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太平经》若干问题的讨论

近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太平经》作过很多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有上千种，有些问题可以说大体已经解决，但也还有不少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我们这里只就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

本章前面已讨论了《太平经》的成书问题，这里再作若干补充。《太平经》这样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在汉朝，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它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逐渐编纂而成的。《太平经》大体上是由帛和经于吉、宫崇至襄楷而成一百七十卷。因此，这部书从一个方面看有点像基督教的《圣经》。《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它在耶稣基督以前就有了，是谁作的，成于多少人之手已难搞清，而且据考证它也决不是成于一时。《新约》是耶稣以后的作品，有所谓“四福音书”等，说是耶稣弟子记录耶稣的言行，但据考证说这也不是事实，它并非一个时期的作品，且其中思想也有矛盾，可见“四福音书”也有前后之不同。例如，耶稣“山上垂训”一事，在《路加福音》中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祸了”，“富人入上帝之国怎样的困难呀，一只骆驼穿过针眼，比之一个富人进入天国，还更容易哩”。但在比《路加福音》迟几十年的《马太福音》中就删去了对“富人”的非难，把“山上垂训”改为：

心中贫乏的人有福了（另有译作“虚心的人有福了”，英文为“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for their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或应译为“精神上要求不多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饿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太平经》不是成于一时，前面已经讨论过，从形式上看，不仅每节长短不一，而且文体也不一，有的为对话体，有的为叙述体，有的为韵文，有的为非韵文。对话体中，有“真人”与“天师”的问答，有“神人”与“真人”的问答，有“大神”与“圣人”的对话，有“天君”与“大神”的对话，还有“大神”与“生”的对话等等。而且内容上看，也颇有一些矛盾之处。因此，对《太平经》的性质也就有了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它基本上仍属于儒家思想体系，有的人则认为它反映劳动农民的要求，或者说它有“民本”思想，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它是最早的道教经典，而且从总体上说是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某些要求。

有些学者说《太平经》中有许多汉朝的儒家思想，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纲六纪、谶纬迷信等，并以《后汉书·襄楷传》所说的《太平经》“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言阴阳五行为家”，和唐玄嶷《甄正论》所说“多说帝王理国之法，阴阳生化之事”为根据，说明《太平经》基本上属儒家。我们看今本《太平经》确实有大量上述思想内容，但问题是，这部书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大量“长生久视”、“养生成仙”等内容，而这些思想不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是属秦汉以来神仙家的思想，也正是道教的基本思想，如《太平经》中说：

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长存而不老。（卷一百三十七至卷一百五十三《太平经钞》壬部）

凡万物自有神，千八百息人为尊，故可不死而长仙。（卷一百三《虚无无为自然图道毕成诫》）

久久有岁数，次上为白日升天者。（卷一百十一《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

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卷一百十七《天咎四人辱道诫》）

在《太平经》中像这类的话比比皆是。至于说到其中有大量儒家思想，则是并不奇怪的，这是因为：第一，儒家思想在东汉末虽有所削弱，但在当时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因而《太平经》如欲流行，自不能不包含若干儒家思想。第二，汉朝的儒家思想已与阴阳五行思想相混合，而神仙家思想本来就和战国阴阳家思想相通，《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说：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

这说明燕齐地区的神仙家继承着阴阳五行的学说，至西汉末编造《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仍继邹衍的五德终始立说。《太平经》和《包元太平经》是一脉相承的。第三，道教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治身”与“治国”结合起来，道教的著作大都表现了这一特点。例如葛洪的《抱朴子》“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后于葛洪的寇谦之也是把儒家思想吸收入道教之中，并以此作为反对“三张伪法”的一重要步骤。《魏书·释老志》说：寇谦之的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所以在他的《老君音诵诫经》中说：“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使道教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以后的道教领袖几乎无不讲儒家的“礼教”，所以《道教义枢》和《云笈七签》都说《太平经》是以“三一为宗”。这一情况正是道教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本民族宗教的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无不打上儒家“礼教”的烙印，甚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也不得不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成为维护封建礼教、讲“三纲五常”的中国式的佛教。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说《太平经》中虽有大量儒家思想内容，但此书的性质仍应属道教的著作。

