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儿童散学归来早

仲夏出生的梅花

生活总喜欢给人带来不经意的惊喜，有时候有心积攒的期待并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无心插柳的机缘巧合却成就了一番事业。而陈香梅，正是这样一朵出人意料的“仲夏夜梅花”。

作为满清覆灭后的新时代里出生的孩子，陈香梅的诞生却并没能和封建婚姻脱离关系。祖籍福建的陈家在陈香梅的祖父陈晓云一辈经商发家，少年得志的他当上中国招商局局长后，与好友廖凤舒定下了“指腹为婚”的娃娃亲。

在那个以门当户对为标准的年代里，婚姻的诞生更多的是门第的联合与身份的延伸，高门贵族与平民百姓的结合虽然颇有“灰姑娘”情节的浪漫主义色彩，却终究不能在高低贵贱的现实社会中得到益处。

因此，在一男一女同时出生的故事里，行走于招商局的陈晓云和外交官出身的廖凤舒都觉得这段因缘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天赐。

于是，多年后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与母亲廖香词便在长辈的注目下走进了这段看起来理应美好的婚姻。但无论婚礼的场面多么宏大，盛况多么空前，两颗原本就在两个世界里的心还是没能靠拢到一处。

作为长子，陈应荣在十三岁丧父的时候，便被母亲送去伦敦念书，获得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同样的，作为廖家的掌上明珠，廖香词的教育水平自然也不会逊色。除了在欧美受过良好的教育，廖香词还在英、法、意等国学习音乐和绘画，对现代艺术有着难得的领悟能力和造诣。

文化的积累让思想得以升华，积贫积弱的中国百姓习以为常的封建礼教也渐渐成了他们眼中最不可思议的行为。和包办婚姻相比，自由恋爱的魅力是巨大的，它让人们体会到爱情的甜蜜，并甘愿为对方献身。

在伦敦，廖香词与伦敦当地的贵族青年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为了自由，她曾经反抗过父亲，也曾经试图逃脱，但最终，新时代的步伐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里出来的旧人的思想。在父母的高压政策下，廖香词不得已前往古巴与这个二十年前就确定的“丈夫”完成了婚约。

回眸往昔，廖香词当年的泪水和哭泣早已远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曾经如小鸟一样翱翔在蓝天的女子重新回到牢笼时有多么沮丧，但这段婚姻里的不愉悦却是可想而知的。

青春少女的梦幻从此被男尊女卑的生活替换，虽然陈应荣还保留着留学时的洋派作风，但流淌在他血液中关于传统夫妻关系的观念和想法却根深蒂固了。

陈应荣不是愚笨之人，更不是浑浑噩噩的富贵闲人，廖香词对婚姻的不满瞒不过他的眼睛，让他放下一家之主的身份委曲求全地挽回一个女人的心远比沉默不语艰难得多。

作为婚姻的结晶，孩子的出生成为双方父母及陈应荣的希望，但接二连三诞生的女婴却让这个渴望继承香火的中国男人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情绪。

在陈香梅的印象里，祖母是她身边唯一拥有“三寸金莲”的女人。在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里，男人对女人的全部印象竟然畸形地寄托在一双走不动路的小脚上。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嫁个好人家，陈香梅的祖母才三岁便被长辈强制要求缠上脚布。

剧烈的疼痛直钻心里，可怜的女孩也反抗过，但终究还是父母和那陈旧的习俗占了上风。在这双小脚成型后，陈香梅的祖母果然获得了陈香梅祖父的青睐。于是，因为一双小脚，这女人成了大户人家的正室，曾经在老辈口里流传的“幸福”也因为这场婚姻变成了“真理”。

或许是这段经历的缘故，原先还有反抗意识的陈香梅祖母一下沦为封建礼教最无奈的顺从者。她吃斋念佛，为家庭祈福；守寡后，为了让家族兴盛，又送儿子出国读书；等孩子成家立业了，她又和别的妇女一样，期盼着儿媳能生个男孩儿继承陈家的香火。

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被奉为至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但很少有某个领域或者某件事情直接将女人拒之门外。但从满清脱胎的民国时代却不一样。

那个时候，女人虽然也是独立的生命体，但养老送终、继承香火的事情只有男人可以完成。这种时候，女人连附庸都算不上，只能算“泼出去的水”，或是陈香梅回忆里对女孩最常用的形容：“赔钱货”。

不到两岁，长女陈静宜聪明活泼的个性已经在她弱小的生命里彰显得淋漓尽致，众人的宠爱自然不会少，但陈应荣还是感到遗憾，因为在封建姓氏的“规章制度”里，即便再聪明的女子也不如一个愚笨的男子，因为女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某个姓氏的指望。

