生物。）至于布莱恩，他已经完成了本科课程，但他想继续留在帝国理工读研究生，写一篇关于行星间尘埃运动的博士论文。梅成为一名天文学家的道路似乎已经铺好了：他在瑞士的天文台观测站里研究了一段时间的黄道光，毕业之后，又收到著名天文学家伯纳德·洛维耳爵士的邀请，让他去卓瑞尔河岸天文台[140]继续进行天文研究。正如梅的一位教授的解读：“布莱恩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根本不可能去做摇滚明星。”

他的远大学术前程或许已经近在眼前，但此刻的梅却天天泡在大帐篷俱乐部里，观看乐队表演，尤其注意看他们的吉他手，并在脑子里做着笔记。有不止一位著名吉他手仍然记得那个瘦瘦高高的、头发如同皇家卫兵毛皮高帽一样的年轻人，他总是出现在演唱会的观众里，还会在演出结束后过来询问乐器设备的技术问题。梅人生中两股相冲的力量，在1968年的10月24日和26日几乎接踵而至。10月24日，布莱恩在父母的注视下，于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中从王太后[141]手中接过理科学士学位证书。两天之后，微笑乐队在同一场地演出，为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开场。

蒂姆·史塔菲一直认为那场弗洛伊德的开场表演是微笑乐队的首演。不过，克里斯·史密斯虽然也同意乐队的首演是在帝国理工，但他记得是给穴居人乐队做开场。“我们进去时他们正在试音，”他说，“假如你听过《穴居人录音带》（The Troggs Tapes[一段记录乐队在录音室里争吵的录音]），他们完全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他们的鼓手好像都不能同时用两只手打鼓。我记得我们当时目瞪口呆地互相看着。这些人可是流行明星啊，他们唱了《疯狂的家伙》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凭什么我们是他们的暖场乐队？我们完全可以胜过他们！”

乐队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布莱恩的舞台服装。“那时布莱恩虽然有非洲黑人似的蓬蓬头，但他看起来还是很学生气，”史密斯谨慎地说，“他穿着一件尼龙衬衫，配一条四年前流行过的针织领带出现在演出现场。超级土。所以罗杰带他回自己公寓去换衣服。但是罗杰的号比布莱恩小，所以他的衣柜里没多少布莱恩能穿的，除了一件紫色的马夹……他把它穿在尼龙衬衫外面。”

史密斯记得，微笑乐队以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片段开场，是他用自己的塞尔曼卡布里牌（Selmer Capri）风琴演奏的。“接着布莱恩弹出一段密集的吉他和弦，罗杰以繁复的鼓点跟进，我们就这样以盛大的即兴演奏切入大葡萄乐队[142]的《不会这么糟》（Can't Be So Bad）。”但最让他震惊的，是四个人“以罗杰优美的男高音为首”的和声。“我惊讶于它竟然如此动听。现在想来，万事俱备：已经有布莱恩的吉他和罗杰的鼓在那里了。只欠一个厉害的人带着绝妙的想法出现……比方说，弗雷迪。”

“我感觉微笑乐队是往重金属摇滚方向去的，”蒂姆·史塔菲说，“但同时又有种想要尽量展现艺术多样性的压力。”史塔菲提到的这种压力总结了微笑乐队在音乐上的潜在问题，他和键盘手克里斯·史密斯有同感，史密斯的塞尔曼卡布里牌风琴接下来几乎很少会在微笑乐队的演出里出现。

“我喜欢乐队的创造力，但从音乐上来说并不是我的菜，”史密斯说，“罗杰很有摇滚精神，这点我喜欢，但他对布鲁斯音乐不感冒。我们在他的公寓里第一次听齐柏林飞艇乐队或‘是’乐队[143]的唱片，我在想，‘那么泥水[144]、奥蒂斯·雷丁和嚎叫之狼乐队呢？’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着演奏那种带一点滚石乐队感觉的音乐。我想要的是关于忧郁、爱情和死亡的歌曲。我喜欢音乐中的严肃性，显然微笑乐队不是走这个风格的。”

蒂姆·史塔菲记得，1969年2月，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演出前一天，史密斯被要求退出微笑乐队：“我们说，‘克里斯，明天晚上我们更愿意三人组上台，’”他是这样告诉《唱片收藏家》（Record Collector）杂志的。史密斯对此表示异议：“我在埃尔沙姆路见过布莱恩，并且跟他说，‘我不会再回到乐队了’。我敢说这已经是明摆的事儿了，我不记得自己是被劝退的。”

2月27日，布莱恩重回艾尔伯特音乐厅，这次没有王太后，微笑乐队也没有了史密斯。这是一场慈善音乐会，为全国未婚母亲及子女关爱委员会[145]筹款，由DJ约翰·皮尔主持。因为这场演出由帝国理工组织，微笑乐队设法获得了排在演出名单倒数第二的位置，他们前面有鬼牙乐队[146]、乔·科克，以及首席演出的邦佐狗乐队[147]，他们最近发了金曲《我是城里的太空人》（I'm the Urban Spaceman）。在微笑乐队之前上场的是自由乐队，这支新组的布鲁斯摇滚乐队的主唱（很多年后皇后乐队的合作者）就是保罗·罗杰斯。

微笑乐队的开场不太顺，蒂姆·史塔菲冲到宽阔的舞台前方，却发现他的贝斯电线太短。他一不小心把贝斯插头扯了，只剩下布莱恩自己弹开场和弦。三人勉力演完了更金属、更激昂版的翻唱歌单：民谣歌手蒂姆·哈丁的《假若我是木匠》（If I Were a Carpenter），桑尼·特里的《我竟如此愚蠢》（See What a Fool I've Been）和汤米·詹姆斯和尚代尔[148]乐队的《莫莉莫莉》（Mony Mony）。

与此同时，泰勒在牙医系的朋友彼得·阿比被任命为乐队经理人。阿比将一卷录音带交给了约翰·安东尼，当时他是水星唱片公司[149]的艺人开发经纪人。安东尼曾是“地下酒吧”俱乐部[150]的驻场DJ，这是伦敦玛格丽特街上一间摇滚明星爱去的酒吧，因谁人乐队的《售罄的谁人》专辑中的一句歌词“地下酒吧，畅饮、畅玩（Speakeasy,drink easy,pull easy）……”而知名。他还担任过齐柏林飞艇乐队早期巡演中某一场的主持人。

“我在水星公司的老板是卢·雷兹纳，他是芝加哥的唱片公司的巨头，”安东尼说，“当时卢手上有大卫·鲍伊，还有蓝眼睛乐队（后来演变成人类乐队）[151]，彼得·汉米尔和特里·里德。我开始给卢打工的时候，第一个上门的客户就是罗杰在牙科系的这个朋友，他带来一盘微笑乐队的带子。”

那年3月到4月，微笑乐队在特鲁罗的PJ's俱乐部演了三场，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彼得·鲍顿是罗杰的朋友。泰勒的关系网络保证了乐队能够在周末找到在这家俱乐部和康沃尔其他地方的演出机会；有时候演出的标题写的是“由康沃尔的传奇鼓手罗杰·泰勒为您呈现”。在克里斯·史密斯的记忆中，“微笑乐队作为三人组在康沃尔演出时，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效仿奶油乐队。”

约翰·安东尼曾陪同乐队到特鲁罗演出。“不幸的是，后来我和当地青年打起来了，”他承认说，“我是一副伦敦来的音乐人打扮，留着长发，穿着怪异的服饰，这些家伙开始骚扰我，踩我的脚……”于是台下舞池爆发了打斗，安东尼用麦克风支架抵挡着攻击，跳上乐队的货车后车厢逃离。“这事结束后，我们驱车返回伦敦。我说我会帮他们找机会进录音室。”

4月份，卢·雷兹纳在伦敦看了微笑乐队的演出，当场跟他们定了一个仅限美国发行的单曲协议。“那就是个试水协议，”蒂姆·史塔菲回忆道，“水星公司只是花点小钱看看能有什么结果。”两个月后，微笑乐队被召集到伦敦的三叉戟录音室[152]录音，约翰·安东尼担任制作人。“我眼中的微笑乐队有点类似‘齐柏林版的‘是’乐队’，”他说，“因为他们既有‘是’乐队的和声，又有齐柏林飞艇的大段吉他连复[153]。我很确定他们会有所成就，但不是以现在这种状况。老实说，我对蒂姆·史塔菲没什么信心”。

布莱恩当初决定离开1984乐队，部分原因就是他想写自己的曲子。蒂姆·史塔菲亦有同样想法，所以他从去年夏天起就和布莱恩一直在努力创作。微笑乐队目前的歌单包括在1984乐队时原创的《践踏我》，还有两首新歌《地球》（Earth）和《过得不错》（Doing Alright）（这首将收入到皇后乐队的首张专辑中）。史塔菲对科幻小说的热爱体现在歌词中，虽然后来他对早期作品不屑一顾，称之为“矫揉造作的废话……都是胡扯”。

“《地球》是首好歌，”克里斯·史密斯坚持道，“那是个人类登月的年代，所以这首歌也十分有太空感。我记得蒂姆告诉我他写了一首歌，关于一个人可以选择坐火箭去往太空，但代价是再也不能回到地球。我还记得他说：‘如果我能出走太空永不归来，我是愿意的。’而我说：‘谢谢啊，我选择留下来。’”

三叉戟的这次录音，让微笑乐队制作了单曲《地球》，B面为《践踏我》（还把《过得不错》也硬塞进去了）。单曲设定在8月发布。中间这段时间，微笑乐队又回到康沃尔进行了几场连演。微笑乐队的夏季演出之旅随行人员增多了，有经理人彼得·阿比，货车司机理查德·汤普森，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以及不知道为什么也跟着去了的弗雷迪·保萨拉。