有一些学者认为，《太平经》既然能为领导黄巾起义的张角所利用，就其性质说应是反映了劳动农民的要求，并说《太平经》中包含着“民本”思想，它有反对剥削、要求人人参加劳动的观点，因此它是一种农民的乌托邦思想。这个看法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太平经》中有没有一些看起来是为劳动人民说话的词句呢？看似有一些，但分析起来则很难说它是为劳动人民说话。而且“民本”思想并非劳动人民的思想，如孟子讲“民为贵”，都是说统治者应重视劳动人民，所以“民为邦本”的思想和农民的乌托邦思想并不是一回事。说《太平经》中有反对剥削和提倡人人劳动的思想大都引用卷六十七《六罪十治诀》中的一段：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

从这里引用的两段话得出《太平经》反对剥削、提倡劳动的结论，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1）所引的前面一句话只是说统治者要注意救济老百姓，使得他们“不饥不寒”，这本是儒家常有的思想，如孟子说行王道，就是要使“民不饥不寒”。在帝王的诏书中也常有类似的话，如汉光武帝的《给廪诏》中说“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廪”云云。汉章帝《廪给幼孤诏》说：“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惨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就是《太平经》上引文，同卷本节对这个问题也有明确说明：“周穷救急”的目的在于“助帝王存良谨之民”。（2）而后一句批评“轻休其力”者，更是站在统治者立场认为“仰多财家”而“不肯为力”者“罪不除也”。同卷本节后面还有一段说：“君子有力不息，因为委积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先祖则得善食，子孙得肥泽，举家共利。”这不过是说“有力不息”者可得富贵而已。更就本节全文内容看，它是以“劝善戒恶”求长生为宗旨，而所谓善恶的标准仍是三纲五常、忠孝之类。如中说：“古者圣贤，悉以敕学人为大忧，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乱，此天地之间，善人之称也。……为子则欺其父母，为臣则欺其君，为下则欺其上，名为欺天，罪过不除也。”本节末尾也说：“夫要道乃所以安君，以治则得天心。夫要德所以养君，以治则得地意。”“夫为子乃不孝，为民臣乃不忠信，其罪过不可名字也。”《太平经》的“要道”除长生久视之术外，就是“三纲六纪”了。所以《太平经钞》乙部中说：“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长吉”。

由此可见，《太平经》从总体上说并不是反映劳动农民的要求的，而是一部“应帝王”的书，这一点在《太平经》中也说得明明白白的，它说“帝王能力用吾书，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云云。

从《太平经》的思想渊源看，有神仙家、阴阳家、儒家、道家、墨家以及两汉的各种方术，其所包含的内容颇为杂乱，但都有一个中心就是“长生久视”及“兴国广嗣”之术。其中所包含的某些似乎为劳动人民说话的内容，也是为了巩固统治，使得社会安定的措施罢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本应是“出世”的，可是它一建立就有着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一情况应该归之于中国本民族宗教所要求者。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之处应是把世界二重化为现实世界（此岸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彼岸世界），并希望可以在超现实世界中得到解脱，得到幸福的生活。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也为自己构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神仙世界，以便“得道成仙”者可以在那享受种种幸福生活。可是，中国的道教并不满足于此，它同时希望得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能享受各种荣华富贵，所以就必须把现实社会也治理好，建造一个“太平世”。这样一种“致太平”的“入世”思想正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盖两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已达数百年，它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之中，根深蒂固地凝聚在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心理之中，道教如欲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就不能不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而把“出世”思想与“入世”思想结合起来。所以“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道教是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正是道教的这一特点，它也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都不能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既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它就没有可能取代儒家思想取得独占的统治地位，并且可以说一直是属于一种辅助儒家统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