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三次另类文化的挑战和状态各异的应战：第一次是所谓“夷夏之辨”。“夏”是“华夏”（亦即汉族），“夷”指“四夷”（亦即周边少数民族）。总起来说，“华夏”（汉族）文明比较先进，而“四夷”（少数民族）文明尤其势力比较大和威胁比较大的北方少数民族文明则大多比较落后。因此，在“夷夏”间，“华夏”（汉族）文明总是能够征服“四夷”（少数民族）文明，甚至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汉族在政治上被少数民族征服时，少数民族依然在文化上被汉族征服（如蒙元、清朝等王朝）。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3]正是这个意思。这就在中华民族心理上养成了中央大国的文化心态。

中国思想学术自周秦之际至秦汉之际属于子学时代。所谓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如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墨家（墨子）、道家（老子、庄子）和法家（《管子》、韩非子）等，通过“百家争鸣”所建构的原创思想学术，体现了思想、学术、文化的鼎盛。

自周秦之际至秦汉之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时期，形成了“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外道内法”的基本结构。儒家从血缘生殖这一人际自然关系中建构人际社会关系，形成伦理主义——社会（家族）本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家族）的顺从；而道家则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形成审美主义——自然本位，强调人对于自然界的顺应。所谓“儒道互补”，正是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儒道互补”——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核心，类似于“太极图”模式。儒家为阳刚一极，道家为阴柔一极。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二者互补：进则为儒，退则为道。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外儒内法”“外道内法”，就是将儒家和法家、道家和法家结合起来。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74]“儒道互补”以及“外儒内法”“外道内法”，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结构，其利处在于维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系统）与个人（要素）之间的亲善关系，保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弊端在于压抑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个体性，拒斥真正的宗教精神和真正的科学精神。前者为它造成了强大的同化力和繁衍力的优势；后者给它带来了顽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缺点。

两汉时期，子学时代为经学时代所取代。所谓经学就是以注释六经为治学方法，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前者以《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为典范，后者以《左传》为典范。但是，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这一转变一方面标志着思想的衰退，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学术的兴起，尤其在继承文化传统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传是对于经的解释，疏是对于传的解释。纬是汉儒依于今文经学相对于经所做的书。谶是依于经的宗教迷信、神秘预言。谶纬推动了儒学宗教化、神秘化的倾向。汉儒是儒学的第一次复兴。董仲舒对孔孟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以“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宗教化、神学化的思想体系。“三纲”强化了儒家的家族主义、国家主义，最终置国家主义（君权——政权）于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族权）之上，并一统于神权。董仲舒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5]这是宗教化和神学化的伦理—政治思想。这一思想虽然受到了王充的批判（王充提出了“元气说”，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但却成为主流。儒家成为儒教，以孔子为教主，宣扬“内圣”“外王”。相比其他宗教，在儒教教堂——家庭中，人们不是礼拜上帝，而是礼拜祖先；不是在来世的天国中寻找虚幻的幸福，而是在现世的尘世中享受世俗的欢乐。因此，儒教的基本特征是以“人际关怀”和“历史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和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爱感”。“天伦之乐”是这样一种伦理的审美情感。而“与民同乐”则是这样一种政治的审美情感。因此，儒教（孔教）往往被称之为“礼教”“名教”。同时，道家成为道教，以老子为教主，宣扬“神仙方术”（“外丹”炼药——仙丹、“内丹”炼气——气功）。但是，儒教是世俗的，道教是所谓粗陋的宗教，附会了许多庸俗的迷信观念。作为民族基本性格，“儒道互补”这一结构逐步失去原有张力，由此解构，导致中国文化传统危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构（危机）时期。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变态时期。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出现了不同于一般的常态时期的显著差异。伴随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解构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解构。玄学是这一危机的反映。玄学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经典，以“清言”（“清谈”“玄谈”）、“名理”（“辨名析理”：“名”是名词，“理”是其中内涵）为思想形式，以“名教”与“自然”、儒家与道家、“有”与“无”、特殊与一般之间关系为思想内容，形成王弼贵无论、裴頠崇有论和郭象无无论等等基本派别。所谓“玄学思潮”“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等等，一方面标志着理论思维的飞跃，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精神文化的危机。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补构时期。通过援引外来文化资源（佛教），补救本土文化资源（儒家、道家），最终形成了“儒释道合流”（“三教合流”）的基本结构。所谓“儒教”之教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文教之教。

中国文化传统经历的第二次挑战和应战是所谓“华梵之辨”。“华”是“中华”，“梵”指“印度”。大约自南北朝始，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总起来说，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在同一层面上。但是佛教博大精深，非儒、道两家所可比。因此，“佛学东渐”构成了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冲击，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做出了态度各异的回应。至隋唐，佛教开始中国化（禅宗）。至宋明，佛教完成中国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道学）在批判地吸取了佛学因素后，恢复了原有的正统地位。

