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自己的语言艺术，它是最古老的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众性的文学，始终受到亿万人民的热爱。从世界上最长的长诗到最短的谚语，民间文学有众多的体裁，它的优秀之作可以同第一流大作家的作品媲美。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民间文学，他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1]这是符合事实的。我们看到：许多神话和史诗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诗经·国风》与乐府民歌确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无数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是如此深刻而精美，令人不能不惊叹劳动人民创造力之伟大。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形式，不管是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还是词、曲和小说，几乎都无例外地起源于民间文学；历代的文学高潮，不管是《诗经》《楚辞》、建安文学、唐代诗歌，还是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卓有成就的伟大作家都受过民间文学的哺育……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民间文学是多么重要啊！对民间文学有深刻研究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说得好：“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惟一永不涸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还是就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2]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处在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文艺创造常常受到压制和迫害，他们在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公正的估价，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民间文学是低级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由于这种传统偏见的长期影响，民间文学的巨大艺术价值常常不为人们所知。这种情况对我们文艺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试问：离开了民间文学，如何能总结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离开了民间文学，如何能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创造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不就是在当时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他的骚体诗的吗？“诗仙”李白如果不是对古乐府民歌和当时的唐代民歌进行过全面刻苦的学习，能写出那么广受欢迎的华美诗章来吗？杜甫最有代表性的名作“三吏”“三别”不正是运用乐府歌行的形式和笔法来创作的吗？《窦娥冤》《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最著名的戏曲、小说，哪一部不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红楼梦》吸取民间文学成果的地方也比比皆是。

伟大作家需要民间文学的哺育，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雅俗结合律。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古希腊最早的作家——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在创作中都离不开希腊神话、史诗、民间歌舞等民间文艺的“土壤”。经典作品《神曲》《十日谈》以及莎士比亚、莫里哀的名著都同学习和运用民间文学成果有密切关系。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威廉·退尔》以及拜伦、雪莱的一些长诗、诗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著名作品，也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裴多菲、法国最负盛名的民众诗人贝郎瑞，都是运用民歌形式写作的。俄国民族诗歌的开山大师普希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终生都热爱并学习民间文学。在欧洲小说家中，不用说自幼热爱民间文学的司各特和果戈理了，就是巴尔扎克，不也把他最伟大的《人间喜剧》称为“西方的《一千零一夜》”嘛！列夫·托尔斯泰早在创作初期就盛赞民间文学说：“人民自己的文学——这是优美绝伦的。”[3]他在晚年所写、总结他一生文学创作经验的重要著作《艺术论》一书中，又把情真意切的民歌作为“真正的艺术”的“优秀范例”，认为它们真挚感人、动人心弦，是“最高级的艺术作品”。[4]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从小就是一个民间歌手和故事家，他非常熟悉民间文学并对民间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始终强调青年作家要学习民间文学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技巧。他说：“你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惊人的丰富的形象、比拟的恰切、有迷人的力量的朴素和描写的动人的美。深入到民间创作中去——这是很好的。它好像是山涧的清水、地下的甘泉。接近民间语言吧！寻求朴素、简洁、健康的力量，这力量用两三个字就造成一个形象。”[5]民间文学体裁很多，各类作品在民间广传，浩如烟海，五光十色，各有特点。难道这样丰富的民间文学还不够开一门课吗？

