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形成
传说中国上古时期曾有过一次“绝地天通”的文化事件: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15]由此,民神二分,政教合一,地与天、民与神之间形成了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个世界的雏形,从而为中国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原始氏族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发展为国家组织形式时,原有氏族社会习俗(“礼俗”)随之逐步发展为国家体制(“礼制”)。“三代之礼”(“夏礼、殷礼、周礼”)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三代文化对于中国哲学传统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有着深远影响,如夏之于墨、商之于道、周之于儒等。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是一个有损有益的历史继承过程:“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相比“夏礼、殷礼”,“周礼”无疑是“三代之礼”的最高阶段:“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6]
西周以来,“中国”“华夏”两个观念逐渐形成。“中国”是对于“四方”而言,“华夏”是对于“夷狄”而言。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自觉,推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哲学传统得以进入一个轴心时代,其中的关键应当归结于殷周之际“文化革命”。现有甲骨文材料可以证明,殷商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周作为西部一个较为落后的部族,取得政权,就必须把政权的合法性由天转移到德。而天对德的选择无法体现,则体现在民。因此,“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7]这里就出现了周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8]为了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周公(姬旦)制定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制礼作乐”[19]的“意识形态纲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亦即“得民心得天下”之类伦理政治(德治)策略。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沿着周公这一路线形成发展的。
周代文化的基本构架
传说商周之际出现的《周易》和《尚书·洪范》分别提出了“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标志着中国哲学传统的开端。
所谓《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包括“卦”“卦辞”“爻辞”,共分上、下;“传”是解释经的,包括“彖传”“象传”“系辞传”,各分上、下,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计十篇,统称“十翼”。相传“卦”为伏羲所画:“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0]这个记载展示了初人由直观而猜测,创始文化(文明)的景象。又传“辞”为文王、周公所作,“传”为孔子所作,其实“经”是殷周之际的作品,“传”是周秦之际的作品。“周”,一指周朝,二指周到或普适;“易”有三义:简易、变易和不易。《周易》企图把宇宙简单化,用两个基本符号(“——、—”)及其排列组合(64个卦象)来表达普遍适用于万事万物的变化与常态,属于象征主义体系,以符号来模拟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既有科学思想的萌芽,也是迷信观念的胚胎。
所谓《尚书·洪范》,相传为箕子所作,是殷周之际的作品。《洪范》托箕子言,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21]“洪”是大,“范”是法。《洪范》用五个基本范畴(“水、火、木、金、土”)及其“相生相胜”来表达普遍适用于万事万物的变化与常态,属于类比主义体系,以范畴来表达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其效用类似于《周易》。
阴阳八卦图
五行图
所谓三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夏商周只是作为宗主国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声望。多元的社会形成多元的文化。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并起,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社会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均已达到鼎盛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传统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纵横、杂为代表的“诸子百家”。
在而后历史发展中,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和道家(以老庄为代表)在中国哲学传统中逐渐取得核心地位。但儒、道两家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地位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名、阴阳、兵、农、纵横、杂诸家就不具有从总体上建构中国哲学传统的可能,法家在根本上也不具有同样的可能。只有儒家、墨家、道家才有可能。当时,儒、墨并称“显学”,此外还有杨朱、道家。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不是杨墨,而是儒道成为中国哲学传统核心。其中的奥秘无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选择机制所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革,导致“礼坏乐崩”。由此,孔子“以仁释礼”,孟子“以义阐仁”,进一步将“礼制”发展为“礼教”(“仁义道德”),并提出了“仁政王道”,发展了周公的伦理—政治策略。孔孟标榜“仁义”,中国成为“仁义之邦”。此后,荀子进一步将“礼教”发展为“礼法”。
孔子“周游列国”,开私人讲学之风气,“化三千,七十二”。儒学以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本,蔚为大观。其中的正统是孔孟之道,又称“礼教”“名教”,亦即“仁义道德”。尤其孔子,经过后人不断阐释,俨然成为中国哲学传统人格化身。其实孔子并不自称“圣贤”,不过自称学者而已。在他生前,他的弟子(如颜渊等)把他看作是一位道德和学问的导师。在他死后,孔子首先被他的弟子所圣化,如子贡等把他比喻为“日月”和“天”,不可企及。孟、荀对立,但在师承孔子上却一致。司马迁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2]于是,孔子赫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领袖,诸如“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
孔子杏坛讲学图[明]吴彬
老子骑牛图[明]张路
儒家对待道家一直比较宽容。这是因为道家虽然对于儒家有所批评,但是道家主张“隐世”,儒家主张“显世”,二者并不构成根本冲突。司马迁记载了孔子对于老子的评论:“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23]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描述,表达了孔子对于老子应有的印象。
孔子圣迹图:问礼老聃[明]张楷
