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世界各国，因其环境、民族不同，其生活、行为方式也便不同，伴之产生的思想道德和学术文化也就不同，故世界各国大多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在我国，“国学”名称的提出，是相对“西学”而言，其名称正式确定应是在清末民初。所谓“国学”，概言之即中国的学术文化（按：1999年版《辞海》对“国学”一词的解释为“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西学”则是西方学术文化的统称。

国学博大精深。面对国学之内容，高校学子应做到既能观其全貌，又能握其精要，观其全貌方不致盲人摸象，握其精要方不致杂乱无章。

国学全貌如何？一言以蔽之，即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具体而言，依传统划分则为经、史、子、集四部。

何为“经”？一、竖线为经（与横线为纬相对而言）。祖先织布，必先定经线再不为动，而后或密或疏，加以纬线。后来则引申为不变之意，故有“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圣人制作曰经”（张华《博物志》）之说。二、儒家要籍统称为“经”。先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发展演变到十三经，增入《论语》《尔雅》《孝经》《孟子》等篇。三、“经学”则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上至孔子整理西周时期的经典，下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历时千年，“经学”被正式定为治国安民的学问。

何为“史”？一、记事为史。事则为国家大事和帝王言行。事乃人为，事过境迁，对人当作褒贬，对事当定是非，孰善孰恶，或美或丑，据实而录，以鉴过往之得失，察当今之政治。二、史学源于经学，经书本身就蕴含大量的历史信息，故有“经史之学”一说。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依据并取材于《尚书·尧典》，孔子所修之《春秋》也可看作史学著作。三、史学著作往往也是文学著作，如鲁迅评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故有“文史不分家”之说。

何为“子”？一、“子”即指先秦诸子，如老、庄、韩、墨、荀等。子学即先秦诸子学说，按其学派可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等十家。二、诸子学说的源头仍在经学中，特别是在较早的六经之中。台湾大学的张蓓蓓教授说，经学是“王官学”，子学是“百家言”。按此言，孔子既是官方学术“王官学”的整理者，也是民间学术“百家言”的催生者。三、子学各流派的思想可互补，其精华可补经学之不足。战国时期，周天子失政，各诸侯称霸，彼此争地，互相杀伐不断，于是诸子奔走呼号，各自开出救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药方。方子虽有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用心同样良苦。

何为“集”？一、“集”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群鸟在木上也”，即多数聚集之意。西汉以降，各类诗、文、赋、颂、书、奏、表、碑等数量繁多，“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隋书·经籍志》），由此“集”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与经、史、子相并称的四大门类之一。二、“集”可看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总汇。我国文学体裁之多样、作品之繁盛、内容之丰厚、思想之广博，世人叹为观止。后世学者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三、文学作品创始于歌谣，而歌谣往往与音乐舞蹈相伴，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乐记》）。之后口语传唱之歌谣，以文字记录改定则成诗篇，因之《诗经》可看作我国最早的诗歌文学作品集。由此观之，文学作品之源头仍归于经，许多文体均可在六经中找到初始的影子。

由上简述可见，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宗，史、子、集无不源于此。所以，当前一些地方的企业和学校学“国学”实则压缩为学“经学”，而面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机构以孔子学院之名（而非“中华文化学院”或以诸子命名的学院）办于世界多个国家，此也为依据之一。

面对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史料典籍浩如烟海的国学，我们又如何握其精要呢？

一要了解各经之内容实质。古人在研读中已有说明，如《庄子·天下篇》就有对六经的提炼：“《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大意是《诗》是表情达意的，《书》是记录史实的，《礼》是规范行为礼节的，《乐》是传递音律和谐的，《易》是探究阴阳变化的，《春秋》是论断君臣上下关系的）即各经都有论述主旨，如《尔雅》是以词义分类的最早的辞书，为规范词汇用语而著；《大学》主要论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成才、成人之道；《中庸》主旨则为天人合一的中和思想等。