7月21日，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我们都围在罗杰妈妈家的电视机前看电视播报。”理查德·汤普森回忆道。威妮弗蕾德·泰勒同意招待儿子的这群小团体住几晚，她还发现罗杰的某位潮人朋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尽管成天挤在货车后面在路上奔波，弗雷迪竟能设法保持完美无瑕的衣着标准。罗杰·泰勒说：“我母亲永远想不通，弗雷迪的裤子是如何做到如此笔挺的。”

回到伦敦后，微笑乐队在肯辛顿教堂街的朗多人才经纪公司[154]进行了登记。虽然朗多公司的其他客户比他们有名多了，比如尼克·德雷克和刚刚起步的创世记乐队[155]，但这至少意味着演出预订会多一些。那个夏天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三人组为芝加哥巅峰布鲁斯乐队[156]、家庭乐队和其他乐队开场，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84乐队的节奏吉他手约翰·加纳姆曾在一场演唱会上看到他们。“他们给一个叫‘时光之盒’[157]的乐队做暖场，这支乐队有一首歌叫《在你眼中烘焙果酱卷》（Bake Jam Roll in Your Eye），歌名和歌曲本身一样烂。”他笑了。“微笑乐队上场，演奏了一首慢节奏金属版《假若我是木匠》，非常棒。”10月份，加纳姆在沃特福德学院[158]替微笑乐队当演出工作人员，他的感触更深：“他们比品尝乐队[159]（主乐队）还要好。就在那时我开始琢磨，‘没错，他们这样下去会成的’。”

加纳姆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从微笑乐队的第一次演出开始，他们就收获了一个既狂热又爱指手画脚的粉丝，弗雷德·保萨拉。“我想我们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弗雷德就在舞台侧翼。”克里斯·史密斯说，“每次演出结束后，他就开始了：‘你知道那个鼓加进来的地方吧？嗯，要不试下把它改成这样？’他的建议和想法多得不得了。我跟布莱恩说：‘弗雷德满心想加入乐队，你看出来了吧？’布莱恩却说：‘不行不行不行，蒂姆是主唱。这他没法接受。’”

布莱恩·梅不记得弗雷迪曾跟着1984乐队当过演出工作人员。他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未来主唱，是在微笑乐队的某次演出。“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但我记忆中的那个画面，他穿得特别像一个摇滚明星，”他在2005年采访里说，“还是那种你之前都没见过的摇滚明星——真正的华丽骚气，雌雄同体。他晃着一个绒球走来走去，看起来十分轻佻，说着：‘对，太棒了，太棒了，但是……你们可以表演得更好，你们为啥不这么穿呢？’他从一开始就是全情投入的。”

在罗杰·泰勒的回忆里，“某天他和蒂姆一起过来，就成了圈子里的一员。他浑身都充满活力——飘逸的长长黑发，打扮入时又华丽。”

摄于1968年伊林学院的照片印证了保罗·亨伯斯通对弗雷迪的记忆，“他并没有格外妖娆”。马克·莫尔登也说弗雷迪在时装系上课的时候总是很害羞，而且从来没有提到过想成为一名音乐人。但是弗雷迪转到平面设计系的举动，可以看作是他从行为和志向上改变的一个标志。伊林学院最后一学年的时候，弗雷迪曾经爱穿的挺括衬衫和整洁牛仔裤已经换成了丝巾结和绸缎，还有某个同龄人印象中的“天鹅绒，许多的天鹅绒”。那年，同在平面设计系的学生托尼·卡提那尼得到一件定做的黑色缎纹外套。“时装系的一个女生为我做的，”卡提那尼说，“看起来像一件殡葬员的长夹克。弗雷德看上了，他拿唱片跟我换了这件衣服。”

一次从卡纳比街购物归来后，克里斯·史密斯穿着新买的大红色裤子逛进学校。“弗雷迪在那儿，腿跷在桌子上，穿着蛇皮靴和压皱丝绒裤子，就像亨德里克斯一样。他正在看《流行音乐周刊》，看见我，往下扫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又败了。”

相比之下，微笑乐队依然还在穿着膝盖破洞的牛仔裤和圆领T恤衫。在舞台上，他们采取的是标准姿势，盯着地板，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布莱恩·梅说：“那时流行的是必须穿牛仔裤，而且必须背对着观众。弗雷迪却认为摇滚应该是一种表演，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想法。”

虽然弗雷迪对微笑乐队有种种宏伟计划，他自己仍然没有乐队，挫败感也越来越深。马克·莫尔登的弟弟奥布里也在伊林读平面设计，他是学生会的外联秘书。“弗雷德和所有我们预订来学校表演的乐队厮混，”奥布里说，“他和1984乐队的那些人总在一块，但有次我们在伊林市镇大厅的破布时装舞会订了自由乐队，我看到弗雷德和他们的吉他手保罗·科索夫进行了深入交流。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到处跟我们说他要成为流行明星。当然，我们听了都想笑。”

克里斯·史密斯曾多次见到弗雷迪弹奏学校里的钢琴。“他有一种断奏的风格，如同发疯的莫扎特。”他还发现这位朋友可以迅速记住一段音乐并演奏出来。但弗雷迪对自己的能力依然很谨慎。“如果有其他音乐家在场，他会很谦虚，”克里斯说，“通常他会说：‘噢，你弹吧，你比我强。’”托尼·卡提那尼补充道：“我记得他经常翘课。导师们问，‘弗雷迪在哪里？’然后你总会在公共休息室里找到他，正在弹钢琴。”

不久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唱歌。在班里，弗雷迪坐蒂姆·史塔菲对面，这两个人，有时再加上克里斯和奈杰尔·福斯特，会一起练习和声，同学们都听得很开心。“我们很喜欢听，鼓励他们唱，”雷诺斯·拉威瑟斯说，“他们有时会把吉他拿出来弹。我们常取笑弗雷迪：‘看看，总有一天你会成名的。’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做一名插画家还是音乐家中间摇摆不定。”蒂姆认为弗雷迪需要时间找到他的唱腔；克里斯·史密斯则说第一次听到弗雷迪唱歌时，他“被钉在了原地”。保罗·亨伯斯通还能生动地回忆起一段“听起来确实很像米卡[160]的假声，就是现在收音机里放的那个家伙”。

据史密斯说，尽管此时弗雷迪既能弹琴也开始唱歌了，但他还没能写出一首歌来，这仍然是他烦恼的来源：“布莱恩·梅和蒂姆·史塔菲已经写了一首像样的歌《践踏我》，听起来有点披头士的感觉。弗雷迪和我以前从来不认识写歌的人。感觉那是大神做的事，我等凡人不会。然后弗雷迪就说：‘也许我们能写写看呢。’他不能去找蒂姆，因为蒂姆在微笑乐队里，他那时和罗杰、布莱恩还不太熟，所以他就来找我。”

那时候，克里斯对歌曲创作只能算“依稀有点兴趣”，但他记得弗雷迪对此充满热情。“我有音乐部的钥匙，所以有时我们在那里见面。弗雷迪会带着他拼凑的一些歌曲草稿来。”学校之外，托尼·卡提那尼曾被邀请到格莱斯顿大街的公寓，他记得弗雷迪“摆弄着钢琴，总是哼着调子，努力想写歌。这是他的天性”。也在这期间，卡提那尼瞥见了弗雷迪的护照。“他在职业那栏写着‘音乐家’，”托尼笑道。“我说，‘你为什么会写这个啊？’他说：‘因为我要进入音乐行业，成为音乐家。’现在回想起来，弗雷迪浑身都散发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差不多身体里都要迸发出火花来了——‘我们来做这个！我们来做那个！’”

弗雷迪写歌时火花再次闪现。1967年6月，披头士乐队发布了《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161]专辑。他们以《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有你，没你》（Within You,Without You）等歌曲，扩大了流行音乐的疆域。“于是弗雷迪也开始把不同的音乐片段连接在一起，”克里斯·史密斯说，“我们用的是《生命中的一天》《醒过来，滚下床》（Woke Up,Fell Out of Bed）这两首之间的连接，因为我们发现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任意两首乐曲串起来。”但这始终是个费劲的过程，弗雷迪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弗雷迪会生自己的气。有些日子里他抱着头，绝望地说：‘为什么人家蒂姆和布莱恩能写，我们就写不出来呢？……我为什么这么废？’”

当然，其他情况下，他的热情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如果手边没有吉他，弗雷迪就会拖着克里斯去伊林大道附近的一家音乐用品商店。“我们会在午餐时间去那儿，弗雷迪从墙上拿把吉他下来，径直开始弹他刚写的东西给我听。店员实在是受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每周都在店里，弹他们的吉他，然后我们就买一个拨片走人。”

“保萨拉/史密斯”写歌二人组差不多快写成了一首歌。克里斯记得这首未完成的旋律叫作《牛仔之歌》（The Cowboy Song），神奇的是，它开头第一句歌词是：“妈妈，我刚刚杀了一个人（Mama just killed a man）……”七年后，这句歌词成了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开场白。史密斯说：“我一听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想道：‘噢，弗雷迪完成了他的歌。’”

哈罗盖特的一支节奏布鲁斯翻唱乐队聘用了史密斯，他们是在排练地附近的教堂里听过他练习管风琴后聘用的他。克里斯此时仍在伦敦学习教堂管风琴演奏，这是他的音乐学位中的一项。每周有三四个晚上他都在阿克顿的教堂里练习。“有时弗雷迪会要求和我一起去，”史密斯说，“他说可以在我弹琴的时候帮我翻乐谱。或者说原本计划如此。等我们到那，我安静地弹了一会儿后，他就开始了……‘来，克里斯，来弹一个《给我一点爱》（Gimme Some Loving）……弹一个《给我一点爱》’[162]。”最终史密斯只能屈服，给他弹这首来自斯潘塞·戴维斯乐队[163]的金曲，然后“弗雷迪开始在空荡荡的教堂里上蹿下跳，神经病一样，摆出他的那些姿势”。

