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历史

无论艺术家的出身、所受的训练以及游历如何，都不得不对委托并观看其作品的公众的需求作出响应。1970年代，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普及了时代之眼（the period eye）这一概念：人们正是在直接的社会和视觉背景中创造并观看图画的。巴克森德尔眼中典型的意大利赞助人是一个商人，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位贵族，是某个能用经过数学或古典训练的眼光来观看图画的人。

本书深深受益于时代之眼的概念，但是我仍想建议，我们需要扩展视角，对存在于过去的事物进行观看和观察有许多不同方式和可能性，需要更敏锐地去理解。从历史的观点来说，人们能通过时代编年史来观察这些多样性。从非正式的匆匆记录到精雕细琢的传记，在14和15世纪，职业和业余作家们一起制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叙事。他们极少用同一方式或者为了同一目的而描述同一事件。例如，当到1350年时，许多作家提到了由教皇克莱门特六世（Pope Clement VI，1342—1352年在位）宣告的大赦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保证宽恕所有去罗马的游客的罪。一位费拉拉的编年史作者记录下这个日子，是因为大赦给予整个城市的人们一个机会以避免被逐出教会；然而，对于一个佛罗伦萨的日记作者来说，大赦年仅仅意味着愤怒，因为他发现当他的妻子去罗马后，孩子们就只能由他来照看。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城市的还是家庭的事件，对于意大利的历史来说都具有意义。在这宽广的范围内，这些变化形式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国学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的著名言论，“上帝存在于细节中”。即使是1348年的黑死病这样的巨大灾难，也没能渗透到整个世界之中，米兰城就安然无恙。一种独特的淋巴腺鼠疫病毒的传播引发了这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病毒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的，人类则以肺炎和败血病的形式携带。这种流行病于1347年末，经由与拜占庭和克里米亚进行贸易的大船传播到西西里。在扩散到内陆之前，黑死病迅速传播到意大利的其他港口城镇，造成了许多城市三分之一或一半人口的死亡。一些地区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像托斯卡纳的圣雅各布·迪·里波利（San Jacopo di Ripoli）修道院中的100个修女在1348年只剩下了3个。这种影响在乡村则更甚，在那里由重税、庄稼歉收、战争和疾病共同引起的迁徙，使得无论大小村庄都成为不毛之地。然而，尽管1348年的黑死病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近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一疾病的戏剧成分很少，更多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瘟疫持续反复的循环。1362—1452年间，瘟疫袭击巴勒莫城超过12次。整个15世纪，在佛罗伦萨至少有8次严重的流行病，1478年的暴发尤为剧烈。米兰公爵们建立了一个严格的体系用以隔离那些报告发生瘟疫的城镇，因为1399—1498年中的几乎每一年，他们的某一个属地都会遭到一场突发疾病浪潮的袭击。自14世纪下半叶至整个15世纪以来，所有的欧洲人都不得不寻求适应这种新威胁的方式。

本书的年代恰恰自黑死病之后开始，部分是因为这场瘟疫在经济、心理、社会，甚至是艺术上产生的确切后果，已经成为大量争论的主题。有的历史学家宣称，这场瘟疫开启了一个经济严重衰落的时期；而其他一些人对经济、贸易和工作状况却坚持一种更为积极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都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事实上，因为人口下降造成了对稳定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轻微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工资增长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广泛繁荣。然而，这并没有带来理想化的社会，当旧贵族受到新富人攻击时，反而造成一种社会混乱感。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卢卡（Lucca）、锡耶纳、佩鲁贾、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都广泛存在着工人和市民的反抗，工人希望能更大程度地参与到管理中，而市民则反对沉重的赋税。在北方和南方的意大利僭主统治（signorial governments）以及意大利中部的各个共和国中，统治者定期轮换。只有威尼斯能夸耀其表面上的稳定。

