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时期，探求真理的学者们云集大学，使大学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中世纪的大学是一个有着“普遍知识”的地方。最初，大学附属于寺院，依赖于基督教普遍的教义而存在，后来成为世俗统治者的同盟。就像寺院一样，大学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机构，它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而是依赖于普遍的秩序。这一阶段的大学确实存在于非基督教世界，并且在穆斯林世界里有几所主要的大学兴旺发达。其中，中世纪最大的一所大学是在廷巴克图（Timbuktu）[1]，在15世纪就拥有超过25000名在校生。但是在欧洲大学中，培养学术自由和学科专门化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欧洲的大学具有一种独特的创造动力，这是在不间断的学科专门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希腊、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的学校在学术上停滞不前，许多领域的课程陷入困境。相反，欧洲大学的模式却产生了一股新的专门化的潮流。这是旧思想的解体、新观念的组合的必然时机，同时又推动了创造性在学术体系中的发展。”（Collins，1998：688）

中世纪著名的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帕多瓦大学、托莱多大学和波罗尼亚大学中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聚集于这些机构进行教学和研究，从而使大学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Wieruszowski，1966；Cobban，1975；Kittelson and Transue，1984；Ferruolo，1985；Rashdall，1987）。到1500年时大约有50所大学，其成员之间的国际性质更甚于今天的大学：12世纪波罗尼亚大学的10000名学生来自欧洲各地。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伊斯兰教政权的建立，希腊的学者纷纷前往西方的大学。他们的学术成就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形成以及“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科”的渐变都是至关重要的（Grafton and Jardie，1986）。拉丁语是欧洲大学通用的语言，而随着拉丁语的衰落，大学也丧失了重要的国际性特征。手抄（preprint）文化时代的交往极其缓慢，也没有学术技术的支持，如复印设备等，知识往往是不可复制的，遗留下来的知识财产就是那些有特权的人获得的大量古代手稿。大学几乎不与社会联系，即使有联系也受到教会的严格限制。任何熟悉翁伯托·埃科（Umberto Eco）的《玫瑰之名》一书的人都会记得，中世纪知识的模式就是使自身远离社会的模式。由于有限的再生产技术，知识，即使是奥古斯特·孔德那个时代所接受的知识，也被迫成为一种“玄学的”知识，而不是融入社会实际的知识。

不同于现代的研究者，中世纪的学者可能被要求博览群书。据说，当然有点夸张，歌德是最后一位可信的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今天，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学者发现要读完自己研究领域的所有出版物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也常常忽略了作为本科教程的经典著作。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至少因为大多数的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是工业化的产物。大多数的现代大学要么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多年，要么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更重要的是，中世纪大学只是一个进行指导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教学、生活和研究的地方。这一时期盛行的知识模式也从教条的知识模式发展到解释学的知识模式。即使是后一种情形，启蒙时期的自我修养的思想也被抛诸脑后：所谓的有知识者只是简单地要求能理解文本。这是一项解释的而不是一项批判的事业。相反，启发式知识却欲伴随着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目的而获得解放，这是不同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而反对单纯地被再生产。不同于古希腊对演讲（discourse）的偏爱，中世纪的大学以知识的书面形式为基础。在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时期，知识与演讲之间的联系就更少。知识不参与政治（Polis），象征着知识代替了高水平的学园会员资格（Gouldner，1965）。演讲成为书写的附属品。然而，即使是在这种转变中，教与学仍然保持了它们基本的目的性，而且知识根源于政治的认知模式。这种和谐的希腊模式最终伴随着基督教世界观的出现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知识模式的出现。

无论如何，中世纪的知识概念在组织七种自由艺术（七艺）时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基本的结构（三艺：三种语言学艺术——语法、修辞、辩证法；四艺：四种数学艺术——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世界中并不存在等级制度，而从中世纪的大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到现代的欧洲大学的演进可以看做是力图在七艺中强加一种等级秩序的原则。这种做法刚开始被称为神学，后来叫做哲学。神学从未成为七艺的中心，后来逐渐融入现代学科中，如哲学、数学、文学、科学和音乐。

