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致谢）

对法学理论，我们常会认为，其所揭示的对象才需特别关注，其本身，或许并非更重要；即使我们可能总会争论法学理论应这样来表达，或那样来表达。这就有如我们时常对待自己的语言：当使用语言去表达、阐述、分析、评价甚至捏塑对象时，我们更为记住且警惕的是语言所述对象，而非语言本身。十分自然，我们常假定了语言的一般而言的“安全”，及不可质疑性，进一步，假定且认定了其“认识通道”的功能；尽管，我们总会争论语言应这样来使用，或那样来使用。

如果改变这种想法，或像后来的哲学家重新认识语言本身所存在的“实质”问题，如追问语词怎样被实用主义地使用，叙述怎样被用来展示策略，言说怎样被用来释放政治谋划，修辞怎样被用来打扮价值欲望……则对法学理论，我们也需从“话语权力”角度，从事反思式的“对法学理论分析进行理论分析”。

如此言之有些抽象。浅显讲，如果认为我们看见的“经验对象”才重要，则我们的“看见”，或“怎样看见”，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以内在性质论，“看见”及“怎样看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影响着我们所见对象的“呈现方式”；法学理论即为一种“看见”，及“怎样看见”。

本书主要研究法学理论本身。其将法律实践作为群体表演角色，将法学理论作为群体中的一个表演角色。这意味着，本书的分析途径是：犹如群体表演角色和其中一个表演角色相互内在地互为艺术推进，法学理论，则在法律实践中表现自我意义。进一步，这一分析途径所预示的分析目标则是：法学理论，属于法律实践的一个内在部分。这一目标的意思在于指出，法学理论是实践性的，更是法律实践性的；同时，最重要的，当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时，我们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特别是法律实践。

当然，本书借助了一个思考焦点——“法律知识”。任何人都会轻松理解一个陈述：法律实践中存在法律知识，法学理论中本身便存在法律知识。但当存在于不同领域，准确而言，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领域，此时，这种知识是否可成为同一的，人们则可能觉得这是“必须谨慎小心才能予以回答”的问题；换言之，最好认为不同一。本书试图论证，即使在不同领域，亦有必要，甚至应当，将其视为同一，即它们在实质、功能、意义、价值等方面并无区别；区别仅在于，其一在实践中，其一在理论中。以此为基础，我们或许可较为顺利地理解，为何法学理论是实践性的，更是法律实践性的，为何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时，我们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特别是法律实践。

进行这样分析论证的目的，是要说明法学理论本身并不存在“科学”“中立”甚至“发现客观真理”，或“纯粹话语叙事”的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存在此类问题。由此出发，法学知识分子，不存在所谓“独立精神”的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存在此类问题。法学理论，及法学知识分子，应时刻调整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就此目的看，本书可能以新的学术推进的方式，逐步重温了马克思的经典思考路线——法律和法学的阶级分析。

这可能不太符合今天的法学时尚。但对理解法律、法律实践，特别是中国的，这可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当中国的法律与法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已发觉，我们越来越不能麻木地不问其中是否没有“对谁有利”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知道，当在法学上论证诉讼中的“程序主义”和“实体主义”——本书导论以此作为分析范例——究竟何者重要时，我们已自觉或不自觉，正在论证应支持中国社会上的哪一阶层、哪一群体；当在法学上论证“法律是否应当移植”——本书第四章以此作为分析个案——时，我们势必无法逃避中国社会上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拥护或质问；当在法学上论证“死刑存废”“经济上政府管制的边界”等问题时，我们总在且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上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支持或指责。这意味着，如果宣称法学论证是“真理性”“规律性”“客观性”“中立性”的，更是“科学性”的，我们是否在静悄悄，以“话语霸权”的方式，束缚、压抑、排斥直至消灭某些阶层、某些群体的生存欲望、利益期待？

依此而言，本书写作具有较强烈的“文本政治实践”特点：一方面，其为学理性深入分析的著述；另一方面，其试图将被分析的法学理论，变为“追问对谁正当”的对象，包括本书自身法学理论。

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交代。

本书内容写作已经有些时日。其中相当一部分，曾以论文方式，先期发表于一些学术刊物。这要求首先要感谢这些刊物及编辑朋友们的惠助。这些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法论坛》《环球法律评论》和《法学》。本书一些主题内容，曾在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如2004年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建设”研讨会。在学术交流中，本书某些内容，得到了贺卫方教授、强世功教授、张中秋教授、朱景文教授、朱苏力教授，及学界其他在此无法一一提到的朋友的批评，这同样是必须感谢的。此外，感谢中山大学的一些教师同学，如陈颀、陈文琼、丁晓东、丁艳雅、毛玮、万海峰、张志伟，在课堂讨论中，他们类似地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批评意见。最后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先生，其再次鼓励、支持我的著述出版，此份持续的友情，已成为持久的激励；并需感谢该社孟瑶编辑，其细心审校、核误，为本书顺利出版付出巨大辛劳。

我现已离开中山大学。本书主要思想形成于我的“中山大学时代”。对我而言，这个“时代”曾激动人心、难以忘怀，同时不能否认，其是孕育现在继续思考的源泉。当然，我现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亦为深入斟酌本书内容的重要“背景”。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我也不断改写、增减本书内容，调整思想路径，希望其能日臻完善。如此说明，同样是为表达对两所大学的谢意。

理论性的法学研究，需要深入思考和论证，但更重要的，能够对法律实践，当然首先是中国的，具有智识上的贡献，而且，亦如本书尝试论证的，能够积极以文本方式，参与实践。这是我的期待——希望得到读者检验的一个期待。

刘星

2007年春初稿于广州2010年秋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