然而，遗憾的是在1958年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把民间文学课取消了。当时在口头上很重视民间文学，怎么会取消这门课呢？这段曲折的历史值得总结。教育部其实并未下令取消此课，但在教学计划中却把“民间文学”由基础课改为高年级的专题课或选修课了。既然不是基础课了，于是民间文学教师就被调去教现代文学、文艺理论、写作等基础课了。这样，在绝大多数院校中都不开民间文学课了，教师也都改教别的课，连北师大也不例外。北大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虽然没有停开，但我们的压力也不小。曾有一位副系主任说：“师大都不开民间文学课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开？”于是要我改教现代文学，由王瑶先生指导。但王先生说：“民间文学很重要，我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就开过“歌谣研究”的课，你还是以讲民间文学为主，看《鲁迅全集》理解鲁迅是怎样重视民间文学的。”林庚先生还提出此课不要空讲理论，要以多讲作品为主，使此课广受学生欢迎。正是这些可敬的师长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使我们的民间文学课得以坚持下来。当时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同志、系主任杨晦以及张仲纯、向景洁等同志和副校长魏建功教授，还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瑶、冯钟芸、彭兰等教授都是民间文学课的有力支持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许多同志也曾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像贾芝同志亲自给我具体的指导，他和李星华等同志的许多热情鼓励与教诲，坚定了我讲好民间文学课的决心。在教学与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也曾向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曲艺家协会陶钝同志、北师大钟敬文教授和我系游国恩、魏建功、吴组缃、林庚教授等前辈专家请教，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王瑶教授曾经指导我进修与教学，当时审阅过我的全部讲稿，1964年还建议我给出版社看看，说明他认为可以出版了。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冯钟芸、彭兰等文学史教研室的许多老师，都对讲稿提出过宝贵的改进意见。在教学过程中，同学们的支持也曾给我巨大的力量。在1959年，文学专门化1956级瞿秋白文学会部分同学和我合作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他们丰硕的科研成果，成为我教学的重要参考。1962年，在社会上“民间文学”课纷纷下马之际，五年级同学上了此课之后纷纷反映：“民间文学课程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新天地，使我们不禁吃惊地感到民间文学宝库简直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它是劳动人民的心声，是历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些曾经看不起民间文学的同学也认识到“过去的盲目轻视主要是因为无知”，“马恩列斯毛主席和许多大作家都很重视民间文学，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呢？不了解民间文学，就不能很好地了解人民”。所有以上这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鼓舞我克服困难，在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把民间文学课坚持下来。钟敬文教授说我有“张志新精神”，其实这主要是传统的北大精神。

这本书就是在“民间文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北京大学，民间文学课是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的目的、任务是：“系统讲授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代表作品，培养同学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和搜集整理、调查研究的基本技能，端正对劳动人民创作的态度，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民间文学打好初步基础。”这样，它的内容还是引论性的。我们不是光讲理论，也不是只讲民间文学史，而是将史、论和作品三者熔为一炉，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在体系上以论为纲，但在具体论述中则尽量作些历史分析与介绍，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大量具体事例和作品来说明理论问题，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力图避免同文学史、文艺理论等课程的重复。由于学时和篇幅的限制，只能对精选过的材料作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论述，以系统介绍我国民间文学的全面情况和重要论点为主，对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一般不作过多的发挥。因此，本书在内容和体例上都不同于《民间文学概论》，故名之曰《中国民间文学概要》。

下面对“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保护”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各国（其中包括中国）在民间文化抢救工作中的经验，2001年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选，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提出一些新概念和新理论。

按照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但人们在理解和实践中，往往掌握不准。最明显的就是2001年中国申报的项目为“昆曲艺术”，2003年申报的是“古琴艺术”，虽然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保护，但其迫切性和濒危的民间文化比较，则远远不如。因为这些文人文化早已有了许多书面剧本、记录文本，而民间口传和行为传承的活态文化则尚未有书面记录，面临“人亡歌歇”即将失传的危险。如鲁迅先生非常欣赏的社戏等民间文艺作品，没有书面剧本，全保存在民间艺人、歌手、故事家口中，如不及时抢救记录，将会永远消失。因此，对这些口传作品的及时抢救记录才是最迫切的。为了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与方法，更好地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部在2005年召开了“苏州论坛”大型研讨会，全国九十多位专家和各省市文化部门的许多领导干部参加了研讨。我在会上发表了《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涵》一文，提出了上述观点，受到大家的认同，在后来出版的两卷本论文集中，被置于第一篇。[6]大家一致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民间文化遗产，当然也包括文人文化遗产，但那是次要的，其濒危性、丰富性远不如民间文化。这一点也是联合国文件所规定的，是世界各国专家的一致意见。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条为保护的“宗旨”，第二条即为详细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它们是“代代相传”又“不断更新”的，并且是符合各国人民“互相尊重的需要并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

此条定义中还罗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条具体内容，第一条即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第二条为表演艺术，第三条为“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第四条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第五条为“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五条主要还是民间文化。

第一条口头遗产主要就是民间文学。由此可见民间文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乃至首要的地位。

社会上一般人大多未受过民间文化知识的教育，不理解民间文化的重要，甚至认为不识字的广大民众“没有文化”，只有读书识字的人才有文化，不知道“在不识字的文盲群里一向是有作家的”（鲁迅《不识字的作家》），不知道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也是文化，而且是内容更加丰富的文化，它不仅包括精神文化，而且包括制度文化（组织文化）和物质文化，也就是联合国定义中所指的“社会风俗”的知识和实践等等。下面再对民俗学、人类学知识略加说明。

民俗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根基，其重要性与丰富性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们的活态文化，不仅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关系到文人创作的健康发展。

