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的应有共识
一、深层生态学的共识
挪威著名生态学家奈斯博士(Arne Naers)是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同时钻研科学、伦理学及生态学,并因首创“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而著称于世。其“深层生态学”不但在西方极为新颖,对于西方轻视自然的传统思想,也具有革命性的改进,因此极能吻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并且正与典型的“机体主义”极能相通。
《大自然》季刊曾经将其理念与西方一般的生态学列表比较如下,也深值重视:
另外,针对生命的本质,奈斯博士也曾经归纳出八点“深层生态学”的基本共识,其中很多均与中国哲学的特性不谋而合,非常值得体认。今特扼要分述如下:[45]
诚如《大自然》季刊专文所说,奈斯博士的上述重点,“再次提醒一些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拥有的气质”。尤其在人人追求物质生活的今天,“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民胞物与、爱屋及乌的观念,更有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胸襟。”因而,“深度生态学”对中国人来说,不但不应该轻忽,更应该是深值复兴与弘扬的重点!
另外,在1990年,美国著名环保专家诺曼(Juin Nollman)也出版了《精神的生态学》一书,全书宗旨均在呼吁人们“重新与大自然联系”(Reconnecting with Nature),[46]可说完全是同样的精神;尤其诺曼一直致力于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对话,并担任“物种沟通协会”的创办人。他能够视万物为有生命、有灵性,甚至可以沟通,更可说与中国哲学完全不谋而合。至于他视地球如同慈母,著有《大地慈母的讯息》(Mother Earth News)[47],尤其与中国张载视“乾为天,坤为地”很能相通。凡此种种,可说均同属“深层生态学”的信念,深值今后共同弘扬与推广!
二、中西机体主义的共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泰勒教授(Paul W.Taylor)曾在1986年出版《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一书,其中有很多观念均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相通,深值作为东西方共同努力推动的共识。今特扼要归纳比较如下:[48]
另外,泰勒在书中明白将“机体主义”作为看待整个大自然的中心思想,并且特别强调以生命为核心,因而整体自然能够构成和谐的统一。这种理念明白揭示其环保的中心思想为“机体主义”,更与方东美先生所称中国哲学的中心思想为“机体主义”,可说完全不谋而合了。
除此之外,泰勒在书中并曾特别否认人类对万物有优越性,认为人类绝不能驾凌于万物之上。凡此种种,均与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同情体物”“一往平等”“物我合一”完全相通。至于他认为人类伦理与环境伦理应平衡并重,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对称”(The structural sym-metry between human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52],基本上也正是中国哲学所强调的“中和”精神,深值东西方共同重视。
三、解决环保方法的共识
当前在中国台湾,因为经济发展及工业化的问题,近来已经发生不少的严重污染事件,同时也产生了高昂的环保抗争意识,诸如杜邦设厂在鹿港的争议、新竹李长荣化工厂污染事件、高雄林园围厂事件、五轻石化厂所受后劲居民的抗争以及核能四厂在台北县顶订地的争议等等,均说明,今后环保的预防工作以及污染问题的解决模式,深切需要及早建立。
今后放眼未来的环保,相信唯有以理性与和平为方法,在法治与公义基础上共同克服困难,才能迈向更为理想的境地。因此,大家应以何等方法面对日增的环保问题,当是各界均应具备的共识。以下即以此扼要申论相关原则:
因为有关环保方法与原则极为重要,所以谨特分别说明如下:
