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概论（2018年版）
- 王一川
- 15836字
- 2020-07-09 17:21:45
第二节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个观念大家都能接受。但深入追问下去，就会发现仍然有许多问题。譬如，文化是什么，文学承载着什么文化意义，文学这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有何关系等，就是本节要着重要阐明的问题。
一、文化概念
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文化形态，那么首先要追问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个词大家都是熟悉的，但要把它说清楚不是容易的事情。这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般都认为有“体质”和“精神”两项。人与人之间体质的差别现在已经可以用人类体质学的科学检测，做出准确的说明。譬如黄种人、黑种人和白种人体形、血液、体内各种素质的差别，属于生理上的差别，在生物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说明这种生物的差别的确不是难事。但是若要说明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差别，就关系到文化的差别了。假设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在其出生之初，一切都相似到极点，因为某种原因在出生后分养在中国和美国，那么长大后这对同胞兄弟虽然在体质上还是十分相似，但精神上一定有了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学习不同的语言，养成不同的习惯，形成不同的思想性格，学会了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崇奉不同的信仰，等等，这种差别就属于文化的差别了。所以文化是与形成人的不同精神状态的社会承传密切相关的。
究竟怎样来界说文化，目前的意见异常分歧，据说对文化的界说就有一百六十余种。不过较重要的有广义、狭义和符号学义三种：
广义的文化概念是很多人主张的。英国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是广义的。他在《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28]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最为流行。在西方文化开始于拉丁文Cultu-ra，英文Culture，文化原是“耕作”的意思。通过“耕作”人由动物变成了人。通过不同的“耕作”人变成了具有不同“精神”状态的人。
英国著名的文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也是从广义的视点来界说文化的，他说：“文化是指代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团集，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29]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界说与泰勒的界说是一致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同一部书中，还详细说明了“文化的各方面”：甲，物质设备；乙，精神方面的文化；丙，语言；丁，社会组织。各国多数学者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的。
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界说也多偏于这种广义的界说。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庭、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30]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定义，凡人类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都可以称为文化。庞朴用更学术化的语言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如果把文化的整体视为立体的系统，那时它的外层便是物质的部分——不是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马克思语），或对象化了的劳动。文化的中层，则包含隐藏在外层物质里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塑的意蕴之类）和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以及人类精神产品之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文化的里层或深层，主要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31]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人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文化从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人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文化被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不是指原本的自然，是人创造的“第二自然”，或者说是对象化的劳动的结果。制度文化则是指渗透了人的观念的社会的各种制度。精神文化是最深层的东西，如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物质文化最为活跃，容易变化（如不论什么时代，对外来物质文化的吸收总是先行的）。精神文化则惰性最大，不容易改变。这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就是指整个社会生活，可以说无所不包。人所需要的一切，所制作的一切，所发明的一切都可以叫作文化，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寺庙文化、商业文化、村庄文化、城市文化等，还有很多。只要你能说出一种有特色的生活活动，就有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是很难区分的，虽然马林诺夫斯基说过：“‘文明’一词不妨用来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方面。”[32]
另一种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个人的素养及其程度，包括人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多少、涵养的高低等。《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第三义“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个人知识积累的多少，是文化。由于知识积累的多少导致个人教养的高低，也是文化。运用文字的能力高，会写文章，叫有文化，水平高；反之，就是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我们说某人在胡同里小便，太没有文化教养了。某人连世界分几大洲也说不清楚，文化水平很低。如填表时候的“文化程度”的“文化”就专指教育程度而言。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只是从知识修养方面来说的。