父亲当年生意失败后纵身一跳的场景还在脑海里盘旋，母亲多年来孤苦伶仃、含辛茹苦将自己拉扯大的景象也是他挥之不去的苦楚。年少离家的他国文能力比不上本土青年，工作上的失利与家事的不如意让他开始厌倦婚姻，甚至厌倦妻子。

环视四周，有身份的氏族商贾会用迎娶小妾的办法解决传宗接代的难题，但陈家显然不能走这条路。除了父亲本身留过洋，对三妻四妾的生活拥有本能的排斥外，廖香词的家族势力和背景也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成为陈家的“过气太太”。

于是，陈家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即便这个家庭已经降生了六个女儿，陈应荣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可能出现的“七弟”上，而不去想纳妾的风花雪月。

看着原认为门当户对的联姻成了子嗣绵延的限制，陈应荣与廖香词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感情的不和睦也让父亲对女儿们的关照开始有了疏离的迹象。

书还在读，课还要上，除了日常生活的供应和创造应有的教育条件，陈应荣并未对姑娘们寄予厚望。或许因为廖香词的缘故，陈应荣突然觉得和建功立业相比，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才是女孩子们最好的出路。于是，他开始将姑娘们人生的出路寄托在上门提亲的公子哥身上。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正是这群他“看不上眼”的六个女娃，却用她们的智慧演绎了战火里的传奇。其中，排行第二的陈香梅，更是用自己的智慧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凡女性。

多年后，进入垂暮之年的父亲虽然也尝试和定居美国的陈香梅重建父女关系，以此弥补那段最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但过去的忧伤依然挥之不去。

和男人相比，陈香梅的独立和顽强似乎多了一丝无奈的味道。倘若没有父亲的冷漠，父母溺爱下的陈家二小姐或许会在这场包办的婚姻里度过一生，并在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下丧失了与男人争高下的决心和信念，后来那场举世瞩目的倾城之恋和那些震撼人心的事迹也自然无从谈起。

关于爱情，她冲破国籍和年龄的勇气令人钦佩；在事业上，她在种族偏见的缝隙里找到了属于华人自己的位置。战争岁月里，从前线带来消息的她如诺亚方舟里的鸽子一样圣洁美丽；和平年代中，就职于美国白宫的她又用敏捷的思维和无法替代的能力让世界领略到东方智慧的魅力。

如果说世俗里偏颇的观念是仲夏夜难耐的酷热，那么陈香梅便是一株本该在冰天雪地里绽放，却出人意料地盛开在夏天的“梅花”。她的逆势生长，不仅否定了一切的陈规陋习，更为世界提供了敢为天下先的现实范例。

而这，正是陈香梅这株梅花最芬芳、最沁人心脾的魅力所在。

嬉笑集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戏言，说如果人的生长可以颠倒过来，从“老”活到“小”，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成为伟人。这句话虽然戏谑，其中蕴含的关于“经验”的重要性却很有道理。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人生漫漫，遇到挫折没有关系，只要能在这样的经历中积攒足够多的经验和体会以避免下次重蹈覆辙，这样的失败便是值得的。

曾在招商局工作的祖父因为商场上的失利英年早逝，寡居的祖母操心家中事务无暇分身，教导孩子们人生经验的重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廖家这一边。陈香梅虽然与他们不属于一个姓氏，但她关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人性、社会的认知却统统来自于外祖父廖凤舒、外祖母邱雅琴和母亲廖香词。

出身于广东惠阳，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的廖凤舒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外交能力为人称赞，他与弟弟廖仲恺分任南北方政府代表进行和谈的场面更是当时的政治热点。

然而，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廖凤舒在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中得以生存的技巧和人生历练还是带给陈香梅姐妹们一笔不菲的人才财富。

作为清朝“遗民”，廖凤舒外交大臣的身份能保持一夫一妻的家庭设置简直难以想象，而他与妻子邱雅琴的结合更是大大突破了当时人们的观念。

和陈香梅裹着小脚、不曾出过远门的祖母相比，邱雅琴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穿法国服饰，脚上的高跟鞋“啪嗒啪嗒”地在人群中穿梭。除了英语，陈香梅的外祖母还精通法、日、德、西班牙等多国的语言。

那时在北京，人们都为廖凤舒娶到一位新潮到极致的女郎感到吃惊，廖凤舒也在别人的惊讶中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骄傲。放眼四周，能娶到这样一位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小姐的男人并不多见，而在派驻美国期间便能抱得美人归的“事迹”，更充分体现了这个外交官年轻时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沟通、交流能力。

自小读书的廖凤舒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嬉笑集》里的每一句都凝聚了这个饱学之士的文学素养。但和如此深厚的学识相比，他的外交与协调能力更是出类拔萃。

