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发氢弹的决策

有关核武器与常规军备问题的争论，此时还涉及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美国要不要继续研发热核武器、即氢弹？

研发热核武器的基本思路，是认为可以通过核聚变而不是核裂变过程来制造武器，而且这种武器所释放的能量可能是原来的裂变式武器的一千倍。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科学家就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聚变式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许多人仍然怀疑其可行性，或者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认为这样做并无必要。美国“原子弹之父”、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就是其中之一。他首先是质疑研制热核武器的可行性，其次还认为，即使美国能够成功，那也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其“近乎无限的毁灭性”对于世界和平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一旦证明这是可能的，（在他看来）这方面尚处于落后地位的苏联肯定会效尤。归根结底，如果彼此都没有这种武器，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也担心此举可能对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他甚至认为，研发氢弹或者过分依赖“某种种族灭绝武器”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107]反过来看，利连索尔和奥本海默认为，如果美国决定放弃研发，将激励苏联采取同样立场，进而双方可以寻求达成国际控制协议，从而缓和军备竞赛，摆脱全球核战争的幽灵。[108]利连索尔还向艾奇逊指出，由于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核武器的战略影响，更不宜仓促上马。这个观点倒是正中下怀，艾奇逊和尼采以此为由向国防部施加压力，要求加强防务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统一与协调。[109]

美国军方认为，必须通过研发氢弹来保持对苏核优势，这是美国除海军力量之外唯一有可能领先的领域。但国务院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凯南坚决反对研发，理由与原子能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如出一辙，他认为这将使美国的整个防务战略“与原子弹捆绑在一起”，完全无助于缓和冷战气氛，因为苏联本来就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优势心存恐惧，如果实施研发计划，几乎肯定会迫使苏联做出同样的决定，从而加剧核军备竞赛。[110]但凯南此时已孤掌难鸣，由于尼采的存在，凯南的观点不仅无法影响艾奇逊，在政策设计室也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艾奇逊和尼采原则上都倾向于支持研发氢弹。在他们看来，凯南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基于一个“根本错误的假设”——即便苏联的“态度和意图”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仍有可能实现核武器的国际共管——因而完全没有说服力。用艾奇逊的话说，“你怎么可能通过示范来说服一个偏执的对手放下武器呢？”[111]尼采则追问道，如果苏联有氢弹而美国没有，“世界会是怎样的情形？”[112]尼采还辩称，鉴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强大的常规军力以及核武器本身的性质，美国绝不能处于战略弱势，无论是单方面核裁军还是试图与苏联达成国际控制协议，都是不明智和不现实的。总而言之，为了应付“最坏情况”，研发氢弹尽管令人遗憾，却是必要的选择。[113]

为了做出抉择，1949年11月19日，杜鲁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索尔组成，目的是就“是否以及如何”研发这种“超级”武器提出建议。这三人又推出各自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负责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114]约翰逊的原子能首席顾问勒巴伦（Robert LeBaron）代表国防部，史密斯（Henry D.Smyth）和迪安（Gordon Dean）代表原子能委员会，尼采和艾奇逊的原子能顾问阿尼森（R.Gordon Arneson）则代表国务院。[115]由于凯南于1950年初离职，在艾奇逊的支持下，尼采成了工作小组的负责人。[116]

但三个部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分歧发生在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国防部主张制定一个紧急研发计划，以防苏联占据先机，从而导致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西方处于危险境地。[117]而原子能委员会则完全反对研发。因此，国务院的立场，尤其是尼采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118]

在一定程度上，尼采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如果事实证明研制氢弹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这对于世界的未来也许是一件好事。但尼采怀疑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的科学判断。尼采认为，如果研制氢弹在技术上可行，而且如果苏联拥有类似于美国的技术能力，那么就不能排除苏联已经着手研发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最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因此美国不能冒最终处于不利地位的风险。尼采主张，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弄清楚技术上的可行性，既不要仓促上马，也不能停止或推迟研究。这看上去是一种较为折中的立场，但本质上与国防部的目标是一致的。尼采的观点可能还受到了另一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的影响。特勒与奥本海默的观点正相反，他曾经告诉尼采，研制氢弹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19]

