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密勒——“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

密勒的全名叫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富兰克林·密勒（Thomas Fairfax Franklin Millard），1868年7月8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菲尔普斯郡。15岁的时候，密勒被父亲送到当地的矿业与冶金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又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密苏里大学学习法律和人文学科。但是只学习了一学年，密勒就结束了大学生活。随后6年里，密勒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一、一个战地记者的大国视野

1895年，密勒在圣路易斯的《共和党人》报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1897年，密勒拒绝去报道一场火灾，因为他认为一场小小的火灾不值得自己出马。他因此被版面编辑辞退。而就在被辞退前10分钟，报社的经理告诉密勒，詹姆士·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正在为《纽约先驱报》物色一名记者，去报道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争夺克里特岛的战争（Greco-Turkish War），并问密勒是否有意前往。密勒当即表示愿意。随后，密勒也没有告诉报社经理自己被辞退的事，凑足了盘缠，就踏上了去纽约的路，从此开始了他的战地记者生涯。[32]密勒的战地记者生涯是围绕着几场战争展开的。他一生报道过的战争包括1897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1899年爆发的第二次布尔战争（Boer War）、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Boxer Uprising）、1904年的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抗日战争的起始阶段。每一场战争都增强了密勒对国际事务的洞察力，同时也让他日益明确了自己的反英和反日的立场。

1898年，《纽约先驱报》派密勒去报道美国和西班牙之间争夺菲律宾的战争。这是美国首次在太平洋上显示自己实力的一场战争。在报道这场战争中，密勒开始形成自己对国际秩序和美国所应该扮演的国际角色的看法。密勒后来说，对美西战争的报道，初步奠定了自己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公民和宣传者（publicist），要向那些倾向大国视野和影响力的人看齐。”[33]这里的大国视野和影响力当然是指美国应该具备的大国视野和影响力了。

1899年，密勒奔赴南非，为《先驱报》、伦敦的《每日邮报》和《斯克里普纳杂志》报道布尔战争。在那里，密勒受到了英军指挥官基钦纳（Kitchener）的热忱欢迎。当时，基钦纳将军正迫切地想得到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然而，和全副武装的英军作战的是布尔当地的农民。在密勒看来，这场战争就和当年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是一场争取独立的反对殖民压迫的战争。尽管英军给他的采访提供了种种便利，但是密勒就是不为所动。他发回的报道对英军大加挞伐，猛烈抨击英军在集中营里虐待手无寸铁的布尔人。这些文章充斥着反英和反帝的色彩，并且将布尔人的战争神圣化。最终，暴怒的基钦纳将军将密勒从身边赶走。[35]

布尔战争的经历增添了密勒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憎恨。有两件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仇恨。一是，英军炸弹爆炸的弹片在密勒的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36]另一件就是英国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对媒体的控制给密勒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也就是从布尔战争开始，密勒越来越觉得英国对国际新闻进行垄断和控制，并以此来促进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利益，同时损害了别国的利益。密勒深信路透社和美联社之间的协定、美国报纸对《泰晤士报》报道的大量转载，导致美国人接收的国际新闻处于英国人的掌控之下。而这都是以英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密勒所持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斯诺后来在解释这种观点的来源时说，密勒和他本人一样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美国中西部人（Midwesterner）长久以来一直有着仇视英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看作和依然强大的英帝国抗争的弱势一方”[37]。密勒和斯诺等密苏里人几乎都传承了这一特征。这在《密勒氏评论报》的有关英国的报道中几乎是一以贯之的特色。这种反英的立场后来也影响到了密勒对中国的看法。

可以说，密勒和大部分在东方的密苏里报人都是冒险家和先驱，或者说他们是冒险家和先驱之子。他们继承了先辈在西进运动中培养出来的那种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一旦到了东方，这种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便转化为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密苏里人普遍认为以密苏里州为代表的中西部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种精神和美国人普遍拥有的平民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密勒等在东方的密苏里人为中国鸣不平的特征，加上密勒后天习得的“扒粪式”的报道风格，更加强化了他的平等主义观念和有些过分的自由主义风格，一种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交织的风格。20世纪早期，虽然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正日益被诟病，但是很多编辑记者追求的仍然是“不受约束的自由”。1917年初，密勒在上海给老鲍威尔的第一印象就是过于随意：

最后，我提出来一个问题，并且立刻获得了一个出乎意外的回答。那个问题是：“我们的报纸究竟以什么样的东西为主要内容呢？”僵直地躺在椅子上的密勒突然大声说：“狗日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

