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文学在内容方面的特性

民间文学是人民自己的文学创作，这是民间文学的阶级性。人类社会是分层的，分为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被统治阶级，有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这就是上层统治者和下层劳动者，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也不同。民间文学就是下层人民的文学。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在古代是奴隶、农奴）、现代产业工人。在划分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时，这是一条阶级界限，用以区别真假民间文学，鉴别统治阶级的伪造品。过去有些学者常常把形式特征作为划分民间文学范围的唯一标准，认为“纯口头文化中的一切都是民间创作”，或提出“白话文学”的口号来代替民间文学的概念，这就模糊了民间文学的阶级性。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革命民主主义者虽然也强调民间创作的人民性，但当时多偏重于“民族性”方面，而且他们心目中的“人民”的概念也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能用科学的观点研究民间文学。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在后期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明确指出，有“消费者的文艺”就必然有“生产者的文艺”。这就是民间文艺。鲁迅所说的“生产者”，正是指的劳动人民。在《门外文谈》中，鲁迅还分析了“莫打锣，莫打鼓，听我唱个太平歌”这样的俗歌，认为它的语言虽然通俗却并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官方文学，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在《人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运用阶级观点鉴别民间文学真伪的生动范例。鲁迅在文章里引述了一个在浙西流传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9]鲁迅说这个笑话是讥笑乡下女人无知的，看来像是“下等华人话”，其实还是“高等华人话”，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10]鲁迅在这两个例子里运用阶级观点，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民间文学的伪造品，坚定地捍卫了文学阶级性的原则。他对于民间流传的作品，绝不只从语言是否通俗、是否口头流传等形式方面看问题，而从阶级本质上来进行分析。

坚持这条阶级界限对我们研究民间文学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否则无法认识民间文学的本质，无法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

“五四”以来，我国有些学者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反对封建文化，积极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做出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们无法科学地划分民间文学的范围。

在1980年代，也有人提出民间文学是“全民文学”的说法，他们认为“胡风说民间文学是封建文学，是基本正确的，不无道理的”[11]。其实，胡风后来说过，他对民间文学缺少研究，已收回了说民间文学是封建文学的观点。

我们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集体创作，它虽然也有些思想上不健康的东西，有些迷信、落后的成分，但它的主流和本质是健康的，与反动的封建文学有根本区别。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过：“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12]劳动人民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断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的，他们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表现得比作家更直接、更丰富也更强烈，这就形成了民间文学的直接的人民性。下面我们就举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说明。

其实阶级斗争理论并非马克思的发明，而是18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提出来的。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就是一次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事实，无法否定。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13]武装起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许多古代民歌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刻地表现了这种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如元代至正年间浙东红巾起义军中流传的《树旗谣》，是树旗造反号召人民起义的：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14]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中流传的革命民歌《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性和反抗性就更强烈、更彻底了。这些作品只有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民大众才能创作出来，一般文人是写不出来的。当然，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这对矛盾，要互相结合才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劳资两利，建立统一战线，而在许多情况下，工农大众在旧社会只能默默忍受剥削与压迫，或进行一些有限的交涉和斗争。

尽管民间文学的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人民的概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劳动人民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他们的创作直接表现了人民群众自觉不自觉反抗剥削、压迫，实现平等、幸福、自由、解放的进步思想。正如民歌所唱：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人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民间文学直接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主要是这种思想上的进步性。

民间文学的题材主要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记述人民自己的历史活动。我们知道，劳动人民的创作是他们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直接反映自己的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和生活情况的。他们最熟悉自己的生活，才能反映得那样真切感人。如谈迁《枣林杂俎》所录的明代末年浙江民歌《富春谣》，就是古代阶级斗争的血泪记录：

富春江之鱼，富春江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

官府拷掠无完肤。

……[15]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这种描写反映当时苛捐杂税之暴虐，是多么深刻、多么动人。

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劳动人民。民间文学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反映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这些都是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作家所无法体会也无法反映的，但在民间文学中却反映得那样深刻动人、富有情致。正是在这方面民间文学较之旧时代的作家文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它是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具有直接的人民性。尽管民间文学曾遭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查禁迫害和篡改，如实留存下来的古代民间文学作品已经不多，然而我们从中还是可以鲜明地看到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这些特点，至于现代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更富革命性、战斗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了。

当然，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新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反映了当代的先进思想，是群众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民间文学遗产（即“传统民间文学”）也反映了广大人民淳朴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出了反抗剥削压迫、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喊，歌颂了人民英雄和杰出的历史人物，鞭挞了民族败类和一切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肯定了忠贞的爱情，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民生活的教科书，也是人民的娱乐工具和社会斗争武器。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民间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以至在思想内容上有时也会保存着一些古代文化的历史遗存。有些人类学家把民间文化笼统地看成“历史遗留物”，有人甚至把民间文学和“原始文学”混为一谈，这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民间文学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六维立体思维的科学观点，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在整理、编选的普及工作中，取其有生命力的精华，去其过时的有害的糟粕，使民间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传统民间文学中的精华主要是它的直接的人民性和进步性，这已在上面作了说明。其糟粕则主要是某些保守、落后的成分（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家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某些庸俗色情、低级趣味的描述（这在一些情歌和旧曲艺中较多）；此外，还有关于愚忠愚孝、悲观宿命的封建说教等等。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传统民间文学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创作，他们都是小生产者、私有者，有革命性，也有自私、保守等缺点。他们缺少文化科学知识，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封建统治者沉重的压迫，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常常受了欺骗而不自觉。“天高皇帝远”就表现了农民对皇帝的迷信。水浒英雄所唱民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麦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水浒传》第十九回）也对赵宋王朝抱有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民间文学受到统治者的影响，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民间文学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成分，要进行批判，并在整理工作中加以剔除。然而，绝不能因此而把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混同起来，从而全盘否定民间文学。尽管民间文学中也有糟粕，但这不是本质和主流，而是非本质的、次要的成分。

总之，民间文学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是它直接地、鲜明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阶级性和进步性，也就是直接的人民性。当然，它也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创作的、主要表现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的作品才是民间文学；如果主要是宣扬封建思想，虽然运用的是民间形式，也是伪造品，是“高等华人话”，而不是民间文学。

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也不是一个概念。俗文学的范围比民间文学要大，包括民间文学以及文人学习和运用民间形式而创作的拟民间文学作品。这些个人的俗文学创作，未在群众中流传而成为人民集体创作，显然还不是民间文学。只有已经在广大人民中流传了的，才是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