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贝尔

正当这本小书编辑完毕准备交付印刷之际，我刚刚从日本参加东京地区多所大学2011年联席研讨会返回香港。清早六点钟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最亲近的小兄弟、我们一起在哈佛文理研究院读博士学位的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凯尔的电子邮件——他近年来忙到难得一年发送我三条电邮——标题便是“Daniel Bell”尊名。我立时萌生不祥之感，果不其然：

Thursday, January 27，2011，7：21 pm.

Condolences, old friend, on the passing of your mentor.He was pleased to hear your name whenever I mentioned it through the years.He was quite a force of intellect.

Kal

[请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导师去世了。过去这些年里每次我见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欣悦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伟人。

凯尔　周四，2011年1月27日，下午7点21分]

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报刊和文化学术网站的报道已经有许多条，其中以《纽约时报》于贝尔先生逝世当天1月25日发布的评论性讣告最为言简意赅。该文在贝尔的等身著作里，着重提及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思想史上撞击力特别强、穿透力特别深的三部：《意识形态的终结》、《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及他和克立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一道创刊、日后成为全美国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的刊物《公共利益》杂志。《纽约时报》的评论性讣告说：在苏联体系崩溃三十年之前，贝尔就剖明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政治活力，靠对未来千年盛世的预言许诺来鼓动民众牺牲的说辞正耗尽元气，这便为新观念打开了激励人心和行动的空间。在1970年代初期，贝尔瞻望到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即将迈入以服务业——其核心是科学知识的创造及其技术应用——为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泉。贝尔四十多年前同时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愈益依赖于以信用卡为手段的大众消费，刺激物质享受贪得无厌，私人债务日积月累，销蚀着韦伯和陶尼（R.H.Tawney）所推崇的资本主义起步时期的一整套价值观。

多位英文网站上的评论员当然也忘不了引用贝尔早年自我定位的那句“三位一体”的名言：“在经济领域里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里我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领域里我是保守主义者。”贝尔虽然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大宗师之一，倒是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克立斯托尔对他有深度理解，称他为“新保守主义阵营里最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心胸的一位”。我翻出珍藏的贝尔老先生当年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他讲课纲要的原稿、签名送我的所有著作、写给我的信件，里面处处透露出这种博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众家之长的批判思路和普世关切。他寄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2002年元月签名的刚刚发行的第三版《激进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Third Edition），此书第一版是1955年编辑发行的。我收到的他邮寄给我的最后一封老式信件——出自于他用了好多年的那架古典打字机，上面有他手写的更正字母——署着2002年4月22日的日期，从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显著下降。

他邮寄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相当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发出的，里面夹着一张日本印制的画片，是在日本古墓里出土的中国文物，看起来像一架古代的灯座，其实是一座小型的绿釉陶瓷楼阁，老先生不认识画片背面的汉字和日文，也许把它当做了灯座。老先生写道：“眼下正值Channukah，犹太人的灯光节，它是纪念基督诞生前一世纪犹太人反抗叙利亚统治的那场有名的战斗。当犹太战士们重新夺回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圣灯座（叫做Menorah）旁只剩下一点点灯油。根据传说，奇迹出现了，那一点点灯油持续燃了八天八夜，直到更多灯油被找来为止。所以后来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旅居香港的——都会在已经名为Menorah的纪念期点燃一支蜡烛，连续八天八夜。今天晚上马若德教授和他的儿子要来我们家聚餐，我们将点燃一支蜡烛，也将为你的健康喝一杯。”

我要在明年老先生的冥辰，点燃一支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