起先，学者大体上都是僧侣，后来慢慢地增加了世俗人士，并逐渐地被吸收到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者的政权中。随着17世纪以来区域性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越来越民族化，而且逐渐丧失了其跨国的、国际的特征。随着大学基督教会职能的削弱，知识成为一种自由流动（使用）的话语，既可以用来为争取统治地位服务，也可以用来为争取解放服务。现代前期有些机构，如新建的皇家学院和大学，为争取知识的机构化而努力，这些机构渐渐受到专制政权的庇护。但是大学的民族化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不断地为大学培育充满生气的知识探究的社会环境作出了贡献，保证了大学成为一个不完全受权力支配的场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大学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其文化完全不受制于权力的场所。大学隔绝于学园中，其知识不参与社会斗争，通过授予政府官员有声誉的及得到认证的学位而与政府和平共处。大学以这种方式使其在社会文化资本分类中成为强有力的一员。

作为一个机构，大学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学起源于教会的道德权力和政治权力正在衰退而现代政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涂尔干评论道，巴黎大学的博士头衔可以被当做是万能的教会的博士头衔（1977：84）。他同时也指出大学处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位置使其有一点自治权。1259年，巴黎大学宁可自行解散也不愿降服于罗马教皇的政令之下（涂尔干，1977：89）。在基督教统治下的全球文化背景中，环顾那些拥有中央集权和官僚政府体系的新生的民族国家，大学发现了自身强有力的地位及其可能对知识领域的垄断，这使大学与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及世俗化的基督教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在大学的文化实践中大学来源于修道院的特点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学位和荣誉的授予，礼仪的作用，和谐原则的信念以及知识学科的观念（the notion of faculties of Knowledge）］，这也说明知识的合法性还是与知识分子的正统角色密不可分。直到17世纪，整个意识形态逐渐由基督教转向现代实验科学及其理性分析逻辑。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大大促进了大学在职能方面的变化。欧洲的大学随着城市的兴起得以建立。正如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说的，城市和大学共同享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Bender，1988：290；也见Bender，1993）。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一样，大学是一个合法的自治协会，而且可以为它的成员和政治精英授予各种权力、豁免权和特权（Weber，1958）。大学最初是一个行会组织，后来成为能够用知识机构去抵抗教会和政府的独立的、自治的组织。作为行会的大学的团体制度使大学具备了“文化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或“科学共和国”（republic of science）的特征。在文化形式主要由教会塑造的时代，大学仍旧是塑造现代知识模式的主角：知识成为一个被知识的生产精英和消费精英所占据的场所。和今天不同，那个时候，那些生产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消费知识的人。

在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西欧的大学变得极为重要，现代国家也迅速与其联盟：大学不再依赖于私人和教会的捐赠，转而增加了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无论如何大学是一个进步的机构，而且事实上通过把神学转化为世俗的学术科目极大地便利了世俗主义条件下宗教的存活。英国1660年的王政复辟和法国17世纪的专制政权都认为，大学是社会行政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如这一时期建立的皇家学院（Vanden Dale，1977）。英国王政复辟肃清了在内战期间进入牛津和剑桥等大学的极端分子。这就是历史上政府与大学结盟的开端（Wagner et al，1991a，b）。

启蒙运动以来大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知识体系为条件的资助之下，这同时也是一种权力体系。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巨匠孔多塞（Condorcet）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公共教育的一般机构的报告”，这一报告提交给了1792年的国民议会，并许诺建立一个面向全体国民的、免费的初等教育体系。“社会科学”这一术语的创始者孔多塞深信知识的解放力量，尤其是高级知识，而且相信政府能够为它的承诺负责（Baker，1975；Heilbron，1995；Kanuf，1997：48—49）。这就成为拿破仑时期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伟大设计，这个知识体系以启蒙时期产生发展起来的专家治国论和唯理论的价值观为基础。孔多塞的计划中引人注意的是建立大学校。[2]这时许多旧大学在革命中被关闭，大学校取代了旧大学，成为有用的知识的中心。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如此严重地破坏中世纪大学。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期索邦（大学）的解体，法国大学的威望就受到了更为严厉的质疑（Nichols Clark，1973）。唯一幸免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法兰西学院。这一机构仍旧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具有认知的功能。为了把教学限定在大学内，拿破仑原来计划建立一些现代研究机构，如大学校。法国这种把教学和科研相分离的传统比德国和英美的传统更为激进。然而，涂尔干认为，追求知识的群体是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特征，这些大学往往没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明显区别，如中世纪的波罗尼亚大学（Durkheim，1977：90—91）。