二要归纳群经共同的思想精华。如“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爱思想（与残暴思想相对）；“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人文思想（与神权愚昧思想相对）；“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与君权思想相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的天道思想（与逆天而为的思想相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的礼法思想（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的教化思想（与愚民思想相对），在今天以及将来都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三要辨别吸纳诸子学派各家思想。对诸子学说应做到辨别为先，吸纳为后。当今我们学习子学，如何辨别吸纳？其核心是取长补短，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之长“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之长“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阴阳家之长“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之长“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之长“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如此等等。同时，班固也指出了各家之短：儒家之“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道家之“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阴阳家之“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之“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就本人之点滴体会而言，读孔孟教我们仁者爱人、有所作为，对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事，即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读墨子教我们要节俭兼爱，踏实而为，乃至奉献整个身心；读老庄教我们要崇尚自然，有所不为；读韩非教我们要遵守法纪，守住底线，等等。

由上所述，为使高校学子能概“国学”之全貌、握“国学”之精要，我们编写了《国学基础》教材。其始，因本人专业亦为中文，而平日又不乏阅读书籍之好，乃受命于学校，肩担本课程的师资组建、教材选编等事宜。其后，以人文社科学院教师为主，袁学敏、蒋秀碧、周鲁等十多名老师加入，遂成立“国学创新团队”，此书系国学创新团队项目：《国学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精深的思想（攀学院社科联〔2013〕1号，编号SKL2013TD01）和省教研课题：国学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研究与实践（川教函〔2014〕156号）研究成果。诸君对此怀着莫大的热情，不辞辛劳，仔细研磨课程内容。考虑到我校以工为主的办学传统，结合教师之水平与学生之功底，在一些国学大师、大家及专家学者所归纳国学精要的基础上，加之参阅各家善本及国内相关教材，终以“选编为主，撰写为辅”而成就此书。

在大的原则上，以“观其全貌，择其精要”为采编思想，即让师生了解国学全貌并能掌握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学术的精要；以“边学、边教、边写、边改”为教师团队建设及教材完善之思想；以“大体须有，定体则无”为课堂教学之法，即在授课过程中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选篇讲授。最终定为分两册出版，共四大板块，具体为：一、精深的思想，二、神奇的汉字，三、悠久的历史，四、璀璨的文学。其中，《国学基础——博大精深的思想经典导读》主要讲述板块一的内容，《国学基础——悠久辉煌的文化精粹解读》讲述板块二、三、四的内容。众君以精诚之志，齐力而为，方成此书，虽不甚完美，亦可谓尽心竭力之果。

之所以在《国学基础——博大精深的思想经典导读》中选入佛经篇目，是因为佛教自汉朝传入我国以来，经魏晋和唐朝两个时期的宣扬、发展，至后来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均供奉佛祖、跪拜菩萨、焚香念经，最终成为与儒、道并列的三大思想之一。“佛”即指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其之所以能撇清“外来者”身份，扎根于国人思想，不仅因为其废除了“苦修”制，居家亦可成佛，还因为其“慈悲善恶”“众生平等”思想与儒家“仁爱”、道家“玄学”、墨家“兼爱”等有共通之处，以至“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刹宝寺遍布山川，寺庙文化人尽悉之。学生若对佛学有了正确的认识，不仅可解佛理之妙，亦可避免误入邪教之途。

当前，按国家要求，高等学校教育者、青年学子皆应责无旁贷肩负起传承和创新文化之使命。依个人之浅见，传承只能是传承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和思想学术，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非躺在故纸堆中食古不化、抱残守缺，更非背负如山典籍而被累至奄奄一息；创新则是对国学精粹在学习贮存内化之后，于旧道德中产生构建新道德，于旧文化中发展繁荣新文化，于旧思想中酝酿升华新思想。如是，方能契合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做到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在世界文化视野中彰显我国恢弘绚丽、广博渊深的文明与智慧。

胥刚

二零一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