从符号学的意义看，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这个观点是由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提出的。卡西尔认为：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那就是文化。过去有“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人是理性的动物”（启蒙主义）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卡西尔认为与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或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正是文化把人与非人区别开来。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这就是人的劳作（work）。卡西尔说：“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33]
卡西尔认为，动物只有信号，没有符号。信号只是单纯的反应，不能描写和推论。他解释说，动物世界（如类人猿）最多只有情感语言，没有命题语言，而人则具有命题语言。例如，一只猴子愤怒了也会咬人，但它的愤怒和咬人是对刺激的直接的情感反应，它不会运用符号来思考如何进行报复，如思考等待若干天之后进行特别的报复。因为情感语言只能直接简单地表达情感，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事物。但命题语言就不仅能曲折细微地表达情感，而且还能指示、描述、思维等。例如一个人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愤怒，他可以做出立即的直接的情感反应，但也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个命题进行思考，等待机会进行最有理、有利、有节的报复。中国有句古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这等待中，他一定有许多运用语言符号的复杂思考。因此动物与人类对外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动物是直接的迅速反应，人则是应对。应对常常是间接的延迟的，是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与推延。能否应对常常是“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真正的分界线”。[34]人因为拥有符号因此创造了文化。他的公式是这样的：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人与符号和文化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符号思维、符号活动不是直接的单纯反应式的，符号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意义系统。
不难看出，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符号论的文化概念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认为文化是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一方面是人创造了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创造了人。有无文化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符号论的文化概念又与广义的文化概念在强调“人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不同：首先符号论的文化概念把符号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标志，没有符号、符号活动和符号思维，人的本质就无法凸显出来，文化是人运用符号及其意义而创造的；其次，符号论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而言的，具体说文化是人性展开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各个“扇面”。换言之，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
本书所讲的文化，是符号论意义上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符号论的文化含义呢？
1.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确是人类深层的文化，它是人运用语言符号系统，展现诗意的人生意义和精神追求，尤其包括人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2.我们从这个文化概念上来理解文学，旨在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与语言、神话、宗教、科学、历史等精神形态的文化有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揭示这种互动关系正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文学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有人会问，文学不也要描写那些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吗？例如花草树木等自然景观，人物行为等社会景观，这岂不说明文学属于前面所说的广义文化吗？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文学虽然也描写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甚至描写本真的自然，但文学不是把这些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拿出来展览。文学在描写这些物质文化、行为文化或本真的自然的时候，作家以自己的诗意的情感去把握、拥抱它们。当作家把这些物质事物写进作品中去的时候，已经属于观念形态或精神形态的东西，已经不是原本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它已经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例如，杜甫的《望岳》：
