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成熟阶段：美国专业办刊方式的本土化

密勒实际上为他创办的这份周刊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创刊当年，他就离开上海回到纽约。老鲍威尔没有料到密勒会在美国国内一呆就是5年。一直到1922年，密勒才回到中国出任北京政府的顾问。也就在这一年，他将刊物的股权全部出售给了老鲍威尔，使得后者真正集发行人与主笔于一身。原来给《密勒氏评论报》提供经济支持的克莱恩也停止了对刊物的资助。面对这样的困境，老鲍威尔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迫于现实，他决定对刊物进行改造。随之而来的便是刊物的一系列变化。

甫一接手，老鲍威尔就决定更改刊物名称。他认为刊物原来的名称里有密勒的姓，太过于强调个性色彩，也太受局限，所以就试着改用几个不同的名字。事实上，早在接过刊物的主办权之前，老鲍威尔已经着手去除刊物中密勒的个人主义色彩。1921年6月4日第17卷第1期开始，刊物英文名称更改为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并明确标明密勒已不再是刊物的发行人。1922年8月5日，刊物英文名又改为The Weekly Review，去除了the Far East。这样一来，刊物评论和报道的覆盖范围就变得模糊不清了。1923年6月23日，刊物正式定名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不过其中文名称继续沿用《密勒氏评论报》。多年以后，老鲍威尔回忆当时保留中文名称的原因时说：

当我们为这份周报考虑新名字时，我居然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我发现美国的一句俗话“名字就是一切”（What's in a name.）用在中国也特别合适。因为在中国一个名字有了声誉后，是绝对不能更改的。这不仅是说名字本身不能更改，连它的写法都不能更改。外国公司行号都不遗余力地维护它们的名字，因为名称稍有变更或被盗用，都可能使顾客为之却步，因而招致产品的重大损失。特别是它的中文名称。外国名字也有同样的情形。只是中国人不管看什么东西，总是先看中文；即令懂得洋文的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决定继续使用创刊时所用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评论报》，不予变更。[115]

从1920年到1940年这20年间，所有在中国的英文周刊杂志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中国的“周刊时代”（era of weeklies）。中国第一家英文周刊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在北京创办的National Review。它创刊不久之后就停刊了。《密勒氏评论报》诞生之前，还有几份英文杂志都是昙花一现，没能在中国立足。因此，刊物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在中国出版的唯一独立的英文周刊”。[116]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自办的英文周刊越来越受欢迎。其中首屈一指的当数林语堂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广东有一家很有影响力的中英文双语杂志，名叫The China Truth。北京也有一家有名的英文杂志China Tomorrow。[117]1922年9月，《密勒氏评论报》声称自己是上海唯一的周报，也是在中国发行量和阅读率最高的英语报刊之一。[118]

这一时期英文杂志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迎合了一批读者的口味。这些读者很多是国际人士。英文日报忽视了他们无法稳定阅读日报，却又需要了解中国最新动态，且对文章的内容深度有相当要求和理解力的现实。另外，辛亥革命以后，英文在中国的学校里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英文课程，因而已经培养了一个大的英文读者群体。那些英文日报一开始也并没有重视这一潜在的读者群。《密勒氏评论报》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一点。刊物发表观点认为：英文周刊这一时期获得成功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它们不约而同地在中国的政治进程中采取了自由的立场（followed a liberal course）。[119]

除了更改刊物的名称外，老鲍威尔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之上，对《密勒氏评论报》随时进行更新和调整，不断加深和中国读者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之后，老鲍威尔对中国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这一时期，刊物在业务上拓展了新闻报道的覆盖面；在言论上逐渐改变了在党派之争中的较为“中立和客观”的态度，转而支持国民党。虽然老鲍威尔和国民党很多官员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和记者团队却包含了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这一时期，老鲍威尔出于对“北伐运动”的支持，展开了和英国报刊“死硬派”（die-hards）之间的论战。而随着日本侵华行动的步步推进，老鲍威尔和刊物对日本的揭露和抨击也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