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在华专业报人与报格（1917-1953）
- 郑保国
- 12412字
- 2020-07-09 17:27:31
绪论
外国人来中国所办的报刊按语言不同可以分为中文报刊和外文报刊。这些外文报刊可以说既是中国报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西方列强各自国家报刊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这些外文报刊在中国自成体系。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在华外文报刊有待学者去研究和挖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英美两国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就是其中之一。
《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于1917年6月9日，是由托马斯·F.密勒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1910届本科毕业生约翰·B.鲍威尔（老鲍威尔）的协助下在上海创办的。刊物于1941年12月到1945年10月间因美日开战而停刊。抗日战争结束后，老鲍威尔的儿子约翰·W.鲍威尔（小鲍威尔）子承父业，在上海恢复《密勒氏评论报》的出版发行，直到1953年7月彻底停刊。《密勒氏评论报》在华前后共出版发行了约32年时间。刊物的英文名称六次更改。在密勒主笔初期，刊物英文名称分别是Millar's Review, 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和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老鲍威尔主笔时期，刊物先后改名为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The Weekly Review和The China Weekly Review。小鲍威尔恢复办刊后沿用了The China Weekly Review这个刊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主要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刊物被迫延长出版周期，成为月刊，刊名也因此改成了The China Monthly Review。在这些英文名称当中，使用时间最长的是The China Weekly Review。这一名称也广为外国读者所接受。然而，刊物始终沿用了一个中文名称——《密勒氏评论报》。
《密勒氏评论报》是最后一份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在华英文报刊。它的停刊，标志着外国人在华（台、港、澳除外）外文报刊历史的终结。近两个世纪逾百种英文报刊首先是在华西方人的消息来源和舆论阵地。同时，这些刊物也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
在《密勒氏评论报》办刊的三十多年里，全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则从军阀割据一步步走向共和与民主，逐步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同时，作为一份评论性的刊物，特别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英文评论性刊物，《密勒氏评论报》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密勒氏评论报》是由美国的职业和专业报人来华创办的。它既是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办报的一个延续，又和之前那些在华英文报刊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甚至和同一时期的在华外报相比，它也算得上是独树一帜。鉴于这份刊物创办者的职业和专业新闻人的身份，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密勒氏评论报》是否比其他在华外报具有更为浓厚的新闻专业主义特色？如果是，它所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怎样的内涵？这份刊物是否因此在中国新闻史中更具转折性的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其次，《密勒氏评论报》是一份英文的政治和财经评论周刊。在上述疑问的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密勒和老鲍威尔是出于什么动机在上海创办这样一份政治财经周刊？刊物的编辑与记者是否以及怎样赋予这份刊物更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特色？刊物和这些专业新闻人是否自觉地在中国传播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如果是，这种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遭遇了哪些阻碍？有过什么样的妥协和变化？厘清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从新闻专业的角度书写中国新闻史有所裨益。
再次，针对外国人在华英文报刊的个案研究在中国国内还是相对较少的。和欧美新闻史学研究相比，中国新闻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明显要强于对个案的研究。相比之下，欧美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曾经在给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讲课的时候说过，中国新闻学界对新闻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甚至不少人在做重复的工作。他呼吁年轻的新闻史学者更多地投入到个案的研究中去。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学界加大了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力度。方汉奇先生在为王润泽女士撰写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所作的序言中这样描述针对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这段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1]
由此可见，《密勒氏评论报》有着毋庸置疑的研究价值。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清晰地呈现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是对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从特定角度研究新闻史的一次尝试。可以说，《密勒氏评论报》是一份不该被忽视的美国在华英文报刊。