佛教是印度文化传统的产物和表现。佛教教义以一种生存本体论为前提和基础，通过揭示现世人生的苦难性质，阐发虚无主义的宗教信念。佛教传入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佛教之所以中国化，既是因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确实发生了危机，需要佛教予以补救；又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佛教生长的土壤，先是道家，后是魏晋玄学思潮尤其玄学本体论为佛教尤其佛教本体论中国化开辟了道路。中国佛学以形灭神存、生死轮回为主题，以“止观”（“观”即“观门”，是观察的意思；“止”即“止门”，是其中虚幻的意思）为基本教义，先后经历格义（连类）、教门、宗门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层次）。宗门亦即禅宗，乃是中国佛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儒家原有“仁义内在”，道家原有“自然无为”，禅宗以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和道家消极隐世（避世）的达观主义取代、消解了佛教极端出世（厌世）的悲观主义。禅宗继承、发扬了庄子的审美主义传统。“庄禅境界”是释道两家的典型人生理想境界。禅宗的基本特点是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永葆“平常”之心。禅宗在有限的生活世界中窥见无限的本体，在短暂的日常人生中彰显永恒的意义。无限不离有限，永恒现于刹那。“瞬刻中见永恒、刹那间见终古”，“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佛教经历了一个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从对立斗争到融合统一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儒家经历了一个从排斥佛教到吸收佛教的历史过程。佛教是所谓精致的宗教。宋明道学借鉴佛学尤其佛学本体论补救儒学，是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宋明时期，由于市民社会因素和市民社会阶层的初步崛起，“天理”（“仁义道德”“纲常伦理”）崩溃，“人欲”（“食色”“饮食男女”）横流。道学是这一危机的反映。道学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以“理”与“欲”（“天理”与“人欲”）之间关系为主题，以“穷理尽性”“穷理尽心”为目的，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在“理欲之辨”中，道学家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谈到寡妇改嫁时，程颐的名言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76]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77]王守仁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主张“去人欲，存天理”。[78]道学主要分为三派：一是张载以“气”为本。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9]二是程朱理学——程颐、朱熹以“理”（“天理”）为本。程朱理学得之于精密，失之于“支离”。三是陆王心学——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人心”）为本。陆王心学得之于宏大，失之于“空疏”“易简”。总起来说，道学尤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继承、发扬了儒学尤其孔孟儒学的伦理主义传统，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由于市民社会因素和市民社会阶层的初步崛起，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启蒙思想的学者文人。一方面，他们揭开了反叛传统思想的序幕，如李贽反对孔孟儒学正统，戴震反对程朱理学正统（“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80]）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揭开了思想启蒙的序幕，如李贽的个性解放思想（“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81]）、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王夫之的实学（“经世致用”）、顾炎武的民族意识、颜元的经验论倾向、戴震的理性论倾向以及吴承恩的民主意识（孙悟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82]）、曹雪芹的妇女解放意识（贾宝玉“女儿性”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83]）等。随着市民社会因素和市民社会阶层的出现，个人功利意识显现出来，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如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84]）等。这些观念已经具有启蒙思想的萌芽了。中国文化几已形成了从传统到近现代变革的大浪潮、大趋势。然而，星星之火，未能成为燎原之势。李贽从反儒到信佛，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贾宝玉从看破红尘到遁入佛门等等，显示了以“儒道互补”以及“儒释道合流”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遏制近现代文化因素萌生滋长的顽强力量。

伴随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入侵的是西方文化入侵。从此之后，中国文化就主要不是从自身传统文化中而是从西方外来文化中寻求近代（现代）化的资源了。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借助西方外来文化的媒介，中国文化终于实现了从传统到近现代的变革。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滞碍了近现代社会因素的萌生滋长。我们不必考虑，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少数民族两度入主中原，列强入侵）的话，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是否将凭借自身力量逐步近代（现代）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否将逐步近代（现代）化？历史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是内生型、先发型，而是外生型、后发型。也就是说，基本文化资源非来自于内，而来自于外，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主要文化变革不领先于人，而落后于人，引起了激进的变革。

中国文化传统经历的第三次挑战和应战是所谓“中西之辨”或“古今中西之辨”。这一次来势之猛烈，变化之迅疾，去向之莫测，比第一、二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次是以强对弱，第二次是势均力敌，这一次是以弱对强。总起来说，中国传统文明比较落后，而西方近现代文明则比较先进。因此，“西学东渐”或“新学东渐”构成了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更为迅猛的冲击，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同样做出了态度各异的回应。“古今中西之辨”是“夷夏之辨”“华梵之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情结。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入侵、“西学（新学）东渐”，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师夷”—“制夷”的两难情结。“制夷”（抵制西方侵略）是目的，“师夷”（师法西方特长）是手段。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批判、反思已经进入到了精神文化层面，从而开启了从旧思想到新思想、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伟大历史转折过程。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国文化自传统至近现代的换构时期。通过创造性转换或转换性创造，如“中体西用”或“本位文化”，“全盘西化”、“拿来主义”或“西体中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或“综合创新”等，形成了“中西互补”和“中西马合流”的新格局，替换了“儒道互补”和“儒释道合流”的旧格局。