民俗学是19世纪在人类学研究的启示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亚非拉各国为了更好地维持他们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学，作了许多土著民族民间文化的调查采录和研究，如英国泰勒的《原始文化》即是一个代表。

看到东方“原始人”的习俗文化之后，西方学者发现其中不少习俗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下层民众（主要是不识字的农民、市民等）中也存在，由此建立了“民俗学”，主要调查本国的下层文化。而人类学者则以研究东方“原始文化”为主。这就是人类学与民俗学分工的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学家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产生了“都市人类学”，这样，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就发生了交叉互渗，二者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只是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还固守着体质研究与社会研究，而在文化研究上都以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为对象则是一致的。所以人类学家也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被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的民间文学著作《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和民间歌谣研究的成果，竟然获得了意大利巴勒莫国际人类学研究中心颁发的大奖“彼得奖”。彼得是意大利人类学的奠基者，我去意大利领奖时曾去“彼得民俗博物馆”参观，其中展示的几层楼的文物展品几乎都是民间用品、民俗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民俗是人民创造的一种生活方式。民俗的本质是什么？西方学者一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民俗就是“历史残留物”，是原始社会遗留到今天的“活化石”，所以有些学者甚至把民俗与原始文化混为一谈。我认为，这种观点已经陈旧过时了，显然不够全面、不够科学。因为民俗作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与时俱进的，凡是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传统文化，就会传承下来，其中包括不少原始社会的“历史残留物”，这是对的，然而许多不适合人民生活需要的陈旧民俗也会被淘汰，并且还有许多新的民俗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传承与创新，推陈出新，是不断进行的。所以民俗中不仅有“历史残留物”的成分，而且还有更多历代人民的新创造。

民俗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民俗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民俗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很少重视，但从马列主义观点、立体思维方法论看来，却必须把它们弄明白，不然研究就不够深入。立体思维是六维的，长宽高多角度的观察是三维的立体思维，是静止的，加上时间一维为第四维，研究动态的立体——事物发生、发展、终结、转化、未来……这还不够，还要研究第五维——内部空间一维，考察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这就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多层次立体思维；这第五维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的根本目的——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内部本质，这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第六维则是事物的外部空间——环境一维，生态环境、自然与社会环境、背景等等，也是事物生死存亡、兴衰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以为如此六维的立体思维才是最科学的、最全面的。我们用此科学方法，发现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在1981年提出后，经不断研究、推广已被学界一致公认，也在1985年第二版中写入第一章。

我们还要用这六维的立体思维研究整个民俗，找出民俗的本质来。民俗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就要研究民俗创造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俗是怎样创造和发展的呢？1987年11月我在《岭南民俗》第8期发表了《论民俗的趋美性》一文，指出了民俗趋美的发展规律；1994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3期上发表了《庙会的民俗本质》一文，论证了民俗的本质就是生活美。一般民俗著作都说“民俗是一种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生活方式呢，却并未深究，而这却是最重要的特色所在。所谓“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就是回答“民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的。我从事实出发，通过立体思维发现，民俗是人民大众按当时当地人们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的，是人们认为最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美的就是可爱的，就是理想的，是最好看、最好吃、最好听、最好玩的，总之是最美好的一种生活内容和表现形式。如果当时当地人认为它不美，就会把它改造成最美，不然就不会流传而被淘汰。

当然，按照辩证法的原理，美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生活美的相对性表现在地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等方面，此地认为美的，外地不一定也认为美，这就形成了民俗的地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从而也构成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民俗是最美的（各美其美），但也应该看到外地、外族、古代的民俗在当时当地也是最美的（美人之美），这是一种宽容的、科学的态度。如果把全世界古今中外一切民俗的美的精华都集中起来，就会形成民俗文化的百花园，对创造人民美好的新生活非常有益，甚至非常必要，因此费孝通老师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理论，这是非常之好的。

相对美的总和就是绝对的美，它是一个理想，一个奋斗目标，但永远只能接近却不能达到，因为理想与现实都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就民俗的生活美来分析，我们可以说绝对美的因素就是真善美的统一。真，就是民俗符合科学的程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文化进步需要的程度。更科学的民俗较之落后的迷信的民俗应该是更美的。善就是用处、功用、好处，在古希腊，善就是美，社会的美就是善，美的内容也是善。而美则重在美的形式，但也不能离开美的内容。所以真、善、美的统一，就是绝对的美、完全的美。我们的理想是尽善尽美，然而现实中的美却都是相对的，不过其中存在着绝对美的分子、成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就是美，美也就是现实中符合审美理想的东西。马克思说：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民俗也是这样，是按照当时当地人的审美理想创造的，是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理想的事物，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所以民俗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活美，是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符合人们理想的事物。民俗的发展规律也是向着绝对美的分子增加的方向前进的，也就是“趋美的”。关于这一理论，我在《中华民俗大典》总序（1996年）和《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1997年11月20日《今晚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博导晚谈录》）等文中作了论证，可参阅。

