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注：参见黄宽重、邓小南：《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导言，《汉学研究》27卷2期，2009年6月。）

邓小南

一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政治权力的效用功能、各层级官僚责任的实施状况，都与该时代的信息沟通方式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尽管君主政体从根本上限制了信息畅通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围绕信息渠道的建设。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形成、通进、处理方式，紧密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体现着官僚体制的运作流程及其效能。历朝历代所特有的“政权性格”，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此而呈现出来。

从政令文书及相关机制出发，以信息沟通为聚焦点，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突破平稳方正的条块结构，综合观察一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信息本身的“流通”性质，提醒我们将承载信息、传递信息的相关制度视为“流程”、视为“路径”，而不满足于停留在制度的用意规定和效果结局这起讫两端。

官方文书及其承载的信息情报与政策指令，既是本课题瞩目的“案例”，也牵系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朝廷对于军政信息以及社情民意的搜集、分析、处理，文书体式及其内容的特质，各类政令的形成及其颁行、流转……这些研究习惯上归属于制度史的范畴，但其中牵涉的并不仅仅是“制度”。相关内容使我们得以观察政治运作的动因、决策之形成，观察制度管理的实施途径，观察该时代特有的群体性活动方式。信息的沟通往复，具有弥散渗透的性质，是塑造一时代之整体氛围、社会风貌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相关过程的诸多方面之考察，对于参与创造、扭曲、控制、传递各类信息的社会群体及观点理念之关注，关联着、拉动着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日渐成为探讨时代综合面貌的新视角，对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必将引导我们更加贴近历史本身，更加丰富研究的内涵。

二

学术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认识进展的生长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中央行政体制的运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传统悠久，成绩斐然，但也面临着议题拓展与深化的挑战。针对目前的“瓶颈”，需要选择具有牵动力的议题作为切入点，跨越单一领域单一学科的限制，切实把握影响历史演变的关键因素与诸多变因之间的深层联系，以期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实况。

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大概可以说，是视域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促进了讨论的深入。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能够牵引发散而非拘隘褊狭。对于信息渠道及沟通方式的研究，就是近年来“聚焦”的成果之一。

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职权部门）、官僚制度、重大事件、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日常政治秩序的建立；眼光逐渐移至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政治文化、制度运作、典礼仪式等方面，注意一时期中政治主体的特质、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和政治行动的特殊风格。制度史研究也在梳理典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不仅梳理铺叙，更重视桥梁与路径，重视层次、分殊、过渡与衔接。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环节、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

对于政治史的整体认识，通常不是经由若干事件、人物、制度简单叠加的方式取得。政治体系作为诸多关系网络之总和，正像宏大建筑并非砖石的堆积。我们不能不特别致意于“硬件”之间的纠合交汇部，对于制度的协调组合方式、事件的内在交错关联、人物的多重关系脉络，对于将各类因素联结融通、使其得以发生效力的、无形而潜在之氛围、机制、网络，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

研究取径的变化，从“事件”到“事件路径”，从“人物”到“群体传记”，从“典章”到“制度运行”，使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个人行为、制度规定本身延伸开来，进而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互动，关注其文化意义。这种“再发现”与“再认识”，使政治史的讨论空间得以拓宽，纵深有所延展。

三

这部专题论集，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可以视作《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续篇。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支持，邀约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三地的相关学者参加。三年中，多次举行小型的工作坊和研讨会，围绕相关议题，唐宋学者开始正面对话，陆续有高质量的学术著述面世。本论集即是项目成果的主体部分。

关于这一时期信息传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早期投入的研究者包括朱传誉、赵效宣、陶晋生和朱瑞熙等前辈，近年来则有黄宽重、曹家齐、平田茂树、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等海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对于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对于传世文书、石刻、图像等实物材料的广泛搜讨，使得实质性的学术推进成为可能。随着讨论的深入，本课题的参与者致力于把握制度运作的实态，更加注重官方文书在政令运行中的作用；并以文书为线索，认识信息链条诸环节间彼此的关联与互动，进而综合考虑军政体制运行的全貌，探究不同时期中君臣沟通方式及政治体制运行方式之演化；并且努力将制度史框架内所讨论的问题，置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历史脉络中予以观察，以寻求更具创新潜力的发展方向。

本论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文书种类与相关行政运作、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官员选任中的文书制度与政令环节、军政信息的搜集与传递、文书体式与外交秩序。作者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有的自敕命、麻制、状、帖、批答等官方文书入手，关注君主与臣僚的交流方式，探讨文书裁决与政务运行的机制，思考中央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有的从特定的政治空间着眼，观察文书通进批复的途径，讨论常规或非常规的信息传递系统；有的侧重于军政信息的搜集与传递，讨论邮传及军情侦查系统的建设及运行状况，揭示出信息渠道运行与决策立场间的差异和关联；有的从外交文书体式出发，考察当时的“国际”秩序以及多政权互动的实际形态。作者们思考的方面不尽相同，却共同关注着与唐宋时期“文书·政令·信息沟通”相关的运行路径与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虽然仍属“点”状，尚非系统，但这种集体性的再出发，开启了学界深入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