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从1986年夏天我离开沃平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此刻真是巴不得再看一眼。我事先安排好要和我的一个同事兼老友在沃平见面，就径直到“大法官巷道”去搭地铁。我可真喜欢坐地铁啊。一头钻进地球的肠子，去赶一班火车，此事委实有些超现实的味道。那里是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诡异的风、奇特的气候体系、叫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和油腻腻的气味都自成一格。哪怕你已深入地下、茫无头绪，此时即便有一列面目黝黑的下班矿工从身边经过也不足为奇，但在你脚下更深处的某条不知其名的线路上，总会有一节列车颤颤巍巍、隆隆作响地穿过。而这一切，又运转得如此井然有序、静默无声：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在台阶上、自动扶梯上熙来攘往，在拥挤的车厢门口上上下下，摇着脑袋潜入黑暗，始终一言不发，活脱脱就是电影《暗夜僵尸》里跑出来的人物。

我站在伦敦又一件新兴的文明事物底下，那玩意儿名叫电子公告牌，专用来宣告下一班到黑诺尔特的列车将在四分钟后抵达。而此刻我正聚精会神地琢磨文明事物里最了不起的成就——伦敦地铁图。这真是个尽善尽美的宝贝啊，1931年创造了这宝贝的英雄如今已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叫哈里·贝克。这位失业的制图员意识到，一旦你深入地下，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贝克发现——这是多么天才的灵机一动呀——只要将站点按正确的顺序逐一标出，换乘中转站亦得以清晰描绘，那么他就可以任意扭曲比例（实际上可以完全抛开）。他使得他的这张地铁图如同电路图一般既精确又有序，这样一来也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中的伦敦，与地上伦敦那杂乱无章的地理形态几乎没什么瓜葛。

这里有一套好玩的把戏，你可以在来自纽芬兰或者林肯郡的人身上试试。把他们带到“银行站”，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市长官邸。依靠贝克发明的地铁图——哪怕从纽芬兰来的人也一看就懂——他们会踌躇满志地登上地铁中央线，坐到利物浦街换乘环城线，往东再坐五站。最后，当他们终于抵达市长官邸，从地底下冒出来，这才发觉，他们还是回到了同一条街，离刚才待的地方不过二百英尺远，而在你跟他们分别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你已经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买了一点东西。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大波特兰街，叫他们在摄政公园跟你碰头（没错，故伎重演啦！），然后去寺庙站，指挥他们到阿尔维奇集合。这该多好玩啊！等你受够了他们，就告诉他们到伯朗普顿路站等你。这一站在1947年就关了，所以你再也不用见他们啦！

地铁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没法真正地看见你头顶上的地方。你得想象它们。在别的城市里，地铁站名平凡得叫人生厌：莱克星顿大道，波士达默广场，南三大街。在伦敦，情形截然相反，那些站名一入耳，你便仿如置身于茫茫林海，不由得心生向往：斯坦福小溪、吞汉姆绿地、彩虹布朗利、梅达谷、德雷顿园。头顶上哪里是一座城啊，分明就是简·奥斯丁的小说。你能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正在来回穿梭的地方，上面有一座一半都陷在神话里的城市，正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瑞士小屋”不再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它摇身一变，成了大橡树林深处的姜饼屋，那树林的名字就叫作“圣约翰林”；“白垩农场”则成了大片开阔的田野，那些兴高采烈、身穿棕色工作衫的农民就在那里收割用白垩土[42]培植的庄稼；“黑修士”里应该挤满了头戴僧帽、高唱圣歌的僧侣；“牛津马戏场”得有个大帐篷；“犬吠”则该有块危险的地盘，里头成群结队的野狗泛滥成灾；“‘他们穿’树林”是个居民区，住着胡格诺派[43]的那些任劳任怨的纺织工；“白城”既有围墙也有塔楼，用最最炫目的象牙砌成，应该是个极乐世界；至于“荷兰公园”嘛，自然到处都是风车啦。

