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江南市镇与客帮商人

江南市镇的发达　商帮与商业网络

与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繁盛相关，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工商业市镇。虽然市镇的兴起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尤其在十八九世纪，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市镇，但在16—19世纪400年时间里，一直以江南地区市镇最为发达。大致到19世纪末期，江南已有一千余个市镇，其中颇多拥有数千户至万余户人口的巨镇[57]。直到今天，以小城镇密度与平均非农业人口来观察，江苏、浙江两省（包括上海市）是小城镇众多的省份，也是全国小城镇最发达的地区。

江南市镇的发达，当然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出现的。从宋代开始，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密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尤其是太湖流域湖田的开发，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江南农村的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的聚落。一些传统的城镇，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军事及行政功能渐趋退化，商业功能则日渐浮现。这种传统农业社会中商业化的趋势，从16世纪开始，其成长与发展更是十分明显。从16世纪到18世纪，即从明正德到清乾隆这段时间里，江南地区各州县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许多市镇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快速发展成为地方贸易的中心，且往往成为数千或万户人口的大市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大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附近及邻近各县。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又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市镇的勃兴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杭州湾附近各地最为显著。在上海开埠通商（1842）之前，随着棉花及其产品贸易的发达与海运的兴起，上海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大都会的条件。上海地区因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曾经三次分设新县；而开埠通商之后，其市区更是不断扩大，所属郊区市镇也不断增加，且多有万户以上的大镇，成了上海市区的一部分。附近的松江府，所属市镇从清初至光绪年间增加了近4倍[58]。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城镇经济格局就这样形成了（图1-4）。

以农副产品的交易为主要活动，是中国传统市镇的经济特征。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一个突出特点，则与这一特征迥然不同，即它的发达是直接建立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商业贸易仍然是江南新兴市镇的一个主要功能，正是手工业的发达，促使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商两业并举，相互促进，是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显著特点[59]。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以至于所产粮食不足以供应当地人口的食用。同时，这一地区又是重赋地区，人们负担的国家赋税居全国之首。因此，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严峻的生计问题，一方面不断地围垦湖田，发展水利，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另一方面则不得不从副业生产中寻找生活的出路。这一地区种植棉花和从事棉纺织业，就是以副养农，以副助农的一种选择[60]。由于江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农家生产的棉布又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商贩在农村的某些交通便捷之处设立收购点，所以商业活动也就随之向农村靠拢。与此同时，商贩又将北方的棉花转贩到江南。这样，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商业活动，促成了江南地区市镇的蓬勃兴起。就棉纺织业本身来说，从轧棉到织布，一般都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为主，但棉布织成之后，还需要经过染布和踹布两道工序。从技术上说，农家小户可以自己染布，但这对以交换为主的棉布生产而言，不仅成本很高，染色的质量也难以保证。于是染布工序便由专门的染坊来经营。当时的染坊分工很细，分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不同颜色的布匹，由相应的染坊来染色。棉布染色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踹布，这道工序的作用是将棉布用元宝石压光压紧，以使棉布光滑耐用。踹布所用的工具，如元宝石，不是普通农家小户添置得起的。一块元宝石重达千斤，也非普通农家二三劳力可以操作。这就使得踹布工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行业。这种棉布生产中相对独立的行业，因为需要较大的生产规模，而吸引了大量的雇佣人员；因为是棉布生产的最后工序，而吸引了布商的云集。当时的布商还直接参与了染坊和踹坊经营。这种生产与交换的相互配合，促成了江南市镇的成长壮大（图1-5）。