到这个阶段，弗雷迪的绝望已经清晰可见。有一天早晨，史密斯遇到他坐在书桌前，眼神呆滞。“于是我拿手在他面前晃晃说：‘哎，弗雷迪，你神游啦。’他抬眼看我，说，‘我会成为巨星的！你们都想象不出来的那种超级巨星！’我说，‘是吗，像亨德里克斯那种？’‘嗯，对！’我就回，‘行吧，祝你好运。’”

每周二，学院会举办午休时间演唱会，邀请一些已经出道的新乐队来给学生表演。这些演出对这位要当“巨星”的同学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蒂姆，弗雷迪和我跑到入口处去见这些乐队，”史密斯回忆说，“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是学生会的，完全是编的。我们帮他们搬装备，套近乎，看看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可以学习借鉴的。来的乐队有霸王龙乐队[164]，萨沃伊·布朗乐队[165]，烤鸡小摊乐队[166]等。”

那年年初，1969年4月29日，是微笑乐队与水星唱片公司签约的日子，也是弗雷迪和克里斯在午休演唱会上偶遇大卫·鲍伊的那一天。“一辆雷诺小车停住，鲍伊从车里出来，”史密斯说，“他带着一个小的WEM扩音柱，一把木吉他，一台录音机和一个麦克风支架。”进到学院的圆形剧场后，鲍伊很不高兴。“他说，‘舞台都没有！’”于是，两个月后就会发布突破性神曲《太空怪客》（Space Oddity）的大卫·鲍伊，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加上克里斯·史密斯，三人当场动手把桌子拼起来搭舞台。

此时此刻，弗雷迪羡慕的对象——微笑乐队还在等待着他们的重大突破。微笑乐队的单曲《地球/践踏我》悄然于8月在美国发布，之后石沉大海。尽管这首单曲没推成功，但水星公司含糊地提到了做张专辑，或者说更有可能的是一张迷你专辑。9月，微笑乐队进入金士威的德莱利亚录音室[167]，由已故的弗里茨·福瑞尔担任制作人，录了两首原创歌曲和一首翻唱歌曲。《哄骗》（Blag）是一首紧张激烈的摇滚歌曲，其乐器演奏有奶油乐队的《N.S.U》和深紫乐队[168]的《扭动脖子》（Wring That Neck）的气质；《北极熊》（Polar Bear）是混合了布鲁斯风格的轻柔摇滚乐，而悠扬的歌谣《四月女神》（April Lady）（由一位叫斯坦利·卢卡斯的人所作）是唱片公司提议的。无论他们还有什么不足，那歌曲中不断闪现的独特和声，梅的华丽吉他技巧，已经有了未来的轮廓。史塔菲如泣如诉的嗓音也跟弗雷迪·莫库里在皇后乐队早期专辑里的声音相差不远。最终，微笑乐队的迷你专辑并未面世，水星公司搁置了这些录音将近十五年，直到皇后乐队鼎盛时期才拿出来圈钱。

虽然如此，微笑乐队在同月进行的另一次录音将对他们的未来产生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特里·伊登此时在派录音室[169]担任设备维护工程师，在来到伦敦前，他曾在家乡布莱克本的一家俱乐部担任DJ。有一晚他遇到一个学生，说是记得以前在俱乐部里见过他，并跟他提到一个叫“微笑”的乐队。“她说她在和吉他手约会，”伊登说，“她还说乐队很不错，说服我去看看他们。就那次，我想，‘好吧，看看也无妨？’”

特里不太确定，但有人认为那天晚上与他恳谈的就是克里斯蒂娜·马伦，布莱恩当时的女朋友，未来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家在英国北部，她目前在伦敦肯辛顿圣母升天师范学校[170]就读，在学校里她和罗杰·泰勒的女朋友是好友。克里斯蒂娜与布莱恩初次见面就是在微笑乐队的演出上。

特里·伊登很想“在录音室自己试试手”，于是他在派录音室2号厅给微笑乐队安排了一次半夜录音。特里和派录音室的剪碟工程师杰夫·卡尔瓦监制了这次“违规录音”，制作了六张高保真硬质母碟，两面分别为《践踏我》和《北极熊》，正好在早班开始前做完。“我记得杰夫和我都被他们自己写东西这一点所打动，这在当时的乐队里是不常见的，”伊登说，“微笑乐队仍然需要打磨，特别是罗杰，但布莱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类拔萃了。我们制作完后，他们问：‘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吗？’但我们完全没有推广乐队的经验。我那时只是希望能在音乐制作上有所发展，所以才提供给他们这次机会。完全出于自利，我只是想练练手。”特里没有往远处想，只是把母碟交给了微笑乐队。现在乐队手持可以和唱片公司接洽的高质量试听带了。两年后，伊登会再次和布莱恩、罗杰的生活产生交集，但如今他说：“我当时以为这事就结了。我没想过会再次见到他们。”

肯辛顿酒馆仍然坐落在罗素花园的埃尔沙姆路拐角处；从肯辛顿奥林匹亚步行可达，离牧羊林区和荷兰公园则有段距离。如今它是一家修缮一新的酒吧烧烤屋，外面有印着品牌标志的遮阳篷，桌上是午餐菜单和“免费无线上网”标志。在1969年，肯辛顿酒馆只是一间普通伦敦酒吧，四四方方的空间里充斥着香烟和酒精，楼上有爵士乐演出的空间，消费群体是附近的上班族和学生，他们从出租房、周边大学、时尚集散地波托贝洛和肯辛顿市场涌入这里。

1969年，微笑乐队及随行人员作为肯辛顿酒馆的常客已经一年多了。那年夏天，弗雷迪·保萨拉从伊林学院毕业，获得艺术文凭（他的论文写的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不过他对未来的职业另有打算。一天晚上，在肯辛顿酒馆，弗雷迪看到克里斯·史密斯走进来，便以手抱头，装得很绝望。问他因何事犯愁，弗雷迪回答说：“我再也不能成为流行歌星了。”克里斯当即以托尼·汉考克[171]喜剧里的腔调回应：“你必须得当流行歌星啊，弗雷迪，你跟所有人都说过了。”弗雷迪听了缓慢地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姿态眉飞色舞。“我不会成为明星，”他宣布，“我会成为……一个……传奇！”终于，在长达两年之后，肯辛顿酒馆的一次偶然碰面让他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一点。

野山羊乐队是一支来自英国西北部利物浦圣海伦斯的三人组合，成员是吉他手迈克·伯辛，鼓手米克·“米弗”·史密斯和贝斯手约翰·“公鸡”·泰勒。就像1984乐队和反响乐队一样，这支乐队也是在学校里组起来的，成员都来自威德尼斯的韦德迪肯文法学校[172]。泰勒和伯辛最开始是在一个叫作“色彩”[173]的翻唱灵魂乐歌曲的五人乐队。1966年，受到克莱普顿和亨德里克斯的强烈影响，两人从乐队脱离。“其他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高年级学生，”“公鸡”·泰勒解释说，“迈克和我更喜欢布鲁斯和前卫摇滚。”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鼓手“米弗”，他提出了乐队的新名字“野山羊”。（“野山羊是啥？”泰勒思索道，“好像是一种非洲羚羊吧。”但起这个名字仅仅是因为“米弗”有一次说“我太饿了，能吃下一头野山羊”。我们就说，“哎好，乐队就叫这个名字吧。”）

5月份，野山羊乐队向英国广播公司1台的DJ斯图尔特·亨利以及披头士乐队刚成立的苹果唱片公司寄出了自己的录音小样。扯上了披头士乐队，足以让他们在《威德尼斯晚报》（Widnes Evening News）上扬名一回了（《野山羊乐队的思想：布鲁斯不是一种音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但苹果唱片并未录用。经过几次当地演出后，趁着在读大学和参加工作前还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野山羊乐队带上新加入的十七岁校友肯·泰斯蒂，决定去伦敦碰碰运气。

“我们想着可以去那里成名，”肯·泰斯蒂回忆道，“待几个月，看看会如何。”泰斯蒂有驾照，还有之前在威德尼斯及周边的学校推广舞会的经验。他天生就是一个组织者，很快就成了野山羊乐队非正式的经理人/演出工作人员/司机。“肯总是很有办法，”泰勒说，“是他把录音带寄给了苹果唱片和斯图尔特·亨利。我们在利物浦地区得到了一些认可，然后呢，什么也没有。所以是时候去伦敦了。”

关键在于，泰斯蒂的女朋友海伦·麦康奈尔正好在伦敦，和她姐姐帕特合住一间公寓，而她姐姐就在圣母升天学院上学。“特别好心又慷慨的帕特同意让我们一半人住在辛克莱路的这间公寓里，就在奥林匹亚后面，”泰斯蒂说，“另一半人被移交给她的朋友安·麦康米克，她在牧羊林路的帕图姆花园租了一个地方。”

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泰斯蒂就立马忙开了。他开着野山羊乐队的逗号牌货车停在公用电话亭旁，拿出号码本，开始一个个地打电话给唱片公司。“我给蝶蛹唱片公司[174]打过去，要求和克里斯·埃利斯说话。电话那头的女人说：‘对，这儿就是克里斯埃利斯。’我们一头雾水。”现在看来，野山羊乐队的时机不算太好。学生都放暑假回家了，伦敦各大高校蓬勃的演出业务正处在休息时期。

帕特·麦康奈尔在圣母升天学院认识了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的女朋友们，她在帝国理工看了微笑乐队的表演。二十一岁生日前几天，她选择微笑乐队的地盘肯辛顿酒馆作为庆生地点。（肯·泰斯蒂说：“原因是她看过微笑演出之后，觉得他们很帅气，想见到他们……尤其是罗杰。”）那天晚上实现了野山羊/微笑乐队的历史性会面。当晚，弗雷迪·保萨拉穿着一件紧身毛皮夹克，在他们周围飞来飞去。正如罗杰·泰勒穿着潮牌店“奶奶出游”（Granny Takes a Trip）里买的衣服，弗雷迪也已经有了摇滚明星的派头。“我们在他们旁边感觉就像北方的乡下人。”泰斯蒂笑着说。微笑乐队似乎已经获得多项成就：有正式的录音，当过“是”乐队和家庭乐队的暖场乐队……“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们和水星唱片合作的事情，我们就更佩服他们了。”