这是描写山东泰山的一首诗，意思是说：泰山的形象究竟怎么样啊？从齐地到鲁地都望不尽它的山色。大自然把神奇秀丽都集中于泰山，山的南面与北面，就像清晨与傍晚两个世界。远望山中层云叠出，目送归鸟入山，几乎把眼角都睁裂了。将要登上顶峰，往下一看，那众多的山都变得十分的小。全诗似乎只是描写泰山，写从山下望山上，写它的神奇秀丽，写它的山南山北的区别，写山旁边的云层和飞鸟，最后写从山上往山下望的情景。表面只是写山，其实不完全是。这是写杜甫眼中、心中的山，通过对泰山的描写，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这里作为自然物的泰山，已经变成了诗人用他的情感掌握过的一种具有意义的符号，如果说这首描写泰山的诗是文化的话，那么是属于符号论意义上的文化，即独特的精神文化。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中，就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精神文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符号论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
二、文学的文化意义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既然人与符号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必然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意义、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境况以及人所憧憬的理想密切相关，一句话，是与人的精神关怀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文化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人的生存是偏于动物性还是人性，这是文化首先关心的问题。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所谓人的“异化”，即人的本性的丧失，人成为非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即一部分人因其受压迫的地位而变成被宰割的“羔羊”，而另一部分人因其压迫人的地位，而被动物性的贪欲所控制而变成“豺狼”，这种状况就是由那种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文学若能揭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那么就有了文化意义。因为它是在揭露这种文化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性质，这里就具有了对人的精神关怀的价值了。批判现实的假、恶、丑的作品，一般而言就在这方面具备了文化意义。例如，鲁迅的小说《祝福》是大家都熟悉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祥林嫂本来是一位平凡、善良、淳朴的劳动妇女，她正派、俭朴、老实、寡言、安分，但也顽强。她的身上充满了人性，但封建文化及其权力形式摧毁了她的一生。她生活在封建文化弥漫的社会中，她的悲剧可以说是必然的文化悲剧。她一生有几个转折点，先是夫死，她自身受封建文化中“守节”的毒害，不愿改嫁，但她的家族不给她“守节”的权力。她被当作货品那样强制地被出卖了。接着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她再嫁的丈夫又病逝，心爱的儿子被狼吃掉了。“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封建文化的规定。她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她面临第三次命运的转折，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但这次她因其遭遇而被视有“罪”的人，连祭祀时候的祭品都不让她动，使她精神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再接着她又面对着第四次转折，这次是普通人给她的信息：凡嫁过两个男人的人，到了阴间将被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死鬼。她虽然反抗过，但她终于冲不出封建文化设下的罗网，悲惨地倒下了。《祝福》的文化意义是揭露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压抑中国普通人民的生存，从而呼唤一种适宜于普通中国人生存的新的文化。再如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一般都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吃人文化的揭露。在英国狄更斯的作品、法国巴尔扎克的作品和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如何欺压下层人民，下层人民如何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在精神上如何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的人性如何在那金钱主义统治的社会受到扭曲，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是财富的急剧增长，一方面是人性的丧失，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通过艺术描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出来的恶果。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揭露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描写中，呈现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从而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意义。其实，不仅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重点在揭露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从古至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着力于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揭露。譬如，我们实施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等，通过多年的努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生活也比过去丰富，但也出现一些严重问题，如自然环境污染、消费主义流行和贫富距离拉大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必然影响人的生存境遇，其中也折射出我们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人的遭际进行了艺术的描写，那么这些作品也就会具有文化意义。
