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哲学中的有关人物、学派、思潮做过若干考察。9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重心较多地放在哲学理论方面，涉及的论域包括伦理学（道德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当然，在史与思的互动中，理论之维与历史之维并非彼此悬隔。事实上，二者在更实质的意义上呈现相互交融的形态。以这种互动和交融为思考背景，2004年在完成有关形而上学的论著[1]之后，我的侧重之点又回到了哲学的历史。相对而言，此前的历史回溯较多地指向儒家一系的哲学，2004年的“转向”则首先以道家系统的庄子哲学为对象。
关于庄子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开始于上述阶段，但我对庄子哲学的兴趣，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从时间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便多次阅读《庄子》。庄子的言与思，一再使我领略到思想的力量。大约10年前（1998年），我又将道家哲学列入研究之域，并在完成《老子》哲学的初步考察后，拟转入庄子哲学的研究。但不久研究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定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设想也暂时搁置。当然，暂时搁置并不意味着放弃该计划，而只是推延研究的进程。2004年，随着形而上学“沉思”的告一段落，庄子哲学便十分自然地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
相对于先秦其他诸子，庄子其人与庄子其学无疑呈现出独特的品格。就“在”世方式而言，庄子的一生体现了为人、为学与为道的统一；从哲学系统看，庄子的思考涉及性与天道的各个领域；在言说方式上，诗意地说、思辨地说、逻辑地说在其哲学中彼此相融。以天人关系为指向，庄子既将人性化的存在提到引人瞩目的地位，又以合于“天”（自然）为理想的形态，并由此突出了自然的原则，人性与天道之间呈现了复杂的关系；从“道通为一”“以道观之”的视域出发，庄子对如何扬弃世界（包括观念世界）的分裂、达到统一的存在图景做了深入的追问；由肯定真知与真人的互动，庄子具体地考察了向道而思的过程；通过“道”与“德”，“我”与人的论和辩，庄子从不同方面澄明了个体性原则；以逍遥之境为指向，庄子进一步彰显了人的自由问题；如此等等。以上诸种论题的讨论，既呈现多重理论趋向，又内含主导的哲学立场，其中所体现的理论创造性和思想魅力，至今仍吸引人们不断向其反顾。
从更广的视域看，庄子哲学通常被归入道家之列。作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流派，道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理论足迹，其思想深刻地影响、制约着中国思想的衍化。晚近较为流行的看法有“儒道互补”说，一些论者则更倡“道家主干”论（以道家为中国哲学的主干）。这些看法是否确当或可进一步讨论，但它们无疑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和折射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道家的这种不可忽视性，同时也表明：撇开或略去了其哲学，便难以全面地再现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道家思想并不是以抽象的形态存在，而是体现于历史上的不同哲学系统。其中，《老子》与庄子的哲学，显然是其最为重要的源头和载体。与之相应，有关《老子》及庄子哲学的个案性考察，无疑既有助于更具体地把握道家哲学的理论意蕴，也将在更广的意义上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在文献的层面，本书首先将《庄子》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察，以再现其思想系统的完整形态和丰富内涵。以史与思的统一为进路，本书既致力于分析庄子哲学的内在主题及理论张力，并由此进一步把握其真实的哲学精神和思想脉络，也力图在总体上使哲学历史的考释同时体现哲学理论的沉思，从而一方面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另一方面避免没有哲学的历史。当然，无论从“史”的维度看，抑或就“思”而言，本书都难免有自身的限制。这种限制，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历史回溯与哲学沉思自身的过程性。
杨国荣
2006年6月
[1] 2005年该书以《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为题初版，2009年、2011年再版时易名为《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