毋庸讳言，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是由外国人开启的。戈公振在其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中论及在华外文报刊时评论到：“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外人在我国殖民政策之努力，可于此推而知也。”[2]戈公振还认为：“此种外国文报纸之发行，当然系供给其本国人阅览，然外人在华所设学校之中国学生及少数注意外事之华人，亦有购而读之者；同时亦能招致我国大商店及有关外人之广告，故不能谓其直接与华人无关系也。”[3]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报业的最新现代化进程不仅仅体现在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更体现在他们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上。相比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其所创外文报刊更能代表西方近代报刊的先进性。自1822年在澳门创办的《蜜蜂华报》始，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外文报刊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它们一直是中国土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新闻力量。其中，英文的《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影响最为广泛。[4]笔者认为，《密勒氏评论报》以其鲜明的新闻专业主义办刊特色而独树一帜，成为中美交流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美关系最早始于商贸往来。1784年2月22日，刚刚独立一年多的美利坚政府就派遣“中国皇后”号商船，满载着皮毛和人参等货物，从纽约出发，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辗转印度洋，最终历时半年多，于1784年8月28日抵达广州。在销售完船上货物后，“中国皇后”号又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并于1785年5月10日回到纽约。[5]此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渐汇入了西方对中国施行殖民化的潮流。整个殖民化的历程交织着贸易往来、传播教义、政治干涉乃至军事胁迫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角力。其中，新闻与传播活动领域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政、教、商”的“铁三角”关系。因为这些西方的新闻媒体不仅是“铁三角”的一环，它们同时记载了国际社会在华的各种重大活动。
最早的外国人在华报刊服务于“宣传基督教义”等宗教目的。因为清政府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宣传教义，所以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只能打着“医学”和“教育”等幌子，从事所谓的“医学传教”和“教育传教”等。而这些活动大多与办报活动相结合。但是，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报刊尚不具备直接面向中国大众传播各种敏感信息的条件，也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到处宣传基督教义。因此，早期的美国人在华所办报刊只能更多地介绍“格物致知”等文化知识。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华的日益深入，外国人在华办报的目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戈公振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对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目的做了这样的描述：“外人之在我国办报也，最初目的，仅在研究中国文字与风土人情，为来华传教经商者之向导而已；而其发荣滋长，实亦借教士与商人之力。今时势迁移，均转其目光于外交方面矣。”[6]
美国在华的办报活动虽然稍迟于欧洲强国，却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它不仅在各个时期，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都有办报的足迹，而且都有出色的代表性的报刊。特别是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势力日益衰落，美国在华的办报活动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集中体现在美国人的《大陆报》和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之间的竞争上。两者之间的竞争直接催生了《密勒氏评论报》。
中美两国学界对那些曾在中美之间文化、经济和外交关系中扮演着中间人角色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士有着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专职报人和报刊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更是鲜有专门研究中美两国新闻交往历史的成果。对个案的研究也不多。这种忽视低估了美国的专业编辑、记者和美国报刊，特别是英文报刊在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美国编辑和记者作为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主要通过办报，以及其他新闻与传播活动给中美关系、中国新闻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7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莫迪凯·罗赞斯基（Mordechai Rozansky）以早年间在华的美国职业和专业编辑记者为研究对象，撰写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美关系中美国记者的角色（1900—1925）》。[7]该论文评述了20世纪前25年美国记者以及美国在华英文报刊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论文以很长的篇幅论述了密勒通过《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政坛以及中美关系中发挥的影响力。罗赞斯基认为，密勒是通过新闻传播活动影响中美关系的奠基性的人物。而在此之前，美国在华报刊，特别是英文报刊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罗赞斯基的研究是较早尝试从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角度，去论述美国在华专业编辑和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力的。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寥寥数语对《密勒氏评论报》做了一个准确的定位：“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原名《密勒氏评论报》）为美国人所创办，系论政治与财政之周刊，由鲍威尔（J.B.Powell）编辑。”[8]方汉奇先生引领的编辑团队则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更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新动向。在论及《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时，这部通史评价说，这三份重要的英文报刊“对抗日、争取民主活动的宣传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9]。它还把《密勒氏评论报》界定为一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报刊。