“布莱恩非常、非常有礼貌，”迈克·伯辛记得，“罗杰很有大明星的感觉，最友善的那种明星。”酒馆打烊后，生日派对转到帕特的辛克莱路公寓继续进行。布莱恩情不自禁地拿起迈克·伯辛未插电的吉他，开始了他的表演。“布莱恩盘腿坐在地板上，”泰斯蒂说，“我以为我对吉他手已经心里有数。我去看了所有六十年代来巡演的黑人布鲁斯乐手，我见过全部约翰·梅奥尔乐队出来的人……但是当布莱恩开始演奏时，我想我之前错过了一大篇章。他就是那么特别。”

很快，梅、泰勒和史塔菲开始表演微笑乐队的歌曲，某位朋友也提供了一点小帮助。“他们有一个关系很铁的朋友一起来，”泰斯蒂说，“那就是弗雷迪。他知道所有微笑乐队歌曲的歌词，甚至跟着唱和声。那一刻，我们都看出来他想加入乐队。但是当时微笑乐队不需要主唱。而野山羊需要。”

像微笑乐队一样，野山羊乐队也是音乐至上的。他们的偶像是奶油乐队、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十年之后乐队[175]，并且，如“公鸡”泰勒承认的，和这些偶像一样，他们倾向于“没完没了地独奏，直到听众都他妈受不了，滚去吧台喝酒”。不止一次，“米弗”·史密斯的鼓独奏实在太长，落地鼓的鼓撑楔入了舞台板之间的缝隙中，以至于每敲一下，那鼓就沉下去一点，逐渐陷入舞台。

从形象上看，野山羊成员都留着那时必不可少的长发，只有迈克·伯辛是厚厚的黑人蓬蓬头，除此之外，每人都穿着喇叭牛仔裤和风衣。虽然“公鸡”·泰勒能自信地担任一部分主唱，并且在歌曲之间穿插讲话，但他和伯辛都不适合当主唱。弗雷迪很快就行动了。泰勒说是他们邀请了他到肯辛顿酒馆见面；迈克·伯辛记得是在某人地下室的住处进行了试唱，在“米弗”的印象中则是在帝国理工进行的。“后来我们才领会到的一件事是，弗雷迪很擅长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伯辛说，“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也愿意加入我们唱歌。”合作就此达成。

那年7—8月，微笑乐队和野山羊乐队穿梭于肯辛顿酒馆周围众人的公寓之间。大卫·鲍伊发行了《太空怪客》这张专辑，选择尼尔·阿姆斯特朗历史性的月球行走这个完美的时机，让这位处于挣扎期的创作者有了一首热门单曲。地球这边，滚石乐队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场免费音乐会，纪念前吉他手布莱恩·琼斯，他被发现死在家中的游泳池里。在辛克莱路，日常播放的音乐包括不可或缺的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专辑，谁人乐队的《汤米》（Tommy）（“公鸡”·泰勒说：“那张被我们听太多磨废了。”），以及小岛唱片公司[176]的合集《携手同行》（All Join Hands），集合了当时硬摇滚的明星们：自由乐队，鬼牙乐队，杰斯罗·塔尔乐队[177]……

没多久，麦康奈尔姐妹公寓里这些进进出出的神秘长发青年就引起了房东的注意。“所以我们都搬到帕图姆花园的公寓去了。”肯·泰斯蒂说。在那里，三张床拼起来以容纳更多人睡觉。“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泰斯蒂笑着说，“她们都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绝对是品行端正的人。但毕竟只是短暂的私自占用房间……我想‘米弗’那时不得不睡在浴缸里。”

从伊林学院毕业后，克里斯·史密斯去美国待了几个月。当他回到艾迪逊花园街合租的公寓时，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一大堆我不认识的人在里面开派对，”他笑起来，“有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谁？’我说：‘我住这里啊。’”聚众狂欢的人群里就有“米弗”。这位野山羊鼓手有狄更斯一样的连鬓胡子，他比这几位少年队友老成一些，没他们那么天真。他是被劝说放弃了威德尼斯送奶工的工作，来到伦敦追求摇滚明星梦。“公鸡”·泰勒说：“‘米弗’总是比我们几个更世故些。”被微笑乐队的一帮艺术生、未来的物理学家和半专业的牙科医生包围了几周后，“米弗”不禁悄悄靠近克里斯，无力地问道：“所以……你是不是也拿了几个学位证？”

“米弗”和弗雷迪的相处模式，展示了野山羊乐队和他们新主唱之间的差异。“我们都有点粗野和急功近利，”肯·泰斯蒂承认，“尤其是‘米弗’。”相比之下，弗雷迪就像一个扮相完美的华丽异类。这个奇特的男子很快就和转行鼓手的利物浦送奶工之间互相挤对起来。“他们总是互相看不顺眼。”泰斯蒂说。过一阵子，弗雷迪给“米弗”展示了一幅他为鼓手画的素描，上面写着“娘娘腔”。

弗雷迪的讲究也是这群利物浦人的又一个话题。“弗雷迪也没钱，跟我们一样，”伯辛回忆道，“所以他只有一套外面穿的衣服：他总是穿着一件有宽腰带的T恤和裤子，晚上玩累回来睡觉之前，他会把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这样早上起来再穿依旧光鲜亮丽。当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南方人的做法，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好吧，北方男人不这么做，但南方男人是这么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雷迪在成为明星之前就是个明星了。”

野山羊的成员们很快就会发现弗雷迪有多大的偶像包袱。尽管肯·泰斯蒂依然很难争取到伦敦的演出，但乐队在其他地方获得了两场预定，8月23日在博尔顿镇的八角剧院有一场，第二天在镇上女王公园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又有一场。为了这次演出，肯·泰斯蒂从弗雷迪的朋友，前1984乐队的鼓手理查德·汤普森那里借了一辆卢顿（Luton）货车。“理查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一家公司工作，那是他公司的货车。”泰斯蒂承认。

“那是一辆阿巴克·史密斯联合公司的黄色货车，”汤普森记得，“我过去喜欢看乐队演出，于是我们会装上二十几个人在后车厢，开着车到处跑，去看演出，或者参加聚会。六七十年代做这种事经常容易得手。”这辆货车很快就载上了野山羊乐队、他们的乐器设备以及各种哥们儿、女朋友、非正式的工作人员，还有保罗·亨伯斯通。一时心血来潮，保罗带上了照相机，为演出路途增添了不少乐趣。在一张照片中，一群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在阿巴克·史密斯公司的货车前一字排开。那时候，理查德·汤普森已经从1984乐队的普通鼓手转变成了彻底的嬉皮士，长发过肩，留着酷似耶稣的长胡须，穿着凉鞋。正如迈克·伯辛记忆中的那样，弗雷迪看起来一尘不染，他那件领口有三个扣子的长袖T恤和他的鞋子一样洁白无瑕。

肯到皮克迪利广场的一家唱片店接上上完夜班的“公鸡”·泰勒，旅程从下半夜启程。但这段去北方的路程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长。“我有点太过小心了，”泰斯蒂说，“我们早上6点左右就到了，而剧院要10点才开门。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车停在八角剧院外的鹅卵石路上，坐在那里看着后视镜。我听到后车厢的卷帘门拉开，看到一帮子人纷纷跳下车来……”

第一个站到鹅卵石路上的是弗雷迪。泰斯蒂看着他们的新主唱为一身装扮操起心来：“他查看了发型，把夹克毛领上的毛抚平，然后仔细检查起裤子上的褶子。”然而没过多久，肯听到背景中传来一阵噪音。“喧闹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响……”很快就发现原来是“夜班刚刚结束”。这是工人们下班回家发出来的声音，他们的木底鞋噼里啪啦地踩在石头路面上。“这场景很完美吧，”泰斯蒂笑道，“一大群灰头土脸的工人走过去，弗雷迪·莫库里就站在中间，穿着他毛皮领子的夹克整理着发型。”

八角剧院的演出在星期六中午，这个场馆定期举办“布鲁斯学时间”音乐会。午休期间，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和野山羊乐队开始了首次表演。“公鸡”·泰勒认为他们的开场曲是弗雷迪建议的《监狱摇滚》[178]（Jailhouse Rock）。果真是那首的话，表现的形式是有别于后来的。“帕特·麦康奈尔最近提醒我说，唱第一首的时候，弗雷迪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背对着观众的，”肯·泰斯蒂回忆道，“只有事后回想起来，我们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他第一次和乐队一起上台。他在学校里有过一些零散的表演，但后来就没有了。”弗雷迪当初在野山羊乐队面前的开场白为：“我是个还没有乐队的歌手”。“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泰斯蒂说，“开场唱得十分漂亮。唱完第一首歌后，他的羞怯褪去，表演得非常好。”

布莱恩·梅无法在周五下半夜与他们同去博尔顿，但他还是想赶上星期日的演出。乐队一行人计划星期六晚上演完后，到25英里以外的野山羊乐队老家利物浦歇脚。肯·泰斯蒂安排到莱姆街火车站接梅，他选择把车停在通往车站站台的一个坡道上。“我感觉我们大概停十分钟左右就好了，但这时一个级别很高的警察出现在视野里，走到了司机车窗附近。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开的是这辆是所谓‘借来的’货车，加上后面超载了那么多人，我大概会被绞刑处死、五马分尸吧。”