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国之情？什么是民族之情？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人的生存意义，也是精神文化中一些基本的观念。文化把人的生物性的欲望变成一种美学的哲学的精神活动。例如文化使求偶要求变成为心心相印的爱情活动，文化使衣食的温饱变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文化使求生变成一种回归家园的精神过程……作家在其作品中也必然要艺术地探索这些问题，以其语言所塑造的形象表达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在叩问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上凸显出来。例如，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大家都熟悉的。杜甫在描写了大风卷去屋上三重茅之后，描写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后，呼喊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表达出儒家的“仁义”之心，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精神。儒家文化中积极的生活意义在于：先人后己，先忧后乐。杜甫诗中“忧”天下人的精神就是儒家文化积极人生态度的表现。
文化的群体性是十分突出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共同遵守的思想和行为准则。真正的文化都是以爱护人为目标的，所以文化可以使人与人变成兄弟姐妹，可以变野蛮的抢夺变为和平的竞赛，可以使弱肉强食变成互相支援与帮助，可以使对抗变成友谊，可以使陌生甚至敌对的自然变成亲和之物。文学中的交往对话关系，以诗情画意延伸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意义。例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恋爱，就是一种爱的感情的沟通。但是在这种沟通中，不是没有困难和问题，文学从情感这个领域出发，关心这种沟通。例如中国现代诗人汪静之有一首题为《恋爱的甜蜜》的诗：
这首诗歌所歌唱的就是青年男女之间甜蜜恋爱的关系，经过追求，遭遇困境，走上反抗，终于实现爱的沟通的理想。这里充满了追求爱的自由这种文化理想。当然爱的沟通除了要有这种作为人的文化精神的勇气之外，也许还要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们来读一下舒婷的《致橡树》：
在这首诗里同样也描写爱的沟通，但显示出更多的现代文化的意义。爱不仅是互相依赖，不是一方衬托另一方。爱是彼此的情感沟通，共同拥有一片情感的天空，同时又各自独立，各自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创造、独立的表现，爱是平等的。这就是现代人的爱的理想。我们追求的应该是这样的爱，诗人以象征、比喻生动地展现了这种爱的“交往”，使文学凸显出爱情关系中的精神文化意义。
人与自然的交往在许多诗篇中也显示出文化意义。例如现代诗人芦甸的《大海中的一滴水》：
在这首诗里写的一滴水与大海的关系，似乎与人的精神文化无关，其实不然。这里所写的是一点水与大海的关系（自然）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类）的对应同构。在这里，一滴水和大海并不是陌生的自然，而是亲切之物，或者说是一种亲切的思想感情，即关于个人与集体、渺小与伟大、必然与自由的辩证思考。这里显示出人类与自然在本质上的同构关系，也说明文学在以自然为对象时，作家的确赋予了自然以精神文化意义。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动物总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它们没有理想，不能预测未来。尽管蜜蜂构造的蜂房，它的精密灵巧可能使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不如，但蜜蜂不如人的地方，是它只是凭本能在构造，它不可能事先有筹划，而人则可以有意识地构造未来。例如人构造一座房子，哪怕再简陋，也总会在事前拟定一个蓝图。人是一种具有理想的动物。人每天都怀着对未来的筹划、希望生活着。人之有理想、幻想，乃根源于他们的文化。或者说，人的愿望、理想和幻想，如果没有文化的升华，那么人类就要倒退回原始状态中去。人类因为有了文化，才真正地成为人。同时文化使未来有现实之根，未来因文化之助变得美好起来。文学诗意地表现人的愿望、理想和幻想，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未来，而获得文化意义。
例如，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
这是苏轼在中秋之夜月下畅饮时怀念弟弟苏辙写下的名篇。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抒发了现实的苦闷，亲人离别，无法相见等，另一方面则是展开了幻想，把酒问天，“欲乘风归去”，抒发对天上宫阙的向往。但又觉得天上宫阙虽是“琼楼玉宇”，却“高处不胜寒”。现实与理想都并非圆满，人间有“悲欢离合”，天上有“阴晴圆缺”，难于十全十美。词人真诚地祝愿“人长久”，虽彼此在千里之外，却能“共婵娟”。这首词的突出特点就是人能展开广阔无限的幻想，向往美好的未来，表现了人的特性，从而获得文化意义。
需要补充的是，文学的文化意义不但表现在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命意义等人文关怀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对文学自身的理解上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文学理解为一种与社会文化无关的独立封闭的存在。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文化，如作品可以不过问政治，不描写现实的斗争，与政治和现实保持距离，但它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描写人情风俗，抒发人的情感，而这种人情、风俗和情感总是深深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不能不带上社会文化的烙印。文学的文化意义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因而并不存在完全封闭的“自在的文学作品”那样的东西。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是构建文学作品的基本手段，离开语言也就没有文学。而语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即语言文化。语言文化蕴藏在哪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蕴藏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最优美的语言、最生动的语言、最形象的语言、最具有诗意的语言、最简洁的语言、最具有表现力的语言都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文学的文化意义之一，就是为人们学习和丰富自己的语言文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库。从某种程度上，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就是阅读语言。人们可以在愉快的阅读中大大丰富自己的语汇、强化自己的语感、调整自己的语调，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
