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东方群雄俯首称臣，此时，另一个困扰汉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的敌人浮出水面，他们就是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冲击和破坏自古有之，扫平天下的始皇帝自然不能容忍如此蛮荒之族影响他的皇权。于是，蒙恬率领着大秦铁骑，北征匈奴，打得匈奴一路逃窜，威震天下。随后，将军放下长枪，拿起图纸，完成了从军人到工程师的华丽转身，主持修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奇观——万里长城。然而最终，刀枪斗不过权谋，宫闱内的暗流远比塞北凛冽的风霜更危险。一代名将，没有倒在沙场，却死于自己对王朝的忠诚。大秦铁血雄师三十余万，群龙无首，土崩瓦解，随后烽烟再起，阿房宫付之一炬。是与非，忠与愚，功与过，自有后人评说。
齐人蒙恬灭了齐国？
细品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的政治博弈与阴诡机变的外交暗战，交汇着赤地千里血流成河的殊死搏杀，在这纷乱浪潮中，涌现了无数闪耀将星，也弥散着漫天的杀气和冤魂。
秦孝公重用商鞅，革新变法，为关西大秦走向巅峰的征途指清了方向。随后，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一时间天下惶恐，诸侯们纷纷惊呼：秦人来了！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过秦论》
秦昭襄王年间，魏冉举荐的一位少年将军，逐渐成长为了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战神，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与他同时代的秦将纷纷失去了光彩，这个将军，叫白起。
而与白起同时代的，却有这样一位秦将，远不似武安君一般，威震天下，然而却悄无声息地连战连胜，更有趣的是此人并非秦地土生土长，而是祖居山东蒙阴。他，就是蒙恬的祖父、四朝老臣、在大秦建立了蒙氏忠勇将门的常胜将军——蒙骜。
很奇怪，一个齐人，背井离乡远赴关西，为敌国效力，从蒙氏一门对秦王朝的忠贞来看，显然并不是因为蒙氏家族自身品性有了问题，更奇怪的是，蒙骜之后为秦王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战功赫赫，此人必然是有大将之才。而这样的一位品性忠贞又具备出色军事能力的名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叛齐投秦呢？
翻开史书，忽然发现，蒙骜值壮年之时，齐君，正是宣王；而秦主，乃是昭襄。
这两国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异，能够让蒙骜背井离乡，抛弃富庶的齐鲁，远赴西北苦寒之地？
这几代秦王中，惠文王一上台就车裂了旧臣商鞅，诛灭全族。接着凭借机诡近妖的权谋手腕，将当时的纵横名士公孙衍和张仪这对政治仇敌硬是捏合在一起，共为秦用。这两人游走列国，因势利导，在外交暗战中，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前330年，秦军东进攻魏，攻陷重镇蒲阳，迫使魏国割上郡十五县，俯首称臣，尽取河西全境，建立了秦国东出函谷的桥头堡；用樗里疾，大破魏赵韩三国联军，斩首十万有余；朝堂激辩，否张仪之谋，用司马错之计，借巴蜀纷争之乱，名将甘茂灭蜀一战功成；随后又遣张仪，凭唇枪舌剑，诓齐楚绝交，猛将魏章，于丹阳、蓝田、召陵，三败楚军，惠王再施谋术，骗楚怀王客死咸阳；挑拨离间，引北方义渠王室自残，平定西北二十五城，得肥沃牧场数千里。
秦武王虽然举鼎而死，然而这位君王并非如后世演绎那般不堪，砸死他的周鼎不仅仅是青铜之重，那里面，盛满了秦国逐鹿天下的沉重梦想。
到了秦昭襄王，内有魏冉殚精竭虑，外有白起征战四方，整个国家弥漫着硝烟与荣耀的味道。
此时的齐国，在做什么呢？难道齐国已经人才济济到连蒙骜这样的将军，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吗？
