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它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提炼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性成果，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得到新的发展，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以改革开放的经济事实为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事实的探索为基础的，是以中国经济现实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就是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特征。1984年，他在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2]由“异端”转为“正宗”，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本质的新的理论概括中，写就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事实为依据，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党的十四大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定义中，就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3]。这一“结合起来”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4]这里提出的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两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如习近平指出的，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中，“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5]。“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6]习近平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7]。“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8]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就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题的重要呈现。

从中国经济事实出发，在方法论上，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问题意识”。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9]习近平凸显“问题意识”，直面我们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涉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困难和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增强“问题意识”，就在于清醒地认识到：“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10]

“问题意识”和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以“问题倒逼”，就能进一步增强经济改革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切实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习近平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1]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色。

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总是与历史和理论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立场。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2]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现实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内在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强调：“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3]。“历史经验”不仅昭示当下经济现实的由来，而且预示经济现实的未来走势；不仅是现实的镜鉴，而且是理论的资源。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分析中，习近平强调：“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4]对历史上经济理论建树的评价，就是马克思认为的对“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5]的探索。

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基础的，是以经济现实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为背景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出的是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建设好和发展好中国经济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新的研究和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6]；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是使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新理论和新形式，即如毛泽东所说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上，要做到“四个分清”，即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1978年3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8]这里提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见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这一长期被湮没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得到新的运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

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三大发展形式理论，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方面。在社会经济关系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就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全面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19]人的三大发展形式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为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0]的理论的内涵。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对经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做了探索，提出了关于“通过卡夫丁峡谷”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俄国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问题，或者说俄国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问题。[21]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既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又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道路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这一问题具体地转换成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等这样一些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积极的成果”，能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所“用”、所“占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通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不仅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形成了成效卓著的中国方式，而且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特别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2]深感于此，更能理解以下道理：“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赋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重要理论以新的思想活力和时代内涵。

三、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4]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他曾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25]，就表现在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范畴的“术语的革命”上。在这里，有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还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生产价格等，更多的则是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工资，还有交换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意义的阐释中，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术语的革命”的整体方法论。恩格斯认为，当时流行的“普通政治经济学”，“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它们从来没有“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2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是运用唯物史观整体方法论解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二是“术语的革命”的社会历史观。恩格斯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27]。当时流行的各种经济学，抹杀经济史不同时期的本质区别，往往用渔夫、猎人或者漂流在荒岛中的鲁滨逊，当作它们研究的出发点，把经济学范畴变成没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的空洞的“信条”。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阐述，准确把握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精髓。

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最显著的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体系的阐释之中。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29]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0]，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1]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务。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32]，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了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33]。“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出的新常态经济中，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34]。“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的革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的革命”及其中国话语的阐释中，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水平，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在这里，这些“术语的革命”的成果，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更多的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资源配置、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分析等。这里涉及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的问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既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之处，又要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等方面，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实际意义的、积极的理论成果。这些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

四、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回溯历史，从起源上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正值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历史转折之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35]的原则，提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36]的思想，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37]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做出的最初的理论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发生着重要的、持续的影响。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38]。习近平从“第二次结合”的新的高度，对《论十大关系》在“创造新的理论”和“写出新的著作”上的贡献做出评价。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39]。对以《论十大关系》为起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精粹及其“创新性发展”做了高度评价。所有这些评价都说明，《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之篇，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已经呈现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为基点，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为主题，以经济制度本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为主要内容的体系结构。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邓小平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40]这两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创新，在于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体内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以改革理论为先导的。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41]。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新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大之前，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做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项改革做出了具体规定。

党的十五大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新，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深邃见解。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科学制定并适时完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效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五、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理论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体谋划中，深刻分析和研判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特点和基本趋向，驾驭新常态经济，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新的发展，写就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如习近平所概括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42]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在建设和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上做了多方面的拓展。

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43]要把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的主要领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44]

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提出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有利于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没有改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原则，改变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45]。对经济过程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并存性的考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对社会生产力格局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及其综合性的科学把握，是经济新常态提出的重要基础。新常态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目标而又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46]

为引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就是当前“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根本举措。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必须下决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根本举措，就在于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推动经济新常态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连为一体，既强调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关注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既凸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是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原则，是对经济新常态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新阐释。

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六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4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在新的实践中揭示新的特点，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