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极化的世界

1946年夏，随着太平洋战争最后总结报告的发表，战略轰炸调查工作正式结束。至此，尼采已为美国政府工作了6年。战时经历使尼采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定放弃回华尔街当投资银行合伙人的机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应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的邀请，尼采再次进入国务院，担任国际贸易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此时正值杜鲁门政府公开冷战政策出台的前夕，对欧经济援助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此“铁幕国家”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冷战序幕已经拉开。进入1947年后，华盛顿在筹划对欧经济援助时，在苏联问题上已形成一种共识，即苏联的行为是基于一整套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如果苏联的势力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将对美国和西方的生存构成威胁。[82]而当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将主要是政治阴谋与颠覆活动，而西欧经济的不断恶化给苏联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重要机会。如果不能抢先一步采取措施，意大利、德国、法国甚至英国的共产党或其他激进党派极有可能乘虚而入，乱中夺权。因此，许多人在制定经济援助计划时主要着眼于政治目标，而且主要考虑援助欧洲。尼采当时认为，在斯大林战后宣布的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苏联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尼采所担心的是世界经济的整体恶化趋势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他认为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做出努力，而不应将目光局限于欧洲，尽管欧洲形势最为严峻。

很快，希腊和土耳其的危机凸显出来。英国此前一直是这两国的靠山，但此时由于自身经济困难，已无力继续提供援助，遂求助于美国。在艾奇逊（时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等人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很快就制定了援助计划，尼采也参与设计了经济方面的细节。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演说中宣称，当今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选择其一：

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突出特征是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的意志。它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对新闻和广播的控制、对象固定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83]

杜鲁门表示，美国决心“支持那些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颠覆企图”。美国的责任，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其自由制度，反对“把极权主义政权强加于人的侵略活动”，因为这样的政权将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害美国安全。他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

尼采认为，杜鲁门主义仅仅是出于支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目的，而不是要为在其他地区实施抵御共产主义威胁或苏联扩张的干涉政策寻找理由。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不过尼采也承认，杜鲁门主义的确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直接塑造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84]

杜鲁门讲话的一个副产品，是引起了人们对欧洲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关注。一个月后，根据国务卿马歇尔的指示，乔治·凯南组建了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其首项任务便是研究援欧计划。

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是国务卿的一个政策设计和顾问机构，它本身没有行动职能，主要任务是研究较具长期性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政策建议或解决方案。这些建议一旦经过国务卿批准，便成为国务院各行动部门的指导方针。通过与参联会和国防部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the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的协作，国务院政策设计室进而成为美国总统政治—军事咨询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凯南的政策设计班子很快就提出一系列报告，其中包括一份欧洲复兴问题的专门报告。1947年夏，凯南还在《外交》杂志上匿名发表了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85]，勾勒了遏制战略的基本轮廓，但对于遏制要取得成功究竟需要哪些条件或手段，却语焉不详，为此遭到沃尔特·李普曼等人的抨击。但尼采却很赞同凯南的一个基本判断：“长期、耐心地同时坚定、警觉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最终将导致苏联体制发生根本改变。”[86]

此时美国人最担忧的是欧洲的形势。尼采认为，美国曾犯过两次历史性的错误，一次是20年代坐视德国赔偿问题失去控制，另一次是30年代大萧条期间在政治、经济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因此面对二战后的欧洲局势，美国必须有所作为。

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提出了复兴欧洲经济的倡议，表示美国将向那些愿意合作的欧洲国家提供援助，此即所谓“马歇尔计划”。马歇尔在讲话中声称，美国此举“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为了应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美国的目标当然没有这么“崇高”。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马歇尔将军真的相信（我敢肯定他并不相信），反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这类柏拉图式的目标能够驱使美国人去从事他所设想的伟大事业，那他就错了。不过他把这说成是政府的目标，倒是完全合适的。[87]