蒙骜时，齐国正是宣王年间，这位宣王，即位之初，也是野心勃勃，趁着燕国内乱，一路高歌猛进打到燕国首都。随后请教名士孟子，兴文道，修典籍，建稷下学宫，为先秦诸子百家的士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然而，他执政时，喜好礼乐的宣王组建了一支三百余人的庞大乐队，养活了无数的南郭先生，为后人留下了“滥竽充数”的笑谈。而且此君薄情寡义，在国家危机之时，娶了丑陋才女钟离无盐，靠着此女心中锦绣才华，朝臣忠良奋力，重振朝纲。然而待齐国的局势初见好转后，马上又把这位结发妻子冷落到一边，开始宠幸美妃夏迎春，在民间，甚至流传着“有事钟无盐，无事夏迎春”的戏言。在那座聚集着天下士子的稷下学宫中，宣王更是对其中士子说：“我齐国，根本就没有杰出人才，不然我肯定会很尊重的！”
就这样，不会吹竽充数的蒙骜，为了理想，远赴秦国。而其后人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在灵丘与齐军主力血战数月，为王翦之子王贲突袭临淄，奠定了胜局。
蒙恬是齐人蒙骜之后，而当他率领秦军攻伐齐国的时候，心中，早已没有了对这片故土的依恋。
灭亡齐国的不是齐人蒙恬，而是那齐国朝堂之上，锦衣玉食却无德无能的帝王罢了。
长城挡没挡住胡人？
时光的侵蚀是无法抵挡的，岁月有足够的力量，让山河破碎，令王朝消亡。人类最早期的四大文明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已经灰飞烟灭，唯有中国文明，历经千年，源远流长，传承不朽。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外文明如此迥异的结局呢？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与辉煌的空中花园未能抵挡住波斯大军的铁蹄。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伟大的宗教，也无法战胜罗马帝国染血的刀锋。
大英帝国工业革命的浓烟，飘过重洋，遮住了泰姬陵上方的蓝天，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古印度的尊严与文明，支离破碎。
如此看来，武力，可以摧毁文明。
古代华夏文明初期发展之时，也遭到了周边异族的侵扰和破坏，其中以北方胡人为祸最甚。西周政权的倒塌固然是天子昏聩，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武力，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致命的屠刀。时至春秋战国年间，北方各路诸侯，无一幸免，或多或少都遭到了胡人的侵扰和打击。甚至秦赵长平之战的背后，也有胡人对赵国施加的强大压力在作祟。待到秦灭六国，终结乱世之后，北方匈奴对华夏文明的冲击，也越发强烈。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战事激烈，无暇北顾，天性彪悍、弓马娴熟的游牧民族如鱼得水，四处劫掠。至战国后期，来去如风的掠夺为狂野凶狠的欲望积累了大量物质基础，匈奴社会逐渐开始从游牧文明向奴隶制社会进化，北方燕赵多次受到胡人侵扰，只得凭借山险修建长城，采取守势。秦灭六国后，广袤的国土带来的不只是令人沉醉的权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加漫长的防线。匈奴部落逐渐向外扩张，最顶峰时，已经攻占至河套地区，对当时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咸阳，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在硝烟和烈火中开创王朝的秦始皇，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压迫，于是，大将蒙恬，率百战秦军精锐三十余万，由始皇长公子扶苏亲做监军，挥师北上。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夏秋交替之时，已经卫戍咸阳十余年的蒙恬，奉旨北征，兵分两路，自率一部出上郡，自榆林，突进河套北部；另一部由义渠，取萧关之道，向河套南部推进，两军谨慎推进，沿途击溃匈奴部落不计其数，至当年初冬，将河套地区匈奴势力全部肃清。两部会师之后，蒙恬集结部队，沿黄河南岸驻军休整。秦军向北推进之初，秦始皇已下令全国修建统一驰道，其中以给北征军所用交通线为最先，全国筹集粮草军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秦始皇首次出巡，即是至此。