不论是《中国报学史》还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它们基本上将这些外文报刊作为一个整体并加以论述。这种整体性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华外文报刊的全景图，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厘清了在华外文报刊发展的脉络，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这种整体性的描述忽略了各国在华外文报刊之间的差异。比如说美国和英国虽然同属英语文化国家，但它们在华的英文报刊之间却存在着有趣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种整体性的描述同样淹没了像《密勒氏评论报》这样出色的、有着深刻影响力的英文报刊。正因为如此，中国新闻史学界期待更多的对外国在华外文报刊的个案研究。
1962年，我国台湾留美学者尹雪曼先生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撰写了他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题目就叫做：The China Weekly Review，姑且译作《〈密勒氏评论报〉研究》吧。这篇论文用很大的篇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义和团运动、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成功、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这50年的历史恰恰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三任主编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时期。[10]与此同时，尹雪曼先生还概述了这一时期列强在中国势力的分化组合，重点叙述了日本对中国一步步蚕食和鲸吞的行为。在叙述背景的基础上，尹先生进一步分析了刊物的办刊宗旨、经营方式和办刊理念等。该文还着重研究了老鲍威尔的办刊理念。尹先生的论文为进一步研究《密勒氏评论报》奠定了的基础。
从2008年8月开始，作者借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访学之机，充分利用该学院的图书馆资源以及覆盖全美国的馆际互借等有利条件，不仅将124卷合订本的《密勒氏评论报》中的120卷用相机拍摄下来，还搜集了大量的刊物创办者的个人资料，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一手资料。密苏里大学的“西部历史文献汇编”[11]（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s）办公室收藏了大量美国西部重要历史人物留下的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办者密勒和鲍威尔父子留下的手稿、往来信件和照片等资料。
在美国新闻界，《密勒氏评论报》的三位主编都曾名噪一时。密勒本人是中东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专家，著述颇丰。老鲍威尔在中国持坚定的反日立场，后在日本人的监狱里遭受残酷的折磨而失去双脚，并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心目中的反日英雄。老鲍威尔后来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小鲍威尔则因在朝鲜战争中反对美国的立场而一度遭受“麦卡锡主义”的缧绁之苦。后人著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继续出版《密勒氏评论报》的经历。这些都为研究这份重要的刊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密勒和鲍威尔父子都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前者毕业于该校的法学院，后者毕业于新闻学院。他们三人留下的私人来往信件、手稿和照片弥足珍贵，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密勒氏评论报》。
在一年的访学期间，笔者用数码相机拍摄的资料照片占据了60G的容量。2009年8月，笔者回国后又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将所缺《密勒氏评论报》其余4卷合订本补齐，从而为中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浏览、选择和认真研读《密勒氏评论报》全部“短社评”和“特别稿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该刊的编辑记者留下的文献，深入探析这份刊物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上海的特殊“场域”里发挥报刊的“公共服务”功能的。“公共服务”是当时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笔者力图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勾勒《密勒氏评论报》所处的各种宏大的场域，也研究这份刊物如何在这种宏大的环境下与各种场域的互动关系，从而做到“点”与“面”的结合。
新闻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以及技术五种视角。这些视角主要从研究媒介所处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环境来解读新闻生产的过程。[12]这些视角是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高度契合的。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尔迪厄对社会学中的“场域”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social universe）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13]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包含四个方面：（1）场域是表示各种要素关系的结构体系。（2）场域是一种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比如新闻场域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动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14]。（3）场域是具有策略性和竞争性倾向的系统。（4）场域的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疆界。