这些小小的幻想叫你神思恍惚，但问题是，这样一来，一旦你从地底下钻出来，任凭什么景象，都容易叫你大失所望。此刻我从“塔山”站里钻出来，发现此地既无塔亦无山。在附近的“皇家造币厂街”上，居然已经没有了“皇家造币厂”[44]（我总是宁可把它想象成裹在绿色锡纸里一块好大好大的巧克力），因为后者目前已迁往别处，在其原址上竖起了一栋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在伦敦这个吵吵嚷嚷的角落里，许多曾经矗立过的建筑，如今都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都是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距离我上次离开这里不过八年光景，然而，现在要不是有伦敦桥和伦敦塔这类固定不变的地点作为参照，这一带我几乎就认不出来了。

我沿着那条吵得叫人发狂的名叫“高速公路”的街道一路往前走，所有这些新玩意儿都让我暗自兴奋。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丑陋建筑大赛的会场中央。在以往十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内，建筑师们个个都跑到这块地盘来，说：“你们觉得这样很糟糕吧？那你们等着瞧吧，看看我能做点什么！”于是，在所有呆头呆脑的新办公楼之上，又傲然矗立起全伦敦最丑陋的庞然大物——新闻国际多功能大厦，看上去活像是咱们这个星球的中央空调机。

我上回看见它还是在1986年，当时它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周围有好几英亩都是人迹罕至的仓库和处处泥坑的荒地。我记得，当时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条颇为清静的快车道。如今重型卡车从上面碾过，震得人行道直摇晃，还替空气染上一抹病态的淡蓝。新闻国际大楼里安置了《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天下新闻》和《Today》，至今依然围着凶神恶煞的防护墙和电子门，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花样——戒备森严的接待中心，那阵势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存放钚元素的地方也不过如此了。天知道他们打算防备怎样的恐怖事件，反正肯定是野心勃勃的那种。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固若金汤的大楼呢。

我到保安室窗口通报，然后在门外等着我同事被叫下来。这一幕戏里最古怪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氛围是何等安详宁谧，而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却充满了示威人群、骑在马上的警察、火冒三丈的纠察队员。因为在1986年那个漫长的冬季，那场伦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暴力的产业纠纷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有那么几个晚上，数千人潮与警察激烈鏖战，长达数小时之久。

我突然想起，虽说我曾在这栋庞大而丑陋的楼里干过几个月的差事，却从来没有好好打量打量沃平地区本身。于是我突然就很想看看它。恰巧我同事也不在楼里，我就转而到附近去实地勘察一番。

当年在产业纠纷期间，默多克旗下的员工如果在沃平地区闲逛，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样做实在很危险。此地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铺天盖地都是闷闷不乐的印刷工人和跑来声援的支持者代表——不晓得为什么，那些苏格兰矿工最叫人胆寒——他们巴不得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记者开刀，把他的胳膊呀、腿呀什么的卸下来，到晚上游行的时候当火把使。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离沃平不远的酒吧里遭遇一伙原先当过印刷工的人，他们抄起一只玻璃杯就砸在他脸上。我记得那记者差点送了命，要不就是——至少他那天晚上过得很糟糕。

当时的局势如此危险，尤其是那些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夜晚，所以警方经常要到下半夜才允许我们从大楼里出来。我们从来都弄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被放出来，所以只能把我们的汽车统统排成一溜，在瑟瑟寒意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下去。通常，总要到凌晨一点之后，等到大部分喧嚷的人群要么给打回去，要么给拖进监狱，要么因为忍不了饥挨不了冻只能回家，那些门才会被咣当一声打开，新闻国际大楼的一列卡车浩浩荡荡地沿着斜坡呼啸而下，径直驶上“高速公路”。一上那条路他们就会迎来一阵“枪林弹雨”，尽是些砖块啊防护栏杆啊，都是那些“硕果仅存”的暴徒砸过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其余人等就遵照指挥，被护送着匆匆驶过沃平的后街小巷，直到与厂区拉开一段安全距离才解散。