华夏农耕民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为蒙恬军提供了稳定的支持，而缺乏物资过冬的匈奴军则饥寒交迫，战斗力锐减。公元前214年春，修整了一冬的蒙恬先发制人，不等匈奴各部恢复战力完成集结，就亲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攻阴山，突破贺兰山高地，在高阙、阳山等地拉网扫荡，搜寻匈奴领袖，当发现头曼单于所部主力及北方各部匈奴集结之地后，果断发起决战。经历了严冬的匈奴军队元气未复，而修整完备的秦军士气正旺，两军一番激战之后，秦军大胜，正在由游牧向奴隶制转化发展的匈奴社会，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头曼单于引残兵向北后撤七百余里，退入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阴山以北地区，不久，遭到其子冒顿的刺杀，匈奴内部发生了极其血腥的权力争夺，短期内，再无南侵之力。
战后，始皇大规模迁徙人口，设九原郡，置下三十四县，屯垦建设，蒙恬也迅速按照既定战略，拆除原秦赵、赵燕边防城关，征发民夫，修葺连接秦赵燕三国北部长城，开始建立一条西起临洮、东至碣石的万里长城。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贾谊《过秦论》
长城修建之初，得到了全国百姓的鼎力支援，三十余万秦军威震匈奴，形成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磅礴气象。对中原华夏汉族文明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使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体系得到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而随着大秦帝国王权的发展和执政者欲望的膨胀，修建长城的浩大工程渐渐充满了残暴血腥的味道。沉重的徭役和恶劣的环境令无数民夫埋骨荒山。民心生变，以至于修建工程本身，从保护百姓生存空间，变成了充满血泪的压迫。击败匈奴的蒙恬，至死也没有想明白，那一段段巍峨的城墙，披坚执锐的骄兵悍将，并不是真正的金汤要塞。最坚固的长城，其实一直在老百姓的心里。
忠心大秦还是愚蠢？
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的宿命，徐福带着童男童女远涉重洋带不回长生的灵药，方士们燃起的炉火也无法为始皇帝炼出真正的不死仙丹。权倾天下的秦始皇终于倒在了东巡的路上。辉煌一生的嬴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后一段旅行要躺在一车臭鱼烂虾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成的十二金人并不能守护传承他的心血。他忘记了即位之初自己在朝堂之上掀起的腥风血雨，忘记了权力的滋味可以让任何情感和底线荡然无存。他虽然不喜长子扶苏，但是其实明白如果要想把这王朝传承下去，德才兼备的扶苏才是最好人选，于是在北击匈奴之战时，看似公子扶苏被嬴政不喜而被贬，可是这个真正被贬的太子却能够拥有三十万精锐之师的监军之权！所以扶苏的北地监军之行的真正目的，恰恰是嬴政为了给这位长子树立威信，获取军方支持的政治筹码的镀金行动。
当年齐废王田建的诅咒“寡人无罪而获死，汝亦将无病而暴毙”似乎应验了，嬴政东巡路上一病不起，匆匆撒手人寰。生前器重的名臣李斯，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忠心辅佐着公子扶苏，保着大秦王朝，基业千秋，子孙万代。因为嬴政不只有一个儿子，扶苏还有弟弟，胡亥。
在一部分人看来，世界上无所谓忠诚，只不过是引发背叛的筹码不够罢了。蒙恬早就因严执法度与赵高结下了仇怨，早年的李斯虽然也曾一心为国，然而当嬴政死去后，上了年纪的李斯也就渐渐变了心思。