结果，看过了车厢上写的公司地址后，警察以为泰斯蒂在跑业务，并问他是不是在等从伦敦来的火车。“我说是的，于是警察说：‘得嘞，行，你其实不能把车停在这儿。我帮你把大门打开，你把车倒到停站台上。’”一群车站搬运工迅速过来打开了大门，肯把货车倒到了站台上。“布莱恩下车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况。值得称赞的是，他立刻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将吉他手安全地藏到车上之后，泰斯蒂火速逃离。

这一晚结束时，大部分人都在圣海伦斯麦康奈尔姐妹家里安营扎寨。在麦康奈尔家里，布莱恩坐在煤气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打瞌睡。“布莱恩人本来就高，还穿着厚底高跟鞋。”肯·泰斯蒂微笑着说。到了夜里某时，家里飘起一股橡胶烧焦的味道。“倒霉的布莱恩没注意到炉子的热度，直到他的一只鞋子鞋底被熔掉了。余下的周末他都只能穿着一边高一边低的鞋子跛行。”

弗雷迪和野山羊乐队的第二次演出在隔天下午的女王公园。这是一场叫“布鲁斯来袭”的露天活动。那天的演出名单上还有些过目即忘的当地乐队，比如胶靴史密斯[179]和迷幻民谣乐队斯派罗吉拉[180]。舞台架在公园中间的音乐台上面，有八角剧院的三倍大。“弗雷迪踏上舞台后满场跑，”“公鸡”·泰勒很确定地说，“我当时就想：‘操，太棒了！要的就是这感觉。’”迈克·伯辛补充说：“以前我习惯闭着眼睛弹吉他独奏，现在来了这么个人跪在前面，麦克风直冲着我。弗雷迪后来在皇后乐队做过的很多动作，第一次出现都是在我们乐队里。”

虽然弗雷迪在博尔顿的初演一炮打响，但野山羊乐队在伦敦的日子却屈指可数了。“还没过几周，夏天许过的承诺就开始分崩离析。”肯·泰斯蒂说。第一个走的是迈克·伯辛，他被利物浦的艺术学院录取了（“我答应过父母，夏天过完就要去读书了”）。虽然“公鸡”·泰勒选择留在伦敦，但“米弗”·史密斯似乎随时准备去做整个夏天都威胁要去做的那件事。如克里斯·史密斯所言：“每次只要情况不好，‘米弗’就会用那种酷似林戈[181]的声音说，‘我只想回家做个送奶工’。”

泰斯蒂也在考虑去圣海伦斯的大学上学。9月8日，他搭便车返回利物浦。刚到就接了迈克·伯辛的电话。“野山羊接到一个利物浦的演出，迈克给其他人都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安排好借用一辆货车，问我能不能回伦敦开车载上他们和所有装备？”泰斯蒂说。

他无所畏惧地又搭便车回到M6高速，靠在路边搭顺风车，最终在当天晚上11点返回伦敦。第二天早上，微笑乐队的演出工作人员彼得·爱德蒙兹开来了交通工具，肯把野山羊乐队的乐器装备装上去，其中大部分都存在帝国理工某个螺旋楼梯顶部的房间里。肯在狭窄的楼梯井费力地搬动音箱时，“弗雷迪帮着拿了一对沙槌和一个小手鼓”。货车塞满人和物之后，泰斯蒂爬上驾驶座，再开176英里返回利物浦。在后车厢里，有弗雷迪、“公鸡”·泰勒、“米弗”·史密斯、帕特·麦康奈尔，加上一堆吉他琴盒、音箱、架子鼓，挤在中间的，是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

那天晚上野山羊乐队将在哈德曼街的沉没俱乐部[182]演出，这个潮湿的地下俱乐部据说是滚石乐队在利物浦的首演之地。在肯的记忆中，“罗杰、布莱恩和弗雷迪都穿着肯辛顿流行的那种潮流服饰——面料有很多的天鹅绒和皮草。这在利物浦是新奇事物。到俱乐部外面后，罗杰跟我们说他被一些当地年轻人调戏，显然他们对他的着装方式有异议。”泰勒说他把学校图书馆卡拿出来虚晃一下，假装是武术俱乐部的会员卡。“他说：‘看！我发功打死你们之前必须要给你们看一下……我是黑带三段……的……柔道手[183]！’”肯咯咯地笑道：“据说那些青年真的被吓退了。”

泰斯蒂在学校的朋友、同时也是野山羊演出工作人员的杰夫·希金斯常常用磁带录下乐队的演出和彩排。有一盘他用Grundig TK14录制保存下来的磁带，记录了野山羊乐队在沉没俱乐部的表演。杰夫站在舞台右边，把Grundig的晶体麦克风挂在一根生锈的钉子上，希望尽量录到些好的声音。这盘咔嗒作响的磁带里有野山羊演奏的奶油乐队的《我们错了》（We're Going Wrong），披头士乐队的《雨》（Rain），猫王的《监狱摇滚》和齐柏林飞艇的《交流中断》（Communication Breakdown）；专业技巧的缺乏，他们就用释放的激情来弥补。据希金斯说，沉没俱乐部的舞台太小了，弗雷迪不得不站到台子前面的空地上，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他做各种动作。现在听来，迈克·伯辛的高光时刻是演奏亨德里克斯/杰夫·贝克的布鲁斯版《摇滚我宝贝》（Rock Me Baby）；“米弗”·史密斯的闪光点在于其他人跑拍的时候仍然牢牢地稳着节拍，而弗雷迪唱《交流中断》时的“罗伯特·普兰特”[184]式尖叫，是他在家里花几个小时练习加上惊吓邻居的铁证。“弗雷迪对罗伯特·普兰特以及齐柏林飞艇的第一张唱片是真爱，”伯辛说，“他一刻不停地在屋里边晃边唱着里面的片段，特别是《宝贝我要离开你》（Babe I'm Gonna Leave You）里的‘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宝贝’（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onna leave you）那一段。”

“公鸡”·泰勒倒是不为所动：“我听到那盘录音的时候想，‘天哪，我们好差啊。’我们没法在台上好好听到自己的声音。弗雷迪不是史蒂夫·温伍德、史蒂夫·马里奥特或者乔·科克，他不是那种唱灵歌的人，当初他吼的高音很糟糕，但从一开始就很厉害的是他的表演。”遗憾的是，沉没俱乐部的这盘录音带里没有录到返场曲。杰夫·希金斯称，罗杰·泰勒和布莱恩·梅那晚也加入了野山羊乐队表演，但在此之前录音带就已经录到底，杰夫记得他们一起演唱了几首微笑乐队的歌曲。“所以那时四分之三个皇后乐队已经在场，”泰斯蒂回忆道，“只是我们无从得知。”

在布莱恩·梅记忆中，皇后乐队之前，那个“很害羞并将自己掩藏在这种舞台形象之下”的弗雷德，在沉没俱乐部的录音带中得到了证实。弗雷德在歌曲间报幕时声音很小很秀气，而且过分礼貌。舞台下也一样，本来尖锐机智、活泼戏谑的他，很容易就退回到羞怯里去，特别是有陌生人在场的情况下。不过，在与野山羊乐队相处的短暂几个星期里，弗雷迪已经在策划下一步。他施展妙计进行的第一项变动是乐队的名字。弗雷迪想重新命名乐队为“残骸”[185]，但一开始有些受阻。“然后弗雷迪给在利物浦家里的我打电话，”迈克·伯辛说，“他说他给乐队里其他人打了电话，他们愿意改名为残骸乐队。我说如果其他人都觉得还好，那我也OK。后来我才发现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电话，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他的乐队成员们同意此事也是必然：打电话之前，很明显弗雷迪已经把新名字烙在了野山羊的装备上。“很好的营销手段，挺可爱的，”肯·泰斯蒂说，“是个有计谋的人。”10月12日，弗雷迪和理查德·汤普森去学苑剧院[186]看齐柏林飞艇的演出。“我想我在哪儿听过杰夫·贝克说，重摇滚乐队需要一个厚重的名字。比如齐柏林飞艇，”“公鸡”·泰勒说，“某个人，可能就是贝克本人，认为‘坚固的惠灵顿’[187]这种名字是个笑话。这可能就是改名‘残骸’背后的原因，因为听起来更厚重些。”

改变名号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些演唱素材上的改变。虽然如《漂泊的流浪者》（Vagabond Outcast）这样相对慵懒厚重的布鲁斯歌曲仍然留在歌单中，但肯记得，“弗雷迪和迈克已经开始自己写歌曲。弗雷迪觉得可以和迈克一起合作”。现存的残骸乐队歌单上证实了有原创歌曲《绿》（Green）、《脑海中的毒瘤》（Cancer On My Mind）、《没有你，情人》（Without You,Lover）（皇后乐队歌曲《骗子》[Liar]的早期雏形）、《普遍主题》（Universal Theme）、《FEWA》（有人认为是“消失的情感”[Feelings Ended Worn Away]的缩写）、《另一辆列车》（One More Train）和《花言巧语的布鲁斯》（Blag-a-Blues）；绝大部分都没有录下来。迈克·伯辛对这些歌曲只记得大概，不过他解释说，“我们北方来的这些人做的是那种十二小节的歌曲，没有音调变化的。但弗雷迪说，‘不，不，不，必须要用黑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变调，这样听起来更有意思。’我们只知道音乐的现在，而弗雷迪却知道它会往哪里发展。”

虽然弗雷迪说服了乐队成员改队名，但是主唱和吉他手之间的地理距离又成了另一个障碍。过去的说法是，弗雷迪在担任野山羊/残骸乐队主唱期间，1969年10月左右，曾搬到利物浦待了几个星期，住在演出工作人员杰夫·希金斯家开在著名的潘尼巷[188]酒吧里。肯·泰斯蒂委婉地表示反驳：“弗雷迪短暂地来过利物浦，但不知怎的，过个夜就被传成住了一整个夏天。其实没这事。”