儒家得以成为正统,其中的关键应当归结于孟子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批判”。孟子“距杨墨,放淫辞”,意图“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之所以主要以杨、墨两家为批判对象,是因为杨、墨两家具有与儒家相当的社会知名度以及社会影响力(儒墨并称“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杨、墨两家思想正好相反——“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孟子却认为二者殊途同归:“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的结论是:“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24]经过孟子批判,杨、墨两家自此往后成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墨学成为“绝学”,曾在近代有过一度“复兴”)。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出现统一趋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统一趋势。但究竟如何统一却起码存在两种方案:一是“杂糅百家”(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其实质是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二是“定于一尊”(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其实质是建构一元化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周秦之际,出现了几篇类似思想史、学术史或哲学史的文章,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都在总结“百家争鸣”,并且都在主张“定于一尊”。
《庄子·天下》认为原本存在一个“道术”,无所不包,其中道理有小有大,有精有粗。曾几何时,“道术”“为天下裂”,成为“方术”,“诸子百家”均为“一曲之士”,作者对他们有褒有贬,唯独对关尹、老聃(“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周有褒无贬,但作者也承认他们所得到的,并非道术全体。[25]这里代表了道家的观点。
荀子将“十二子”划分为“六说”,认为他们(包括子思、孟轲)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却有见于此而无见于彼,蔽于此而不知彼,均为“邪说”“奸言”,唯独仲尼、子弓得到作者称许:“若夫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26]这里代表了儒家的观点,明确主张以孔子儒家思想来统一诸子百家学说。
韩非子批评儒墨“显学”均为“愚污之学,杂反之行”,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诸子百家”属于“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27]这里代表了法家的观点,明确主张文化专制主义。
秦灭六国,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确立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这就结束了多元社会和文化形态,开启了一元社会和文化形态。但“定于一尊”究竟定在哪家?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大致起于秦始皇,止于汉武帝。
秦始皇采纳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及李斯关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意见和“焚书坑儒”的主张。秦重法家,二世而亡。
汉初(汉高祖、文帝、景帝)重道(法)家(黄老之学),主张“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8]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从而成为正统。儒家成为正统之后,兼收并蓄,建构中国哲学传统。
秦汉之际文化基本格局的变迁
儒家哲学
“儒”者柔也。人需为“儒”。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儒”是指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士的通称,与“侠”(武士)相对应。从前者演化为儒家,从后者演化为墨家,儒墨并称“显学”。儒家以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业。“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29]
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是近人事、远鬼神;重人伦、轻物理。孔子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30]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伦”指人际关系。儒家从“人伦”中划分出一个“天伦”来,并且以“天伦”为“人伦”之基础。如果我们将“人伦”理解为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天伦”即人际天然(自然)关系(亲属:血亲、姻亲关系)。人际自然关系是人际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伦”(“天伦”)之“道”或“理”(先秦用“道”,宋后用“理”)是儒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伦理”之“理”并非等于“物理”“事理”“天理”之“理”。这个“理”是“性理”“情理”“伦常日用”之“理”——日常生活之“理”。
儒家的主流是孔孟之道。孔孟思想的核心是“仁”“义”思想。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1]亦即发扬光大周代文化,将周公所创制的制度文化(“礼制”)提炼为精神文化(“仁学”)。孔子(孔丘)思想主要记载于《论语》中,其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建构具有重大而又深远影响的:
一是“天命”观念。孔子关于“天命”未做出任何明确规定,而是强调“天命”对于人的不可知、不可说和不可为的神秘。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2]然“天命”不可为而“人事”可为。在“天命”观念上,应当注意孔子没有把“天”人格化,但却把“命”神秘化,因而既拒斥了宗教,又拒斥了科学。
二是“仁”学以及“复礼”“正名”观念。这是孔子核心思想。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孔子释“仁”:一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二曰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有言:“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33]“仁”者亲也。二人为“仁”。这就是说,“仁”,是指建立在人际(以血缘为基础)关系以及代际(以血脉为基础)传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它在空间三维——人际(血缘)关系以及时间一维——代际(血脉)传接上均可无限延展。它将有限的人类个体之“己”(“私”)安置在无限的人类总体之“群”(“公”):人际(血缘)关系的无限之“网”以及代际(血脉)传接的无限之“链”中。“仁”的核心内容是“忠恕之道”。其基本原则有两个方面:一为“忠”。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亦即尽职尽责,充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对于他人的责任,这是积极的面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为“恕”。如心为“恕”,“推己之谓恕”,亦即将心比心,这是消极的面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礼”则是“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子有言:“礼之用,和为贵。”[34]“复礼”有内向和外向两个层面:内向的“复礼”是“克己”,就是克除自己身心的由人为所附加的不合乎礼(比如来自欲望)的东西,从而恢复合乎礼的状态。因此,“复礼”是源自人情的,就是回归原本的人性——没有沾染欲望的本性。礼建立在内在的人性的基础之上,但也是一个外在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外向的“复礼”是“正名”。“礼”是礼仪,“名”是名分。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必也正名乎”,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5]。但是,“己”(“私”)是通过“分”构成“群”(“公”)的。“分”的主要标准是亲疏贵贱。从“爱有差等”到“泛爱众”,是“仁”的基本路线。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36]总之,“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其基本方法是“能近取譬”,亦即“由近及远”。因此,“孝悌”是“人之本”。有子有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37]以“孝悌”为“人之本”,不是作为人的本质,而是成为人的根本。这就在人际(血缘)关系以及代际(血脉)传接纵(父子)横(兄弟)两个向度上将中国传统宗法等级制度构造起来,以伦理社会为政治社会基础。从人的生物超越性(血缘生殖)中构建人的社会超越性和人的精神超越性,是儒家哲学的基本路径。其基本特征是伦理的“耻感”和审美的“乐感”,“人际情怀”和“历史情怀”。