由于后革命时期实证主义的出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专家的文化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与受自然科学支配的专业化的专家文化划清了界限。特别是在法国，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徘徊在大学的体系之外，以开办沙龙为替代，沙龙组成了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大学因此成为新生的专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不过，当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要求完全支配知识表示怀疑时，他们也继承了中世纪修道院制度中对知识本身的正统性质的共同信念：知识就是他们的财产。轻视普通知识最终成为知识批判的特点。然而，认识到大多数科学知识是在大学之外生产的是非常重要的。文艺复兴与大学发生联系，但启蒙运动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启蒙运动时期大多数著名的哲学家，如笛卡儿、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都是在大学之外工作。直到19世纪后半期应用科学才被引入大学，这一举动已被证实对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也正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说的那样，德国学术革命实际上是把所有出名的哲学家都当做教授（Collins，1998：64）。那么启蒙运动也就是由一群专业的组织化的知识精英推动的学术化运动。

法国大革命之后，启蒙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大学理念的争论。这种伟大的争论反映了现代性的主要转变过程，例如判断力与信念、现代性与传统、事实与价值观的转变。哲学学科重要性的增加对原来的医学、神学和法律构成了威胁，从此，开辟了一个反映社会中大学的角色的空间。这些争论在德国尤为盛行，德国大学维持着与传统的人文知识的紧密联系，而且帮助塑造德国的民族特性。在这一点上，德国大学与法国大学不同。这不仅与德国没有经历与法国相同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体这一事实有关，而且与那时的启蒙运动更加强调文化是一种自我修养而不是一种科学与进步有关。关于大学理念的第一次主要交锋是以自由教育为核心，由康德发起的，他恳求普鲁士女王授予哲学家学术自由的权力。他的系列论文“学科间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于1798年发表（Kant，1979），为关于学术自由和西方大学理念的长期争论建立了一套术语（Rand，1992）。

康德深受新人文主义的自我修养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由于人们对理智的诉求和哲学作为认知科学的优势而幼稚地偏向于捍卫哲学学科，反对神学、法学和医学。与洪堡主张自我修养不同，康德倡导作为大学正当理由的理性的批判力。用他的观点来说，治安官、医生和牧师都是服务于政府和公用事业，而不像哲学家是服务于知识和真理。既然大学不再拥有自身的权力，它们仅仅是“商人”，政府就应该使这些知识商人有章可循。他认为，必须而且只能设想哲学学科是由理性决定的“自由和客观的法则，而不是由政府制定的法则”（Kant，1979：43）。确切地说，哲学学科在学科等级制度中属于“较低级的学科”（lower faculty），主要是由于它不像法学、医学和神学等“较高级的学科”（higher faculties）那样处于政府的服务体系中。康德认为，哲学是现代性的缩影，大学应该反映知识的这一高级领域：“学科间的冲突”最终是现代性和专制之间的冲突，是启蒙和无知之间的冲突。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哲学只受理性的控制，因此它可以独立于社会力量之外。这种独立使哲学具有了普遍性的地位，其他学科则无法做到。康德把大学当做一个防御之地，在那里真理反映出对后来的启蒙时期规划的大学历史有重大影响，而且以知识的名义为学术自由寻求辩解的说法得以结束：大学是国家认知结构，也就是文化形式及其知识模式的保护者。但是，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我们不应该从这场争论中读出基本的政治义务的意味，康德坚持要严格区分公共理性和私人理性的差异，而他所讲的私人理性却包含了我们今天认为是公共的东西（Kant，1996）。康德认为，公开地运用理性最主要的是论辩的学术演讲。康德的思想是建立现代性，以协调真理研究和分化结构的很好的解决方案：大学是一个可以在知识的学科结构中追求真理的社会场所。正如弗里斯（Friese）和瓦格纳（Wagner，1993）在他们的学术实践的地形学中所证实的那样，启蒙时期大学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新的学术空间意识。这种与现实世界进行空间分离的骄傲情绪也反映在现代大学的建筑设计中。

