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前言：魔幻和现实的融合

刘习良

“魔幻”和“现实”本来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但在充满“神奇的现实”[1]的拉丁美洲土地上，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居然融为一体，成了一个颇为强大的文学流派的名称：魔幻现实主义。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1983年5月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专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题在古城西安举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国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的学者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表述意见[2]。综合大家的看法，我想把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以反映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暴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这个表述是否合适，请专家和同行们不吝指正。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主要开创人；《玉米人》是阿斯图里亚斯纯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出的艺术精品。

在《玉米人》里，“现实”和“魔幻”这两个方面水乳交融，好比是“食盐”和“水”这类化合物，很难截然分开。下面把两者分开来谈，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

《玉米人》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并以此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危地马拉社会的广阔的生活领域。

危地马拉是古代玛雅——基切人的故乡。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以采集、狩猎和捕鱼为生的游牧部落就在危地马拉土地上定居下来。公元前一千年，印第安人经营的农业，尤其是玉米种植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玉米富有营养，产量又高，是玛雅人的主要粮食。此外，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玛雅文化达到全盛时期。玛雅人在建筑业、天文学和数学上取得了丰硕成果[3]。就文学而论，流传至今的有《波波尔·乌》、《契伦·巴伦之书》和《拉维纳尔武士》三部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玛雅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世俗情感。

十六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奴役。1821年9月，危地马拉宣布独立。独立后，危地马拉人民长期生活在军事独裁政权的残暴统治之下。人民生活贫困，印第安农民实际上沦为农奴[4]。据五十年代初（《玉米人》发表于1949年）危地马拉官方公布的材料，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5%，其中80%是土著印第安人。在农村，70%的居民是文盲，他们居住在简陋的茅屋里，吃的是玉米、豆类和辣椒，衣不蔽体，常年打赤脚，受尽疾病的折磨[5]。

阿斯图里亚斯十分熟悉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习俗和生活状况。他在危地马拉内地萨拉马度过童年时代，亲眼目睹了印第安农民的贫困生活。1922年，他获得法律系硕士学位，而他提交的论文题目就是《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他是最早注意到印第安人问题的拉美知识分子。1923年，阿斯图里亚斯开始流亡欧洲。在法国期间，他曾向印第安语言文化权威乔治·雷纳德学习中美洲的宗教和神话，并根据雷纳德的法文译本翻译了《波波尔·乌》。另外，还与人合作整理了《拉维纳尔武士》。由此可见，阿斯图里亚斯还是一位在印第安文化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对印第安人生活的直接观察，对印第安文化的深湛研究，为阿斯图里亚斯创作《玉米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玉米人》里，作者描写了大量印第安人的生活细节。读者可以看到加斯巴尔·伊龙举行野宴的热闹场面、巫医和草药郎中治病的神秘氛围、盛产金子的村庄里印第安居民的悲惨生活。单凭想象、虚构或道听途说，是很难把这些场景写得如此细腻入微、如此栩栩如生的。

更为可贵的是阿斯图里亚斯不是以猎奇者的身份向读者展览印第安人的奇特生活方式；他从进步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深切同情印第安人的不幸遭遇，热烈赞扬他们的高尚品德，坚决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抗争。

在以加斯巴尔·伊龙酋长为首的印第安部落和以查洛·戈多伊上校为首的骑警队之间的壁垒分明的斗争中，阿斯图里亚斯旗帜鲜明地站在印第安人一边。在作者笔下，加斯巴尔·伊龙是力大无穷的猛士。他单枪匹马狙击种玉米的拉迪诺人，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山去。伊龙酋长遇害后，特贡兄弟为他复仇，刀劈了萨卡通——此人出售毒药，帮助戈多伊上校暗害伊龙酋长——后代一家八口人。这种个人行动和复仇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可能的，但毕竟不足以战胜阴险狡诈、兵力强大的查洛·戈多伊上校。作者只好通过“魔幻”的形式表达出爱憎分明的感情。即使从印第安人逆来顺受、毫无反抗意识的行动中，阿斯图里亚斯也看出了反抗的意义。请看作者对印第安人淘金的评述：

“知道金粒的价值而又鄙视金粒，这确实是矛盾的。几条小河在河口处汇成水网。头发丝一般纤细的水流从赤身露体的印第安人身边流过。他们好似一股盲目的力量，把千百个燃烧着的火炭投到世界财富的火堆上，其真正的价值就是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印第安人为了对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施加报复，就把使人堕落的黄金交到他们手中。”