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列强的眼里完全就是束手就擒的猎物。在中国官员或许可以作威作福，但到了国外，低人一等的国际地位却让外交官的工作步履维艰。除了需要和各国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和当地有名望的华人结成至交，唯有如此，才能利用这些人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完成政治上的任务。

在陈香梅的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便是中央通讯社的第一个女记者。这份职业虽然是和笔墨打交道，但最终考验的却是一个人沟通交流和访谈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陈香梅正好从外祖父那里完整地继承了过来。

当我们看到陈香梅以娴熟老练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声名赫赫的受访者面前时，她的谈吐和思考并不是刻意装出的优雅模样，相反，如此辩证而又不失风度的举止其实是继承于外祖父并流淌在血液里的能力和品质。

除了学习外祖父出色的交际能力，陈香梅还在外祖母邱雅琴的身上学到了超越那个时代的生活理念和人生态度，并从母亲身上学会了相知相惜比什么都重要的爱情真谛。

接受欧美教育的外祖母从来不将自己困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牢笼里。她不信奉佛教，更不会将自己的幸福寄托于“三寸金莲”。她勤俭持家，却也崇尚个性解放，就连家中的两只哈巴狗，她都如同孩子一样呵护备至。她跳舞，弹琴，与英、法作家通信。总之，邱雅琴的生活里，这些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即便现今最时尚的女性的生活与之相比，大概也只能停留在望尘莫及的层次。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陈香梅的母亲廖香词才会在包办婚姻里过得如此痛苦。邱雅琴的西式启蒙，让她懂得了生命应该如何精彩，但最终那纸婚约却让她重新掉入封建社会这摊污秽泥泞却无法挣脱的沼泽里。

人前，廖香词是十分快乐的，是陈应荣大使最贤惠的内人；人后，廖香词却郁郁寡欢，终日以泪洗面。在她看来，这场婚姻就是一场名和利的交易，她不明白父亲的决定，更不明白生于外国的母亲为何不加以制止。许多次，她都想离开这个阴沉的家庭，但走投无路的局面却让她不得不停下脚步。

无法改变现状，廖香词只好把心情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们也在母亲的疼爱中逐渐忘记了父亲对自己的忽略。和妹妹们相比，陈香梅和姐姐陈静宜是幸运的，因为在母亲还健康的时候，她们已经从咿呀学语的状态中成长起来，并能和母亲一起度过四五年的美好时光。在父亲前往旧金山当领事却毫无音讯的日子里，两个懂事女儿的陪伴成了这个女人最后的寄托。

医疗条件仍然十分低下的民国时代，关于“子宫癌”这种疾病，人们了解的并不多。廖香词患病住院的时候，连医院里的大夫都对此莫衷一是，不知如何处理。

很难想象一个13岁的小女孩是如何在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和医生讨论母亲的病情的，医生脱口而出询问她父亲的去向时，陈香梅只能拉出战时政府法规不允许驻外使臣随意回国的官方言论做答，关于真相却缄口不言。

没有特殊的疗效，丈夫又迟迟不归，廖香词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更是绝望透顶。她渴望像自己的母亲邱雅琴一样能在自由和快乐的氛围里生活，但这场自私的婚姻却夺取了她本应该拥有的快乐。

如今，一切都难以挽回，回忆过去只能徒增烦恼，不如好好教育床榻边的女儿，避免她们重蹈覆辙。在母亲的教导里，陈香梅懂得了女性生于世间同样可以获得出色的人生，也知道了如何用宽厚的心肠善待周围的人和事。

有一次，年幼的陈香梅因为表哥的穷酸而发牢骚，一旁静养的母亲听到陈香梅如此抱怨自己的表哥，便教导她淑女应该“居心仁厚”，要以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尽管某些人的成就不如别人，但这些人能真正把握好人生，是生活的胜者。

那时，陈香梅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对母亲说的道理还未能完全领会，但就像春天播下的种子一般，虽然没能立刻看到嫩芽，但种子却在泥土里萌芽。

生命快到尽头的廖香词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快点儿长大，代替她看护好这个家，看护好年幼的妹妹们。陈香梅与姐姐在忍受母亲即将离开的悲痛的同时，用难以想象的刚强要求自己站立起来。

母亲在香港治病的时候，陈香梅和姐妹们与大后方失去了联络，父亲的失踪早已成为习惯，联系不上外祖父让她们真心感到着急。所有与内地的联系统统被战争隔断，陈香梅和姐姐弱小的肩膀担负起家庭的重任。

那是一种悲伤，更是一种成长，它让陈香梅知道生命的脆弱，更让她明白短暂生命里拥有幸福的重要性。

后来，很多人都对陈纳德和陈香梅的“老少恋”提出质疑，但无论何种声音都不能阻挡这个妙龄少女追求爱情的脚步。有时候，深入到事情的背后寻找原因才能体察我们无法了解的事情，陈香梅能如此执着其实正是她认识到生命可贵的表现。