大家知道，现代汉语来源于古代汉语，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用古代汉语撰写的文学作品，仍然能够增进我们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运用。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用成语，这些成语大部分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和文献中。例如，我们都读过的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其中就有许多用语和成语，成为我们学习语言的宝库。其中成语如“躬亲抚养”“孤苦伶仃”“茕茕独立”“形影相吊”等二十余个。至于读古代长篇小说，其中的各种用语，更是我们学习语言不竭的源泉。例如《红楼梦》中的“大有大的难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颜命薄古今同”等，如果我们多读几遍《红楼梦》，那么这些具有文化积淀的又是鲜活的言语，就自然会被吸收到我们的日常的言语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学习语言是文学的文化意义的重要方面。
三、文学的文化意义的发现
那么如何去发现文学的文化意义呢？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把文学—文化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
“品质阅读”是指“试图尽可能完全地把握作品的肌质，表示首先注意到语言中的各种要素：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混等等，然后由此向人物、事件、情节和主题运动”[35]。这是就西语而言的，若是论汉语文学中的“品质阅读”，则要讲究用字、比兴、押韵、平仄、对仗和用典等，再进一步深入到情景的描写或人物、情节的叙述。简要地说，“品质阅读”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技巧的运用以及艺术素质高下的解析。如中国差不多历代都有描写“怨妇”的诗，我们这里且举一首六朝时期谢朓的《玉阶怨》来进行“品质阅读”：
头一句点明了时间与环境，这个妇女因丈夫外出不归可能等了许多天。这“夕殿”是说黄昏时刻她仍在房间里抱着希望，但终于不见丈夫的身影，希望破灭了，所以“下珠帘”。这一个“下”字表现了她的无奈。此时周围的萤火虫飞着，随后飞走了，就像那灯火熄灭了。这里有动有静，暗示出这个思妇内心感情的起伏。但这样就不想了吗？没有。“长夜”漫漫，思妇忍不住还是思念，她把思念之情似乎一针又一针地缝进为她的丈夫所做的罗衣里去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她的思念达到极点。这自然是一首好诗。它把思妇之情感烘托得很具体。但是最后一句“相思此何极”虽然是点题，但失之于直露。所以这首诗的“品质”还未达到最高远的地步。让我们再来看李白的《玉阶怨》：
按中国古代的以含蓄为美的审美标准，李白这首诗纯用形象说话，其中包括了“玉阶”“白露”“水精帘”“秋月”等色调一致的形象，加上“生”（表现时间过程）、“侵”（表现人物的感觉）、“下”（表现人物的动作）、“望”（表现人物的感情）等几个动词的配合，就把怨妇的思念之情具体地传达出来了。始终没有用“思”与“怨”这样的字眼，说思却不用“思”字，说“怨”却不用“怨”字。这样，李白的诗虽然与谢朓的诗传达的同一旨意，但“品质”的高远更胜一筹。到此为止，我们的阅读还只是在诗的内部进行，没有超出诗的语言文字的内部，这就是所谓的“品质阅读”。不难理解，“品质阅读”只属于语言和审美的范围内。对于“文学—文化”阅读来说，仅有“品质阅读”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解读还必须从艺术文本走向社会文化。这就是“价值阅读”的事情了。
“价值阅读”则表示阅读者“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出他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36]。简要地说，“价值阅读”就是通过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发现作品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其中的文化意义。发现文学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其基本途径就是要“价值阅读”。上面两首怨妇诗对于不了解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人，是不容易发现它们的特有的文化内涵的。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包括贵族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儒家正统思想是所谓的“夫为妻纲”，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特别是丈夫乃是妻子的依靠，能不能伺候好丈夫成为当时妇女价值是否实现的标准。丈夫外出不归，唯有苦苦思念才是妇女的美德的体现。但妇女又往往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怀，所以思妇诗、怨妇诗常常成为“男子作闺音”的一种艺术形式。另有一层意思，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经常是怀才不遇的，自己怀着满腔的热情和一身的本事，却不被赏识，得不到重用。这样，妇女思念丈夫又成为他们自身希望效忠朝廷的一种寄托、象征和比喻。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所特有的现象。这就是说，思妇诗、怨妇诗有着双层的文化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价值阅读”只是发现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不是价值评判。就是说，通过“价值阅读”只是发现文化内涵的有或没有，如果有的话，具体又是有什么，不是评论其中的好与不好。
作为发现作品文化内涵的“价值阅读”，常会给予习见的作品以新的解读。例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大家都是熟悉的。一般的分析认为这篇作品写出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感情。但季羡林的文化解读就很有新意，而且也符合中国历史的情况。他说：“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精神。“《背影》所表现的就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在社会上孝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西方呢？拿英文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与汉文‘孝’字相当的单词，要想翻译中国的‘孝’字，必须绕一个弯子，译作filial piety，直译就是‘子女的虔诚’。你看啰唆不啰唆！”[37]季先生从文化视角的分析，挖掘出作品的文化蕴含，是很有意味的。
四、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