之后，当我和中国和外国商人接触了若干次，一再向密勒说明报社的言论方针，对于未来的订户和广告客户都有很大的影响时，我获得的回答总是一笑——关于这一点，后来我终于晓得，由于密勒坚持他的“狗日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政策，使他不得不辞掉《大陆报》的总编辑。[38]

实际生活中的密勒是上海十里洋场一个性子急躁、老成世故的家伙，说话带着密苏里口音。他衣着时髦且舞技精湛。老鲍威尔第一次见到密勒时，就这么描述：“他穿着如此考究，我想不出他怎么才能坐下来，又不会弄皱身上那套整洁的西服。”[39]

十年的战地记者经历将密勒磨砺成一个言辞犀利、有些自以为是的“揭丑式的”记者。这些经历也赋予了他一种服务精神，一种对遭受践踏的下层国家和民众的同情和怜悯之情，以及一种追求人类社会完美的信念。所有这些，让密勒所遵循的职业新闻理念带上了一种道义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密勒是在美国实力急剧膨胀并开始走上海外扩张之路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这里以办报的方式去拓展美国的“大国视野和影响力”。

二、远东的机遇

1900年，密勒作为《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专门报道“义和团运动”。中国给密勒的第一印象和他想象中的反差太大，也让他无比震惊。尽管密勒大学期间没有学过什么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他和很多西方人一样有着对中国与生俱来的偏见，蔑视这个受到专制腐朽统治的破落的国家。[40]然而，来到中国后，密勒很快就摒弃了这样的观念。[41]在密勒眼中，一场本应该是拯救式的远征变成了西方文明的复仇。在表扬美国军人的克制的同时，密勒谴责英、法、俄、日、德、意等国士兵枪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国人。他在报道中将八国联军肆意的残暴行为描述成西方以刀剑的方式将文明带给中国人。[42]在报道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密勒逐渐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得密勒开始重新审视西太平洋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初期，外界普遍预测俄罗斯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密勒一开始计划以俄罗斯为报道的主角。结果，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为了寻找日本胜利的深层原因，密勒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去了一趟日本。此次行程坚定了他的看法：日本不仅有向外拓殖的倾向，而且肯定要在海外扩张领土。日本是中国独立主权和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只有积极介入中国，才能确保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他还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着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中国是列强争夺的中心，美国却忽视了这一点。[43]

日俄战争的结果彻底改变了密勒对日本的看法。他觉得单凭日本并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如果日本主导了中国，那么它将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因此，密勒很早就主张美国引领中国阻止这一进程。在密勒看来，东亚国家的文明具有同质性，而且其影响力正在扩大，有可能打破全球力量的平衡。这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不得不严肃对待的“远东问题”。不论是否愿意，美国都得参与解决这个问题。[44]在中国政治最为动荡的敏感时期，密勒不仅准确地预见了远东情势的变化，还敦促美国政府对中日采取新的外交政策，以维持这个地区国际力量的平衡。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创刊号的社论中这样评论：

鉴于日本在此乱局里的角色，以及它在中国可能卷入内战中的动向，我认为如果这场危机早来几个月或一年，我们都不必感到太惴惴不安。世界局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日本改变，或者至少暂停其部分对华政策，特别是《二十一条》第五组规定（Group V of Twenty-One Demand）里彰显的那些政策。无须谴责日本现阶段在此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虚伪性质，但还是要指出，即便日本一意孤行，坚持推行第五组规定，并抓住内战的机会干涉中国，世界局势也非常不利于它的图谋得逞。俄罗斯的革命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军事和政治改组，以及其他列强现在和将来对此的反应，都深刻影响着日本的立场，并因而可能影响到它的对华政策。[45]

此评论发表一周后，密勒又在刊物的第1卷第2期建言美国政府应该在远东如何作为：

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美国人会很喜欢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她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对应起来。在我看来，外交委员会对远东局势的考量比美国试图找到某种方式，让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发展和美国的政治理念与经济发展一致，并使之和国际平等相融合，更具根本的重要性。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中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围绕太平洋北部的主要国家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演变。[46]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积累，密勒的第一本著作《新远东》（The New Far East）问世。这是一本以中美日三国在远东地区的命运和责任为主题的书。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密勒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就成了密勒终其一生的生活重心。他开始将中美两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断向两国政府和人民警示日本帝国主义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同时，密勒基于对职业前景的分析，确定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职业记者生涯，去促进美国在中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因为中美两国的命运和日本的图谋都需要有人向两国民众发出呼声和警告。这也正契合密勒的野心和民族主义的需求。密勒因此看到远东地区特别需要大量的美国记者，为美国企业报道商机，同时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这些报道将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像密勒这样有远见的记者将在中美两国之间扮演更为重要的、具有更高声望的角色。[47]