战火可以将人无情地分开，家国在政治利益的轰炸中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瘟疫蔓延的时候，城市成了祭场，饥荒爆发的时候，与死亡也只有一线之隔。

生活如此困苦，生命却仍在继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人惶惶不可终日，若再将心思放在世俗的言论上，那所剩无几的幸福便只能离你远去。

陈香梅不会像母亲一样向命运低头，更不会因为外人的评价和嘲讽放弃属于自己的幸福，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更懂得如何守护这份幸福。她的果敢在女子中屈指可数，即便是同个时代的优秀女子也难以企及。

童年带给陈香梅的，有难以抹去的伤痛，但伤痛愈合的时候，这个坚强的女孩儿却完成了自己的涅槃。

一杯咖啡，一束阳光，风雨过后的陈香梅在重新翻开《嬉笑集》的诗歌时，内心在追忆往事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对年少时代的感慨。祖辈留下的文字里，那些曾经贯穿于人生历程的感悟和体验并没有多少描述，但留给陈香梅的启发却是一生的。

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那些记忆中的故事竟无一例外地都能找到少年时长辈的教导。没有死记硬背，没有照本宣科，陈香梅融会贯通地将他们的话贯穿到生命中，以此焕发出最绚烂的生命状态。

最不听话的孩子

和循规蹈矩相比，“叛逆”一词并不怎么讨好。很多时候，人们讨厌那些跳出常规、不怎么听话的孩子，因为超越寻常认知领域的行为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否定叛逆行为的时候，一些适度的突破给孩子们的成长所带来的作用却是非同凡响的。而陈香梅，这个六姐妹中最不听话的孩子也正是在这样的特立独行中，获得了平常人所没有的智慧和能力。

作为名望家族的后代，陈香梅的教育自然不成问题，无论是私塾先生的讲课还是后来教会学校里修女们的教导，战乱年代里，陈香梅受到的教育水平绝对处在民国社会的前沿。

传统的教育里，孔孟之道和孝悌之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些道理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为咿呀学语的孩子完成了思想上的铺垫。每天，陈香梅和姐妹们在课堂上聆听老师们的教诲，下课后又通过温习，将老师们讲述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这种思想上学习和成长的模式是最常见的，它既能保证孩子们学到应该学的东西，又能防止他们误入歧途。但是，这样程式化的教育内容是否就足够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香梅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课堂上学习的东西无法满足内心对外界环境和社会认知的渴望，她希望老师多讲些内容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已然规定好的课本和诗句自然很难有扩展的空间。于是，潜入书房，“偷看”大人们的书成了陈香梅的选择。而她看的第一本属于大人领域的书籍，便是放在书房最高处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中成熟最晚的一本，如今的社会里《红楼梦》早已摆脱了禁书的名头，但是，在陈香梅童年时代的中国，这本书却依然属于孩子们不能涉猎的范围。

《红楼梦》里，黛玉和宝玉在树下阅读《西厢记》的经历开启了两个年轻心灵关于爱情的定义，现实中，陈香梅对《红楼梦》的阅读却让她早早地懂得了人性的阴暗和人生的艰辛。四大家族物欲横流的生活和升斗小民食不果腹的生活让陈香梅知道了阶级分化的巨大差异；官场陋习对于青春的扼杀让她懂得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妙龄少女在魔掌下的凋零，更让陈香梅知道了男权专制的恐怖与血腥。在回忆录里，陈香梅曾经将自己稍带阴郁的性格解释为过早阅读《红楼梦》的缘故。诚然，将沉甸甸的现实社会投射到一个孩子稚嫩的心灵里确实容易留下阴影，但这种印象带来的同时还有陈香梅对世界的客观视角。

在陈香梅后来的采访里，很多新闻观点都透着理智的光辉，虽然她成为记者时的年龄并不算大，但她脑子里对世界的看法却比同一年龄段的男性记者成熟了许多。因为早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弱肉强食的规则，所以陈香梅对侵略战争没有幻想；因为知道世界上有谎言的存在，陈香梅才不会被各色各样外强中干的誓言所哄骗，并最终选择了经受历史风霜考验的陈纳德作为终身伴侣。

我们经常会羡慕思想和行为上理智客观的人，因为他们的修养和内涵似乎总能在知性的范围里给出完美的范例，而这种令人羡慕的涵养，除了与家教、遗传有关，更重要的便是来自阅读的培养。

躲在书房里看书的日子是陈香梅一生难忘的。在那里，她可以全身心地徜徉在文字的海洋里，也可以任由思绪朝知性的方向飞扬。在继承了外祖母与母亲自由张扬的性格后，陈香梅在阅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那个时代女性望尘莫及的辉煌。

