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哈佛的引路人

一年以后，我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出国之前，我的恩师苏绍智先生给我开了几个他熟识的美国资深望重的学者的名单，其中第一位就是马若德。我一到美国，马上就跟他联系，他马上就说，要安排请我去哈佛大学做一场小型学术报告，这对于一个初到美国去念书的学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虽然是拿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去的美国，但是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的那个水平的英语在班上是经常受两个美国同学歧视的。我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清，那种歧视都已经写在他们的脸上和眼神里面了，意思是你这号傻瓜还配到我们美国来读书拿学位？这让我很难受。当他们听说我要去哈佛发表一个Talk的时候，简直把他们给震傻了。

那次我在哈佛做报告，经过马若德的安排，来了很多人。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实在是太初级阶段了，实在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只能在黑板上画示意图。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谁知道这一点使在场的一位大学者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这个大学者是Harris White，他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也是社会学系研究生项目的主任。他是世界上用数学方式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开山鼻祖之一，这个人原来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学数学出身的，这使他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很喜欢画图。他发现我也喜欢画图，合他的风格，不过我喜欢画图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很好，而是因为我的英语太差。他由此认为我的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其实我只能算是歪打正着，口吃说不清唱歌代替，被人误以为是艺术天才。

马若德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正是由于他认为我到哈佛去念书对我的视野拓展、专业发展更好，所以他就把哈佛与我的专业学习相关的最重要的几个教授都邀请来听我的演讲，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当面交流。就是那次报告会之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开始认真考虑，要我到哈佛去念书。1984年11月份，我提出了书面申请，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录取了。为了让我能够全力集中在学业上，马若德特意推荐我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一份是哈佛大学的，一份是福特基金会的，那时候他已经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了。正是马若德把我引入了哈佛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一书的扉页，写着将该书敬献给他的原因。

我在哈佛申报念的是社会学系，马若德在我入学后不久曾很婉转地问我，为什么不申报到哈佛政府系去读博士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情境，我真是感慨万千！哈佛的政治科学系不叫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而是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直译就是“政府系”。虽然我进哈佛是美国人给的钱，但是身份上属于“自费公派”——那个年代我们这样在国内拿过硕士学位的出国深造，都必须强行摊派到“公派”一档——在选择系科时还得跟国内方面通通气。国内有关方面认为，进“政府系”好像不是去做学问，倒好像是去跟美国政府搞到一起。就是因为“政府系”这个字眼显得太敏感，国内认为我进政府系是去搞政治而不是搞学问，导致了关怀备至的误解。如果我进了政府系的话，我今天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和国际政治关系这些领域，哈佛大学政府系肯定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所以我一直都挺后悔。

虽然我进哈佛后与马若德在不同的系，但是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我也听过他的课。他的口才非常好，大约是在1987年初，那时候哈佛要加强对本科生全球视野的教育，就增加开设了几门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课程，当时的校长Derek Bok建议他新开一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马若德很受诱惑也颇为踌躇，觉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大事件，是很难给这些美国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讲清楚的。而当马若德1988年9月开了这门课后，哈佛校园里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场面：竟然有上千的学生要选修这门课，哈佛还没有这么大的教室，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学生，怎么办呢？哈佛校园里有个很古老的像文物一样的剧场Sanders Theater，平时不怎么使用，只有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启用（我们研究生院毕业生获授博士学位的典礼就是在那里面进行）。不过这个剧场也只能坐进去八百来人，最后只能靠“摇彩”选定，“摇”中了就来上，“摇”不中的第二年再来听课。那段时期我刚好是他的助教，亲眼见识了马若德的口才，面对那么多人，他不用讲稿滔滔不绝两个小时，讲的内容精彩万分。到2008-2009学年，这门课已经讲了整整二十年（这第二十年“金盆洗手”极具纪念意义的班里有一个学生，令马若德特别欣慰），成为哈佛校园里legendary，即“传奇性”的课程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