自古军政不和，或有帝王术作祟，或忠奸难以共朝。恰好，赵高与蒙恬，忠奸不和，因为赵高认为如果有足够的利益，那么背叛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蒙恬却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有忠贞的信仰和道德的底线，于是，当唯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者和忠勇的将军碰在一起，这矛盾，是无法化解的。而李斯，却是与蒙恬军政不和的一位重臣，他们并没有看透这其实是嬴政制衡御下的政治手腕。但是现在，嬴政躺在一车臭鱼里了。
于是一场权力之争不可避免，胡亥利益集团抓住机会假传遗命，赐死扶苏。
蒙恬也不是只会杀人的憨傻莽夫，憨傻莽夫可以成为一名敢死队小队长，但是不能成为数十万大军的主帅。于是蒙恬劝道：“陛下东巡在外，我受命率三十万大军驻守边疆，而派公子你来到这里监军，显然事关天下安危，而今一个使臣一道诏书，就令你自杀，其中疑点重重，哪里知道，这是不是一些奸猾小人的阴谋诡计！”
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
——《史记》
嬴政的“遗命”中，指责扶苏在外监军不利，反而怨恨父王，意图谋反，令其自杀谢罪，这罪名本身，就难以经得起推敲。
首先，北击匈奴，秦军大获全胜，秦始皇亲自下令迁移人口北驻河套，垦田屯镇，若是不利，哪会有这样的行动？
其次，嬴政大张旗鼓地派遣徐福求药炼丹，虽然民间不知整个过程真伪成败，身为太子的扶苏，又岂能毫无消息渠道，不知此事已经渺渺无期？
再次，既然无法得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那么父王早晚是要见列祖列宗的，本身已经是太子，又得到了军方大将支持的扶苏，还有什么必要谋反？这天下，将来一定是他的，完全不需要通过谋反引发内战来削弱未来自己国家的整体实力。
自古帝王之家，纵然昏聩，对于政治也具备着天然的敏感，使者拿着嬴政的“遗命”令其自杀谢罪公子扶苏自小见惯政治的血雨腥风，难道看不出这是假造的圣旨吗？而扶苏在以上各种疑点完全不清的状况下，哭泣念叨着：“父亲令儿子自杀，儿子还犹豫怀疑什么呢？”
随后扶苏就这样带着重重疑点自尽了。
其实，扶苏并不傻，他之所以选择自杀而不是带领蒙恬麾下三十余万精兵挥师咸阳问个清楚，恰恰是因为他对大秦天下无比的忠诚。能够假造始皇帝遗命的，除了朝堂权臣和贴身内卫，无有他人，这份命令最终受益者，也就是自己那个凶狠暴虐的弟弟。既然这份命令已经到达，那么胡亥利益集团又怎么可能没有丝毫准备，说不得，咸阳城内，定有一场血雨腥风。同时扶苏是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他数次规劝父王爱惜民意，也体现出他对于秦王朝天下百姓无比的珍惜。一生戎马的秦始皇之所以在一统六国之后，焚书坑儒，继续兴兵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也完全是将暴虐好战不惜民意的恶名全部揽到自己头上，长生不老无望，也不可能从子孙的身上得到再生，那么就让自己来做这恶魔，扫平一切障碍，让继位的扶苏，做一个仁爱的皇帝吧。蒙氏一门忠烈，可堪托付，授其重兵，扶正太子。待到身入黄土，骂就骂了，天下归心，基业万代，自有后人修正丹青。
嬴政唯一没有算到的，就是扶苏对这大秦天下的爱惜和忠诚，居然到了可以付出无上的权力、宝贵的生命。成长在那个环境，嬴政并不相信真的有人可以把这天下当做自己的天下，把这黎民当成自己的黎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胸襟足以承载山河的圣人，才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嬴政生于乱世，自血雨腥风，背叛阴谋中一路走来，他的眼睛，早已蒙上了暗淡的血色，而扶苏，却是接受相对广博格局后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于是扶苏选择了相信胡亥。他并非是相信弟弟的能力，而是相信弟弟能够为了得到自己手里的江山，做得好一些。
而蒙恬受到迫害入狱后，就如他所言：
“蒙氏三代，为大秦出生入死，曾领雄兵三十余万，虽身在监牢，亦有余力兴兵而叛，天下何人可当？今上赐死，受之，守义也，以命报先主厚恩！”