美国环保委员会主席德兰得在1990年6月8日曾经发表最新的环保报告。其中强调,以往很多人误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一定是相互对立的,然而根据其新经验,两者其实大可“相辅相成”。尤其工业发展,只要充分做好“对空气、水及土壤”的防治污染,便极能并重发展。这一段话可说是以事实为根据,为两者的平衡并重提供了极佳的例证。
那么,应该如何落实才能寻到环保与经建的平衡点呢?个人认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或可作为共识参考:
1.经建过程中,应将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与投资列入成本,并切实定期自我评鉴,然后再由政府环保单位依法评鉴。其中政府的公营事业与公共建设尤应以身作则,将污染降到最低,至少符合国际标准,再以此带动民间工业重视环保的风气。
2.有关国计民生必需的经济建设,容易引起民众疑虑污染者,应一方面加强说明与沟通,以耐心与诚心,真正取得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应以决心与细心,切实做好防治污染工作,再以务实态度坦然接受有关监督,以昭公信,并表现应有的民主风范。
3.有关必须保护的地区,以及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尤应及早调查,切实建立正确资讯,并透过法令与顶算,完成生态保育的制度,从而真正落实力行。
以上各项,同时也赖以加强民众教育与执法决心,然后才能共同完成环保工作。因而环保教育与法治行动同时也应平衡并重。此即第二项原则的重要性。
根据问卷调查,台湾民众有关正确的环保意识仍然并未普及,有关正确的环保知识更为缺乏,尤其很多厂商企业的环保良知仍有待加强。因此,个人认为,充实环保教育,落实法治行动,乃是今后极重要的方法,其中又可特别注重以下三项重点:
1.“预防胜于治疗”,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环保,亦即在环境遭受破坏之前先要警觉预防。
我们若以台湾南部水坝为例:与其在饱受附近养猪人家排水污染后再花费大笔经费去除水坝中污质,当然不如先以有限的经费辅助养猪人家转业或迁移,彻底去除污染源。这种“正本清源”的方法,才是真正有效率的防治之道。
2.“权利与义务应平等并重”,工业发展亦然,不能只享权利,不尽义务,因而在使用天然的空气、水及土壤之余,便应有义务与责任防治可能的污染,以免造成公害。
因此,今后任何企业家,均应将“防治污染”看成与“研究发展”同样重要,并拨列固定预算,以示具体向社会负责。尤其防治污染是为了公益,所以凡能绩效优良者,政府即应加以表扬奖励,凡未达到标准者,则应不定期抽查,予以处分,如此赏罚分明,才能更得民心。
3.“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因而政府与社会各界,均应加强此等全民参与的环保教育,所有民众本身也应随时注意身体力行。
此中情形,具体而言,“检举污染,人人有责”“举手之劳,可做环保”,凡此种种观念,均深值加强,然后才能真正伸张公德心与正义感,并培养尊重自然、爱护万物的国民性。唯有如此,才能共同维护“免于污染的自由”,并进而塑造一个有尊严、有美感、“富而好仁”的理想环境。而这种工作同样是“今天不做,明天便后悔”!
要之,环保教育与法治行动同样重要,这正如同在今后现代化社会中,儒家伦理与法制精神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唯有如此,同时重视内在伦理与外在法治,两者充分结合,齐头并进,才能共同促成未来环保工作的成功!
本项所要强调的重点是,所谓“环境”,不只讲有形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应指无形的人文环境——也就是不只讲物质生活,同时也应讲精神生活。唯有如此平衡并重,才能真正开创有理想更有意义的生活品质。
准此立论,以下也谨特申述具体的落实方法。
1.城市要乡村化,乡村也要城市化。
所谓“城市乡村化”即充分作好“绿化”工作,不但都市计划要注意绿地保留,住家环境也要能充分美化。例如一些先进国家,在公共建设通过预算时,通常也必定会通过一笔经费,作为室外绿化以及室内购置艺术品之用。如此整体成为制度,自然能够美化整个城市,促使工作环境温馨而有人性,这也正是广义的环境保护工作。
根据统计资料,各大城市若以每人所占平均绿地面积,则应在三十至四十平方米之间,才算符合清新与优美的国际标准。若以世界各地大都市为例,在1990年合格者有伦敦(30平方米)、华盛顿(45平方米)、莫斯科(40平方米)、华沙(78平方米),不合格者有柏林(26平方米)、巴黎(仅8.4平方米),至于北京更仅有7.08平方米[53],杭州虽有西湖名胜,然绿化成绩每人平均还不到二平方米!整体而言,到2013年,全球各大城市绿化情形仍未大力改进!凡此种种,均深值各地共同警惕改进!