可以肯定的是在10月的最后一周，残骸乐队失去了鼓手米克·“米弗”·史密斯，并在伊林艺术学院初试身手进行首演。这一信息记载在弗雷迪写给圣母升天学校的朋友席琳·戴丽的信中。信里弗雷迪大骂鼓手（“‘米弗’不跟我们一起了，那浑球有天早上起来就走了，说他去威德尼斯做送奶工了”）；并透露了他和“米弗”本来要去哈罗德百货做兼职；还说他给迈克·伯辛买了从利物浦来的火车票，让他来伦敦排练；顶替史密斯的是前1984乐队鼓手理查德·汤普森（“练得很不错。理查德中途都快累趴下了……”以及“《齐柏林飞艇Ⅱ》（Led Zeppelin Ⅱ）这张专辑太震撼了”）。正如信中所写，米克·“米弗”·史密斯在M56高速公路上做了一阵建筑工人后，确实回去做老本行了。理查德·汤普森显然会被请来接任，因为如他所说，“我已经熟知他们的所有歌曲。”

残骸乐队在伊林学院的一间“嘈杂公共休息室”里进行的首演并不是很顺利。马克·莫尔登已经毕业了，但他弟弟奥布里还在学生会里做事，所以看在弗雷迪的面子上帮忙预定了残骸乐队的演出。“他们很差劲，”他现在说，“我记得弗雷迪专门为演出买了一套白西装，但那次表演唯一的看点是他把麦克风从支架上取下来，仰卧在舞台上，号叫的时候把它一直伸到喉咙。公共休息室里人们在各干各的事，有些人在看演出，但其他人有的围坐在一起聊天，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玩桌上足球……我觉得他们就是来搞笑的。”

残骸乐队在圣马丁艺术学校、帝国理工等其他地方只演出了十场左右。克里斯·史密斯看了他们的演出后表示不解：“我想我和蒂姆·史塔菲是在酒吧看的。弗雷迪摆着各种姿势，大步走来走去，我以前从未见他做过。但是这些让人惊奇的表演在酒吧里竟然也没引起轰动。不管怎么说，这需要十分的勇气。”2004年，布莱恩·梅在采访中回忆了类似的情景，委婉地描述道：“我们去看弗雷迪在他自己的乐队里唱歌。你简直跟不上他。他表现得非常有激情，声音也特别响，我们都不太看得懂。”

11月，“公鸡”·泰勒的妹妹帮残骸乐队在威德尼斯她学校的舞会安排了一场演出。根据皇后乐队的传说，这就是弗雷迪发现他标志物件的那一晚。“显然就是在那次演出的时候，他的麦克风支架底部掉了。一次幸运的巧合。”肯·泰斯蒂说。理查德·汤普森也说，当时支架的底盘掉下来了，弗雷迪继续唱，没有管它。“后来，皇后乐队来到我那时在读的圣海伦斯理工学院[189]演出时，我是外联部秘书，”泰斯蒂补充道，“我在试音时看到这个半截麦克风架子的玩意，我说：‘弗雷德，这麦克风棍子，你确定吗？’他说：‘这是我的噱头，亲爱的。必须得有个噱头。’我说：‘弗雷德，你听起来怎么跟吉米·萨维尔[190]似的。’然后他说：‘才没有呢。’”

但对于残骸乐队来说，一切会在圣诞节前结束。在女校表演完的两天后，乐队在里士满橄榄球俱乐部[191]进行表演，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现实明摆着，这支乐队是成不了气候的，”迈克·伯辛解释说，“弗雷迪努力让大家团结不懈，但我却没有那么专注于此。从一开始，成功的决心就是推动着弗雷迪的一股难以阻挡的力量。”弗雷迪回头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伯辛则退出音乐领域，到利物浦的艺术学院去读艺术预科班。这时候，这群租住在肯辛顿的乐手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活动地点：巴恩斯区的轮渡路40号。

“帕特·麦康奈尔和另一个叫丹妮丝·克拉多克的姑娘是原住客，”“公鸡”·泰勒说，“然后我搬进去了，接着弗雷迪、罗杰·泰勒和另一个男的也住进来了，我想那人是牙科学生。整个一楼都被我们住了。”

弗雷迪从费尔特姆的父母家搬出来时，他将要住进去的房子和保萨拉一家在郊区的舒适住宅可是相去甚远。（弗雷迪：“我跟父母说打算要做什么时，他们很是恼怒。”）这房子好久没有装修过了，还保留着以前住户的俗气风格。迈克·伯辛在残骸乐队快要解散的那段时间去睡过，记忆里那是个“恐怖的”地方。理查德·汤普森坚称：“轮渡路是个垃圾地方，但其实都是一样的，典型的学生公寓。”公共客厅有一张红色的化纤沙发，缝线已经迸裂，里面的马毛填料散到沙发垫子上了。厨房基本上是个无人区，就算有能吃的也只是茶和牛奶。

总会有些无家可归的留宿者可能在任一个早晨从任一间卧室里冒出来，而且，迈克·伯辛补充道：“我仍然记不起哪里有浴室。”“房东老太太住在楼上，”“公鸡”·泰勒记得，“希尔维亚·西姆斯，那个女演员，住在我们隔壁。老太太不喜欢希尔维亚·西姆斯。她经常说她是‘可怕的女人！戏子！……知道吧，不靠谱。’与此同时，我们住这边，玩着音乐，制造着吵死人的噪声。”

1969年10月，在残骸乐队的伊林学院首演之前，有一晚理查德·汤普森曾在轮渡路录过乐队排练的磁带：伯辛演奏着未插电的电吉他，泰勒用的是带扩音的贝斯，汤普森则拍打着他记得是“吉他盒”的东西。其中一首歌曲是保萨拉/伯辛创作的《绿》；这是残骸乐队唯一保存下来的完整录音歌曲。“录音带最后还有另一首歌，”汤普森说，“而且在录音带里，你可以听到有室友进来抱怨声音太大，已经凌晨1点了。你还能听到弗雷迪文雅地指挥队友的声音（‘注意听……别忘了……这两段后面’）。”

虽然轮渡路上抽大麻成风，弗雷迪却异常节制。他没有碰这些东西，习惯很早就起床，踮着脚迈过躺在地上醉生梦死的室友们，安静地自己唱歌，轻轻地在新吉他上拨着谁人乐队的《弹球奇才》（Pinball Wizard）的和弦。“他就像一个游离的吟游诗人，”迈克·伯辛说，“招人烦。”

有一次，声音太大遭到投诉，来了两个警察，“公鸡”·泰勒出头“扮演友好的北方同胞”，端了一杯茶和一块蛋糕去跟他们说好话。“我以前常在卡纳比街买叶子，”泰勒说，“我曾给弗雷迪展示了一盎司叶子，他对这么大一包表示震惊。但如果你问他要不要，他常常说：‘哦，我已经经历过了。这些我都用过了。’”

轮渡路搞来的叶子常会混在茉莉花茶里。所以公寓里就得有一个人把茶叶和大麻叶分开。有一次，一包叶子来了，没有分拣就装到茶叶罐里，不明就里的弗雷迪自己泡了一杯。据目击者称，弗雷迪“飞大了”，听着弗兰克·扎帕的《我们只为金钱》（We're Only in it for the Money）专辑，以为是《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里面加了一段唱针刮擦空白胶片槽的奇怪声音。弗雷迪大惊失色，他以为这张新欢唱片给刮坏了。“弗雷迪不喜欢抽大麻，”克里斯·史密斯证实，“后来，他曾给过我‘速度丸’[192]。弗雷迪说：‘来一点，克里斯’……我就试过一次，演出的时候感觉很好，但后劲太大很难受。”

这种所谓的“速度丸”应该是在肯辛顿市场搞上来的，弗雷迪和罗杰·泰勒目前在这个嬉皮商业区里有了一间自己的小铺子。随着这一年过去，弗雷迪通过在哈罗德百货兼职（如他给席琳·戴丽的信中提到的）以及偶尔作图来获得多一点的收入。“有次我下楼看见他在画女式内衣，”迈克·伯辛说，“他找了一份为报纸设计时尚广告的工作。”不久后，弗雷迪又和奥斯丁骑士设计事务所[193]签约当插图画师，并被委托为童书画插画，不过此书并未出版。

肯辛顿大街上这栋别致的三层室内商场——肯辛顿市场，是音乐家、演员和艺术家的聚集地，也是弗雷迪和罗杰认识伦敦“潮人”的直接通道。起初，这两人每周付10英镑（是泰勒的助学金）租了一个摊位，卖一些弗雷迪学校朋友的艺术作品。“接着弗雷迪的论文卖出去了，是关于亨德里克斯的。”泰勒透露说。这件作品去向不明，但据罗杰说，“里面有不少好东西——比如他手写的《太阳的第三颗石头》（Third Stone From The Sun）歌词……现在这种东西可能值不少钱”。

蒂姆·史塔菲也在市场上开过几个月的摊位，出售艺术作品。但他厌恶那里被他描述为“自恋且风骚”的气氛。意识到画作不好卖，弗雷迪和罗杰尝试了不同的策略。“我们喜欢上了复古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的服装，”泰勒解释说，“我们从一些来路不明的经销商那里买一大包丝巾，拿过来熨平，抖开铺好卖。”

“其实就是一堆地摊货，”肯·泰斯蒂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毛皮夹克，怪异的板球外套，还有些老式小姐的大衣裁剪修饰后做成的披风。”

弗雷迪不在乎经营规模多小，他跟所有人说他们是“绅士的服装店”，并且似乎抱着他对音乐一样热情地对待这份工作。“弗雷迪扛着这些大袋子回家来，”布莱恩·梅回忆说，“扯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说：‘看这些衣服多么美！可以卖很多钱的！’我会说，‘弗雷迪，那是块破布。’”

