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人与人”应如何相处,是人类伦理学的重要课题,“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则是“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课题,这是西方近十年才逐渐兴起的学问,却是今后整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极重要学问。

“非洲之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曾经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对于这项重要工作:

人类已经失去了能力,既不能前瞻未来,也不能防患未然。他将在毁灭地球中同时灭亡。[1]

史怀哲这段话看似危言耸听,其实却深具苦心。

卡森女士(Rachel Carson)早在1962年就曾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因为人对自然长期而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连“鸟都不叫”“河都去世”,因而自然必定会“反击”。[2]如今匆匆又已过了将近三十年,放眼全球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情形,竟然更加恶化,更加复杂,如果人们再不能共同合作,长此以往,史怀哲的预言,恐将真正不幸而言中!

因此,西方“生态保育之父”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很早就曾提醒世人,应视地球为“同一社区”。唯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视物我为一体,在此“地球村”中,人人深具“生态良心”,尊重自然,互助合作,才能真正开创共同的光明!

这种呼声充分证明,生态保育与环保的工作,应该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也超越意识形态。不独在西方,即使苏联也于1990年出版一部名著,呼吁世人共同《拯救我们的地球》(Save Our Earth),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3]

整体而言,地球需要拯救、生态需要保育、环境需要保护,如今均已经在全球形成共识。然而,另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做?

迄今为止,从科技方面加强环保工作,还算比较容易,世界先进国家也有近二十年的经验。然而,如何从学理方面加强环保的哲学基础——“环境伦理学”,俾能深植人心,赋予环保工作更为深厚的动力,至今却仍然是一门亟待开发的新学问。

西方很多环保人士,均能了解此中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因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摸索中。但是因为西方传统哲学,长期以来缺乏环保精神,甚至一直以征服自然、破坏环保为主流思想,因而,这在西方等于要重新建构环保哲学,一切从头开始,极为辛苦与艰难。所以,虽然他们有相当敏锐的省思与环保心得,但至今却仍然很缺乏深厚而完备的环境伦理学。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却深具环保的思想传统,不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肯定应以和谐互助为主——不像西方多半只以征服自然、役使万物为主,而且一直肯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乃至于“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像张载《西铭》更肯定应以孝敬父母的心情善待地球,此其所谓“乾为父,坤为母”,堪称最早也最高明的“地球环保哲学”。凡此种种丰盛的环保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内比比皆是,因而也正是当今建构全球性“环境伦理学”的最佳借镜。

尤其,中国哲学不论儒、道、释、新儒家,均共同肯定大自然中万物含生、物物相关,而且旁通统贯、圆融无碍,因而形成了深值重视的“机体主义”(Organicism)。这种“机体主义”的环保精神,也正是当今西方环保人士所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

所以,综合而言,中国哲学深具环保的深厚传统,而当代西方又深具环保的实务经验,两者各有千秋。因此,今后如何透过比较研究,促使两者互通有无,加强合作,共同为全人类开创光明,乃成为极为重要也极为迫切的神圣工作!

笔者懔于此中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所以不揣学浅,特别以此专题,作为近年研究重点。先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开设相关课程,并将授课讲义整理成书,以期本书能成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的“环境伦理学”著作,并能透过中西比较研究,弘扬中国环保哲学的特性,促进国际学界的应有重视。

所以本书架构,系先做整体性的评论,因而在第一与第二章,分论“环境伦理学的现代意义”,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然后从现代眼光申论中国环保哲学,所以在第三、四、五、六章,分述儒家、道家、大乘佛学与新儒家的环境伦理学。紧接着再评论西洋环保思想,因而在第七、第八章分述西洋传统与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特性。最后则以整体性与前瞻性眼光,在第九章总论今后环保运动的方向。

扼要而言,本书宗旨,在于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环保问题,建构东西方均迫切需要的环境伦理学;并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评述西方环境思想之优点与缺点,作为今后东西方互补互济的重要参考。

唯因个人才疏学浅,所以仍祈各界高明能不吝指正,多多赐教。若能因为本书的抛砖引玉,而更开启仁人志士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风气,从而增进今后环保工作与功效,则何止是一人一地之幸而已!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1849—1914)有一段名言,极为中肯:

大自然对人心,不但可以治愈,也有鼓舞与激励人心的功能。[4]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859—1919)在其自述文中,就曾经明确提到,热爱大自然,对其一生“心中的欣悦,具有无穷的助益”![5]

另外,印度圣雄甘地(MK.Gandhi,1869—1948),也曾经极为中肯地指出:

一个国家的道德是否进步,可以从其对动物的态度中看出。[6]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人们对自然与万物是否能够尊重,正是今后衡量一个国家道德是否进步的标准,也是衡量今后整体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准,此中影响,实在既深且远,人人均不能再予轻忽!

因而,深祈本书之作,多少可以唤醒人心:重新亲近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从而保护大自然,真正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进。如果人人均能有此体认,重新省思人对自然的应有态度,进而以尊重生命的心境爱护大自然,那何止是自然之幸,同样是人类之福!

本著作之完成,经由“中央”大学哲研所三位研究生石慧莹、朱柏熹与游惠瑜的费心整理与誊稿,也应在此特表感激之忱。

先师方东美先生学贯中西,一生以弘扬中国哲学为己任,尤其以对弘扬中国哲学“机体主义”的贡献极大。所以笔者在撰写本书时,经常念及方师的风范与教诲,对其多年的督促与期勉,尤其念兹在兹,不敢或忘。谨以本著作之完成,敬献方师在天之灵,以示心中永怀纪念之忱。

另外,方师生平专心学术工作,有关生活起居均由师母照料,方师母高芙初教授不但本身在台大等校培育英才很多,而且她含弘厚重的坤德,正是中国文化所说“大地如慈母”的最佳精神典范,多年以来,同样深受各期学生的共同敬重。本书初版印行之际,方师母已逾八旬高龄,因病长期住医院中,此中国大陆版印行时,方师母已经仙逝,所以,也谨以本书强调回馈大地的精神敬献给方师母,以示心中真诚景仰之意。

是为自序。

1991年3月29日原版序

1996年中国大陆版增订

附注

[1]参见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Houghton Mifflin Co.,Boston,1981年印行第二十五版,扉页。

[2]同上书,尤其可参考第八、九、十五章。

[3]Mikhail Rebrov, Save Our Earth, tran.by Anatoli Rosenzweig, Mir Publishers, Moscow,1990,pp.168—175.

[4]Peter Browing, John Muir In His Own Words, Great West Books, Ca.1988,p.64.

[5]TheodoreRoosevelt, Wilderness Writings, Gibbs M.Smith Inc, Salt Lake City,1986,p.292.

[6]Wynne-Tyson, The Extended Circle, Paragon House, N.Y.,1989,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