人类的精神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其中主要的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等。通过这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展现人性的各个“扇面”。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通过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的论述，既可以了解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联系，又可以在比较中凸显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特点。关于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可以做出许多研究，这里仅就文学与科学文化、文学与历史文化、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化的关系做扼要的说明。
文学（包括艺术）与科学文化（我们这里指的自然科学）是不同的：文学的中心问题首先是人的世界，人的感受、情感、愿望和理想；科学的中心问题则主要是自然世界，科学也研究人自身，但在科学中，尤其在自然科学中，人主要作为一种自然对象而进入科学的视野。文学和科学都要揭示世界的奥秘：文学要揭示的是人的心灵方面的奥秘、情感的奥秘，科学揭示的是自然方面的奥秘。文学偏重感性，科学偏重理性。文学与科学都追求真与美，但文学追求的真主要是人的情感的真，科学则追求客观世界规律的真。科学在必须选择时，它选择真而牺牲美，文学则在真与美二者中永不可做单一的选择，文学要求真、善、美的统一。
但是文学（包括艺术）与科学文化又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截然分割的。艺术文化可以增强人的人文素质，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文化则增强人的科学素质，而给艺术文化以推动的力量。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在一次“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曾介绍1950年代美国和苏联空间技术的竞赛，结果苏联于1957年11月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美国自认为是20世纪科学技术第一大国，举国顿感耻辱，开始进行反省。10年后，一些教育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的科学教育是先进的，但艺术教育落后。也即两国科技人员不同的艺术素养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俄国人说，他们仅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的俄国人就无愧于世界，更何况他们还有普希金（1799-1837）、屠格涅夫（1818-188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契诃夫（1860-1904）等，此外还有那么多的画家和音乐家。李政道提出：“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相信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是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但是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境地吗？它们很可能是的确不可分的。如果是这样，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的最高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38]
这就是说，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虽然偏重于感性与理性之分，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在塑造人的素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对于艺术文化来说，科学文化以它的理性智慧的知识性和深刻性塑造了文学家，进而促进了艺术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从某些方面启示艺术文化的开展。反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文化以它的情感智慧，影响科学家的精神世界，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感受力、情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从而促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文学与科学永远是关联在一起的。文学与科学一样参与了开发世界的统一过程。文学与科学有着共同的根。人类既要科学真理，也珍惜艺术真理。文学与科学是难分高下的。科学为自然立法，文学艺术为人生立法；科学文化是自然之根，文学艺术是人生之根。在科学面前，文学艺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认为，诗、艺术“应当表现科学赋予人和宇宙的广袤、光彩和现实感……在诗的美中，有科学献的花束和最终的鼓掌”[39]。
文学（包括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也值得重视。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文学与历史进行过比较，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40]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贬低“历史”，认为历史只是描写“个别的事”，不能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的把握。他抬高“诗”的地位，认为诗才描写“普遍性的事”，也才能有“哲学意味”。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性的。但他肯定文学可以达到对于事物的普遍的认识，具有哲学意味，这看法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人对文学与历史的看法更全面一些。最古老的诗被称为《诗经》，最古老的历史《春秋》也被视同“经”。鲁迅称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同时又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要在文学与历史两种文化形态中去分高下。
