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20世纪诗歌研究
- 赵振江 范晔 程弋洋
- 5499字
- 2020-07-09 17:58:13
四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1864—1936）生于毕尔巴鄂的一个商人家庭，父母是巴斯克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是狂热的天主教徒。1880年在毕尔巴鄂高中毕业，赴马德里大学文哲系学习，从此对宗教产生了质疑，1884年获博士学位。1891年开始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1901年任该大学校长。1924年因批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里维拉将军的独裁统治而被流放到加那利群岛（富埃尔特本图拉岛），一年后逃亡法国。五年后，里维拉政府垮台，他重返萨拉曼卡大学并于1931年再度任校长，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当选国会议员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应当指出的是，乌纳穆诺虽然是反独裁斗士，但他对第二共和国（1931—1939）的作为也颇为不满。1936年他又因谴责佛朗哥的长枪党而被解职并遭软禁，两个月后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
乌纳穆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孤傲、耿直的性格令人肃然起敬，也给他招来了诸多责难；他的正义感和爱国热忱，在“九八年一代”的作家中堪称楷模。
他的家庭虽说算得上富有，但父亲早逝，加之社会动荡，他从小便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平静的生存环境和单纯的人际关系培养了他勤于思考和敢于担当的性格。他不满十一岁就通读了康德和黑格尔，二十岁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1888年起，经四次应聘考试，终于在1891年（二十七岁）获得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语言文学教授席位，三十六岁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熟悉几乎所有的欧洲哲学名家。他天资聪慧，学识渊博；洁身自好，对妻子忠贞不渝；无任何不良嗜好，常年用冷水洗浴。他在授课时没有教学大纲，情绪随讲授内容而变。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喜欢直接阅读原文。他桀骜不驯，孤芳自赏，颇有“舍我其谁”的风骨。在西班牙1998年第三期（总第15期）《号角》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文章，该文在结尾部分说：乌纳穆诺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杰出人才，是唯一敢于迎着风雨逆流而上的人，是个疯狂的智者。他就像高山上的一棵圣栎树，迎着呼啸的北风，上接苍天，根植大地，勤恳地播撒他的树种。该文还披露：当西班牙国王要给乌纳穆诺颁发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年在位）十字勋章时，后者身着平日穿的衣服来到王宫对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当之无愧。”国王听后感到十分惊诧并对他说：“真是匪夷所思，我给别人授勋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对，他们说得对。”[2]他的孤傲和耿直可见一斑。还有一件事几乎给他招来杀身之祸：1936年10月12日，在佛朗哥出席的开学典礼上，米连·阿斯特莱将军做完报告后，乌纳穆诺语惊四座，说出了“你们只能压服，却无法让人信服”的传世名言。当时这位将军气得暴跳如雷，高喊“消灭知识分子！”和“死亡万岁！”的口号。佛朗哥立即下令软禁了他。两个多月后，这位大义凛然的智者离开了人世。
乌纳穆诺的一生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度过的：和肤浅庸俗、麻木不仁的社会风气斗，与悲观失望、不求进取的民族情绪斗，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斗。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仅来自不公正的社会，也来自他不平静的内心。在他的心中，宗教与理性、意志与困惑、希望与失望的冲突从未休止过。无论在西班牙君主政体还是共和国时期，乌纳穆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超然、清高、自负的特点。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不畏强暴，也从未被名利所惑。他热爱祖国，利用一切机会讴歌她；却又“恨铁不成钢”，发出了“西班牙令我痛心”的慨叹。有关西班牙的这一爱国主题，在他的随笔《论纯正性》（1895）和《堂吉诃德和桑丘的一生》（1905）、游记《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1911）以及《西班牙：思想之旅》（1922）等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1896年，他的文章《人类的尊严》《爱国主义的危机》《西班牙知识界的青春》等发表在巴塞罗那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当时，该杂志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联系。但到了1897年，他便产生了精神危机：从理性转向唯心、从进步转向“反进步”，写了《人生是梦》（1898）、《法利赛人尼哥底母[3]》（1899）、《内心！》（1900）、《思想至上》（1899）、《信仰》（1899）等文章。这时的乌纳穆诺，对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的态度是“反对、怀疑与恐惧”。他贬低人类改善物质生活的努力，单纯强调精神的作用，这正是他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因。