至于所谓“乡村城市化”,一方面系指在农村中应改进各种硬体设备,俾使家家均能享用现代化生活用品;而另一方面同时也应保持乡村清新的环境,并在精神上保持淳朴风气以及亲近自然的特色。
综合而言,“乡村”与“城市”应互通有无,相辅相成,才是理想目标。这正如同“心物”合一,“城乡”也应合一,才能达成两者融会互摄的境界,而不应截然二分,造成城乡悬殊的差距。这也是今后环保工作必须重视的要点,否则不但城市会日渐丑陋,乡村也会遭受污染,形成双方共同受到伤害。
事实上,中国传统建筑一向注重“环山抱水”,气象万千,也一贯重视“虚实相生”,配合自然,此中不但代表极为深邃的建筑美学,也蕴涵极为高明的环境美学与环保哲学,所以非常值得深入体认与借镜。
例如中国的园林建筑渊远流长,深具启发意义。汉武帝时期,即开始融合儒家与道教方士之说,在宫廷中以人工方法开辟园林,除开辟太液池外,并置蓬莱、方丈、瀛洲诸山,象征东海神山,因而“在模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象征和现象的因素”。[54]其余园林艺术在各朝代历经演变,均迭见高潮。然其中的一贯精神,都在使庭院之内展现自然山水之美,以此具体而细微地表现中国人热爱自然生命的特性。
笔者曾在苏州参观“拙政园”,由此民间第一大园林中,很能看出精心设计的山水之美,以及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精神意境。名建筑家汉宝德出版《中国的园林》一书时,也曾特别以哲学性的“物象与心境”为题,这代表中国人透过园林物象,足以反映亲近自然的空灵心境,从而到达心物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说颇能得其中三昧[55]。这种举世无双的精神特色与内在寓意,的确深值体认与发扬。
2.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并重。
当今先进国家除了以经济指标表示国民物质生活品质,同时也重视文化指标,以表示国民的精神生活品质,这就是深值我们今后重视的关键。
所谓文化指标,一般应包括平均每人每年用多少经费买书?每个家庭花多少经费在买书?每人平均每年买多少书?音乐人口共有多少?平均每天多少人进出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戏剧院等?除此之外,也包括最畅销的著作、音乐、电影,其品位水准如何?今后更应加入环保因素,以评估每人平均绿地为多少,生态认知为多少?环保知识为多少?对动物态度为如何?对自然态度为如何?凡此种种,整体综合而论,才能掌握一国人民文化水准之大要。
根据相同资料,在台湾以往所做的“社会统计”中,文化项目常成为最弱的一环,因此有关方面预计,今后将以更多的文化指标作为共同努力目标,其中包括“文化环境、文化资产、文化经费支出、文化活动、伦理与信仰以及文化素养”等六大类,可见精神生活的品质也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怀,深值今后落实力行。
尤其,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台湾平均每年约有一万五千美元“国民平均”所得,但奢靡的风气很盛,因此表面看似很有钱,却大多花费在吃喝玩乐或色情赌博等地方,形成典型的“暴发户文化”,这种精神生活的贫乏,实在深值我们警惕!
韦伯(Max Weber)曾经强调,一个国家,一旦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不能并重,则物质建设的成果,很可能回过头来腐蚀原先的精神动力,到最后会造成物质建设也逐渐崩溃。历史上甚多此种教训,其中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兴亡史》更是明显例证。
由此充分可见,今后我们应如何及早加强文化建设,提升精神灵性,乃是全民极重要的当务之急。
另外,若从广义的环保眼光来看,今天一般所说能源危机或空气污染,往往只看到有形的部分,却忽略了无形的能源危机——缺乏民气与活力,也忽略了无形的空气污染——价值观的环境污染,凡此种种,也都是今后深值同时重视的要项。唯有如此,同时改进精神环境与物质环境,才能同时提升有形国力与无形国力,那才是真正谋国建国之道!
3.小我环境与大我环境同时并重。
目前部分民众因为本位主义与自我中心影响,因此只要电,但不要发电厂,只制造垃圾,而不要垃圾场,形成明显的只重小我,而忽略大我。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与法治同时沟通与改进。
卢梭曾经分析,自由共有三种,一是“本能的自由”,二是“公民的自由”,三是“道德的自由”。真正的民主法治,即是牺牲某些“本能的自由”,共同遵守“公民的自由”,甚至可以更加舍己为人,达到“道德的自由”;环保之道可说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真正公平而正确的环保之道,应该一方面尊重小我的生活环境(例如应尊重小我的隐私权),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大我的生活环境,俾能让所有小我相互尊重,虽然各自牺牲某些本能自由,但能共同让大我得益。要能达到此种目标,每一小我便要同时为其他小我与大我着想,而不能一味只想到自己,或认为任何公共设备“均不要盖在自己后院”,同时也不能只顾到自己方便或享受,而忽略了对他人及公德的伤害。
明显例证之一,便是公共场合不宜抽烟。即便个人有再大烟瘾,但为顾及公共场所的空气不受到污染——也就是为顾及公德心的存在,只有自我忍耐与节制,或到专门的抽烟地方,此即小我与大我的并重。
除此之外,每个人对家庭本身的环境固应负责维护,同时也应对社区公共环境共同维护,不能只顾到个人家庭四周的环境,而对众人社区的公用地任意破坏。相信,唯有人人均能心存大我,为他人着想,才能真正共同保护大我环境。
另外,个人的环保习性,除了应充分做到不乱丢各种废弃物、不破坏自然景观草木以及不污染公共环境卫生外,更应随时以道德勇气纠正他人乱丢废弃物、破坏自然景观草木或污染公共环境卫生。唯有如此,每个人既有智慧判断生态保育,也有仁心尊重自然生命,更有勇气制止或检举一切破坏环境之举,才是真正环保运动的“智”者、“仁”者与“勇”者,这也才是真正理想的现代环保公民!