布尔迪厄是这样定位新闻场域的：“与大多数我们所见到的场域一样，新闻场域自主性也很低，它基于两极的矛盾对立中：一端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纯粹的’自主场域，如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另一端是几乎完全依赖的这些权力和商业力量的场域。”也就是说，新闻场域相比于科学场域、艺术场域甚至法律场域等更容易受到商业逻辑、政治干预的操控。布尔迪厄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把影响某一场域的权力或者力量统称为“资本”，并把这些资本划分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人们都在谋求已有资本的扩大。而拥有某种资本的人也会极力向其他资本领域扩张。依据这一理论，吴飞认为新闻场域内有三个最显见的权力：一是政治权力，二是经济权力，三是新闻专业主义。[15]
本书着力呈现《密勒氏评论报》与其他场域里“权力”或“资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国际关系及各国势力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争夺的宏大场域、国际新闻场域、中国复杂的内部政治场域、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场域等。著名学者卓南生教授认为，近代史上外国人在华所办宗教报刊体现了“政、教、商”相结合的“铁三角”关系。这三角分别是指“政治”“宗教”和“商业”。而这个铁三角也可以说是外国人在华报刊所处的大场域。它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影响着报业活动。新闻专业人士来华办报或许会让这个“铁三角”的关系有所变化。
本书还将呈现丰富的历史个案。其中专门有一章将展现刊物所采用的多种专业报道手法。选取的个案包括《密勒氏评论报》对“西安事变”“巴黎和会”、日本在华毒品贸易、“九一八”事变和“治外法权”等事件和话题的报道。通过这些个案，我们能看到刊物的编辑记者是如何运用各种美国新闻界常用的专业报道手法的。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学界力图在新闻史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上有所创新，特别是突破以往史料堆砌和按照革命史来给新闻史断代的新闻史呈现方法。很多学者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和从不同角度去诠释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这本著作拟使用“描述式”和“解释式”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去呈现和诠释《密勒氏评论报》。这种方式契合中国的“史论结合”方式。
本书还将日常生活作为西方报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新闻史的研究视野，因为这种现象学探究方法，能够探究新闻传播活动背后的意蕴。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本书的主题，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核心理念和实践的准绳，如果不从从业者的日常实践入手，是难以想象的。本斯曼和林菲尔德就认为，意识是通过职业和专业活动建构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揭示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我们就需要进入他们的日常实践场域，进入他们的职业和专业活动发生地进行考察，舍此别无良法。[16]
在写作的过程中，丰富的史料既让笔者欣喜不已，也带来了巨大的身心负担。因此笔者耗费近两年的时间才将其分门别类，并最终萃取出自己所需的资料。二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研究主线的探寻和把握。在紧盯“新闻专业主义”这条线时，笔者思索得最多的是新闻本身的历史和宏观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史学者对中国新闻史和中国革命史之间的暧昧关系提出了异议。有人认为，过去中国新闻史，特别是近现代新闻历史，被按照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来断代，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国革命史。有学者认为：“新一代历史学家虽然风貌各异，取舍万殊，但在一系列内在理路上却又颇多共通之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文”“史”“哲”三个方面，具体说来就是三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17]这样的历史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一个事实，但是它很容易将新闻史的研究引向一个迷途，那就是将历史当作“小姑娘”来随意打扮。窃以为，研究新闻史应该盯紧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脉络，让新闻媒体所反映的万千世界都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素材，而不为其所累。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迷失自己的方向。
世界上每一个专业（profession）都源自职业（vocation）的诞生。而某种职业的诞生首先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它“有利可图”，才专门从事这一职业。随着某些职业越来越被人们广泛接受，职业主义（vocationalism）便因之而衍生，并催生了相应的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有些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专业知识也就日益不可或缺。这些职业因此逐渐上升到了专业的高度。可见，特定的专业要求其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知识和技能。只有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才能胜任这些专业领域的工作。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这些领域进入专业化阶段后，都产生了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的成为高等教育中不同的学科和专业。
虽然专业主义的概念范围还稍显宽泛，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多共识。大卫·卡尔就为我们清晰地归纳出专业主义的5个标准：（1）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2）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3）有特别的伦理维度，且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4）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5）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18]