乌纳穆诺在《我的宗教》（1910）一文中写道：“我一贯相信，固执坚定地相信：一个人的最高尚的品德应该是真诚，最令人不齿的毛病是说谎以及谎言的派生物：装腔作势、弄虚作假和夸夸其谈。我倾向把伪善之人称为恬不知耻。……更严肃地说，不说谎还不够，而且要说真话，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深信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讲赤裸裸的真话，我们就能相互理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嘴对着心说话，我们就能捐弃前嫌，化解猜疑，化解矛盾，肝胆相照。”
对乌纳穆诺的人品，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二七年一代”诗人达马索·阿隆索认为：“乌纳穆诺作为20世纪西班牙文学和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拉蒙·梅嫩德斯·毕达尔（1869—1968）谈到乌纳穆诺时说：“他虽不是公众喜欢的人物，但他是尽人皆知的人物。至于某些人对他憎恶，应另当别论。他受人批评但同时也深受敬佩。”
乌纳穆诺不仅是诗人，还是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岁才开始文学创作。作为“九八年一代”的领军人物，他创作了八部小说、十二部散文随笔、九部诗集和八部戏剧[4]。虽然他的主要的精力投入在散文与小说的写作上，但乌纳穆诺首先是个诗人，即使在他出色的哲学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与《堂吉诃德和桑丘的一生》里，也律动着诗的激情和节奏。他的诗作有《诗集》（1907）、《抒情十四行诗系列》（1911）、《委拉斯开兹的基督》（1920）、《漫步与观察》（1922）、《内在的韵律》（1923）、《黛莱莎》（1924）、《从富埃尔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巴黎）、《流亡谣曲集》（1928，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歌集》（1953，副标题为《诗的日记》）等。
从《诗集》起（1907），他就成了革新诗歌的先锋。当年最好的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都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一部自由体诗集，如他所说，是“秋天的花朵”，其中有十首十四行诗，响彻着三种深刻危机的回声：1897年的宗教危机、1898年的灾难危机和六岁幼子拉伊蒙德死后的叛逆危机。在题为《给生病的孩子》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从这首近似摇篮曲的感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领悟诗人对死亡的态度。《诗集》的创作灵感伴随着《圣经》的阅读，既体现了诗人痛苦的精神状态，也体现了他对卡斯蒂利亚的内心感受，这块热土是他神秘理想的殿堂。请看下面这首题为《卡斯蒂利亚》的诗篇：
《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萨拉曼卡》的长诗。在诗中，乌纳穆诺满怀奔放的灵感，以澎湃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和雄健的笔力，讴歌了这座对自己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城市：
在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之前，他在诗中赞美了引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纯诗”或曰“坦露的诗歌”。
1911年出版的《抒情十四行诗系列》，收录了128首诗，是在五个月内写成的。除了自身经历的元素外，诗人不断增加了对生死、虚无和永恒的思考。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风光，贯穿着乌纳穆诺诗歌创作的整个历程。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这部诗集是语言的颂歌、精神的血液和思想的化身。对他而言，精神和文字的融合如同灵魂和躯体的融合一样。
《委拉斯开兹的基督》（1920）是一首独具特色的宗教长诗，是乌纳穆诺重要的代表作。他效法神秘主义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路易斯·德·莱昂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的寓意接近了上帝之子。这首长诗标志着乌纳穆诺第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长诗从1913年开始创作，诗句由十一个音节组成，不押韵，但节奏如行云流水，日常用语与哲学和神学词汇相得益彰。在这种抒情的思考中，神秘的象征与临终的耶稣造型相互交融，诗人以此表达了自己对人性与神性融为一体的憧憬与追求。