四、环保教育的共识
扼要而言,“环境权”已被今天全世界公认为基本人权之一,罗斯福总统从前曾强调“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权利,今后民众,正如郝柏村先生所说,还应有“免于污染的权利”。所以在环保教育上,均深值政府与民众有此共识,然后才能共同努力,一起完成!
此所以联合国早在1972年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即曾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后并订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这与1970年所设立的“世界地球日”同样代表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世界环境日”的订定,其主要目的有四,1990年6月5日的《民生报》便曾扼要论述,也深值大家体认其中精神,作为今后环保教育的共识:
综合而言,“世界环境日”的精神,乃是要提醒全世界人类:为了地球,也为了自己,人人均应珍惜地球的种种恩赐!
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张载所说“乾为父,坤为母”的精神,提醒人们要能以孝敬父母的心情,珍惜地球的恩赐,并且尽心加以回报,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保哲学。所以值此全世界亟须建立完整的环境新伦理,以共同尊重地球之际,中国哲学尤其深具责无旁贷的环保教育使命!
事实上,早在1988年年底,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风云人物选”(Planet of the Year)便曾经特别以“濒临绝灭的地球”(Endangered Earth)作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其用心就在于再度提醒世人注重环保的工作,也可说深具环保教育的苦心与慧心。
该刊曾经用五项严厉的字眼形容现今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贪婪”“无知”“短视”“自私”以及“苛虐”[56],的确可说语重心长,寓意深远。
因此,《时代》杂志当时便邀请10个国家,33位学者专家,共同集会三天,讨论地球未来。最后建议四大课题,分别以“种源保育”“人口控制”“毒性废弃物”及“节约能源”对世界各国呼吁,深值作为今后保护地球的教育共识:
另外,1980年“国际自然及天然资源保育联合会”(IUCN)、“联合国环境计划组织”(UNEP),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曾经共同完成“世界自然保育方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被称为“世界性的自然保育经典工作”。其中对“自然保育”曾定义如下:
这一段定义,固然有其保育自然的正面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其宗旨,便知仍未跳出人类自我中心的功利主义立场,所以文中不但强调要对“现今人类产生最大而持续的利益”,而且还要满足“后代人们的需要与期望”。由此来看,今后若要真正做到视万物为平等的价值,仍然有赖不断宣扬正确的环保观念才行。就此而言,中国先哲的重要精神,实在深值及早弘扬与推广!
在1988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态保育大师乔治·谢勒博士——他同时是国际野生动物保育负责人——曾经到香港访问。他对自然保育工作的几项原则,很有见解,值得引述,作为自然保育的共识:[58]
这几段话,语重心长,尤其提醒人们,保育工作,没有胜利,“只能使失败暂缓产生”,[59]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不过,笔者认为不用太悲观,如果今后环保教育均能从根做起,并真正广为宣扬中国先哲的精神,促使更多人们能够体认万物含生、物物相关,以及物我合一等信念,进而身体力行,相信人与自然众生仍能真正和谐并进,而那正是自然保育工作的真正胜利!
因此本文最后,针对环保教育的方法,愿特别强调一项根本共识,即——一切环保教育,均应从儿童开始;即使对成人教育,也应以唤醒其童心为重点。
此中原因,一方面因为赤子童心最能亲近自然,二方面因为赤子童心最能关爱动物,三方面则因为童心本身最为纯真无邪,因而也最能与自然合而为一。
此所以早在孟子,即曾强调,“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老子也明白指出,人心应归根复命,“复归于婴儿”。甚至极具批判性的尼采,其精神三变,也是由骆驼、狮子,而复归于“婴儿”。凡此种种,均在提醒人们,“不失赤子之心”,不只是人生哲学的名言,也是环保教育的名言!