为了打破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的僵局，艾奇逊授意尼采在工作小组的最后报告中提出某种妥协方案。尼采很快意识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研发氢弹的决定与全面重审美国安全政策联系起来。[120]这是个一石三鸟的策略，既能够满足军方的研发要求，又能够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凯南的主张做出回应（他们认为美国防务政策不能盲目依赖核力量，希望明确界定其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重审美国安全战略，还有可能把常规军备建设提上日程。

按照这个思路，尼采起草了工作小组的最后报告，其中建议：

总统宜授权原子能委员会加紧研究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在进行足够的可行性试验之前，暂不决定是否利用热核反应实际制造武器；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根据苏联可能拥有的裂变式原子弹能力以及可能的热核能力，重新审查美国的政策目标。[121]

这个报告顺理成章地得到艾奇逊批准。艾奇逊对约翰逊的防务政策早已不满，他尤其希望改变目前防务战略与外交政策各自为政的状态，主张在探讨研发氢弹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同时，重新评估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使战略与外交统一、协调起来。[122]国防部长约翰逊本来不同意尼采的第三点意见，因为那实际上是要求重新评估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进而改变美国的防务战略，但为了确保国务院对研发氢弹的支持，他不得不对此表示默认。

最后决策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就做出了。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与特别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会议。杜鲁门只提了一个问题：“俄国人能否做到？”当他确信苏联也具备了必要的技术能力时，立即中止讨论，当场批准了特别委员会关于继续研发氢弹的建议。与此同时，杜鲁门还签署了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指令，要求国务卿与国防部长共同对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做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估。[123]由于此事由艾奇逊等人竭力促成，这实际上使国务院获得了设计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主导权。

杜鲁门最终决定研发氢弹，不只是出于与尼采等人一样的考虑，即不能让苏联单方面掌握热核武器，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方面，核武器比常规武器便宜得多，因此有助于将防务预算控制在较低水平，使杜鲁门能够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领域，从而缓和国内自由派对美国穷兵黩武、已变成“堡垒国家”[124]的尖锐批评。另一方面，研发“超级核武器”也有助于强化杜鲁门的反共形象，回击国内保守派孤立主义者认为杜鲁门政府对苏政策过于软弱的指责，减少由于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伪证案以及“丢失中国”等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125]

事实上，早在3个月以前，即1949年11月1日，斯大林就已经下令继续研发氢弹。

1952年11月，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这个核聚变装置重约10吨，块头类似一栋房子，尽管爆炸力在千万吨级以上，但根本不属于可投射武器。苏联也于1953年8月进行了首次试验，但爆炸力不到30万吨，一些科学家甚至怀疑那不过是一个经过某种改进的裂变装置。1955年苏联试爆了一件“真正的”核聚变武器，释放的核能在百万吨以上。也就是说，苏联比美国更早制造出可用的热核武器。

尼采后来就此评论道：“现在看来，毫无疑问，如果杜鲁门当时没有作出那种决定，苏联人在50年代末就会获得无可动摇的核优势。”[126]在苏联氢弹研发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暂停或永久取消热核武器研发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断定为要么是诡计与欺骗行为，要么是愚蠢和虚弱的表现。对于这两种情况，[苏联的]反应都将毫不含糊：绝不落入圈套，并立即对敌人的愚蠢行为加以利用。”[127]

不过，在艾奇逊和尼采看来，面对1949年以来日趋严峻的战略形势，研发氢弹的决定充其量只是一个局部的应对措施。他们实际上认为，改善西方安全处境的关键在于常规军力建设，而非继续依赖核战略。后一点虽然与凯南的看法一致，但理由却不尽相同。除了担心过分倚重核武器会导致许多潜在的政治、军事消极后果，艾奇逊和尼采还相信，苏联经过追赶在核力量、包括可能的热核力量方面与美国形成战略均势，只是早晚的事情。因此，缩小西方与苏联常规军力的差距才是当务之急，而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美国的安全战略。[128]

总之，艾奇逊和尼采充分利用氢弹研发问题上的决策契机，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新评估问题提上了杜鲁门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使国务院，尤其是政策设计室掌握了战略规划的主动权。在研发氢弹决策过程中起到突出作用的尼采，则从此脱颖而出，正式进入美国安全战略的决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