还需指出，民俗（folklore）一词是1846年由英国学者汤姆生首先使用的，受到德文的影响，已成国际通用术语，但它在各国的含义却有不少差别。按英文原意，是指民间知识、民间智慧的意思。但在美国却主要指民间口传文学，后来又扩大为部分习俗、民间信仰等等，在欧洲也大致如此，而在苏联，俄文ФолклоP（即英文folklore音译）却指民间文学，它与民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是等同的。要之，在国际学界，民俗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间文学。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关系非常密切，民间文学实际上是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许多国家对民间文学的调研是归属于民俗学之中的。

西方学者往往以民俗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作为某种民俗的材料进行实证研究，而在苏联，由于高尔基等学者的影响，却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在文学史中进行研究，其切入角度是文学的。中国“五四”时期即引入西方民俗学，1922年，北大《歌谣》周刊的序言说，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二，一是进行民俗学的研究，二是为建设新诗而搜集，即是为了文学目的。后来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内容虽以民间文学为主，却主要是从民俗角度进行研究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人们主要为发展新文艺创作、文学大众化而搜集民歌。新中国建立以后，认为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所以只从文艺角度研究民间文学。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过去过“左”的做法，为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平反，引进了许多国外民俗学研究成果，大家一致同意对民间文学进行多角度研究，但认为仍应以文学角度为主，这是几千年来一贯的中国特色。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学”课程和教材，也仍以文学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学科，这在第九章“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一节中已有所论述。

通过几千年的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和研究，我们发现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是极其丰富的，一些神话、歌谣、谚语竟流传了两三千年之久。然而50个左右的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学、历史等文化成果多保存在民间文学之中，研究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繁重的。由于对民间文学不够了解，社会上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干部对民间文学往往轻视甚至忽视，这也应该是我们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说来惭愧，本书的写作，前后拖了二十余年。虽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有所修改，但问题仍然不少。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以提高质量，也为了普及民间文学知识以利于“抢救”民间文学遗产，并以实际行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许多师友的热情鼓励与督促之下，我将这本讲义整理出来出版，聊作引玉之砖，恳切地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指正。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发祥地，从“五四”时代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起，一直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为社会主义的民间文学事业多作贡献。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1980年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张钟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钟敬文教授为本书题签，是对我的很大鼓励，在此谨致谢意。1985年出第二版，2002年出第三版，2009年出第四版，至今已八九年了，形势发展很快，又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需要增补，故而修订出第五版势在必行。

此次修订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要求，增补了提高“文化自觉”，热心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调查、保护和研究的崇高事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知识，同时也增补了八九年来在神话故事、史诗、歌谣、谚语、谜语、灯谜、对联、诗钟、曲艺、小戏及民间文学总论等方面的新的调研成果，修订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我在修订中尽可能多地吸取了许多新的著作中的论点和资料，在此向它们的作者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对此书提出各种意见的读者和专家，这些意见促使我深入思考，对提高此书质量很有帮助。有些意见我未能接受，也写过文章进行答辩（如1992年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的《关于民间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答辩》等文）。我仍然一如既往欢迎各种意见，以便更好地探寻真理，提高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水平和质量。这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希望此书不只作为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而且能为作家、艺术家和广大读者所认可。我曾在北大开设全校性选修课“民俗学”，许多理科生也来听课，包括很多未选此课的学生，他们说：“您讲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要了解。”为此换了几次教室，最后换到了最大的二教203教室，还是坐不下。可见学生们对了解民间智慧的热情确实是很高的，希望本书能部分满足这种要求。过去人们从小就接受民间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唱着儿歌、听着故事长大的，民间文学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要全面了解、深刻认识，还需要深入学习。

民间文学敏锐而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它的内容关系到许多社会重大问题与人生问题，我在阐述时尽可能用科学观点给予新的解释和回答。

用事实说话，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体思维去分析这些问题，并用明白清楚的语言加以说明，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提出深刻的新见解是不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创新，要实事求是地解决新问题，必然要不断创新。这是我所努力追求的。做得如何，还要请广大读者指正。

段宝林

1980年2月4日夜

2017年8月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