三、最早来华的西方职业记者

密勒对英国人把持传播到美国的国际新闻非常不满。他觉得改变这一状况是他这一代美国新闻人的职责。“义和团运动”后，密勒离开中国，直到1904年再次回到远东报道日俄战争。这期间，密勒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自己以前对中国的错误认识来自英国媒体对远东事务独占式的报道。

此间，另一位深刻影响了密勒的人是来自芝加哥的富商查尔斯·R.克莱恩（Charles R.Crane）。克莱恩极端仇视英国。密勒在布尔战争期间写的反英文章正对他的胃口。和密勒一样，克莱恩也对英国主宰国际新闻的现状极为不满，并对英国媒体颂扬日本、极力贬低俄国的做法非常反感。克莱恩发誓要对此发起反击。他认为，要想促进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必须要改变国际新闻的这种格局。克莱恩和密勒一样认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必须在这一地区保证有及时、全面、准确而独立的消息来源。而且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因为英国和日本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而受到极大的伤害。[48]密勒“揭丑式”的报道方式正对克莱恩的胃口。于是，他出钱安排密勒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报道日俄战争。后来，克莱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早期致力于促进美俄关系。这让我深信直接交流的必要性，不只是和俄罗斯，还包括和中国。这些地区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本质上是不和我们对抗的。另外一些和我们利益冲突的国家则试图离间我们。因此，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间接的，是受到对我们关系不关心的人控制的。在新闻领域，我们不得不接受多少和我们有些敌对的通讯社（对事件）的解释。[49]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和外交人士认识到利用媒体促进美国在华利益以及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到了1909年，在亚洲的美国记者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已经取得了越来越稳固的地位。这些记者包括：美联社的麦考米克（McCormick）、《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奥尔（Ohl）、《纽约先驱报》驻香港记者端纳（W.H.Donald）。而J.鲁塞尔·肯尼迪（J.Russell Kennedy）和密勒则先后担任过《纽约先驱报》《纽约时报》和《斯克里普纳杂志》三家报刊驻东京和中国的巡回记者（roving reporter）。他们都是一些富有进取心、理想化，甚至野心勃勃的人，且大多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老鲍威尔回忆说：“密勒可能是第一个，或者至少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专业记者之一。”[5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密勒堪称“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China）。[51]

在中国的三十年里，密勒在中国新闻界树立了自己的丰碑。自1900年来华报道“义和团运动”开始，密勒可以说是美国新闻业在中国的最为积极的倡导者。这一时期，若论及美国新闻业界对中国的影响力，密勒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创办了两家著名的报纸：《大陆报》（The Press）和《密勒氏评论报》。他还为多家美国报纸和杂志报道中国。这些报刊包括：《纽约先驱报》、《纽约时报》、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斯克里普纳杂志》（Scribners）杂志、《世纪》（Century）和《国民》（Nation）杂志等。从1906年开始到1931年的25年时间里，密勒出版了大量面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小册子，并且为美国官员撰写了数百份备忘录，从新闻和宣传的角度敦促美国积极介入中国和远东事务。与此同时，密勒也成为远东问题的专家，并在此领域著述颇丰。他的有些著作甚至被美国的大学用作教科书。[52]与此同时，处于列强掌控之下的中国政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尚不知如何举措。这为密勒提供了施展其外交才能的广阔空间。

密勒之所以被称为“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引领了一大批年轻的美国新闻专业毕业生奔赴中国。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密勒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有很多毕业生在《日本广告人》报（Japan Advertizer）、《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实习后，成为当时美国各大媒体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其中就包括为中国人熟知的埃德加·斯诺。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中国下层民众持同情的立场，并且都在他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坚持着美国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具体到他们的新闻作品，用斯诺的话来说，就是体现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独立、支持国与国平等、支持共和、支持独立自主和支持美国”的价值观。[53]

