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北京APEC会议结束以来，“APEC蓝”网络新词就应运而生，源于在APEC期间，京津冀实施道路限行和污染企业停工等措施，使北京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不仅北京，全国各个地区以“单双号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也从“节会限行”逐渐走向频繁限行和常态限行的趋势。政府部门对于城市交通采取的单双号限行以及关闭污染企业的行为，一方面满足了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却实际上限制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私使用性[2]。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限制财产权的法律比比皆是，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32条对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项目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33条、第35条赋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维护和修缮的义务，并且对于历史建筑的外部的改变予以程序上的严格限制的规定。此类限制是对于私人财产的正当限制[3]，还是类似于征收的措施而必须给予公平补偿，就成为争议的焦点所在。如我们所看到的，个人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是确保公民独立地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能凭一时兴致所至就征用财产，公民不仅要屈服于政府之下，而且可能还要感恩戴德；在这样洞见的驱策之下，美国革命成了一场对公民依赖性的全面攻击。[4]因此，本文在试图从宪法财产权理论的渊源演变入手，借鉴美国管制性征收理论，从美国财产权保护规范与实践中吸取有益元素，立足于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现状，在保护财产“私使用性”的前提下，平衡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完善我国的财产权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