有好几个晚上，这办法都挺管用。不过，有一天夜里，正当酒吧陆续关门时，我们被送上了路。我们沿着一条又暗又窄的街往前行驶，冷不防，一群人从黑影里冒出来，跑到马路上，或以脚踹门，或手里抄起什么东西来就一通猛挥。我前方玻璃爆裂声四起，大呼小叫的声音狂放不羁，听来让人心惊肉跳。最让我惊恐万状且挥之不去的画面，是在我前方约相距六个车位的地方，有个人——那家伙来自“海外编辑部”，个头矮小、生性挑剔，时至今日我还恨不得能把他拖在一辆多用途越野车后面驶过粗糙的路面——跑下车想瞧瞧自己的车坏成了什么样，就好像他以为没准儿轮胎碾过了一颗钉子。这么一来，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的车统统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自己气急败坏、垂头丧气地看着他努力把一道松开的边条压回原位，然后猛一回头，发现我的车窗边贴着一张怒火中烧的脸——那是一个白种人，一头卷卷的长发绺迎风飞舞，身穿军队里弃之不用的夹克衫——诸般景象，无不呈现一种如梦似幻的奇异色彩。真是莫名其妙啊，我心想，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居然打算把我拖出汽车揍个稀巴烂，只为了什么印刷工人的福利。而这些工人，他非但压根儿就没见过面，而且他多半会被这些工人瞧不起，看成一个邋里邋遢的嬉皮士。更何况，他们肯定不会让他加入他们自己的工会。

正当一切剑拔弩张之际，前方五十码，那个“海外编辑部”的准白痴却在慢吞吞地绕着他的标致车兜圈子，怀着深谋远虑的想法对它评头论足，就像是要买一辆二手车一样。时不时地，他还停下来，满腹狐疑地看看那些雨点般落在他身后汽车上的砖头和拳头，似乎这只是某种天文奇观罢了。末了，他终于钻回自己的汽车，查看了一下后视镜，确认他的报纸还搁在身边的座椅上没动，接着打开转弯指示灯，又看了一眼后视镜，这才开车上路——我的命也总算保住了。

六天之后，我在《独立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鉴于以上原因，如今能穿行在沃平区那些昏昏欲睡的街道上而无性命之虞，委实是件振奋人心的事。我向来都不肯接受那个荒诞不经的念头，说什么伦敦本质上是个陈列了许多小村落的收藏馆，不过沃平的的确确像个村庄，这一点真叫我又惊又喜。此地的商店小巧玲珑、花样繁多，街名也都惬意动人：桂皮街、水人路、酸醋街、牛奶院。政务委员会的房产看上去温暖而宜人，而那些隐约可见的仓库几乎统统经过了漂漂亮亮的翻新改造，成了公寓。当我看见那些房子比原先更为光鲜的红色镶边，想到这些当年曾傲然屹立的仓库里如今住满了名叫“塞莱娜”和“贾斯泼”的笨瓜，我就本能地发起抖来。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显然这些房子给邻近地区带来了些许繁荣，也使得老仓库免于遭受更悲惨的命运。

在沃平老堤道边，我看看眼前的河水[45]，试图在没有一丁点儿把握的基础上想象，在18、19世纪，当这些老城区挤满了工人，码头上高高堆起一桶桶香料和调料（周围许多街道因此而得名）时，究竟是何种景象。近至1960年，有十万人在码头上工作或靠码头维生，而当时伦敦港也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到了1981年，伦敦所有的码头均被关闭。此时从沃平看河景，河水安详宁静，波澜不兴，一如康斯特布尔[46]的风景图。我盯着河水看了约莫半个小时，只看见有一艘船驶过。然后我一转身，开始长途跋涉，回哈兹利特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