就在肯辛顿市场，阿德里安·莫里希撞见了艾斯沃思理工学院的老朋友。“我当时正在购物，突然听到那个声音：‘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他把我介绍给罗杰，请我去他的公寓里参加聚会，后来我们喝醉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他说‘你一定要来看我的乐队演出啊’，然后，当然了，我没去。我曾经肯定地以为，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成就来。”也是在这个市场，发生了真实性存疑的弗雷迪“卖衣坐车”事件，据说他不愿意坐公交车，在摊位上把罗杰的夹克卖了付出租车费。在1977年被《新音乐速递》（NME）记者问及此事时，弗雷迪拒绝承认也没有否认。

在给席琳·戴丽的信中，弗雷迪写道：“罗杰和我几乎到处拉客，花言巧语地推销。”证明他在这个蒂姆·史塔菲厌恶的“自恋且风骚”的氛围里活得挺滋润的。前伊林学院学生托尼·卡提那尼生动地忆起他和弗雷迪沿着肯辛顿大街散步时被人吹口哨调戏的情景。不过，在给席琳的同一封信中，弗雷迪也抱怨说：“‘米弗’这家伙跟每个人都说，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基佬！”迈克·伯辛认为“虽然弗雷迪可能没有出柜，但他已经从钥匙孔里往外看了”。不过，据伯辛说，他在野山羊和残骸乐队期间，“仍然表现得从上到下都是个直男”。

“公鸡”·泰勒也说：“弗雷迪有一些很棒的女性朋友……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有一个名叫卡洛琳的艺术生……两个叫玛丽的女生……还有艺术学院的同学约瑟芬（结婚前姓马斯顿，婚后随夫姓兰肯），这姑娘简直不得了，那时候看起来就已经像个艺术家。”这位当时大家都觉得“极具波西米亚风情”的约瑟芬，是弗雷迪的好闺蜜，把他介绍给了她的一位同性恋朋友。她记得弗雷迪“明显对同性恋有很大兴趣；同时也有些畏惧”。

不过，保罗·亨伯斯通和克里斯·史密斯都记得那个和弗雷迪交往过的女学生。“她有一头很蓬松的红发，叫作罗斯玛丽。”亨伯斯通笑道。1995年接受采访时，约瑟芬·兰肯透露说，弗雷迪和罗斯玛丽是发生过关系的，但“听说他们只睡过一次，因为他在床上的表现，可以说很一般”。九年后，《泰晤士报》对弗雷迪的前女友罗斯玛丽·皮尔森进行了采访，此前她对这段关系一直保持沉默。

罗斯玛丽透露说，两人是1967年在伊林学院上同一门课时相遇的，并结下了友谊。“在食堂他会坐在我旁边，非常殷勤，像哥哥一样。”她解释说。两人一起“赶各种展览”，也去看演出和参加聚会。两年后，他们成了情侣，那是住在轮渡路的时期。罗斯玛丽与艺术界的联系让她进入了伦敦医生帕特里克·伍德科克的晚宴小圈子，这个圈子里有他的病人、朋友和知己，包括大卫·霍克尼、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德里克·贾曼和约翰·吉尔古德[194]等。弗雷迪表现出了好奇，她说，“他想象和男人睡觉会是什么样子”，并且渴望被介绍给罗斯玛丽认识的这些同性恋朋友：“弗雷迪认为，如果他不和他们结识，他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最终，在1970年的某段时间，罗斯玛丽结束了这段恋情，她称内心深处知道弗雷迪是同性恋：“我认为弗雷迪确实是爱过我的，但我觉得那太模糊，太难辨性别。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有两种性别。”

弗雷迪从来没有对轮渡路的众人说起过自己的困惑。也许他说过，这些人没有说出来。尽管不断开着同性恋的玩笑和进行无情的揶揄，但如一个圈里熟人解释的，“嬉皮士圈子里，你不会去质疑任何人的性取向。因为不得体。”

克里斯·切斯尼，一位十七岁的吉他手，在1970年初成为弗雷迪圈子里的一员。残骸乐队解散后，弗雷迪开始翻看音乐广告，想找一个替代乐队，他回应了《流行音乐周刊》封底的一条“找主唱”的广告，是一个叫作“酸奶海”[195]的乐队发的（名字来自披头士乐队吉他手乔治·哈里森在《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个乐队原名“西红柿城”，是由切斯尼（那时叫克里斯·达米特）和节奏吉他手杰瑞米·“橡皮”·盖勒普在牛津的圣爱德华公立学校[196]组起来的，后者的商人父亲提供了资助。加上鼓手鲍里斯·威廉姆斯和贝斯手保罗·米尔恩，乐队在各种艺术实验场和“偶发艺术场”中表演过；据切斯尼说，那是一种“人们会扯掉衣服嘶吼诗歌”的场所。

威廉姆斯在1968年离开乐队，像嬉皮士那样去印度朝圣了（尽管多年后，他会再次在治愈乐队[197]里出现），他的继任者是罗伯·泰雷尔，前查特豪斯公立学校[198]学生，曾是片刻乐队[199]成员，为创世记乐队的前身暖过场。到了1969年夏天，酸奶海乐队已经比较专业，为深紫乐队和品尝乐队都开过场。跟野山羊乐队一样，他们缺少一个主唱。“我们称自己为前卫布鲁斯乐队，”切斯尼说，“在公立学校时我们听的是约翰·梅奥尔的布鲁斯破坏者乐队，彼得·格林的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和奶油乐队。亨德里克斯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也自己写歌，我唱过主唱，但我真的很想专注于弹吉他。”他们的“找主唱”广告起了效果。面试在多尔金的一座教堂的青年俱乐部举行，切斯尼回忆说，除了大部分指望不上的，还是有几个有前途的歌手出现，包括民谣歌手布丽姬特·圣·约翰。不过，只有一个人能胜任这份工作。弗雷迪排场很大，他游说微笑乐队的工作人员约翰·哈里斯开车送他去试唱。（如肯·泰斯蒂所言，“我曾经问过弗雷迪为什么从来不学开车。他说：‘亲爱的，我不需要开车，总会有人载我的。’”）弗雷迪从车上下来，故意昂首阔步地走进青年俱乐部，哈里斯跟在后面几步，用一个木头盒子提着老大的麦克风。“他对着我们发动攻势，显而易见，他实在是太赞了，”切斯尼笑了，“他有着长长的黑发，身穿丝绒，而且十分大胆。”弗雷迪立马对他们用了在野山羊的那些招数。“他径直向我走来，在我独奏的时候做肢体上的接触，把麦克风戳向我。当时他唱得还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演出过很多次，但他会唱假嗓，这很不寻常，我很喜欢。”

克里斯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弗雷迪正式跟着酸奶海乐队在伦敦下沃德尔街的寺庙俱乐部[200]进行了演出。“我想我们还为黑色安息日乐队[201]开过场，在富勒姆路的红狮俱乐部[202]演出过。”他补充说。4月18日，原定在微笑乐队主场、特鲁罗的PJ's俱乐部的一场演出被取消，由微笑乐队代替了酸奶海乐队。值得注意的是，弗雷迪加入乐队后的首演是1970年3月在牛津黑丁顿的高地教区大厅[203]，《牛津邮报》（Oxford Mail）进行了采访报道。这场演出由流浪者慈善庇护所冠名，酸奶海乐队的少年吉他手是神学教授迈克尔·达米特的儿子，沾了一点关系。有趣的是，《邮报》记者让他们在文章末尾刊登一段“乐队之声”。这部分把歌词逐字印出来，用了弗雷迪的一首歌《情人》（Lover），开头是绝妙荒唐的两句：“你从没试过的美好/酸奶推销员来了……”（You never had it so good /the yoghurt pushers are here...）文章配的照片上，克里斯·切斯尼像个小孩窝在送奶车上，和酸奶海乐队摆着姿势，“新主唱弗雷迪·保萨拉”自信地凝视着镜头。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切斯尼揭秘，“我们经理人接听试唱来电的时候，问了他的名字，他说：‘弗雷德·保尔。’他收住了要说出口的保萨拉。对我们来说并没什么问题，但他总是很在意。弗雷迪从不谈论他的童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来自桑给巴尔。”

弗雷迪比克里斯·切斯尼大六岁，不久他就开始跟这位吉他手聊起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写的歌，他很感兴趣，但他会很直接地说：‘你这歌词我扔了，我自己来写。’我不在乎。我才十七岁，愿意接受指教。”在弗雷迪的助力下，酸奶海乐队开始转变。保罗·米尔恩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小说家的朱迪·阿斯特利对这种转变感到惊讶：“我在萨里郡野外看了排练，又看了一场演出，一眼就能看出来，克里斯和弗雷迪形成了绝妙的舞台组合。弗雷迪似乎释放了克里斯的能量，他的表演比以前更绚丽了。”

朱迪觉得弗雷迪“彬彬有礼，甜美迷人，风趣幽默，但不愿过多地谈起自己”。相比之下，保罗·米尔恩则是酸奶海乐队的“耍酷贝斯手”。“保罗打扮得非常炫酷，”朱迪说，“他在‘奶奶出游’店里买了很多天鹅绒衣服，又从黛博拉和克莱尔（Deborah and Clare）店里买了不少衬衫。他非常喜欢克里斯，我想，他对克里斯和弗雷迪相处甚欢有点不高兴。”

弗雷迪强烈要求乐队演奏他以前在残骸乐队的那些歌，还要翻唱摇滚歌曲《露西尔》和《监狱摇滚》。如克里斯所言：“他有一种当时不多见的娱乐意识。”和切斯尼一起，他开始写一些有着疯狂和弦变化的歌曲（“他写的和弦打破了所有常规”）。在舞台上，在各种带着性意味的转麦克风动作和风骚的厮混表演中，弗雷迪的幽默可见一斑：“他喜欢逗弄观众。所以唱完一首歌时他喜欢干一件事，他会说，‘多射……非常敢射[204]’，然后你会发现观众里有人蒙了：‘他刚说的是谢还是射啊？’”