应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组合词，是由journalistic和professionalism组合而成。谁最先提出和使用这个词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组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延伸。盖伊·塔奇曼认为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19]这一说法的根据就是美国新闻界引领了新闻专业化的潮流。这个时候，新闻作为一个行业早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公众和新闻界本身自然而然有了对新闻业施以规范的要求。这些规范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最早体现在对本专业规范的零星表述上。随后是各家报刊纷纷制定本报的“规范”或“信条”，特别是主流报刊所制定的“规范”或“信条”。接下来是整个新闻界制定共同遵循的“规范”或“信条”。而新闻学的诞生则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进入了全面规范化表述的阶段。
对应大卫·卡尔界定的专业主义的五个标准，新闻专业主义就应该涵盖：（1）提供新闻信息等（一种重要的服务）；（2）新闻理论与新闻报道的专门技能；（3）新闻伦理；（4）新闻业的行业规范；（5）新闻自由。显然，这5项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恰恰是新闻学的要义。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新闻学的要义其实就是对发展到高等教育阶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集中表述。
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新闻学对应的英语单词journalism的词义，作出同样的推断。众所周知，高校各学科和专业的英语名称按词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ics”结尾的专业名称，比如说：physics、mathematics、economics和politics等；另一类是以“-y”结尾的专业名称，比如说：history、geography、chemistry和philosophy等。“新闻学”对应的英文名称是“journalism”。它的后缀既不是“-ics”，也不是“-y”，而是“-ism”。而以“-ism”结尾的词是“某某主义”的意思，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socialism（社会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Marxism and Lenism（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西方，某某名人发明了某种理论或主张，人们往往就在他/她的名字后面加上“-ism”，作为这种理论的名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前面的马列主义，还有诸如McCarthism（麦卡锡主义）、Starlinism（斯大林主义）等。另外，还有一些以“-ism”结尾的词表达的是各种社会思潮，比如说feminism（女权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militarism（军国主义），以及前面提到的socialism和capitalism等。
由此可见，把“journalism”翻译成“新闻学”显得不够严谨。如果将它翻译成“新闻主义”或“新闻专业主义”，显得更为贴切。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的新闻学（journalism）严格来说仅仅停留在“主义”的层次。它或许并没有上升到一个严谨的学科的高度。我们也可以把新闻学的英语单词“journalism”看作是journalistic和professionalism两个词的组合。它只不过是上升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的简称。本书论述的正是刚刚上升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的新闻专业主义。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新闻业已日益成为科层化的机构，编辑记者与经营管理人员逐步分开。新闻工作也日益专业化，形成独立的编辑和记者群体。专业主义的思想在全美新闻界已经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共同制定适当的专业规范。当时，培养记者的方式也刚刚从报社培训过渡到由大学培养的阶段，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可以说，那个时期的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刚刚脱离了职业特色，并且正在向专业化方向大踏步前进。新闻学进入大学的殿堂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新高度。而密苏里大学则开新闻学教育之先河，于1908年正式成立新闻学院，同时开创了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模式”。这一模式为新闻领域的专业化开启了一扇门。自此，全美高校纷纷设立新闻院系，从而加速了新闻专业化的进程。[20]
《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于1917年，停刊于1953年。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潮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普利策在推广新闻教育、专业化地培养新闻记者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评论》月刊上发表了《新闻学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普利策解释新闻学院的目的是像其他行业，如律师、医生的培训一样，提供只有做记者才需要的专业知识。世界上首任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士（Walter Williams）和普利策的观点高度契合。他和普利策一样孜孜以求，要将新闻专业送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并且要让这个专业成为和法学、医学等平起平坐的严肃的学科。那么，新闻专业是否应该像会计和工程专业那样以客户利益为中心？威廉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数年的思考。直到一次在对报纸编辑发表题为《记者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Journalists）的演讲时，他才明确阐明新闻专业高于纯粹的商业和贸易：
1914年，威廉士拟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记者信条》[见附录1：沃尔特·威廉士所拟之《记者信条》（英文版）]，进一步明确了报刊的“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它也是新闻学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特别是专业道德和伦理的内涵。现将该信条的前三条摘录如下：
