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个性、时势和境遇

——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

顾颉刚先生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由他发起的“古史辨”运动更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场革命,由“疑古”而引发的古史重建则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1—2页;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顾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而令人欣喜的是,总计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于2010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为我们全面完整地了解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轨迹提供了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书局先是于2010年12月出版了套装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次年则将全集分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顾颉刚读书笔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和《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八集单独发行,本书所引均据后者。其中《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十二卷十三册、《顾颉刚日记》十一卷十二册和《顾颉刚书信集》五卷五册是《顾颉刚全集》的核心部分,通过这些新材料可以比较深入完整地了解顾颉刚是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打开顾颉刚和其他“古史辨派”学者史学宝库的钥匙。王汎森曾谓对“古史辨”运动的研究应至少包括三个层面,而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是:“思想家原来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些想法与他生活于其间的思想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就是主张对“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原因进行审视。参看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自序,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年。

要了解顾颉刚走上“疑古”道路的前因后果,1926年4月20日完稿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必读材料。1926年6月朴社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末注明“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毕”。查顾先生1926年4月20日当天日记,记有“修改增作自序十余页,毕”,但随后几天的日记中尚有标点自序若干页的记载,如21日“标点自序五十一页”,22日“标点自序四十九页”,一直到4月25日才记“标点自序三十八页,毕”;但随后又有新修改,如4月30日记,“修改自序十八页,即发印”,可见在4月20日初稿完成后又经过十天的修改才完成这篇长序。另据顾先生的日记,在自序的校样出来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如5月7日“校《古史辨》自序前十三页初校”,此后几乎每天都有看校样的记录,一直到6月5日“校《古史辨》自序清样毕,作勘误表”,而此时距离6月11日《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仅数日了。从顾先生对自序如此反复修改,直至付印的最后时刻,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篇序言的重视程度。相关记载可参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37—756页。因为在顾颉刚看来,这一篇自序是他“有生以来最长最畅的文”,他实际上是“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目的是“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所以,我们正可以依据这“一部分的自传”来考察顾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以及他“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90页。按,本文从该自序频繁征引,为减少不必要的注释,尽量在行文中注明引文源自这篇自序,而本文中凡未加注释的直接引文也均出自该序。

在自序中顾先生强调,“一件事实是不会孤立的,要明了各方面的关系不得不牵涉到无数事实上去”。对于他自身的学术研究道路,他解释道,“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从顾颉刚自己所说的个性、时势和境遇三方面来分析他是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