胡亥、赵高、李斯等人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蒙恬兴兵造反那一刻，然而却没有等到，他们嘲笑着蒙恬的愚蠢，却不知道，这份他们所谓的愚蠢，何尝不是丢失的信仰！
胡亥没有把大秦国当成他的家，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国家；蒙恬或许是愚蠢吧，他的愚蠢却不是没有用手中的力量造反，任由别人赐死。他的愚蠢，是没有看清：如果他忠心守护的王朝，交到这样一群唯利是图者的手中，也早晚是覆灭罢了。
罪过是挖断了地脉？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秦王朝自商君变法之日起，走上了法家治国、兵家争霸的道路。虽然商鞅被继任者无情车裂，诛灭家族，然而最讽刺的却恰恰是商鞅临死那一声叹息：“作法自毙！”
令商鞅逃命无门、身死族灭的恰恰是他制定的治国方略。被四分五裂、死无全尸的一代名相，其实只不过是继承者秦惠文王给因变法而受到打击的利益集团一个交代罢了，与两国交锋战败方丢出去顶罪的死囚并无分别。只不过是惠文王就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与传统既得利益集团交锋失败而背上黑锅的悲剧罢了。至于当年因新法而惩罚的仇恨，在国家利益面前丝毫不值得一提。惠文王心中明了，若要挥师东进，一扫六合，完成这个宏伟国家的最大利益，依旧需要继续推行新法。既然破坏平衡利益的商鞅已经被处死了，那么受到新法影响和侵害的世家们，就无法再对新法本身提出质疑和否定了。
于是有了：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
秦始皇也是如此打算，无论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还是一把大火烧了书，埋了唧唧歪歪的文人，乃至举国之力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修葺长城，都是希望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个比较稳定强盛的“故业”。而嬴政显然不可能自己一件件去做，自然要有下面人亲力亲为。于是蒙恬就如同商鞅一般，最后背了好大喜功爱打仗、劳民伤财修长城的黑锅。
但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并不是背黑锅者的命运多么凄惨，而是白白背了黑锅却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商鞅用自己和全族的生命背了变法的黑锅以后，他的遗策被大领导继续肯定和推行，最终我们回首来评价商鞅时，依旧能够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和声名。因为，他的黑锅成功地变成了为理想和既定目标遮风挡雨的坚实盾牌。
秦始皇和蒙恬也背上了残暴君王和铁血监工的黑锅，很可惜，二世胡亥却拿着这两位长辈的黑锅去烧烤了。结果他们的理想被无情地烧得外焦里也焦了。无论是熊熊烈火中劈啪作响的先秦文献，还是哭倒了长城的孟姜女，都成为了始皇帝和蒙恬难以抵挡的明枪暗箭。因为，如果失败，那些为了正义的理想所运用的非正义之手段，就变成了险恶阴谋。
先秦百家，儒家告诉我们，要真诚；墨法学派提出，要真实；道家则希望向世间传播恒长真理。然而对统治者管理天下要求最低的儒家显然并不是一把烈火就能够焚尽的，需要严格约束自我的墨子法家与修行人心的老庄道家，无可奈何地遭到持续不断地边缘化。于是，失去了真实和真理支撑的真诚，就成了伪善。
痛骂秦始皇的书生们不需要知道，如果不能约束人心的话，这天下会死去更多的人；指责长城浸透了鲜血的学者们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如果用军队挡住来去如风的匈奴铁骑要付出多少军饷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只关心礼仪是不是足够高贵典雅，对待别人是不是仁厚平和。埋骨长城脚下的累累尸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暴君与没有人性的监工对大众犯下的血腥罪行。
