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夏代史考证

1928年下半年，为弥补“中国上古史”一课完全没有涉及古代地理的缺陷，顾颉刚又为中山大学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古代地理研究”这门课，希望借此“从故籍里看中国人对于古代的疆域观念和实际上汉以前的各时代的疆域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由于他“任课既多，……还有许多推不掉的事务”，所以他承认自己“对于本门功课真不能加以细密的研究了”，而“只得依了我两年前的见解整理出若干材料”作为讲义分发给学生。

这份讲义虽然简略，但从中不难看出顾颉刚关注的重点有二：一是依据《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以及《淮南子·地形训》等文献来考察古人对于“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和“五服”的理解；二是依据各时代的材料看当时的地理知识，如从甲骨文看商代地域，从金文、《诗经》和《尚书》看西周地域，从《春秋》、《国语》、《左传》看东周地域等。因此，与禹密切相关的《禹贡》及“九州”自然成为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中的重点。

这一时期，顾颉刚对于《禹贡》的认识是：

自《禹贡》之作，古代地理之伪系统获得一强固之基础。据是为中心而上推之于炎、黄，下推之于殷、周。于是九州五服之说遂确实支配周以前之地理，成为邃古之定制，自汉以来未有疑之者；不但不敢疑，亦不思疑也。然《禹贡》之出，其实甚晚。……墨家以禹之形劳天下自处，奉禹为理想中之模范人物，使《禹贡》真为禹所作而载于六经者，彼辈宜如何抱守而表章之，乃默不道一言，若不知有此一书然，何其数典忘祖至此乎？又岂《墨子》如此，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盖未有道及《禹贡》一字者。直至西汉景、武帝时，《尚书》二十八篇出，《禹贡》乃突占一重要地位，为地理家不祧之祖。是则《禹贡》之编入《尚书》实在汉初，其著作时代必不能甚早可知。

顾颉刚对于《禹贡》著作及编入《尚书》年代的上述判断并非是突发奇想，因为在编写这部讲义之前，他就有计划要“辨《禹贡》是战国时的著作”，只“因职务的牵制，问题的繁多”，所以“六年前写的纲要还是一个纲要”，但他乐观地相信，“只要我们有追迹作始人的脚步的勇气，有彻底解决一个问题的耐性，将来的成就决不会使我们失望”。借着开设“古代地理研究”的契机，顾颉刚旧题重谈，把自己的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古代地理研究上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同年5月受聘于燕京大学，同时为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学生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1932年9月新学年开学后，顾颉刚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开始专门讲授《禹贡》。到了1934年初，他更是与谭其骧等人一同发起编辑出版古代地理研究专刊——《禹贡半月刊》。在该刊第1卷第1期的编后语中，顾颉刚这样坦露心声：

颉刚七年以来，在各大学任“中国上古史”课，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是地理方面，原为研究历史者迫急的需要，但不幸最没有办法。……我常常感觉，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原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两校中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课，借了教书来逼自己读书。预计这几年中，只作食桑的蚕，努力搜集材料，随时提出问题：希望过几年后，可以吐出丝来，成就一部比较可靠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讲义（我只敢说讲义，不敢说真正的沿革史，因为要做一部像样的史是数十年后的成就），请愿意得到常识的人有地方去取资。

虽然顾颉刚在燕京和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但由于他的宗旨是服务于古史研究，特别是上古和秦汉史研究，所以他对于古代地理的最大关注点依然是《禹贡》及其相关问题，如“九州”和“四岳”等。1933年，顾颉刚将部分研究成果整理成《州与岳的演变》一文，指出“九州与十二州，四岳与五岳，都是中国地理史上的极重大又极繁复的问题”，清晰地显示了他对古代地理的关注重点。对于这些重大问题，顾颉刚的基本看法是：

我敢说：当西周时尚没有九州的观念，更不必说殷和夏。自西周之末到春秋时，在今河南省的西部和陕西省的东南部，有个姜姓民族的居住地，唤做九州。大约在春秋中叶，把这小区域的九州放大为禹迹的九州，奄盖当时的天下，但没有确定这九个州名及其疆界。到战国时，因吞并的结果，小国之数日减，仅存几个强国（如秦、楚）或古国（如周、卫）约略与九州相当，遂使九州之说益臻具体化，而有《禹贡》等分州之书出现。……后来又因地域的扩张和九州名目的不一致，放大为十二州。……岳呢？我以为最先有姜戎的先祖“四岳”，而后有《尧典》的大官“四岳”及天子巡狩的“四岳”。有《禹贡》的不指名的“九山”，而后有《有始览》的指名的“九山”，而后有《职方》的分州的“九山镇”。有“四岳”和“九山镇”两个观念相配，加之以五行的思想，于是有“四岳”的放大和“九山镇”的缩小，而发生了“五岳”的制度。这制度是创立于武帝而成于宣帝的，所以象《周官·大宗伯》所谓“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等话，都不足信。

他的上述观点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论著如《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以及《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中也都有论及，代表了他对古代地理的基本认识。随后，顾颉刚又写了《九州之戎与戎禹》这一长文，专门讨论禹与九州的关系，指出“禹与九州，自来即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并申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探讨“禹与九州何以发生关系”。他从《左传》中的“九州之戎”这一名称出发，试图考索“九州之戎，其名何自来乎？何以称之为‘九州’乎？”然后从《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论“九州之险”出发，旁征博引，得出了这样的判断：