马歇尔讲话稿的主要起草人是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而按照波伦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主要利用了三个思想来源：凯南主持的政策设计室研究报告、美国参与关贸总协定谈判的主要代表威廉·克莱顿就援欧问题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备忘录以及马歇尔本人的基本设想。[88]不过，“马歇尔计划”此时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援助数额、合作范围和实施方案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各有关方面进一步研究和磋商。

尼采随后也参与了欧洲复兴计划的具体设计和实施过程。他所负责的一个工作小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数据，分析和评估欧洲国家的实际需求。在寻求国会拨款的过程中，尼采还作为国务院的主要发言人出席国会的听证会，与那些对马歇尔计划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孤立主义者唇枪舌剑。大约经过40次听证会，尼采的体重也因此下降了15磅，拨款法案才获得众议院的批准。

一些批评者认为马歇尔计划过分局限于欧洲，忽视了其他地区。但尼采对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效果评价甚高，称之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成功和最积极的贡献之一”。[89]而他对杜鲁门竞选连任后提出的“第四点计划”，却大不以为然。在194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杜鲁门提出了下一任期美国的四项外交政策目标，最后一项就是媒体所说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宣称，这项“大胆的新计划”，就是要利用美国的科学进展与工业成就所提供的好处，“使欠发达地区的状况得到改善和发展”。尼采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类似于马歇尔计划那种需要当地各国积极主动、通力合作的援助计划，在亚洲和其他欠发达地区根本没有可行性。第四点计划的根本问题还在于缺乏明确、具体的目标。计划的实施部门仅仅专注于一些技术性问题，忽视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90]事实上，“第四点计划”并非马歇尔计划的简单翻版，并非短期的复兴与救急计划，主要也不是靠大量资金援助，而是着眼于长期发展，主要靠输出美国的知识、技术。该计划的实施，为战后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基本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91]

1948—1949年间，尼采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副手。在这段时间，尼采参与的一项主要外交活动，是柏林危机后在巴黎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以制止通货膨胀为由，宣布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决定将西方三国占领区内原本分别发行的货币进行整合，但却排除苏联占领区，发行所谓的西德马克。这一举措，是直接导致东西德分离的导火线。6月24日，苏联则以大柏林处于苏占区内，西方此举将对苏占区货币流通造成破坏为由，开始对西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水路通道实行封锁，希望通过此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柏林地区的目的。西方不得不对西柏林大规模空运物资。直到1949年5月12日，苏联才停止封锁。危机期间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事态，例如，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五国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4月，美国与11个西欧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时美国还加紧了扶植西德的步伐。

柏林封锁结束后，西方不得不同意苏联的提议，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对德和约以及奥地利问题。柏林封锁的直接导火线是币制问题，而尼采此时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因此由他协助凯南，负责起草美国在四国外长会议上的谈判方案。对于苏联的谈判意图，两人都毫无把握，能够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苏联人也许会提出外国军队先撤出德国，然后考虑德国统一问题的建议。尼采和凯南为西方三国设计了两套方案。“方案A”的设想是从德国分阶段撤军；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在四大国的集体控制下限制德国重新武装。“方案B”则不考虑撤军问题，但要求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向统一的目标迈进。同时对各占领区的单方面控制权作出限制，除了限制德国重新武装的政策需四大国一致同意才能改变外，其余问题按多数票原则决定。[92]这两种方案当然都对西方三国更有利。国务卿艾奇逊最后决定以第二套方案为主。因为，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肯定不会接受要求他们撤出东占区的任何方案。

外长会议于1949年5月23日至6月20日在巴黎召开。双方争论的实质，实际上是都要以自己一方为主来统一德国。在东西方对抗正在全面展开，双方对德政策发生逆转，德国迅速走向分裂的形势下，会议当然注定失败。无论是整个德国问题还是柏林问题，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在奥地利和约问题上倒是达成了协议，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直到1955年才最后解决。1949年8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德国正式分裂。

两个柏林，两个德国，两大阵营，两个世界，至此已成为现实，柏林此后一直是东西方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