《漫步与观察》（1922）中的诗篇是1908至1913年间创作的。卡斯蒂利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的景色，这些世间不同的自然风貌，对乌纳穆诺来说，都是“神”的某个部位的反映。出现在这位杰出的风景画家作品中的紧张与尖锐，正源于此。其中有些诗篇脍炙人口，如《在卡斯蒂利亚的一座墓地》《在格雷多斯》等。
《内在的韵律》（1923）的创作时间应在前两部诗集之前。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关注和将大自然视为“神”的形象或镜子的看法，首先是在这部诗集中出现的。
从《黛莱莎》（1924）起，诗人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创作。由于反对阿方索十三世和里维拉将军的独裁，乌纳穆诺于1924年2月20日被剥夺了教席并被流放。他首先被流放到富埃尔特本图拉岛，后从那里逃走。被赦免后，他决定流亡到巴黎，至1930年回国。《黛莱莎》是一首爱的颂歌，故事情节极富浪漫色彩，死神使两位情人永远分开。人间之爱与《委拉斯开兹的基督》中的神秘之爱或平行或对称地出现，过度的浪漫和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反倒影响了抒情元素的展开。
《从富埃尔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具有自传性，由103首十四行诗组成，是对自由的礼赞、对不公正的抗议，表达了一位被迫离开故土的诗人的哀怨之情。诗的格调激越、感人，是一部诗人内心的流亡日记，其中不乏最本真、最诚挚的意象。
《流亡谣曲集》（1928）创作于巴黎。诗集的标题令人想起何塞·马蒂的《流放的花朵》，乌纳穆诺对那位古巴诗人充满敬仰之情。诗作的韵律丰富多彩，十四行诗、谣曲、民歌，应有尽有。除了政治或社会批评，诗人还融入了内心感悟，这是乌纳穆诺在创作生涯中从未放弃过的，这种格调一直延续到他死后出版的《歌集》中。在《流亡谣曲集》中，作者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对祖国的回顾熔为一炉，格雷多斯的山峰和岩石往往是西班牙的象征。在某些诗篇中，诗人也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
大海的意象在诗集中频繁出现，使人联想到流亡者的孤独和由人类命运引发的不安。与精神和想象的升华相对的，是诗人对阿方索十三世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辛辣的嘲讽。“九八年一代”诗歌中标志性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在诗集中重复出现；作为英雄，在他身上体现了正义和自由的价值，体现了基督的品德。
在他死后二十年，《歌集》出版（1953），收录了他1928年2月26日以来的作品，共1755首，有的很短，最后一首诗是在他逝世前三天写的（1936年12月28日）。这是一部诗歌体日记，记录了他生前的意愿、记忆和希望，充满了铭刻在他内心的景色和形象。形而上学和宗教是全书的轴心。《歌集》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流亡途中的景色，巴斯克地区的面貌，内地的风光；大海的变幻和寓意；一天中不同的时刻，尤其是黎明、黄昏和夜晚；爱情，女性，妻子，家庭的幸福；人的命运；对时间和永恒的忧虑；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上帝的存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请看下面这首《歌》：
除了上述作品，乌纳穆诺还有不少诗歌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
乌纳穆诺在出版第一部诗集的时候，并未赢得广泛的好评；但是有一位在西班牙语诗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给他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现代主义大师鲁文·达里奥于1909年在阿根廷《国民报》撰文，对乌纳穆诺的《诗集》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后来又在信中肯定了他的诗歌天赋。尽管如此，乌纳穆诺的诗作并不属于现代主义范畴。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乌纳穆诺式的。他的语言简洁、平实，与西班牙语现代主义诗歌典雅、华贵的唯美风格格格不入。他形成了一种个性化、隐秘、自省的风格，哲学思考和宗教感悟不时闪烁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乌纳穆诺对生活的激情和对死亡的恐惧，表达了他面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的苦闷情怀。客观地说，乌纳穆诺诗作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又有哪一位诗人能做到每一首诗都是精品呢？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评价“九八年一代”的领军人物乌纳穆诺，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文人和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