三是“中庸”观念。孔子将“仁”与“知”结合起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道德自觉也就是对于伦理规范的理性反思。“中庸”原则是理性原则在伦理道德上的表现。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境界:“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无可无不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颐注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注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并非一个绝对的道德规范,而是情境化、现场化和时机性的。其次是“狂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次是“乡愿”,为人乖巧,处世圆滑,是一切原则的丧失:“乡愿,德之贼也。”[38]
孔子“仁”的基本构架
从孔子到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孟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39]孟子(孟轲)思想主要记载于《孟子》中。主要思想:
一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观。孟子将天与人、心性与天命结合起来,并以心性去贯通天命:“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40]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宇宙观。
二是“性善”“良知良能”的人性论。在孔子“仁”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义内在”,为孔子的“仁”建立起内在而又超越的根据。“义”者“宜”也。也就是说,“义”是“仁”的主体自觉践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41]其要义是通过“自律”之途径达到“德治”之目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提出“四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42]他由此提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43]他将“大体”与“小体”对立起来,由此将“大人”与“小人”对立起来,并将理性凌驾于感性:“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弊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44]孟子所谓“大丈夫”就是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5]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人性论。
三是“仁政王道”“民本”的社会理想。孟子由“不忍人之心”推导出“不忍人之政”:“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认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因此,“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但是他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提倡“仁政”“王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6]孟子由此提出“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7]然而,孟子极力维护社会分工、等级、阶级制度。他将“君子”“大人”与“野人”“小人”对立起来,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48]
总之,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这是一条“内圣”的路线,最终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文化结构。
可以与孟子相比较的是荀子。荀子(荀况)思想主要记载于《荀子》中。主要思想:
一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观。荀子既承认客观规律性,又强调主体能动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所谓“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所提出的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哲学命题。荀子提出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于制造—使用工具:“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49]
二是“性恶”“性伪之分”的人性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与自然之“性”相对应,人为为“伪”。“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与孟子“性善论”强调“先天”“自律”“德治”相对立,荀子“性恶论”强调“后天”“他律”“礼治”。“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50]
三是“明分使群”的社会历史观。荀子指出了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历史意义:“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疆则能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这也就是所谓“明分使群”。“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由此指出了“礼治”的起源与本质:“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51]
荀子以“天人二分”“性恶”来反对孟子“天人合一”“性善”,从“礼”到“法”,这是一条“外王”的路线,最终构建了儒家的政治文化结构。
同样以孔子为宗师,孟子被人们认为是“醇儒”,而荀子则被人们认为是“杂儒”。由此引出“内圣”“外王”两条基本路线。内圣之道是心性儒学,外王之道是政治儒学。儒家主流(孔孟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末,这就是儒家的伦理—政治文化结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孟“仁义”精神以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为本位,以伦理的态度来对待人与人(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伦理的人本主义(社会—家族本位主义)。
与原始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相关联,对于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还有:
《易传》是对于《周易》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52]这些都是《易传》著名思想,其中表现了具有刚强气质的生命意识。
《礼记·大学》传说是曾参的创作,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伦理—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3]“三纲领”“八条目”都是先“内圣”(心性),后“外王”(政治),先后属于本末体用关系。
《礼记·中庸》传说是孔伋(子思)的创作,把孔子“中庸”思想提升到哲学之本体论高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以“慎独”“中和”为人格理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以“成己”“成物”为人生理想:“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54]
《礼记·礼运》提出“大同”社会理想,与“小康”社会现实相对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55]这里,“大同”是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小康”是小农经济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