她是东方的女子，却对西方文化和宗教内涵拥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她是年轻的记者，却选择了年长的美国将军作为自己人生的伴侣；她是祖籍中国的华裔居民，却在美国参政，并成为白宫委以重任的亚洲问题专家。

书本上，先人们提出的学而时习之成为陈香梅日常观察和学习的座右铭，她把整个社会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当作最新的课程学习，以此让自己的思维始终保持独立的个性和与时俱进的水平。

多年后，当陈香梅率领访问团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时候，中美两国在教育上的差异给了她极大的感触。

在美国，幼小的儿童都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能力的做法让陈香梅感到新鲜和震撼。在她看来，这种有益引导孩子们创造精神的方式，对国家未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却并没能在中国引起共鸣。

陈香梅在北京的访问行程非常紧凑，但无论多么忙碌，她还是留出时间到各类学校考察。当陈香梅一行到北京一家机关幼儿园参观的时候，她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美国的幼儿教育属于“个性化”的范畴，那么中国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则大多停留在“同质化”的程度上，也就是说：在幼儿园老师的眼里，所有的学生都要朝着品学兼优的方向发展，一旦有人做出统一框架以外的事情，或是说出统一模式之外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叛逆”，就需要在老师的教育下“改邪归正”，否则他们就将误入歧途，并不为社会所接纳。

客观来讲，类似机关幼儿园这种规定了走向的培养方式，某些时候的确有助于孩子们成为服从大局、融合性较强的社会成员，但它却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对事物独有的见识与理解。这就像是树木的成长一般，若人为地让树木朝着笔直的方向成长，那么成片树林的整齐划一将十分的壮观，但这样的森林却缺少了自由生长的生命活力，而那种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中造就出的天然瑰丽，便会被人为的痕迹彻底覆盖。

或许，这正是人们对形状奇特的树木充满赞叹的缘故，而类似的，那种带有个人鲜明个性的观点和理念也成了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瑰宝。

敢于提出这些观点的先行者，必然拥有特立独行的思考能力和勇于探索的科研精神，倘若他们当中某一个被冗长繁复的规则牢牢困住，那么这些令世界发生巨大改变的发现和发明就将永远被尘封，失去了公之于众的机会，而整个世界也不会在先行者的推动下完成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

从这个层面上讲，适度放开限制，给“不听话”的孩子一些发展空间是有必要的。也许他们成不了世人通常定义的伟人，但至少他们奇特到不可思议的观点能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另一条路径。就像陈香梅当年偷偷躲在书房里看《红楼梦》一样，虽然如此行径在私塾先生的眼里是离经叛道的做法，但它却为陈香梅打开了另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时就给我们留下了“水宜疏，不宜堵”的道理，如今这项信条用在下一代的思想引导上又何尝不是一个道理呢。盲目的、一刀切式的阻拦只会让鲜活的思维面目全非，甚至枯竭而亡。若所有的一切都是程式化的配置，那么这个世界失去的不单单是少数异样的声音，更是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

曾经，魏晋的竹林七贤被视为“非主流”的文人派系，他们的放荡不羁使其成为统治者眼中不合时宜的角色。官场上的没落是注定的，但他们敢于表达自己思想，不趋炎附势的风格与精神却流传至今。

无视家国法度的过分张扬不值得提倡，凌驾于人权之上的过分狂妄也不值得支持，但一边倒的声音里偶尔一两句因独特思考而凝结的话语却应该有表达的空间。只要把握好度，孩子们就一定能在独立思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创新点，那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不应成为令人担忧的噪音，而应该成为准确反映客观事物两面性的必要辅助。

而这，正是陈香梅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在总结了自己毕生经验提出来的最独到、也最重要的教育见解之一。

六朵金花

每个女孩子都会有自己的闺蜜，陈香梅自然也不例外。在学校，开朗的陈香梅交到了不少好朋友，而在家中，陈香梅可以谈心交流的自然是可爱的姐妹们。

童年时光里，陈香梅最喜欢的就是和姐妹们一起在院中玩耍。阳光透过薄薄的树冠照射下来，明亮却并不炎热，父亲和母亲以及其他长辈们在屋里忙着重要的事情，与世无争的姑娘们自然找到了最好的嬉闹时间。有时，陈香梅会恶作剧地抢走姐姐的书本，然后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地诵读出静宜在上面记录的词句。恼羞成怒的姐姐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只得在后头拼命地追着陈香梅。见两个姐姐如此有趣，妹妹们自然看热闹似的哄堂大笑，陈家宅院里沉重严谨的氛围也因此轻松了许多。

尽管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的事实让陈应荣有些失望，但陈香梅却没有因此失去了可以谈心的人。当陈香梅家最后一朵金花诞生的时候，陈应荣对又一个女孩子的到来表示了强烈的伤感。他满脸不高兴地向陈香梅姐妹叹气，对家中又添了一个妹妹的现实表示不满。