比较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法国启蒙时期的大学概念体现在丹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于1776年呈献给俄国凯瑟琳二世的“大学的理念”中（McDonald，1992；也见Diderot，1971）。这一计划与康德的更加人文主义的强调哲学是最自由的学科不同。这两个概念从本质上说是现代技术大学概念和自由的大学概念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欧洲现代性的两种传统：民族国家和文化国家（Kulturnation）的政治传统，理性主义和自我修养的理智传统。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二者都是对自由知识的追求，而且当时德国的恺撒·威廉研究所，现在的马科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前身，随着19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迅速工业化，自然科学也迅速机构化。英国的情形略微有些不同，在英国，向政治现代性的转变出现得早些，而文化现代性的发展却显得比较迟缓。明显不同于启蒙时期科学共和国的理想，“牛桥”是由精英人士的导师制、反工业化的价值观形成的，而且被设计成培养绅士和牧师而不是学者和技术专家的地方。英国大学的合法性排斥实验自然科学的状况更甚于德国。这种情形直到19世纪后半期牛津和剑桥渐渐适应现代性的改革才发生了改变。深受启蒙价值观影响的苏格兰传统则极为不同，它比较接近欧洲大陆的研究传统，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抵抗也不是那么激烈（Perkin，1989：17，亦见 Cambell and Shinner，1982）。

无论如何，关于大学理念的辩论还是始于德国。19世纪早期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洪堡、萨维尼（Savigny）和黑格尔都曾在19世纪早期普鲁士政权改革中发表了关于大学理念的演讲（Anrich，1956；Maller，1990）。这场辩论的主题，始于康德1798年的“学科间的辩论”（Dispute of the Faculties），是关于科学自由、知识以及作为教育的知识的统一的问题（从自我修养的更加精神层面的意义上讲）。随着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公民大学的观念出现了。洪堡是康德的大学理念和学术自由观念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他在1809年向普鲁士国王递交了一份著名的提案，这份提案后来被运用到一所新大学——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组建当中（Humboldt，1970；Sorkin，1983）。他的大学理念是以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为特征，而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教学和科研是相分离的。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反对把大学置于政府的统治之下：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培训公务员的机构，而且是塑造民族性格和精神力量的重要场所。然而，大学需要政府保证它的独立性。作为回报，大学必须向政府提供道德和精神的基础，实际上成为教会的替代品。德国哲学家受后革命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反对伴随着启蒙运动而出现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知识观念以及把大学当做一种社会乌托邦、“文化共和国”、“科学共和国”这种仿效了政治共和国的观念，其现代性被认为是充满了希望的观念。在费希特的更加民族主义的观点中，学院应成为社会的新的精神领袖，体现超越国家的民族精神。教授们把自己当做民族的代表，在这种方式下，他们成为国家必不可少的“宣传人员”。德国这种把大学作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桥梁、把德国教授头衔视为通向“政府官员”特权地位的传统观念，仍旧是德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思想（Ringer，1969；McClelland，1980）。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观念是以对作为自我规范的知识的理解为基础的，而在法国、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国家，唯理论者的启蒙思想留下了其印记，知识从属于社会。很明显这是一种通向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道路的反映：政府模式的法国之路和民族模式的德国之路。美国的大学很少向政府承诺什么，而更多是向市民社会和受过训练的专业阶层许诺。美国大学把自身理解为是为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作出贡献而不是为政府服务，或为一个已经存在的民族服务。在这种传统中，民族被看做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而不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见Rothblatt and Wittrock，1993）。

围绕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而进行的辩论体现了现代性精神及其知识能够解放的理想，但是对知识的追求一定要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保护。人们注意到启蒙时期的大学模式在知识民族化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自由和知识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民族和文化。洪堡把启蒙时期大学模式的两面都融入德国的大学之中。对于他来说大学不仅是自治的知识的摇篮，同时也是民族认知结构的守护者。普鲁士的教授们拥有文化传承人（kulturtrager）的头衔并不是一无所用的——他们是文明的保护者或者是文化的守护者。大学的理念并不仅仅是履行它的认知功能，为国家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且是民族传统的重要传递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时期的大学模式与中世纪的大学模式很不一样。差异表现在从城市向民族的转变。中世纪的旧大学与自治城市息息相关。随着中世纪社团制度（corporate orders）的衰落和自治城市的传统的出现，大学与国家成为同盟：在法国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结盟，在德国是与文化国家结盟。两种情况都是与国家间的联盟。在德国，这种联盟方式不太直接：它给普鲁士提供了一个建立在智识基础上的维持德国特征的手段。费希特相信德国可能会为世界提供一种精神领导用以对抗军事领导（Collins，1998：64）。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从“政治”理想到“共和国”理想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描述为从以政治为象征的封闭的、和谐的知识体系到分化的、合法的知识模式，这种知识模式的政治模式就是现代共和国，文化模式就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