事实上，文学重虚构、重情感、重诗意，历史重真实、重事实、重理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是应该加以区分的。所谓“文之与史，较然异辙”[41]。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历史还是文学，都可以达到对事物的普遍性的揭示。就历史而言，辩证法表明：历史路径是螺旋形上升的，每一种社会形态（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行为等）都可能在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重复若干次，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常常会发生惊人相似的人物与事件，亦即“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列宁语）。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出现的相似点，就是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从而具有普遍性。就文学而言，并不因其虚构性而丧失真实性和普遍性。就文学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层面说，它能深入到现实的底层，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对狄更斯（1812-1870）、巴尔扎克（1799-1850）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评价，认为他们的作品包含了某些真理性的东西，甚至超过了当时某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又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42]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在评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更把这种意义上的文学的普遍性揭示得淋漓尽致。他说：“难道记载著名的堂·吉诃德的业绩的书，比起甚至像玛利安那（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神学家，著有《西班牙史》——引者）的著作，不是更合乎历史的称号么？玛利安那的历史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国家，而《堂·吉诃德》则是一部世界通史，至少可以算是有法律、艺术、科学的文明世界的历史，而它的时代则包括从有文明起直至今天，不仅如此，还包括将来，直到文明消失的时候为止。”[43]
更全面一点说，历史中有文学，文学中有历史，文学与历史作为两种文化各有不同的个性和特点，但它们又是相通的。文学与历史不但是相通的，而且它们之间具有互动关系。历史为文学提供创作的题材，使文学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学与历史“联姻”后产生的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等大大丰富了文学的世界。文学又反过来丰富历史，历史书中所缺少的细节和情感，都可以在文学中寻找到，所以人们把规模宏大的文学篇章称为“史诗”或“百科全书”。例如《红楼梦》对中国古代社会场景、等级制度、交往礼仪、风气习俗、人物心理、建筑工艺、饮食穿着等各种具体细微的真实描写，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样，它的真实的活生生的细节描写，就成为历史的重要补充。
在艺术文化中，有许多种类，文学、绘画、音乐就是其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三种：绘画以线条、色彩描绘世界，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音乐以声音、韵调抒发人的情感，作用于人的听觉，是听觉艺术；文学以语言描写世界，作用于人的感情和想象，是语言艺术。这几种艺术的区别，早就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话题。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德国学者莱辛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他说：“我的结论是这样：既然绘画用来模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44]莱辛的意思是绘画用的是自然的符号，所以它适合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适合于表现静态的事物，如若要表现动态的事物，就要选择最富于生发性的时刻；而诗用的是语言符号，所以适合于表现前后持续的事物，适合于表现动态的事物。这些意见揭示了各种艺术之间的区别，值得重视。
但是，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文化又有共同性，这是人们很早就观察到了的。例如古希腊西蒙尼底斯（前556—前496）就说过：“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中国宋代的苏轼也说过：“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他们的意思都在强调艺术文化的相通处。的确，无论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在追求诗意、描绘形象、传达情感和动人心魄这几点上是大体相似、相通的。因为有这种相似和相通，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从一种艺术转化为另一种艺术的现象，如诗转化为画，画转化为诗，诗转化为音乐，音乐转化为诗。
更进一步看，各种艺术不但是相似相通的，又是互动的。一般地说，文学的特点是善于传达人的情意和思考，影响到绘画、音乐，可以使绘画与音乐获得深刻的思想；绘画的特点是善于描绘空间形象，作用于诗歌和音乐，可以使诗歌和音乐增强形象性；音乐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节奏性，作用于诗歌与绘画，可以使诗歌和绘画增强节奏感。总之，各门艺术可以相互配合、阐发、影响和补充。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既是诗，又是音乐，因为305篇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有的还配以“舞容”。汉代的乐府诗原是各地的民歌，六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论到“乐府”诗时候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意思是诗是音乐的心灵，声调是音乐的体式，诗与音乐相互为用。诗与画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诗可以转化为画，画也可以转化为诗。例如中国艺术历来讲究“诗情画意”，诗情可以转化为画意，画意也可以转化为诗情。如宋代画院考试时就曾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闲”“踏花归去马蹄香”等诗句为题，要求考生在绘画的二维空间画出时间。但这些都没有难倒考生，如有一考生画“踏花归去马蹄香”，以夕阳和野花为背景，画一书生骑马缓缓走来，几只蝴蝶围着马蹄飞舞。这就把“归来”的动态，和属于嗅觉的“香”都通过画面体现出来了。宋代画院之所以难不倒考生，是因为诗与画有着天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