而陈香梅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她的记忆里，姐姐陈静宜（原名陈香菊）是幸运的，因为作为家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家长们，尤其是父亲对她的性别并没有太大的苛责。在那个膝下孩童成群的年代里，头一胎生个女儿并不算太坏的事情，毕竟只要父母还年轻，再生一个男孩儿完全不成问题。然而，随着大姐的成长，家中关于生育男丁的期盼越来越遭受到现实的打击，陈应荣也因此对连续到来的女孩儿们表示出了明显的厌恶。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被寄予男丁希望最隆重的第二胎出生的女孩——陈香梅。

对于这个遭遇，陈香梅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刚开始，她以为父亲只是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刻感到绝望，不想这样的厌恶竟然填满了她懵懂无知的青春岁月。虽然不能如父亲希望的那样以男儿身立足于世，但陈香梅还是希望父亲能给自己一点温暖。但是，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有一次，尚且瘦弱的陈香梅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卧床不起。正当母亲为陈香梅四处奔波寻找大夫的时候，陈应荣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决定。他告诉廖香词自己打算将体弱多病的陈香梅转送他人，免去今后麻烦。廖香词虽然知道丈夫对女儿们不是特别上心，但却怎么也没想到他最后会想出这么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

她指责陈应荣对女儿不负责任，陈应荣觉得妻子抱着这么一个“赔钱”的女儿不放实在不明智，自觉理所当然之余自然也高声喊了起来。一场争吵不可避免，原本默然的陈香梅也因为无意中听到了争吵中的对话而对父亲失去了信心。

对陈香梅来说，生命是无法选择的，性别同样如此。这种天生注定的属性本身就具有不可抗争的味道。在子嗣传承的问题上，父亲确实有自己的压力和难处，但因此就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这种做法却实在让人心寒。

一直以来，陈香梅是祖父最疼爱的孙女，因此她自然也继承了廖凤舒讲道理的习惯。所以，面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陈香梅并没有屈服，相反，她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靠努力和拼搏将“生女儿无用”的论断彻底击破。在昆明，她是首屈一指的战地记者；在上海，她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地的富豪子弟；在美国，她是最亮眼的华人明星；在世界，她是令人瞩目的和平大使。

多年后，陈香梅的成就与作为让父亲感到惭愧，他虽然一直担任驻外使臣，见惯了各国政要和名流巨子，但陈香梅身为女人取得的成就仍然让他震惊。

高尔基说，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情感，要么加以培养，要么加以抑制。这样分属两端的情感处理方式恰恰涵盖了陈香梅和父亲长达数十年的感情变迁。曾经，那个咿呀学语的孩童深爱父亲，得到的却是世间少有的冷漠，在极度失望后，陈香梅的感情顺着崩裂的缺口流向别处。

在回忆录里，陈香梅对自己童年时厌烦姐姐管教的事情并没有忌讳。彼时，倔强的她在羡慕姐姐的同时经常与之争吵，看上去着实没有姐妹情深的意味可言。但当她们离开了父母的庇护，原本隐藏在她们内心深处的手足情深却在不经意间成了支撑她们前进的最本原的动力。

二战时，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战场硝烟弥漫，民不聊生。但日本侵略者的铁骑毫不留情地踏上华北的土地。陈香梅的外祖父连忙派遣人手将廖香词和六个外孙女送到当时还算太平的香港避难。虽然廖凤舒也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小姑娘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生活十分艰难，但那里至少没有战争，且医疗环境和教学氛围也比北京要强，所以即便有些不舍，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她们送上了行船。

然而，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却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挽回在珍珠港事件中的损失，日本侵略者以最激烈的方式袭击了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香港作为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仅仅数日，香港在日军的强势攻击和英军的不抵抗政策下沦陷了。

此时，在医院工作的陈静宜并没有和五个妹妹待在一起，通信全面瘫痪的那几天，六朵金花之间的牵挂如泛滥的洪水，无可抑制。每天，陈静宜在医院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场面，她认为教会学校应该会比普通街市安全些，但面对迅速攀升的遇难人数，身为大姐的她却终究不能安下心来。彼时，躲在教堂里避难的陈香梅和妹妹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心境。日本人攻陷各处的消息陆陆续续地传来，陈香梅虽然知道姐姐在医院里避难，但她的杳无音讯还是让她们寝食难安。

为了获得姐姐的消息，陈香梅带着妹妹们利用教会学校的队伍到城里筹集食物的机会四处打探，但满世界的混乱，让寻找艰难万分。好在，通信封闭的时间不算太长，陈静宜给妹妹们寄出的信件终于在香港沦陷多日后如福音一般落到了陈香梅姐妹的手中。