与棉花种植业发展相类似，植桑养蚕产丝是江南农民的另一个主要副业。因为自然条件，这项副业主要发展于太湖周边地区，包括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等府。宋代以后中国的蚕丝业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到了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到明中叶，以浙江湖州府最为兴盛。湖州“比户养蚕”，“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尺寸之堤必树之桑”，“低洼地也填土种桑”[61]。富者更是“田连阡陌，桑麻万顷”[62]。明人王士性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家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63]然而，由于丝织业在技术上要求较高，生产进度又较慢，普通农户无法完成从植桑到养蚕再到缫丝织绸的全过程；同时由于丝绸产品主要用于出卖，所以太湖一带的普通农户一般只将植桑养蚕作为副业，他们将蚕茧缫成生丝出卖，而将丝织绸缎交给了专门的人家去经营。由于丝织品主要为皇室和官宦人家所消费，蚕桑业较发达地区中的郡城居民，很早就开始从事技术要求较高的丝织业。明清时代，政府在蚕桑业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于各府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尤其是苏州、杭州两地的织造局，更为引人注目。这对蚕桑丝织业的城乡分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吴江县志》记载：“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64]此处提到的盛泽，就是明清之际因丝织业而繁盛壮大的巨镇。明弘治初，它还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到嘉靖中期，已有“居民百家”；而到明末，“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到清康熙中期，则发展到“居民万有余家”[65]。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著名者还有濮院、王江泾、双林、菱湖、乌镇、南浔等市镇。它们与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等市镇一起，是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

在这些市镇间穿梭如织的人群中，有来自外地、结帮成群的客商，如浙东的宁绍商和龙游商，明代还与苏、松同省的徽（州）商，东南的闽商，南方的粤商，西面的江右商和北方的山陕商、鲁豫商等等。明人陈继儒《布税议》云：“凡数千里外，装重赀而来（苏州松江）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赀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所撰《阅世编》对布商在江南的活动有更详细的记载：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江）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甲申、乙酉之际，值钱二三百文，准银不及一钱矣。顺治八年，价至每匹三钱三分。十一年十二月间，每匹价至四五钱。今大概以二钱为上下也。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以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中机客少，赀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无几。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机之行转盛。而昔日之作标客者今俱改为中机。故松人谓之新改布。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每匹在前值银止六七分。至顺治之九年十年间，小布盛长，价亦几至二钱一匹。[66]

可见松江一带棉布生产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而且远销湖广、江西、两广、陕西、山西、北京及北方边疆地区。北方省份所产棉花，除缴纳租税之外，几乎全部运至南方销售。明万历年间，“中州沃壤，半植棉花，乃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67]。而北方省份所需棉布则依靠江南供应。与叶梦珠同乡的褚华在《木棉谱》中记载：“吾邑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秦晋布商皆住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

丝织品销售的情形与棉布相同。明万历时人张瀚《松窗梦语》记载：杭州“桑麻遍野，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68]。清乾隆时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69]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在明清之际，“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70]。嘉兴府秀水县濮院镇，地跨秀水、桐乡两县，清初期也是“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71]。苏州吴江县的盛泽镇，康熙时“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72]。这些市镇，都是著名的丝织品的集散地。在这些镇上，来自各地的客帮商人收买丝绸，互争雄长[73]。

这些商人从江南地区收买棉布、丝绸、食盐、粮食、竹木、茶叶、颜料、棉花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等，贩往各地，加强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他们一般自称某省某府人，讲着家乡的方言，因此在当地人眼中，他们都是来自外地的客人。同时，这些人由于离乡背井，常年奔波于道途之中，需要成群结队，以互相照应；尤其是因为商业的竞争，而必须形成团体的力量，所以一般以家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又以同乡关系为背景，结成行帮。在明清时代，“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74]。这种客帮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长途贩运货物，形成了各自的商业网络。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他们在经商的城镇建立会馆、公所，作为联络、聚会的公共场所，以增强本地人的凝聚力；他们还与当地官场、民间密切往来，以取得当地政治、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客帮商人文化。

明清时代的客帮商人，以晋商和徽商最为有名。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75]。他们以巨大的商业资本，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并介入生产领域，支配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谋取高额利润。这些商帮，在以后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