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心头之痛

上面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五写于差不多二十三年前，那是一个令我伤感不已的凄清初夏。2010年初夏，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李宗陶女士来香港作访谈，问我：“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我带着几分抑郁不欢地答道：“老爷子现在基本住在养老院里。我前一阵去Cambridge（波士顿近郊的我认定是全美国最伟大的小城）一个星期，每天给他家打电话，只能跟录音机讲话。找遍了我能打上电话的他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本人。我想可能以现在的健康状态，老先生不大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长跑，我的老师大概已经跑到395米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差不多跑到300米了，很快的。人生就是一圈长跑。”

喜爱读复杂书籍的李宗陶接着问：“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我说：“他原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的人物，年轻时是激进左派，偏向于托洛茨基派。跟欧文·克立斯托尔（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义的始祖之一、《公共利益》杂志的创办人）一样，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在纽约市大街上跟另一些托洛茨基派激进分子作演讲呼吁大闹世界革命的，他们那时候的主要想法就是要用暴力革命在全世界推出一个最公平的制度。但后来，他们看透了极左派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对新左派人士说，你们现在讲的那些乌托邦，我们年轻时基本上都讲过，不过后来我们知道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看着斯大林没有走通，毛泽东也没有走通。”

新千禧年降临之后不久，《泰晤士报》书评专版编辑部向广大读者和评论者征求意见，推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文世界最重要的100本非小说类著作，结果贝尔的两本著作上榜——《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高等教育纪事》周刊请美国教育界提名二十世纪有关教育研究的最重要的50本著作，贝尔的《通识教育的改革》入选。他获得的西方著名大学和一家日本名牌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7项，几乎所有社会学的重要成就奖都授予过他。

但老先生却从来无缘访问中国内地，他说他只是在1960年代后期访问过香港，隔着铁丝网边界线用望远镜朝北边的广东省地盘扫描了几分钟，那个年头中国正在轰轰烈烈、打打砸砸地大闹“文化大革命”。老先生八九年前就患有日渐严重的糖尿病，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得不坐轮椅了。他周围的老同事说他“大脑里有太多的知识学问，对他虚弱的双腿来讲是太过沉重的负担”。

在他身体状况能够访问中国内地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无机会安排他来访。待到我有机会甚至有能力安排他来华访问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允许他长途跋涉了。

这是我这个学生永远的心头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