阿斯图里亚斯没有把他的笔触局限于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而是从山区写到平原，从乡村写到集镇、城市，把读者引入危地马拉的各种生活领域。作者用舒缓的笔调讲述了伊拉里奥在首都危地马拉城的行踪，在读者眼前摊开了一长卷城市社会风俗画。他细致地描绘了圣·克鲁斯迎神赛会、丘妮塔的婚礼、圣烛节朝圣……使读者看到危地马拉的各个生活侧面。作者尤其长于刻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在《玉米人》中，我们结识了几十个不同职业的人物，有低级军官和士兵，有农夫、工匠、邮差、脚夫，有神父、巫师、草药郎中，还有乞丐、小贩、酒店老板……可以这样说，通过《玉米人》这部小说，我们生动具体地了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危地马拉城乡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的真实面目。

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时候，阿斯图里亚斯曾经说过：“我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切身经验的写照……迄今为止我不过试图找到一种方式表达我所感觉到的一切。”[6]我以为，在《玉米人》里，作者实践了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准则。

二

在《玉米人》一开头，阿斯图里亚斯就描写了一个似梦非梦、亦梦亦觉的场面，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一片迷离惝恍的气氛中。接下来，作者采用虚实交错的笔法，把现实、梦境、神话、幻觉……熔为一炉，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实实在在、或离奇古怪的故事。在小说结尾处，作者一方面感情真挚地叙述戈约·伊克历尽艰辛终于与家人团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插入尼丘忽而是人、忽而是狼的荒唐情节。这样，首尾呼应，通体和谐，全书笼罩着一片或隐或现的“魔幻”迷雾。

这种写法看起来相当怪诞。有的地方神神鬼鬼，显系虚构；有的地方扑朔迷离，晦涩难懂。一些外国文学评论家据此认为阿斯图里亚斯是个脱离现实的作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宜三言两语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下面我试图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作者为什么采用“魔幻”创作手法。

首先，作者的这种写法真实地反映了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法。换句话说，作者在写作《玉米人》的时候，有意用印第安人的头脑来思考，用印第安人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事物。

前面说过，阿斯图里亚斯十分熟悉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这里再补充一个细节。阿斯图里亚斯全家从内地搬回危地马拉城以后，开了一座店铺。常有一些运粮的脚夫把粮食送到铺子里寄售。脚夫们卸完粮食就借宿在阿斯图里亚斯家那所殖民时期的大宅院的后院里。每天晚上，阿斯图里亚斯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在印第安居民当中流传的故事、传说和神话。这种印第安口头文学让他着了迷，也使他透彻地了解了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

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客观物质世界与印第安传说中神的世界是相通的，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用迷信的眼光看待世界，给一切都涂上神秘的色彩。他们的周围变成一个半梦幻半现实的世界。阿斯图里亚斯把印第安人的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为‘二元观’。”[7]这种人神相通的观念当然是一种迷信，梦幻和现实相混自然是荒诞不经的。物质生产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对部落首领盲从的习惯、对外来势力无力反抗，是产生印第安人“二元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不过，作为危地马拉土著人的思想意识，“二元观”是个客观存在。我以为，阿斯图里亚斯并不相信印第安人的迷信观念，但无疑他喜爱这种原始的、质朴的“二元观”。阿斯图里亚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直试图把印第安人观察问题的方式如实地介绍给读者。在《玉米人》里，他巧妙地、圆熟地把印第安人的这种观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

“纳华尔主义”[8]可以说是印第安人“二元观”的典型表现。书中写道：

“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9]，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种保护他的动物。这一点不难理解。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基督徒也说他们有守护天使。令人不解的是，印第安人自身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变化成‘纳华尔’。”

根据这个观念，邮差尼丘·阿吉诺是野狼，巫医库兰德罗是七戒梅花鹿……在第一章里，作者列举出十几种保护武士的“纳华尔”。笔者曾经就这个题目和一些拉美朋友交谈过。据他们说，这种“人兽合一”的观念至今还存留在边远地区的纯种印第安人当中。与此相关的是人死了可以复生，消逝了可以再现。

关于“玉米”和“人”的关系，小说里写道：

“种地吃饭是人类的天职，人本来就是玉米做的。可是，种地做买卖，只能让玉米做成的人遭受饥荒。”

“那时候，山里来了一帮种玉米的人。他们种玉米不是为了自己吃，也不是为了养活家里人，而是要把玉米卖给别人，一心想发横财。这好比是男人让女人怀孕，然后出卖儿子的肉体，出卖家族的血液。”

