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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墨子。墨子的东西也不行。他强调节约，主张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一切从简。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主张的立足点是侠客。墨子领导的侠客团队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四处飘荡，很可能都没有家室，也用不着积累，当然不需要烦琐的生死礼仪；他们人在江湖，草根作风，都是兄弟，类似于不拘细节的梁山好汉，当然不需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但在，江湖上的规则不可能适用于庙堂。因而在体制性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墨子那一套就用不上了。

试想，君主与重臣一样简朴，重臣与平民一样简朴，平民与奴隶一样简朴，所有人都过着完全平等的简朴生活，所有人都没有差别地相亲相爱，在这样一个完全被碾平了的社会关系中，君主的威仪如何体现？国家如何治理？角色没有分化，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墨子的学说根本就行不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之曰“俭而难遵”，[12]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在各国当政者看来，这样的政论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难怪一度与杨子、孔子齐名的墨子，只能落得一个昙花一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