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算对角色账、法纪账、家庭账

在古代，人们将“理家”看作与“治国”一样的大事，有些官员甚至因治家不善而遭到谴责。

薛居正，在北宋之初任参知政事、平章事等职长达十八年，他对家中老人极其孝顺，个人生活也极其简朴。不过，据史书记载，他的节俭与其妻子有关。薛居正之妻性格凶悍，因其患有不育症，两人并无子女。后来，薛居正收养一子，起名惟吉，夫妻二人对此子极其溺爱。

惟吉在少年时便有大力气，不喜读书，好游玩，常常与优伶在一起，又爱蹴鞠（古代的足球游戏）、角抵（古代的杂技、摔跤活动）。在当时，这些行为被视为不务正业，乃是纨绔子弟之行为。薛居正对此毫无察觉，自然也无从教导。

后来，薛居正发现，与他一同担任宰相的卢多逊、沈伦的儿子，都被宋太宗不秩拔擢，任为秘书郎，唯有自己的儿子惟吉因不能做文章而被用为武职。当时他并未多思，也未揣测上意。等到薛居正亡故后，宋太宗亲临吊唁，向薛居正的妻子说：若你的不肖子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你的家业恐怕传不下去。

其母将此话传给惟吉，惟吉方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晚期认真读书，且多与文士往来，但毕竟较同辈起步较晚，在仕途上落落无名。

王举正在宋仁宗时官居给事中、参知政事。其妻陈氏一族是宋朝盛族，其父陈尧佑、伯父陈尧叟皆是宋朝宰相，同辈兄弟中更是有十几人做官，可以说是“荣盛无比”。凭借着娘家的势力，陈氏对丈夫毫不客气。

王举正做官极其清廉，当时御史台推荐他的朋友李徽之做御史，王举正非但不帮忙，反而向朝廷指出，此人才能不足，不适合如此重要的官职。李徽之因此而仇恨王举正，并向朝廷控告：“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王举正在家里连老婆也管不了，怎样能治理好国家？

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的知制诰欧阳修的认可，朝中也有人上本称，王举正懦弱不称职。管家能力不足，导致王举正不得不自动离职，宋仁宗遂撤掉他的副宰相职务，以礼部侍郎职衔出知许州。

其实，“理家”与“治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刘邦以匹夫身份打天下坐天下，可他的家务事处理得一团糟，对太子的废立拿不定主意，实际上便是受到结发之妻吕后的干扰，以至于其死后爱子赵王如意被吕后杀害，爱妾赵姬被吕后解肢为“人彘”——开国君王在家中连爱子与爱妾的安危都保护不了。唐太宗、清康熙帝都是封建王朝里少有的英明君王，可他们也为废立太子之事伤透了脑筋，以至于唐太宗欲拔剑自刎，康熙帝担心被太子谋害而无有宁日。

这些英名的君主也处理不好家务事，越发说明“理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之事，应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忽视理家、正家之事，越是权力持有者越应如此，因为看似微小的家庭事务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到自家和睦，同时更会影响到社会，所以讲家风、正家风对于身为执政党的我党才如此重要。

很显然，对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一事实而言，各家都有自家的特殊“家情”，不身处其中自然难解“其中味”，也恰恰是因为这样，治家之难才会作为一个千古难题考验着每一个成家之人。对于官员而言，个人“家事”之所以“难念”，不仅仅是因为身为普通人都会遭遇的多种治家问题，同时更因领导干部手中的“公权力”而使“家事”部分成为“公事”，从而增添了治家难度。

◆治家与治政，角色账的混乱

站在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在“治家”与“治政”时，个人扮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从“主政一方”到“一家之主”，面临着诸多的现实挑战。

◆角色自我意识混乱的挑战

这是领导干部个人角色意识的惯性使然，权力主导型的领导意识会使一些干部在家中扮演起“执政者”的角色，这种干部往往会在无意识间将家人当成下属，使家庭中失去平等沟通的氛围，导致领导干部对家人想什么、做什么不愿意听，或者愿意听，但家人不想说。

◆角色转换能力不足的挑战

个人精力其实是极其有限且宝贵的，一个勤勤恳恳的领导干部往往会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在公务上，而过分专注于公务必然会使家庭成员被冷落。勤政之累与顾家之少之间的失衡构成了现实性的冲突，导致家人对领导干部产生不满之情。

◆行动方案理智不足的挑战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亏欠心理与感恩心理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处，领导干部因陪伴时间的不足，往往会将个人对家人的感恩之心自动自发地转变为亏欠心理，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会纵容家人滥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他们将公权力视为补偿家人的一种有效手段，而这也是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家属出现贪腐的关键原因。

◆权力监督不足，导致法纪账混乱

从民众的角度看领导干部治家问题，究其实质，是一个对官员手中的公权力进行深入监管、解开权力黑箱的动态监督过程。也正是因为官员的私人生活关乎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所以，世界各国在反腐败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私生活的监督。

因廉洁政治著称的新加坡，李光耀将其成功经验扼要概括为“没有政府介入官员的私生活，不会有新加坡的今天”；监控丑闻频出的美国，使得“揭领导干部私生活之丑”演变成了一种政治常态与民间狂欢活动。古巴共产党励精图治、获得出色政绩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官员散居于民众之中，官员私生活成为街坊邻里之间茶余饭后的“谈资”，透明程度可想而知。

因此，如何推进领导干部私生活的恰当曝光，是当下党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毋庸讳言的是，当下，监督乏力的地方只能是每一位领导干部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做好“自我监管”“自治其家”。

值得警惕的是，当下领导干部的家庭既是一个外部监督乏力的地方，又是领导干部自我监督效力失灵的地方。在这个“权力真空”的地带，领导干部想要做到“慎独”，同时督促家人“慎独”或是“互相监督”，其难度与挑战不可谓不大。

◆侥幸心理致使家庭出现糊涂账

一些影视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节，领导干部的家属瞒着干部本人收受贿赂，而干部自己始终不知情。比如，电影《生死抉择》中，身为市长的李高成在反腐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妻子早已身陷其中，最终，李高成选择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不过，艺术总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领导干部家属敛财而领导干部本人不知，这种情况恐怕只会发生在初次——而贪污腐败行为只要沾染一次，尝到了甜头，便必然会有下一次。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助于官员家属做“桥梁”，其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求或要挟官员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办事情，“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电影中的“全然不知”其实在现实中基本上不会存在。

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在被查以后不断上演“自己不得而知”的闹剧，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方面，对那些已落马的官员而言，“不得而知”相比于“无可奉告”更容易搪塞，自觉可以在案件中把责任全部推向家属，而自己无非是“监管失责”；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对家属疏于监管的官员而言，他们其实更渴望“不得而知”的现实版本可以为自己纵容家属胡作非为提供论据支持。

概括起来，这种“不得而知”的背后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在作祟。“想当然”自是美好，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面对家属被诱惑后水涨船高的物欲诉求，“不得而知”的侥幸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领导干部“糊涂的爱”的精神支撑。

这也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在面临巨大诱惑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侥幸心理”，以使自己更心安理得地屈服于诱惑本身。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克服自己的侥幸心理，同时更要在正家风的过程中教育家人一起做到——这对于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来说，可算得上是一项大挑战。

领导干部身份特殊、地位重要，想要让自己真真正正地做到“用权为公”，就必须要算好角色账、法纪账与家庭账。也只有算对了这三笔账，才能真真正正地在政治上明明白白、在经济上清清楚楚、在家庭中和和睦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