作为情感的宿主，陈静宜对陈香梅的意义远在父亲之上，所以，她对陈香梅情感的牵动自然也强烈许多。收到信件的那一刻，陈香梅长久悬着的心终于落下，那份喜悦远胜过收到父亲从遥远的美国寄来的生活费的感觉。每天，陈香梅和姐妹们都在战乱的轰鸣声中醒来，闹哄哄的城市里，唯有亲人的抚慰才能平复恐惧。到后来，她们一同踏上了前往大后方的逃亡之旅，这份感情更因为生活的艰难和生命的考验而与日俱增。

对于亲情，睿智的陈香梅可能没有办法给出最准确的描述，但那些真真切切的体验却足以证明她内心深处对这种情感的依赖和重视。虽然，因为职业的缘故陈香梅没能和其他姐妹一同前往美国，但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却并没有阻碍她们之间的感情。

多年后，陈香梅机缘巧合地在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充当了一次信使。虽然信件中宋庆龄表达了想与妹妹见面的愿望，但这对中国历史上最绚烂辉煌的姐妹最终还是没能在有生之年重归于好。历史造成的遗憾，没有谁对谁错，但看着手足情深的姐妹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陈香梅还是不由得落下了泪水。

人生在世，难免有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存在，这个人除了是普通朋友，还有可能是自己至亲的人。也许，彼此的不理解会加重相互间的隔阂，但血浓于水的情感终究无法磨灭。在矛盾遭遇生离死别的考验时，那些曾经的气愤和决绝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烟，骨肉亲情依旧是难以割舍的。

而这，正是陈香梅多年后打开心结，同年逾八十的父亲重归于好的重要原因。

南亚初印象

对于课堂上孜孜不倦阅读的学生来说，书本里刻画的外面的世界和那些过往的历史是最好的学习养分，因为它们可以让你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感受还是让学子们发出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感慨。

闭关锁国的政策打破后，有志之士开始前往国外寻找更多的出路，学习更多的知识，但积贫积弱的国家背景下，能出国游历的人少之又少，而这其中，女性的身影就更难寻觅。好在陈香梅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尽管她出国时的年纪尚浅，但异国的见识也为她今后的从容和淡定，奠定了知识和眼界的储备。

行驶在岁月轨道上的列车，在漫长旅途中，会经历数不清的站点。对尚未入学的孩子们来说，陈应荣任职中国驻东南亚的大使也是旅程中的站点。因此陈香梅对东南亚的全部印象也是在父亲前往缅甸仰光任职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1930年前后，亚洲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成了殖民者肆意扩展的领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包括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分属西方列强。白人至上的法则里，黄种人成了理所当然的下人和奴隶。歧视与压迫下，他们没有领土主权，更没有人权可言。人性的黑暗在殖民主义的脚步里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宣泄口径，在利益的驱使下，西方列强将当地民众的财产和生命看成草芥。手无寸铁的本地居民却在无端遭受外来袭击的同时，不得不忍受侵略者最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压迫。

在外交官的眼里，这些地方是中国邦交领域的门户，更是西方列强狼子野心的体现。但是，对于懵懵懂懂、仍然在童话世界里横冲直撞的小陈香梅来说，这些地方却是水果和动物的王国。

在缅甸，陈香梅一家居住的领事馆的院子里，茂密林立的果树是陈香梅最喜欢的景色。每天，园丁把木瓜和芒果采摘下来送到厨房的时候，陈香梅总是喜欢拦在半路，让园丁为自己挑几个又大又甜的果子解馋。园丁看着陈香梅可爱之至的模样，心一软便给了她几个果子尝鲜。同来的带陈香梅的广东老妈子并不同意陈香梅饭前吃太多的水果，但只要陈香梅卖个乖，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便在眉开眼笑中不予追究了。

如果说语言的才能是天生的，那么陈香梅绝对是一顶一的“语言高手”，因为国语都讲不全的她只是和司机、门房学了几个月，就能用流畅的缅语与之交谈。

彼时，中国的境遇并不算太良好，但因为“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习惯，身为外交官的陈应荣在国外还是能受到当地政府或是殖民者的礼遇，带着妻儿到附近玩耍也自然没有太多的禁忌。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陈香梅跟着父母前往当地的橡树园参观，成片的橡胶树给陈香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陈香梅的印象里，这个气候温暖、果实充沛的国度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天性，虽然和印度一样是英国统治下的“顺民”，但他们却天性乐观，十分随和。趁着果园主人的敞篷车游览果园的时候，陈香梅头顶上的草帽被从树上跑下来的猴子摘了去，一阵惊吓在所难免，但猴子聪明伶俐的模样和挤眉弄眼的可爱却让这个天性活泼的姑娘一下忘记了方才的恐惧，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前一秒还热泪盈眶，转瞬就因为猴子的可爱而弯成一道美丽的新月。