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得天下者光靠民心支持是不够的，远远观望摇旗呐喊并不能让既得利益者老老实实地交出权力。在至少有一丝机会能够挣扎着活下去的状态下，选择为了更完美的世界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是不够组成一支能够颠覆格局形态的军队的。
司马迁曾评价蒙恬，说这大秦朝天下初定，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洗礼，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而嬴政做出连续征伐与修筑长城这样的决定，动摇了秦王朝支撑的根基。世代身为忠臣宿将，应当运用君王所器重的话语权，对秦始皇进行相应的劝谏，这样才能够真正安抚和保护这些刚刚从苦难战争中逃脱出来的黎民百姓，进而才能得到支持，获得仁义之名，方能稳固统治。蒙恬只是固执地执行秦始皇下达的命令，率领军队浴血沙场，好不容易打跑了匈奴，却又继续压榨民力来修建那段荒山上的城墙，导致秦王朝失去了民心，然后被贾谊评价为“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样的蒙恬远不算是真正的忠臣良将，因为不能够为了国家王朝的长远做出负责任的规划，反而成了压垮秦王朝的又一个沉重筹码。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史记·蒙恬列传》
司马迁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宅心仁厚，愿意为受苦难煎熬的社会民众争取更加妥善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然而现实是那样的残酷，如果没有这些用铁和血筑起的长城，试想北方的胡人铁骑，将会冲入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肆意劫掠，获得令游牧社会向前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财富。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捧着书简的士子，与严格要求礼法仁义的先生们，又将是另一种评说。这是时代给智者的考题，也是历史给出的答案。当然如果像秦后两汉那般，也有另一种选择，以精美的财帛与联姻，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保护文化、为了韬光养晦，于是会有一去紫台连朔漠，以大义之名；于是会有独留青冢向黄昏，为天下苍生。然而，这一切真能平衡得了多少力量的较量？
唯有鲜血方能救赎，唯有胜利才能宽恕。
文明经过岁月沉淀出来的淳淳美酒，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坚硬的酒坛子来承载，否则的话，风沙能够吸干美酒的精华，鲜血会让这酒完全变了味道。
可惜，当人们需要美酒的时候，不会有人发现原来盛放美酒的坛子表面已经满是伤痕，人们只需要这美酒能够让生活充满芳香的滋味。而当酒坛子破掉的时候，大家最心疼的，定然不会是那破碎的瓦片，只会叹息一声：
这个坛子真是不够坚固，可惜了这美酒，洒掉了。
蒙恬因秦王室宫闱之争，付出了性命，虽是对大秦朝忠心一片，死而不悔，然而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无所畏惧取义成仁，没有任何人不害怕死神寒光凛凛的镰刀。真正的猛士，也并不是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而是阴冷的死神与滚烫的鲜血，也无法战胜他们的信仰。即便害怕，也依旧选择前行，即便无法成功，也依旧愿意抓紧满是尖刺的荆棘。
蒙恬引颈就戮之时，一声叹息：“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便选择守先王之义而死，这位铁血将军也会有那深深的无奈和感慨，也会有无尽的不甘与纠结。
然而，无奈并非是无力改变，若是选择放弃忠诚的底线，那么麾下三十万雄师的戍边大将完全可以按兵观望，等待皇室内部争斗尘埃落定以后选择自己最好的出路，因为没有任何皇帝非要凭空树立一份几十万刀剑日夜威胁的仇恨，如果蒙恬在始皇驾崩、扶苏自杀时，选择在军中继续观望，名义上臣服于胡亥集团而实际上行使藩王权力，二世完全没有必要歼灭这三十万雄师，杀掉蒙恬。然而蒙恬选择交出军权，入狱赴死。他只能感慨不愧对天地良心，不愧对自己的底线。因为约束他行为的，并不是军法刀枪，也不是高官厚禄，而是自己心中始终悬挂着的道义之剑。