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当中，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今年五月，笔者在墨西哥首都参观“全国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幅根据玛雅——基切的“圣经”——《波波尔·乌》创作出的壁画。画中突出的部分是一个死人横卧在地下，从他身体上长出一棵高大粗壮的玉米。在印第安人心目中，人靠吃玉米维持生命，玉米即是人；人死后可以使土地肥沃，帮助玉米生长，人即是玉米。正是基于这个观念，加斯巴尔·伊龙酋长才和种玉米为了做买卖的拉迪诺人开战的。

其次，作者运用魔幻手法表达了他的真诚愿望和憧憬。

在危地马拉以至整个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问题是个很特殊的问题。他们曾经是这块辽阔土地的主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用血和火征服了土著居民，把他们变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他们反抗过，但遭到了野蛮的镇压。一部分人和欧洲人、黑人结了婚，产生了一代十分复杂的混血种人。另一部分人被挤入深山老林，过着原始的生活，成为“被摈斥的人”。许多拉丁美洲的进步知识分子对印第安人的处境寄予满腔同情，积极探索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办法。与此相应，在文学界出现了“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描绘印第安人受奴役的非人生活，暴露统治阶级压迫他们的罪恶”[10]的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只是有的作家仅仅看到现实生活中印第安人的消极、麻木、逆来顺受，从而在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悲观、绝望的情绪。

作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急切地希望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使土著居民尽快摆脱悲惨的处境。和许多著名的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的作家一样，他也一直关心如何解决印第安人的紧迫问题。出路何在？这确实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拿出正确答案的。阿斯图里亚斯的答案是：反抗精神不死，坚持不懈地反抗下去终究会战胜压迫者。这个答案未免显得空泛、抽象；但比起某些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作品来，还是积极的、乐观的。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实践中，印第安人还没有聚集起足以赢得自身解放的力量，作者只好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神力”。

在《玉米人》里，加斯巴尔·伊龙酋长是反抗精神的化身。毒药毒不死他，河水淹不死他，经过痛苦的修炼，他终于成为“无敌勇士”。萤火法师是反抗精神的神化支柱。他们被敌人砍杀得七零八碎，但残肢断体仍聚而成形，向恶人发出可怕的诅咒。这些诅咒最后一一应验。背叛印第安人的马丘洪的独生子被萤火虫的冷火烧死；马丘洪思子心切，在玉米地里放火自焚；在混战中骑警队杀死“狐狸精”瓦卡·玛努埃拉；元凶查洛·戈多伊上校被神秘地处死在腾夫拉德罗谷；上校的帮凶个个落得断子绝孙。读到这些情节，我国读者一定会想起李慧娘、敫桂英这样一些生遭冤屈、死而复仇的鬼魂形象。

在谈到作者运用魔幻手法时，不能不提到他青年时代受到欧洲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深刻影响。超现实主义提倡描写潜意识、描写梦幻，提倡写事物的巧合，这些对阿斯图里亚斯颇有启发。作者在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之间找到了相通之处。他曾说过：“我的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同土著人那种介乎现实与梦幻、现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思想方式相一致……”[11]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只好另文论述了。

应该承认，阿斯图里亚斯运用魔幻手法，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描写迷茫、恐怖、肃杀、神秘这类场面，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第八章描写查洛·戈多伊上校和塞昆迪诺·穆苏斯少尉夜走山路，作者把现实与幻觉、景物与神话、生物与无生物交叉在一起，渲染出一片恐怖的气氛。此外，作者还使用了很多新奇别致的比喻，把松林比作木囚笼，把月光下的林间小路比作闪闪发光的蟒蛇的鳞皮，把照在行人手上的亮光和暗影比作爬动的蜘蛛，从而把人物的恐怖感完全具体化了。

三

在国外文学评论界中，阿斯图里亚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作者的艺术才华，大体上都给予肯定。对他晚年的政治活动，有人提出批评。对其在文学创作中是否反映现实，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纵观阿斯图里亚斯一生的活动及其主要作品（如《总统先生》、《玉米人》），应该说阿斯图里亚斯是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不愧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开路人。

阿斯图里亚斯在文学上的成就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承认和高度评价。1965年，他荣获列宁和平奖金；1967年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如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向阿斯图里亚斯授奖时所说的：

“今天拉丁美洲可以为自己拥有一批活跃的杰出作家而自豪。在这些作家所组成的多声部合唱中，个人的贡献是不易分辨的。然而，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如此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以至超越了它所属的文学环境和地理疆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1985年8月17日

妻子靠在身旁，

我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