除了马来西亚，令陈香梅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国家是南亚大国印度。虽然，这里和中国一样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几百种语言和各种宗教曾让这个国度站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峰。然而，和中国相比，这个寺庙林立、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家却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最终剩下满目的疮痍和无尽的贫困。

金碧辉煌的寺庙并不能将人们关于生活的愿望照亮，珠镶玉砌的外墙看上去坚固而华贵，容下的只是拥着黄金敬鬼神的夫人，容不下的是大街小巷拥挤不堪的乞讨者。唐代杜甫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尽了国家衰败的悲凉与沧桑，此时的印度，那些日以继夜狂欢和一掷千金的富人们与清早遍布大街小巷的饿殍残躯却真真切切地成为了这句诗歌的场面印证。

在仰光住了几个月，到越南有公干的陈应荣带着妻女前往越南河内。作为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在秉承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一切都散发着富有浪漫主义的法国情调。

一直以来，英吉利海峡东端的法国人都以懂得享受著称，所以，在殖民者居住的地方，花园和庭院比比皆是。在母亲廖香词的好友们的带领下，陈香梅一家在河内和西贡感受到了秀丽的美景和风土人情。婚后一直郁郁寡欢的母亲，在这一次行程中，异常的开心，还时不时用她标准的法语与当地的人们交谈。

母亲的愉悦给家里带来了难得的和睦，陈香梅也因此对越南有了别样的情感。多年后，她与丈夫陈纳德将军重新到越南旅行的时候，当年母亲的一颦一笑，仍旧让过早失去母亲的陈香梅泛起久违的、对母亲最深切也最真挚的怀念。

在越南的事情办完，陈香梅随着父母又一次回到了缅甸，那段短暂的旅程虽然快乐异常，但父母之间的情感却没有因为此次华丽的旅行而改变。回到缅甸，陈香梅又回到了波澜不惊的生活里，母亲依旧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家务，父亲则长久地坐在会客厅与当地的官员及华侨谈论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话题。

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国家，缅甸的华侨自然不少。对他们来说，陈应荣虽然是任务在身的外交官，但那种来自祖国的亲切感却让他更像从中国派来的信使。很多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人，相约喝茶聊天的时候，一起就祖国的处境和当前国际形式，进行深刻的探讨、交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种远离故土的思念如同潜伏的蚁虫，每到深夜便会出没在华侨的心间，用蚀骨的疼痛将对祖国的爱刻进骨骼里。多年后，独自在美国的陈香梅也体验到这种煎熬。

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物阜民丰，远在海外的游子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有了话语权。当我们以一个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时候，行走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安全感。然而，在八十年前，外忧内患的中国却并不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如此情绪的强大后盾。那时的华侨，大部分是逃难出去的劳工，即便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当地赢得了财富和威望，他们还是被当地人看成“异族”。排斥、清理、迫害，甚至是谋杀，这些无法想象的黑暗手段竟然成为本土居民驱赶中国侨民的重要手段。我们不知道这些流亡在外的人们是如何在夹缝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坚强地生活下来的，但他们关于祖国的那颗赤诚之心却从来不会因为生活的窘迫和生命的垂危而丧失。

老一辈的华侨更是如此，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和关切比国内的普通民众都要强烈。尽管身上钱财也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但是，只要祖国有难，他们便倾囊而出，哪怕只是微薄的资金或物品，他们也希望通过陈应荣将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带回国。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不能给他们更多的保障和依靠，但陈应荣却看到了侨胞们的赤子之心。

到后来，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的政府连外交官的生活费都付不起。陈应荣左等右等，却始终没等来外交部汇款发薪的举动。看到本国的大使如此落魄，华侨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商人们打算解囊相助，但陈应荣却觉得接受这样的援助实在有失国家体面，便将他们的好心领下后婉转地拒绝了钱财上的援助。

不到一年，陈应荣就因为国民政府“经费不足”而收拾行囊回国，而他人生的第一段外交生涯也在这样的荒唐中画上了句号。

回国后，陈香梅重新坐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的课堂上。虽然当时的陈香梅没能像今天的孩子一样用摄像机或者照片记录下东南亚的点点滴滴，关于这段旅程的描述也只能凭借仅有的记忆完成，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都为她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和长期不出门的闺房小姐相比，陈香梅的见识更加宽广，面对新鲜事物也更加从容和淡定。她有好奇心，却不会因为眼前的事物超出自己的经历范围而一惊一乍；她有追求，却不会因为人们对国外的盲目崇拜而亦步亦趋。这是一种难得的成熟，更是一种风度，它让陈香梅在具有锐利的眼光的同时，更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宏伟气魄。

而这，正是陈香梅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政坛获得成就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