对于戏剧性的瘟疫死亡和随之发生的政治混乱，艺术史学家们已经试图找出这种历史剧变和艺术发展之间的联系。1951年，美国学者米勒德·迈斯（Millard Meiss）提出了一个富有影响的论题，即黑死病和紧随其后的社会混乱对艺术风格具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它们导致了对自14世纪早期由乔托创造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拒绝，转而赞同早期更为传统、更具有精神性的标志图像的回归。1357年，斯特罗齐家族的祭坛装饰画是这场争论的主要证据之一，因为这幅祭坛画坚持教义胜过人的感情。然而，更近一些时候，另一位名叫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的历史学家指出，这种传统绘画风格作品的增长可以被解释为表达虔诚宗教感情的艺术品市场的扩张，这些作品的购买者主要是那些在过去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购买的社会人群。科恩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他认为：随着需求的增长，工场组织变得更为完善，而作品的价格和质量都下降了。只有在15世纪的最初25年，少数要求更高的赞助人坚持向更为昂贵和更为创新的艺术品回归。

这场争论并不能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但应注意到双方的研究都集中于托斯卡纳这一地区，这片区域曾在短期内被迫缩减早期的城市发展计划。根据他们税收的回报，中部意大利艺术家很快明白战争和瘟疫并不会带来唾手可得的利益，并且他们发现连维持生计都非常困难。但是作为反对在历史事件和视觉变化之间建立任何简单化联系的警告，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北方以及乔托曾经工作过的那不勒斯，这种发展并不是特别显著；并且在14世纪末，像维罗纳、博洛尼亚、科摩（Como）和米兰这样的城镇建立起新的大教堂，雕塑家、金匠、彩色玻璃制作匠、织工、刺绣工和画家们穿越欧洲来到这些城市，从而复兴了这些城市的各种艺术团体，并且引进了大量标新立异的风格。的确，到15世纪早期，托斯卡纳的城市已经稳定到一定程度，以致这些城市也能够继续建造和装饰主要的礼拜堂和大教堂了，这确保了更为稳定的艺术雇佣。

大教堂是传统的城市象征，当人们对政治上的认同远远缺乏信心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城市地位的需要就成为建造和装饰大教堂的主要动力。这个半岛上的主要政治忠诚分裂为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忠诚（被定义为皇帝党［Ghibelline］）和对罗马教皇的忠诚（被定义为教皇党［Guelph］）。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这两个重要的联盟通常只在名义上存在。尽管为了正式的加冕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连从德国和波希米亚到米兰和罗马旅行，但是他们通常是在寻找资金援助而不会直接干预半岛的政治。罗马教皇也同样处境艰难。直到1377年，教皇们一直居住在意大利之外，即法国阿维尼翁的安茹（Anjou）封地（1348年由那不勒斯王国女王，即安茹的乔万娜卖给罗马教廷）。1377年，格雷戈里十一世（Gregory XI，1370—1378年在位）返回罗马，这引起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即所谓的大分裂（Great Schism）。这次分裂是由1378年对两位教皇的选举引发的，一位是由支持法国的红衣主教们选出，他们希望看到教廷向法国回归；另一位由支持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们选出，他们支持在罗马居住。这意味着当时有多至三人问鼎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直到1415年矛盾才得以解决，并且直到1440年代末，教皇们才认为他们在罗马是安全的。

由于1350—1450年这段时期缺乏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加之城邦和个人统治者追求建立至高无上的领土霸权并且还要开拓新的版图，所以此时期的意大利经常处于动乱状态。那些想要成为国王的人，也就是米兰的贝尔纳博（Bernabò，1386年去世）和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402年去世）这些所谓的僭主（signori），雇佣那些遍及意大利和欧洲的雇佣兵首领去扩张自己的统治，因此领土的边界和臣民的忠诚也在不断改变。像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这样的共和政治与寡头政治的竞争对手，也同样热衷于领土的扩张。到1450年，因为巨大的财政和军事压力，先前一个世纪曾经遍及整个半岛的那些小规模的领地，都名义上与五个较大的城邦结了盟，或直接处于其控制之下。这五个城邦的政治中心分别是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但是不能说国内的破碎状态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这种状态依然不能被完全根除。科摩城仍旧憎恨米兰的统治，正如帕多瓦之于威尼斯，比萨之于佛罗伦萨，巴勒莫之于那不勒斯，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是在1450—1500年间，短短的半个世纪之内，这些较大城邦的利益就确定了该半岛的经济和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