在台下，弗雷迪的不拘一格则让某些人感到不适。1996年接受采访时，杰瑞米·“橡皮”·盖勒普重述了一件事，有次弗雷迪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然后宣布：“我今天看起来好好看啊，你觉得呢，橡皮？”“当时我才十八岁，觉得这一点都不有趣，”他说，“所以我心想，‘去你的！’”

几个星期过去，这些轻微的不满累积成了很大的罅隙，弗雷迪和克里斯站一边；“橡皮”和保罗·米尔恩在另一边。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是切斯尼接受弗雷迪的提议，搬入了轮渡路42号。“我成长在牛津的那种非常传统的中产阶级环境中，这些住在伦敦西区的人显然迷人和有趣多了，”克里斯回忆道，“所以那些依然留在郊区莱瑟黑德的人，整天臆想着我和弗雷迪在巴恩斯区密谋什么。于是就产生了很多猜忌。”

在轮渡路的日子里，克里斯和弗雷迪“迅速拉近了关系”。音乐上，这位吉他手被他的主唱那广博的品位所吸引。房子里的唱片机播放着亨德里克斯的《电子女儿国》（Electric Ladyland）（“一切以此唱片为中心”），披头士乐队的《白色专辑》，行动乐队[205]的《樱花诊所》（Cherry Blossom Clinic），还有（弗兰克·）扎帕的、谁人乐队的、洛·史都华的音乐……“弗雷迪非常喜欢齐柏林飞艇乐队，不过他也能很快发现新的流行音乐，”切斯尼说，“杰克逊五兄弟组合[206]的单曲《我想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一发布，弗雷迪就迷上了。另外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大卫·鲍伊是完美的流行明星，即使当时鲍伊才刚有一首打榜的金曲《太空怪客》。他很有先见之明。”

这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涉及过性（“如果有，我也不会不好意思承认，但真没有”），不过作为弗雷迪关照的小弟，切斯尼很高兴能体验到成人的生活。在这里，他尝试了迷幻剂，惊讶于流连此地的众多微笑乐队的女歌迷，照看好自己尽量别去厨房危害健康（“最多能泡杯咖啡，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还和布莱恩·梅进行过即兴的吉他合奏（“我们把自己和几个AC30扩音器关在一个房间里”）。

切斯尼可能还看到了和弗雷迪在一起的罗斯玛丽·皮尔森：“他有一个女朋友，但不是玛丽·奥斯汀（不久的将来她会成为弗雷迪的正式伴侣）。两人经常一起消失在房间里。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他是同性恋。”弗雷迪常常跟大家宣布说他要去见“我的好基友们”，这总会引起微笑乐队的鼓手高声起哄：“罗杰喜欢开玩笑，而布莱恩人太有礼貌了，不会说什么。”同时，据切斯尼说，无论梅还是泰勒似乎都没想过弗雷迪成为微笑乐队主唱的可能性：“我感觉，他们觉得他其实有点搞笑。他用力过猛了。”

酸奶海乐队中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在持续发酵。弗雷迪的歌曲《情人》成了争论的焦点，因为米尔恩和盖勒普觉得它太矫情和商业化。他们觉得弗雷迪带入的音乐影响有害无益，让乐队远离了真实、非主流的声音。保罗·米尔恩是自由乐队的狂热粉丝，盖勒普解释说：“我们本来想做一个重布鲁斯乐队，但弗雷迪产出了特别多的和声。”

“保罗肯定地认为弗雷迪在领着他们往错误的方向上走，”朱迪·阿斯特利证实道，“他觉得弗雷迪只不过是他们雇来当主唱的，不该对决策指手画脚。”由于把老爸给的成百上千英镑都投在了乐队里，“橡皮”·盖勒普有理由感到愤懑。1995年采访时，盖勒普（他在2006年去世了）痛心地坦承说：“我是很喜欢弗雷迪的。问题是，我把命都给了乐队……为了乐队我都哭了……克里斯是非常不错的主音吉他手，如果他不在了，我觉得成功的机会要渺茫许多。”

不满逐渐积累，爆发了实质性冲突，即使弗雷德努力从中斡旋，但到了1970年春季，酸奶海终于干涸了。“‘橡皮’把所有的设备都拿走了，”切斯尼说，“我曾经有一把漂亮的SG标准电吉他，还有一套很好的马歇尔音箱。全都没了。后来有一天，我去莱瑟黑德，从排水管上滑下去通过浴室窗户爬进屋子里，把吉他顺走了。我竟然还以为得手了！当然没那么好的事，没过多久巴恩斯的住处就有人敲门，来了两个打手。”

弗雷迪昔日的乐队成员分道扬镳。盖勒普和罗伯·蒂利尔去另外组了一个乐队；保罗·米尔恩去东英吉利大学[207]读书了，克里斯·切斯尼则在雷丁的亨帕饼干厂（Huntley&Palmers）拼命干活，好挣钱再买一把吉他。克里斯、弗雷迪和约翰·“公鸡”·泰勒曾经考虑过组乐队，但主要是没钱，切斯尼这里也没有吉他，组团无从谈起。后来泰勒找了一个给帕托乐队[208]当巡演经理的工作，之后他创办了自己的管理公司，服务的艺人有已故的吉姆·卡帕尔蒂、丹尼·洛克里埃尔和乔·布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弗雷迪，”他说，“我还有一个装了我衣服的行李箱在他那儿……我姐姐总是找我要，那是她的箱子。”

弗雷迪又变成了“没有乐队的歌手”，不过他一直想加入的那个乐队现在也开始摇摇欲坠。自微笑乐队为“是”乐队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开场，已经过去了两年，他们的进展缓慢得令人心塞。他们依然是不变的暖场乐队；不起眼的名字出现在《流行音乐周刊》上，但从来不是主角。1969年圣诞前两周，他们在伦敦的大帐篷俱乐部为奇平顿小舍乐队[209]开场，尼克·罗伊当时在这个乐队，他作为词曲作者混迹于音乐圈，同样收益微薄。虽然水星唱片公司承诺这场演出能提升微笑乐队知名度，但依然一无所获。

布莱恩·梅再次在科学和音乐间分身乏术。1970年2月，弗雷迪大步挺进酸奶海乐队时，梅正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210]做研究。这是布莱恩目前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其中一项任务，他和帝国理工教授吉姆·林、肯·雷伊等组成的小队到访特内里费岛天文观测台，这个天文台建在当地最大的休眠火山泰德上。布莱恩在圣克鲁斯买了一把迷你西班牙吉他。“我在山上观测星星，弹着这把吉他。肯教授可能觉得这事十分有趣。他说话时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显然，你到时候哪边都顾不上……’”

带着令人羡慕的度假晒黑的痕迹，布莱恩回到英国，蒂姆·史塔菲却早等着送上一个坏消息：他要离开微笑乐队了。“时间不断流逝，期待的成功迟迟未来，我就越来越不安。”史塔菲承认说。其实微笑乐队缺乏进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如同克里斯·史密斯体会过的，音乐方向也是一个问题。史塔菲被美国的灵魂乐、节奏布鲁斯所吸引，渐渐地对微笑乐队的极端英伦硬摇滚失去了兴趣。“我们甚至唱过一个版本的《假若我是木匠》，有香草软糖乐队[211]的风格，一点都没有摇摆爵士的感觉了。”史塔菲抗议说。同时，看着那个晃着绒球跟进跟出的弗雷迪·保萨拉，蒂姆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微笑乐队想走戏剧性的道路，但我觉得我不会喜欢那样。我心目中的乐手是长头发，埋着头，盯着地板的那种。”尽管和史塔菲后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布莱恩·梅说微笑乐队的这位贝斯手“总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反向的力量，驱使他远离我们”。

令人惊讶的是，蒂姆·史塔菲的下一段音乐旅程却跟灵魂乐或节奏布鲁斯没有半点关系，他加入了前比吉斯乐队[212]鼓手柯林·彼得森组的新乐队大锣乐队[213]成为主唱。1970年8月，他们有了一首还不错的单曲《不要拖太久》（Don't You Be Too Long），甚至上了《流行之巅》节目，但随后就解散了，甚至没有一场演出。一年后，史塔菲在美国待了几个月，又回到了英国，加入了曲风恢宏的前卫摇滚乐队“摩根”成为主唱，该乐队包括前风流韵事乐队[214]键盘手摩根·费希尔。摩根乐队重录了微笑乐队的歌《地球》，收在他们1972年的首张专辑《超新星与太阳》（Nova Solis）中。

后来摩根乐队停滞不前时，史塔菲考虑做独立歌手，甚至在大帐篷俱乐部开过一场个人演唱会。到七十年代末，蒂姆离开音乐界，转而投身于模型制作行业。他为电影和电视广告提供了大量作品，合作最久的是为儿童电视节目《托马斯坦克引擎》（Thomas the Tank Engine）创作了众多模型。1992年，他重回舞台，和罗杰·泰勒、布莱恩·梅在大帐篷俱乐部为微笑乐队的重聚演出唱了两首歌。2003年，他制作了一张个人专辑《朋友们》（Amigos），目前正在写科幻小说[215]。

多年来，蒂姆·史塔菲一直和善地为那些好奇的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重述他在微笑乐队的时光，他坚持认为离开乐队并不是错失良机。“弗雷迪能做到，我却没有那个天分，”他说，“我从来不是弗雷迪那样的表演者和歌曲作者。我为没能成为音乐家感到遗憾，但不为离开微笑乐队而后悔。”

1972年的一个晚上，在蒂姆·史塔菲的家里，蒂姆向摩根·费希尔介绍了一位朋友。“蒂姆说：‘对了，摩根，这就是微笑乐队里接替我的那个家伙。’然后这位气质非凡、带着异域风情的波斯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全身覆着犹如天鹅绒靠垫套般的服饰。他十分腼腆地笑了笑，几乎未发一言，极其轻柔地握了握我的手。”那正是弗雷迪·保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