就中学说，康有为治公羊学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主张以儒教（孔教）为“国教”；章太炎治古文经学和佛学唯识宗，宣扬“国粹”。当代新儒家（或新儒学）是儒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儒学的第三次复兴。其基本特征是以继承、发扬儒学主流——孔、孟、程、朱、陆、王为根本来批判、改造西方近现代文化（如民主、科学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牟宗三等等。梁、熊仍然局限于中国旧学背景中，属于新心学。金、冯已经以西方新学背景来提出、分析、解决问题，属于新理学。牟宗三回到新心学。牟宗三以降，新儒家（或新儒学）进一步发展。

就西学（新学）说，严复译介西学，提倡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经验论和归纳法以及自由主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鲁迅企图通过“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陈独秀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胡适提倡实证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等等。

就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意识形态。前者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为哲学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一步阅读

屈原《天问》

商之前，还有人格化的“帝”，周之后，中国神话以及英雄传说要么被理性化，如司马迁的《史记》（宗教偶像——“上帝”成为人文始祖——“黄帝”），要么被非理性化，如《山海经》，只有非人格化的“天”。屈原《天问》究竟反映了对于自然以及人世奥秘的知识兴趣，还是充分暴露了中国哲学传统无人格神的生存困境？柳宗元作《天对》，以答《天问》，是在第一方面。司马迁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85]是在第二方面。但“天”对人的呼喊却往往没有回应。人往往因此控诉“天”。在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和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86]传统中国人除了信“天”之外，便是信“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87]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88]听天由命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人生态度。但荀子却主张“制天命而用之。”[89]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阻断了人们的道路。愚公率领子孙挖山不止。智叟嘲笑愚公“不惠”。愚公叹息智叟“固不可彻”。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90]这就是愚公移山的力量源泉。愚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上帝派遣了两位大力士神背走了两座大山。“愚公移山”神话体现了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

《春秋》三不朽

春秋时期两位大臣讨论“不朽”问题，其中一位大臣在回答另一位大臣问题时提出所谓“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1]这是以人际—历史理性为根据的信念和理想。

孔颜乐处

孔子倡导的人生境界以颜渊和自己为榜样——所谓“孔颜乐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2]后人所谓“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其实这是孔子倡导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安于物质清贫，乐在精神富有。刘禹锡的《陋室铭》揭示了同样一个道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93]

浩然之气

孟子自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94]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就是道德自觉所形成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就是文天祥《正气歌》所谓“正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95]

浑沌

《庄子》里面有个典故：“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96]

濠梁之辩

春秋战国，辩风盛行。孟子自述：“我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97]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当时还有一些专门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惠施的“历物十意”“辩者二十一事”“合同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都是一些典型辩事。据《庄子·天下》称：“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已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98]有一个故事是：“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99]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从审美的心理体验到语言的逻辑表述，相互辩难，堪称一绝。

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外道内法

中国传统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或“外道内法（阳道阴法）”，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以之为统治术。这是被鲁迅和吴虞揭穿了的以“仁义道德”（“礼教”）为伪装的“吃人”的政治魔法。在《韩非子》中，韩非子为君主宰制臣下提供了“刑德二柄”；[100]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露骨地宣称，君主应当将“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结合起来；[101]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统治阶级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刽子手”的面孔，一副是“牧师”的面孔；都有两手，一手拿着“大棒”，一手拿着“胡萝卜”。[102]可见天下道理是相通的。譬如为人处世要求“外圆内方”，管教子女要求“严父慈母”等等。至于“儒道互补”，在中国文化传统构架中更为根本，是士大夫的基本生活方式。只有“儒”没有“道”是不行的。儒家正统无法圆满解决人生终极问题。有了“儒道互补”，这个问题就比较圆满解决了。后来更发展为“三教合流”：“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玄学思潮·魏晋风度·名士风流

《列子·杨朱》认为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耳！为声色耳！”[103]这是从极端利己主义走向虚无主义、享乐主义。这篇文章并非杨朱本人著述，倒是代表所谓“玄学思潮”“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内心痛苦至极，外表故作潇洒。

庄禅境界

惠能《坛经》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创作而非仅仅由中国人翻译的佛教经典。惠能一字不识，因《金刚经》而悟佛法，礼拜五祖弘忍，成为门下弟子。弘忍命弟子作偈，凡悟大意者，传授衣法，以为六代。大弟子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小伙计惠能则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不是神秀，而是惠能接受弘忍衣法，以为六祖。[104]神秀一派宣传“渐悟”，形成北宗；惠能一派宣传“顿悟”，形成南宗。南宗压倒北宗，既标志着佛教的普及，也意味着佛教的没落。禅宗继承庄子、玄学，倡导世界和人生的审美化，艺术化，这就叫做“庄禅境界”。

思考与讨论

中国哲学是指中国有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