这把剑的光芒可以令死神的镰刀黯然失色，这把剑的约束之力能够让所有威逼与利诱无从下手。然而蒙恬认为，他不甘心，他没有愧对什么，没有犯下自己道德之剑所约束下的罪恶，他可以死，那是因为拥兵抗命，列土封疆，是罪过。
回首一生，蒙恬忽然觉得，这一切的不甘，或许是不应该。秦王朝强大武力镇压下的反抗之火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为了王朝传承而手中染满鲜血，背上恶魔之名的先主和他，没能够把接下来的事业和信仰完整地传承到一个广有贤名的天使手中。在民众眼中，老皇帝是个好大喜功的暴虐君主；手下大将们，也全是如狼似虎的凶恶屠夫；而继承这一切的家伙，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残暴之甚，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世道已经无法继续挣扎着生存下去了，时间的力量好不容易让那个恶魔永远消失了，那个所有人期望的贤良天使却因为权力之争的失败，没能登上那个可以主宰苍生命运的舞台。大家感觉到，那个已经死去的可怕恶魔再度转生，获得了更加年轻的生命和更加残暴的能力，相对于之前的老皇帝，他并不能够将这份凶狠和高压，释放给自己的子民，同时也不能给那些满身风沙的胡人与南荒百越的蛮子带去同样的痛苦，他只会把痛苦完完全全地丢在自己的家园上。
蒙恬在此已经看穿了这一切。
他忽然觉得，原本一切都规划好的战略方案，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离奇的偏移，公子扶苏的眼界与格局，似乎完全超越了先主计划本身建立的基础。先主认为自己能够站在风口浪尖，扫平天下，开创恢弘基业的才能与格局，已经足够大了，而扶苏这个从那般环境下成长的太子，却形成了令自己老爹也未能料到的浩瀚价值观。
扫平天下，以山川河海为绘制理想之宣纸，以天下无数旷世奇才为笔，世间苍生万物为砚墨，构画自己美好理想蓝图的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当他殚精竭虑、不惜背上一世骂名给扶苏留下一个他认为足够美好和宽阔的舞台时，这个看起来软绵绵、宅心仁厚、能得到老百姓们称赞的贤名王子，早已经用天作棋盘，用星作子，将这苍茫大地，锦绣江山，放在了心里。
但是这样优秀到超标的答案，却因其广大胸怀与心中道义，稀里糊涂地夭折在前行的路上。就此，那个只把王位当做获取个人利益捷径的二公子，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几代人用生命守护的王朝，因此而断送。
或许自己这么多年的南征北战，杀戮太重了，是那沙场上累累的尸骨被时光的力量化为齑粉，随着凛冽的风飘散起来，遮住了大秦王朝即将到来的温暖的阳光吧。
或许自己这么多年的赶杀匈奴，太过绝情了，被驱赶到阴山以北苦寒之地拼死挣扎的匈奴百姓们，日以继夜地在用恶毒的咒语侵蚀着大秦王朝渐渐厚实起来的基石吧。
或许自己这么多年的修葺长城，修得太长了，无数人以身为锄铲，披荆斩棘，破山断水，直到凝泪成冰，血沃荒原，那深深的怨念和血泪，滴穿了大地，甚至污染破坏了大秦的龙脉吧！
这应该是人力无法掌控的天定命运吧，蒙恬不小心破坏、挖断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龙脉，才导致了如今局面，才招致了这样的惩罚和报应吧，如此看来，虽然我们蒙氏家族如此的忠心耿耿，如此的尽心尽力，但是我们却确确实实地伤害了这个我们希望能一直守护的王朝。那么，果然，这是无可宽恕的罪孽，果然，这确实应该以死谢罪。
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巉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乃吞药自杀。
——《史记·蒙恬列传》
如此说来，蒙恬果然是个愚蠢的将军，当他麾下秦军北击匈奴威震天下，修筑长城保护中原的时候，没有想到，也没能看穿，保护秦王朝的万里长城，却是从歌舞升平的咸阳城，开始坍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