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灿烂的“野蛮人”

  • 游荡集
  • 许知远
  • 6048字
  • 2019-10-16 15:20:10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怦怦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源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

“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20世纪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花,铺设了怎样的轨道,连剧中的婴儿都是他刚出生的儿子等种种细节。他对电影有一种罕见的狂热,对每个细节都有偏执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却不太动筷子,吃相不够尽兴。

3年后上映的《让子弹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激起了公众的情绪浪潮,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票房纪录。我却感到不安,比起《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过分恰当,它的戏谑与嘲讽,与兴起的互联网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它对人性与历史之解释,吻合了人们的普遍思维——中国社会、中国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聪明、如此消解、如此流畅,让人感受不到人与历史的质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个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以来,他似乎能通过影像俘获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在一个情感复苏、重新理解伤痕的80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饱受屈辱的右派知识分子、情欲炽热的西北汉子……在那个电影是主要的娱乐与教育来源的时代,这些形象进入每一个家庭记忆,20岁出头的他就成为全民偶像。在急剧转变的90年代,他又成为倒卖衣服的小贩、鲁莽的书商、漂泊在纽约的音乐家,尽管此时电影院线衰落了,被录像机、VCD取代,但姜文仍进入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他还蜕变成横空出世的年轻导演,穿梭于威尼斯与戛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不同,姜文逃离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黄土地、历史创伤、被遗忘的边缘人……他在庆祝青春与力比多,尽管隐去了幕布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在处理历史创痛时,用的是一种戏谑、超现实的视角。他已被称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也有潜质成为中国的赛尔乔·莱昂内或科波拉。

21世纪到来时,他遭遇了短暂挫折,如今却又回到舞台中央。电影再度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观众不再来自一个匮乏世界,他们都饱受过剩信息之苦,培养出老练消费者的挑剔。这挑剔并不意味着直线进步,它可能是新的盲从,甚至失去了匮乏时代的朴素,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把陈词滥调误作聪明。

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却把握住了这股新潮流。这是令人惊异的成就,年轻一代的观众很少知晓《芙蓉镇》与《红高粱》,那是父辈记忆,按照时髦的说法,几乎算是古代了,与清朝、明朝没太多区别。姜文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不容分说地把手摁在刘嘉玲胸脯上,他与周润发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无厘头式的对白,快意恩仇后翩然离去的潇洒,都让年轻一代亢奋不已,这就是他们想过的人生,武断又自由。时年47岁的姜文不仅回到中心,还毫不费力再度成为男性荷尔蒙的象征,这象征与22年前的西北汉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顾后果,如今则精明过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遥》尚在拍摄时,就引发高浓度期待,一家新闻杂志连片花也没看过就评它为年度电影。姜文是始终蕴含高度矛盾又始终闪耀的存在,在一个迷恋大众与数量的时代,他表现出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被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业中,他以彰显个性闻名;在娱乐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悦媒体时,却总传来他激怒记者的消息;当崔健早已唱过“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时,他总是能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引发议论与误解,引来无穷的仰慕。

与众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遥》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赞叹。它是一个充斥各种戏仿、隐喻、诠释、夸张、戏谑的后现代叙事,你必须了解足够多的电影史、导演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才能更好地进入,否则就像是精美却凌乱的拼贴,你要费力地与自己的分神纠缠。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称,但这一次,这个自我很难让人区分,是华丽还是混乱。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给人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必定会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荧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军妈,《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用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