另外,近代西方环保专家贝尔(Ernest Bell)更曾明白指出:
因此,贝尔清楚地强调:
著名的艺术家丰子恺一向强调“同情心”的重要,其六册《护生画集》堪称极为生动的环保教材。他也曾经强调:
换句话说,透过这种艺术的同情心,更能体认“物我合一”的境界,“美”与“善”在此也结为一体。而此两项,透过儿童的“真”,更形成浑然互通,“真、善、美”于焉更能浑然合一。
此所以丰子恺明白认为:
更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儿童的本质不但是艺术的,也是环保的。艺术与环保在“物我一体”中完全融合互通。
丰子恺对此说得很好:
中国哲学内,道家生命精神最接近艺术家,因而极能肯定“物我一体”,此即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65]至于儒家生命精神则接近道德家,因而同样极能肯定“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而这两者的共同通性,都是同情心,其中最能具体表现的人,则为赤子童心。
所以,今后环保教育,除了加强民众环保知识之外,最重要的,就在加强此种物我一体的“同情心”,而最有效的方法,即在从儿童开始即加以鼓励,并充分激发民众们的“赤子之心”。
相信,只要所有儿童能从小受到环保教育,而所有大人也都能永保赤子之心,则人人均可成为环保尖兵,处处均可发挥环保仁心,那才真正是环保成功的根本之道!
附注
[1]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N.Y.,1982,p.15.
[2]资料据1990年4月23日《自立晚报》引述内容。
[3]有关“酸雨”进一步说明,请见《大自然》季刊,1986年2月25日出版,第100页。
[4]有关“温室效应”,合众国际社曾以特稿说明呼吁世人警觉。详情请参1990年4月23日《自立晚报》。
[5]简又新《意识、共识与环保》,1990年台北市初版,第9页。
[6]同上书,第10页。
[7]同上书。
[8]同上书,第9页。
[9]同上书,第901页。
[10]《大自然》季刊,1988年8月出版,第92页。
[11]《大自然》季刊,1988年10月25日出版,第107页。
[12]引自《大自然》季刊,1986年2月25日出版,第105页。
[13]引自《大自然》季刊,1986年8月25日出版,第100页。
[14]引自方东美先生《生生之德》,台北黎明公司,1987年四版,第284页。
[15]同上书。
[16]同上书,第287页。
[17]庄子《知北游》。
[18]Quoted from R.F.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121.
[19]Ibid, p.87.
[20]Ibid, p.121.
[21]Ibid, p.161.
[22]Ibid, p.55.
[23]Ibid, p.55.
[24]Ibid, p.87.
[25]Ibid, p.33.
[26]Ibid, p.33.
[27]Ibid, p.3.
[28]Ibid, p.3.
[29]Ibid, pp.3—4.
[30]Ibid, p.4.
[31]Ibid, p.121.
[32]Ibid, p.3.
[33]Ibid, p.13.
[34]Ibid.p.199.
[35]Ibid, p.199.
[36]Ibid, p.199.
[37]引自1990年4月23日《联合报》中译内容。
[38]A.Schopenhauer,“On The Basis of Morality”,Quoted from The Extended Circle, ed.by.J.Wynne-Tyson, Paragon House,1988,p.310.
[39]Ibid, p.308.
[40]Ibid, p.260.
[41]引自《大自然》季刊,1986年2月25日出版,第107页。
[42](唐)李通玄《造论》,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初版。
[43]R.F.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p.161.
[44]《易经》,乾文言传。
[45]引自《大自然》季刊,1990年1月25日出版,第114—115页。
[46]同上书,第119页。
[47]Jim Normoan, Spiritual Ecology, Bantam Books,1990,Chap 2&6.
[48]Paul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rts 2—3.
[49]Ibid.p.71.
[50]Ibid, p.116.
[51]Ibid, p.90.
[52]Ibid, p.41.
[53]诸葛阳编著《生态平衡与自然保护》,台北淑馨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92—193页。
[54]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页。
[55]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台北幼狮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第三章曾经专论“道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深值参考。
[56]《时代》周刊,1988年12月号。亦可参《大自然》季刊,1989年1月25日出版,第3页。
[57]《大自然》季刊,1986年5月25日,第12页。
[58]引自《大自然》季刊,1988年8月5日出版,第55页。
[59]同上书。
[60]Quoted from The Extended Circle, p.13.
[61]Ibid.
[62]《丰子恺论艺术》,台北丹青图书公司,1988年再版,第131页。
[63]同上书,第131—132页。
[64]同上书,第131页。
[65]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