从威廉士的《记者信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概念要素。这些要素包括：（1）发挥报刊的“公共服务”功能（主要是提供新闻信息）；（2）以专业知识和技能追求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3）强调新闻自由（报刊的独立性与自由性）；（4）讲求新闻报道的公平性和平衡性等；（5）重视新闻伦理（将《圣经》看做新闻记者应遵循的道德准绳）。罗纳德·T.法拉尔（Ronald T.Farrar）将威廉士一生所宣扬的理念归结为三大主题：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in journalism）、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世界和平。[23]法拉尔认为威廉士所拟定的《记者信条》就是他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集中表述。在将威廉士的《记者信条》和美国早期一些职业报人对新闻专业规范的表述相比较后，法拉尔认为威廉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表述最为美国新闻界所广泛推崇，甚至在全球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24]美国《编辑与出版人》杂志更是直接将威廉士倡导的新闻专业主义和美国的价值观联系了起来，认为他的《记者信条》服务于美国式民主在全球扩张的目的：
作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和教师，老鲍威尔深得威廉士所阐述的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精髓。在接受威廉士的委托和密勒的邀请后，老鲍威尔带着他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知识、理想和激情[26]，踏上了来中国办报的行程。也正是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办过程中，美国本土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也继续得到丰富与完善。
《密勒氏评论报》诞生于美国崛起并开始其海外扩张时期。刊物在上海出版的30多年里，美国也逐渐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格局可以概括为：美国崛起、欧洲列强的没落、苏联的异军突起和日本掠夺式的实力爆发。这种大格局的演变在全球各地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象。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各方势力分化组合的分水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美国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变化。
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海外扩张时期（1898—1945）和全球称霸时期（1946年至今）。美国政府在这三个阶段都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政策口号。一是孤立主义；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遏制政策。三者都是为其扩张主义服务的。[27]
美国崛起后，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极力向全球扩张。“金元”外交的目的是将强大的经济资本转化为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已经不再满足于追随英国殖民者的足迹，进而开始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向全球推广其价值观。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引领之下，大批美国人来到了远东，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上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报人来到中国追求他们的新闻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新闻业呈现出独特的局面。其报刊发行量颇为有限。虽然其人口基数较大，但是只有约百分之八的人能够阅读。然而，这百分之八的人口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人。[28]另外，大部分报刊还是党派或私人言论的喉舌，几乎没有报刊是独立经营的企业。相比发达的西方世界，新闻自由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观念。报刊的独立在这里更是一种奢谈。可以说，中国还不具备产生优秀现代报刊的土壤。这并非是说中国自办的报刊没有什么优点。相反，它们在本土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就新闻业本身的发展来说，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尚缺乏新闻专业的范式。可以说，中国新闻业同样是一片“试验田”或“演练场”。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半殖民地环境，特别是其租界又给西方新闻人提供了特别的机会。美国专业新闻人最早盯上了这一片待开垦的土地，也看到了别国强化在中国新闻领域竞争力的趋势：
另一方面，美国人越来越不满足于有关美国的新闻经由路透社，辗转跨越大西洋，抵达伦敦，而后又取道南非的开普敦，最后传往东方的现实。更有甚者，每天传到中国的有关美国的新闻不仅字数被路透社人员随意删减，而且非英国的报刊若想刊登这些新闻，就要付出高昂的电报费。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早已延伸到新闻领域。位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租界是列强国际新闻领域竞争的据点。[30]其中，在上海租界的竞争最为激烈。美国和英国在华新闻业也逐渐从合作走向竞争。
美国人密勒率先在上海向英国人对上海报业的垄断发起了挑战。他于1911年创办了《大陆报》，从而开创了美国人在沪英文报刊的新时代。由于英国人的阻挠，密勒在和英国人的竞争中败北。然而，密勒并没有选择放弃。他要在上海再办一份美国人的报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鲍威尔接受密勒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启了《密勒氏评论报》前后32年多的出版和发行的历程。32年里，该刊经历了密勒和鲍威尔父子三任发行人。它的历史也因此可以简单地划分成三个阶段。由于小鲍威尔是在刊物停刊近4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10月恢复刊物的出版发行的，加之刊物在复刊之后内容和版式风格都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书将小鲍威尔复刊后的《密勒氏评论报》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来处理。本书第一章叙述了密勒和老鲍威尔作为职业和专业新闻人的履历和素质；第二章论述了刊物初创阶段是如何奠定其刊行基础和风格的；第三章论述了老鲍威尔独立担任发行人后是如何进一步拉近《密勒氏评论报》与中国和中国读者之间的关系的；第四章探析了刊物专业团队的构成与分布；第五章论述了刊物所发挥的专业服务功能；第六章结合案例呈现了《密勒氏评论报》如何综合性地应用了各种专业报道手法；第七章单独叙述了小鲍威尔恢复刊物的出版发行之后，刊物的专业功能和特色如何一步步蜕变，直至彻底停刊的过程；第八章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密勒氏评论报》及其周围的专业新闻人在华实践和传播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过程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