四、从职业报人到政府顾问

将目光转向中国和远东地区不久后，密勒就成为美国政府在远东问题方面非正式的顾问，被很多人看做“远东事务最棒的写手”[54]。其实，早在布尔战争期间，密勒的战地报道就深得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的赏识。老罗斯福写信给密勒说：“那些发自特兰西瓦尔（Transvaal）或中国的报道，没有谁比你写得更有趣了。”[55]后来，老罗斯福总统邀请密勒到牡蛎湾（Oyster Bay）一起彻夜长谈中国局势。[56]老罗斯福此举是有深意的。他此后也一直将密勒看作中国局势的主要消息来源，对密勒的政治观点印象深刻，并深受这些观点的影响。

密勒深信中国将成为美国产品和资本的重要市场，并成为太平洋地区一支平衡的力量。所以他认为有必要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促进其发展。密勒一再撰文指出，对中国领土完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日本和俄罗斯，以及一些欧洲列强主张排斥美国，瓜分中国。同时，密勒力主美国积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并极力主张美国积极维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密勒还认为，宣传是让美国人意识到这两点重要性的最关键手段。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主权完整几乎成了密勒后半生所尊崇的最大的信条。

在密勒眼中，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活力，并且有着自己治理方式的国家。同时，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局势。那就是列强虎视眈眈，想尽快将西方文明和现代化强加给中国。密勒认为这才是激起义和团运动，并威胁到这个帝国内部和平的真正原因。然而，密勒一方面认为，西方这么做的结果可能给中国和西方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另一方面密勒是为了美国免遭其所谓“黄祸”之害才持如下观点：

推动中国工业哪怕一寸的进步，都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如果急切地推进它，可能引起催化作用。如果她巨大的劳动力被唤醒，目前的情势将无法满足其需求，她势必要汲取全球的养分。如果我们触发了这个催化器，我们的繁荣能够逃脱这个报应吗？因为，那些被剥夺了面包的人不会全都死去。[57]

但是如何让未来中国觉醒的力量不去攻击美国？密勒认为答案就在于拓展美国在中国和远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呼吁美国在促进中国繁荣和稳定、取消帝国主义政策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因此，密勒极力倡导美国旨在争取贸易平等的“门户开放”政策，希望列强和中国都能够接受这一政策。这样，中国才能够在免于外国干涉的同时不断发展，走向繁荣和稳定；美国能够在保证太平洋和平的前提下，和中国“不受限制地展开全方位的贸易往来”[58]。可见，密勒最初对中国的观点交织着希望和担心。他既担心中国的过分强大，同时希望美国能从中国的繁荣中获利。

密勒本人是不折不扣的扩张主义者。他认为，“美国政治家的视野不必再局限于国家的疆域”[59]。在密勒的心目中，扩张（expansion）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两码事，前者是政治的需要，后者则是伦理问题。他给美国的海外扩张贴上了“美国命题”（American Thesis）的无害标签，以区别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命题”（Colonial Thesis）。在他看来，美国的扩张是光荣的且能福泽四方的。而英国和日本才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它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对其他国家的奴役和盘剥之上。密勒声称，美国的扩张“在美国人看来，仅仅局限于商业、金融和工业领域，而没有获取更多领土的意图。“门户开放”政策是在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同时不会损害别国利益。我们真心希望看到别国和我们共同繁荣”[60]。密勒认为，全世界都会从“门户开放”政策中受益。它不但会通过贸易机会的均等实现中国的稳定和繁荣，还会促进世界和平。[61]在以密勒为首的一批美国记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层人士认同美国是唯一对中国友好的大国。

早期的战地记者生涯，加上长期浸淫于中国和远东事务，使得密勒洞悉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幻。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开始，到巴黎和会，再到国联日内瓦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中国政府都高薪延请密勒为自己鼓与呼。1929年到1935年间，密勒更是正式出任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顾问。《密勒氏评论报》也在此间发表“特别稿件”，评析了密勒在中国的顾问生涯，并且将他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顾问作了比较：

迄今为止，南京政府的所有外籍顾问都是被委以具体任务的技术专家。任务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我们看来，对密勒先生的雇用是长年累月的。其政治意味更浓于技术特色。

这已不是密勒先生第一次以顾问的身份和中国政府结缘了。从1918年到1923年间，他以同样的身份出任现已倒台的北京政府的顾问。期间，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国联的三次会议、洛桑会议和华盛顿会议，同时担任其他一些问题的顾问。[62]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密勒蛰伏在逐渐沦入“孤岛”状态的上海。就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刻，他成功地逃离了中国。然而，躲过战争劫难的密勒却饱受病痛的折磨，于1942年9月7日在西雅图家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