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存在，且已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在《贞观政要》一书中，一代名相魏征给唐太宗的一篇上疏中写道：“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魏征不厌其烦地向唐代最高统治者阐释了修身修德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真切地意识到，这是治国理政之根本，应予以足够重视。

个人的精力与生命都是极其有限的，为什么修身在古人眼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明朝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曾这样解释道：“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修身，对一个人而言，其实就是在培育内心的“正能量”，使其拥有源源不断地朝着积极一面前进的动力，其价值远远高于庸庸碌碌的行为。

在这种“修身”言论之下，古代政治文明中弥漫着一股对“修身”的推崇，以至于那些终其一生坚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官员，几乎都有用以约束、鞭策、激励自我的箴言，而这种以“修身”为主的箴言被称为“官箴”。官箴最终成了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这种“必读”有其必然性：古代封建帝王统治者早已意识到，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更左右着社会风尚以及民风的好与坏。在遗世的官箴中，清代封疆大吏陈宏谋写给子孙的《从政遗规》中，不仅写出了为官为人之道，同时更对居官当遵循的细则一一罗列。

陈宏谋在清代深受帝王雍正的青睐，这与当时的政治景象密切相关。清朝时，封建“家天下”的气数将尽，但官场腐败却达到了封建王朝时期的极点，贪官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当时，敢于上疏直言的顺治三年进士林起龙曾在奏折中形容当时的官场是“今贪官污吏遍天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清朝“无官不贪”。

可以说，雍正帝上台之时继承的便是这样一个“官员无清”的烂摊子。为了振兴朝纲，雍正帝在上台以后兴起了以“除贪”为主调的政治改革风暴，江苏巡抚吴存礼便是在这场风暴中最早落马的人之一。

吴存礼于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二日被革职，在被审过程中，吴存礼的家人王国玺交代了一份较为详细的送礼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在位的高官与重要的王公贵族以外，吴存礼送礼的范畴已经扩大到了每一位重要官员的家人。比如，送工部尚书之子沙碧汉560两、施世纶胞弟施世范200两、李中堂之婿黄观光600两。很显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是高官的亲属才能得到如此好处。

朝廷上上下下联手的“一窝贪”使雍正帝大为头痛，也正是如此，清官之一的陈宏谋受到了雍正帝的重用。陈宏谋曾在地方上从政三十余年，历任十二省二十一职，担任过知府、驿盐道、布政使、按察使、巡抚和总督等职，其任巡抚时间之长，整个清代无人可比。美国学者罗威廉教授称他是“整个18世纪里，大清帝国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在于其在任上创下的骄人政绩，而因他作为一个官员所代表的典型意义。

其实，陈宏谋在为官时已意识到官场腐败问题极为严重。如何扭转这种恶劣的官场风气？他写下的《从政遗规》提到了与官员修身齐家至关重要的两点。

◆端正做官的动机

《从政遗规》中引用隋代哲学家王通的话指出：“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这里所说的“古之仕者”指隋朝以前的从政者。王通认为，那时的官员是为百姓办事，而现在的官员却是为自己谋私利。陈宏谋对此直言：“仕者能就养人着想，才有可观。”可见，他提倡为官者应如“古之仕者”那样为百姓着想。

陈宏谋极其赞赏“仕非为贫”的观点。在他看来，做官并不是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若怀有这种想法，便会产生“做官是为发财”的念头，变得“患得患失”，甚至还有可能堕落到靠搜刮民脂民膏来供自己与家人享乐的地步。同时，陈宏谋还大胆直言，当朝的贪污现象如此严重，恰恰是因为很多官员是从“养己”出发，明知“其于民有益”，但因“于己无益”，便不肯有所作为。另有一种官员，不管百姓的安危，只管自己“何时升迁，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无”，将所有做官的心思都放在了为自己做更好的打算上，这两种思想都是造成官场腐败的根源所在。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从端正做官动机入手。

◆正确地对待钱财

陈宏谋将官员个人甚至是官员家庭对待钱财的态度视为官德、个人修为的重要方面。他摘录了大量这方面的箴言，如“君子不亲货贿”，“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财之于人也，犹腻之于物，而不可涤者也”，等等。这些皆是在告诫官员不可贪图钱财，否则便会如衣物上沾染上了油渍一样，无法彻底洗净。同时，他还提到，如果官员遇到有下属来送礼，最省事的办法便是“戒之在初”，因为“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

陈宏谋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官员俸禄较低，想要从思想上抵制物质带来的强大诱惑，就必须要提升官员个人的思想修为，使他们愿意去过简朴的生活。因此，他特别强调应“以俭养廉”，在他看来，只有俭朴才能养廉，因为收入少而花费多的话，便会常常为钱不足而忧虑，虽然个人可能还未有不义之举，但受这些念头困扰久了，便很容易在行为上产生不端。

晚年时，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一品大官，但其年俸不过1400两。虽然自己杜绝各种应酬，自奉极俭，却依然不足以应付一大家人开支，甚至曾经一度被迫向亲友借贷，并在家书中直言：“太宰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绝不肯到处靠穷，向旧属索，有损晚年志操。”他的哥哥陈宏诚在家乡做寿，他仅赠干面条数束作为贺礼，并一再函请兄长节约从事，勿累及乡亲。

陈宏谋有关修身齐家的见解与实践，在今日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依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领导干部的具体作为，取决于他本人的具体修为。“做人”永远是“做官”的前提，修齐治平，是先哲们留给中国人的成长之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形象代言人，领导干部如果真正可以做到既守外在约束，又可提升自我，使自己在端正做官动机的同时，从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实实在在地从小处严以修身，方有机会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