（九州）其地盖始自今陕西之极西部，或今甘肃之东南部，北由陇山（四岳），南抵秦岭（中南）；及逾潼关，则北暨崤函（荆山），南及熊耳之东（三涂），以迄于今河南中部之嵩山（阳城、太室），包有渭、雒、伊、汝水之流域。

顾颉刚主张上述区域是“九州”的原始范围，但由于戎族的迁徙，“九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成为“天下”的代称。他说：

由戎居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十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岳，演化而为平分四方之四岳，更演化为汉武帝之五岳。由戎之宗布神禹，演化而为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州与岳随民族之疆域之扩大而扩大，“禹迹”又随州与岳之扩大而扩大：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

《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两文的发表，代表了顾颉刚对于禹的来源问题又一次的观点改变——即从早先主张禹为南方民族传说中的人物改为相信禹为西方戎族的宗布神。因此，在《九州之戎与戎禹》发表之后，童书业即写了一长跋来补充并申论顾颉刚的这一转变，强调“禹起南方之说似不如禹起西方之说为可能”，而“顾师此文从九州四岳之原在地，推测禹传说之起源，立论确而阐发精，禹与西方民族有关，自有此文，盖为定论矣”。

1950年，受新政权冷落的顾颉刚寄居在上海。借着这难得的闲暇，顾颉刚完成了《昆仑传说和姜戎文化》的长文，对中国西部的戎文化再次进行了系统研究。该文长达十五万字，论证繁复，但其主要论点在“引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我）当时曾在《禹贡半月刊》中发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讨论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把我在《古史辨》第一册中的禹为南方民族传说中的人物的说法自行打破。我觉得，中国正统文化中很多是接受戎文化的，所谓华夏之族也不少是由戎族分出，不过其中进握中原政权的已自居为华夏，不肯老实说出他们自己的前面一段历史，而停留在原来地方的则仍称为戎，又苦于文化较低，没有写作的方便。……九州和四岳都是《尚书》、《王制》、《周礼》等书里的问题，是十足的中国正统文化，但一经仔细研究，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扩展的。羌、戎的宗教性向来强烈，昆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四岳也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二十余年前，我们研究古史，已知道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但这些神话人物从哪里来，终苦于摸索不到边际。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东方人接受西方文化，也就是西方的宗教变成了东方的历史。

可以说，顾颉刚的夏代史研究始终是围绕着大禹而展开的，因此《禹贡》自然就成了他的核心研究对象。1958年，顾颉刚完成了《禹贡注释》，该书代表了他关于夏代史的最终认识。在该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他对早年观点的坚持，如对于禹的神性问题，他说：

禹的治水，本是古代一个极盛行的传说，在这传说里，极富于神话的成分，……但《禹贡》的作者删去其神话性的成分，专就人类所可能做到的平治水土方面来讲。

对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顾颉刚认为：

既不是虞、夏时书，也不是公元前四世纪秦灭蜀以前的书，……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海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因为他对于陕西、甘肃、四川间地理最明白，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

可以说，顾颉刚终其一生都主张禹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在“古史辨派”学者当中更被奉为圭臬。如继承顾颉刚遗志整理《尚书》的刘起，在对《禹贡》进行注释时同样坚持“禹最早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由上帝派下来在茫茫洪水中敷土的神”，“春秋时已认为他是较古的一位人王，到战国时明确认为他是有夏氏的君主，称‘夏后’，最后演变成为历史上治水有功受舜禅位建立夏王朝的第一代夏王”等观点。注1

注：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523页。据该书序言，此书虽然是顾颉刚和刘起合署为著者，但实际由刘起先生完成，部分篇章则经过顾先生审阅。

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顾颉刚认为禹是西方戎族的神话人物，但并不代表他对夏代持虚无的态度，如他对杨宽和陈梦家等人完全否定夏代的存在即有不同看法，认为“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稍后，他在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中不仅肯定夏代的存在，还研究了夏的疆域沿革。该书是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邀所作，但因事务繁忙只拟定了全书主旨、体例和大纲，而交由史念海具体撰写，其中第三章即为“夏民族之历史传说及其活动范围”，并分三节加以叙述，分别是“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从夷夏交争与少康中兴等传说中观察夏代中世之疆域”以及“晚夏之疆域范围”。从章节的设置上看，明显体现了顾颉刚的学术观点，而具体结论也反映了他的认识，如：

夏代历史亦仅凭后世之记载，然由种种方面证明，则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也。夏之始祖相传为禹，但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战国以前书中之禹，不称夏禹，或者禹之传说乃为中国之《创世记》耳。……

我国古代文明滥觞于黄河流域，夏民族又播迁流转于此地，黄河自古即多泛滥之灾，或即误以部分之灾为普遍之大害，遂产生治水分州等传说邪？……随治水而来之传说，则为分划九州之事。“九州”一名辞，虽已见于春秋铜器齐侯镈钟及《诗·商颂》（作“九有”“九围”等），但整个九州每州之名称及疆域之分划，则恐为战国以后所安排。……今日所见之《禹贡》为记禹时九州贡赋及治水刊山之书，虽非禹时实录，然足代表战国时代人之古代地理观念。……

禹之传说乃属一种神话性质，不足知夏代政治范围之所在。中夏以先，夏之政治中心似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东方仍有其孑遗也。

在这里，顾颉刚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是可信的史实，而且还勾勒出了夏王朝版图的演变。顾颉刚直到晚年也未改变他对夏代疆域的这些认识，如1972年11月9日他在给学生李民的信中仍称，“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而“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