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如何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承载着越来越多信息和活跃网民的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领域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信息文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阐释了网络空间治理主张和网络安全观，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到了关系党的事业全局的新高度。

一、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发展到网络信息时代，新生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党必须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全面提高执政能力。

第一，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提高党在网络空间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政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执政能力的产生、提高受到一定时空条件的制约，并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推动时空条件变化的根本性力量。自政党产生以来，产生了精英型、群众型、全方位型、卡特尔型、网络型等多种类型政党，无论何种政党，要争取或保持执政地位，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所构造的时空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仅要基于时空条件组织和宣传自己，还要基于时空条件回应时代的诉求、国家及人民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所构造的时空条件，无论是干革命、搞建设还是抓改革，都注意强调时间上的时代性和空间上的中国特性，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既不照抄国外、又不闭门造车，就一定能够领导国家和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构造了一个网络信息时代和容纳众多网民的网络空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1】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6.2小时，超过50%的网民认为自身依赖互联网。

面对网络信息技术所构造的新时空条件，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自觉把握网络信息时代的特性和网络空间的特性，回应这一新时空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自觉适应网络信息时代、融入网络空间，就像毛泽东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在网络信息时代，在网络空间中同网民结合起来，听民声、汇民智、聚民力，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在实践中提高党在网络空间执政能力。

第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提高党在现实空间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在凝聚力量推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面临着一个现实与网络交联的双空间。对于一个习惯于在现实空间里治国理政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执政党，如何在这种双空间环境中，完成“在现”现实空间治理的同时，协同推进“在线”网络空间的治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由网络信息技术所构造的网络空间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空间，对现实空间中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宣传、组织、统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传统优势。当前，由网络信息技术所构造的网络空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新的执政空间，为宣传、组织、统战提供了新场域、新方式、新思路，但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宣传、组织、统战优势形成了新挑战。

首先，网络空间给群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高效平台，直接生成网络空间舆论。网络空间舆论众声喧哗，既有理性合理的诉求，也有不合理甚至偏颇过激的主张，网络空间舆论场与现实空间主流舆论场的错位往往造成党群、干群对话的难度增大。更大的问题是，现实空间主流舆论宣传在网络空间中经常面临挑战、质疑、解构，网络空间舆论甚至还越过空间边界，从线上走到线下影响现实空间。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特别要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

其次，网络空间的技术架构是一种开放、分布式的信息技术结构，具有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特质，这使得组织严密的执政党在现实空间所形成的政治权威资源比较难以有效地移植到网络空间中。同时，网络新媒体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人和分散式的社会组织增强了能力，这给执政党组织动员造成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深受网络影响并在网络空间中活跃的年青一代党员个性化在增强，对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的认同和遵守存在一些问题；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开放、快捷、海量、低成本增强了群众获取信息的独立性，一些群众把网络空间视为信息获取、利益代表和表达的重要场域，认为“上访不如上网”“围观改变中国”，这两方面无疑都影响了执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发挥。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多重的社会变迁转型过程，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型、从农村熟人社会向城镇陌生人社会转型、从封闭静态社会向开放动态社会转型、从同质二元社会向异质多元社会转型、从单位社会向新单位社会转型。持续的社会变迁转型逐渐形成了一个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思想观念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态，这一社会生态通过映射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网络空间生态。面对网络空间这一复杂的社会生态，如何选择最大公约数，构建双空间统一战线成为新考验。

第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面对汇聚先进网络信息科技、多元文化和六亿多网民利益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首先，网络空间汇聚了先进生产力。网络是当今最活跃、最先进、最迅速普及的社会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网络代表趋势、代表未来，网络空间的地位和作用亦将愈发凸显。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执政党，必然要面向未来，自觉将网络空间作为执政新领域，不断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执政能力。

其次，网络空间汇聚了多元文化。在网络信息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包括网络空间中的文化繁荣。实际上，中国网络空间文化由于长期在没有专门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下“野蛮生长”，所以多元汇聚，鱼龙混杂。随着执政党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查、个人自律逐渐走向规范化、常态化，网络空间中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将不断增长、更加繁荣。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必然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牢牢把握住现实和网络双空间的文化领导权，引导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最后，网络空间汇聚了广泛的利益。当前，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达到75.1%。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网络空间已汇聚了广泛的利益，尽管网络空间中的利益表达不代表所有民意，网络民情也不代表所有民情，但网民是人民群众中最敏感也是最擅长表达的群体，特别是10～39岁年龄段的5亿多网民不仅是网络空间中最活跃的利益表达者，也是现实空间中各项事业的重要行为主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风向标”和“晴雨表”。面向未来，虽然我国网民规模增幅持续收窄，但增量仍在继续，可以预见未来网络空间汇聚的利益将更加广泛，作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不断畅通规范网络空间的利益表达，创新利益代表机制，在现实和网络空间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人民治理网络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动态性、探索性，使网络空间治理一直存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新问题的循环之中。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安全、秩序和发展三个方面。

（一）网络空间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首先，在国家层面。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建设网络强国，而建设网络强国首要的前提是保证网络空间的安全。然而，我国网络空间的安全形势堪忧，主要表现为：（1）网络核心技术缺乏、关键基础设施受制于人；（2）网络基础服务管理话语权不强，特别在根服务器及互联网地址分配机构（IANA）的监管方面；（3）网络空间主权维护能力不强，面临多重挑战；（4）网络应用软件市场和技术被垄断，特别是PC和手机终端的操作系统方面；（5）网络空间攻防技术不够强，屡遭网络攻击造成大量泄密事件；（6）网络文化影响力不强。

其次，在执政党层面。网络空间安全的核心是网络主权，基础是信息安全，焦点是社会稳定，根本是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对执政党而言，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关乎前途和命运，这些安全问题具体为：（1）挑战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挑战既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包括各种思潮、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国内外一些机构和个人歪曲党史国史、抹黑党的领导人和优秀党员的个人形象，挑起重大理论争端、虚化共产主义信仰等；（2）反对党的领导，包括夸大发展、民族、宗教、外交等领域问题，否定“三个自信”，片面进行纵横对比否定党的执政绩效，预测中国“崩溃”等；（3）质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4）削弱党的功能，主要是网络分流了执政党部分利益表达、政治社会化功能，以及网络的传播和技术逻辑部分改变了年轻一代党员的思想行为方式。

最后，在社会层面。现实是一个原子空间、网络是一个数字空间，由数字构成的数据是网络空间的资源形式。网络空间的社会安全首先表现为个人和社会经济、文化、公益等组织数据的安全问题，数据外泄不仅会危及数据相关个人和组织的财产安全，甚至还会危及个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组织的发展安全；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相对独立的映射和镜像，来源于现实，折射着现实，影响着现实。网络空间的社会安全还表现为网络公共舆论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线下转化引起的网络管制风险。

（二）网络空间秩序尚未达到清朗标准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治理秩序。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网络强国在网络空间的治理秩序上已经形成如下可资借鉴的成果：（1）建构专业的网络治理机构；（2）制定治理网络空间的法律；（3）重视治理网络空间的部门协同；（4）提倡行业自律和公众参与治理；（5）加强教育引导。

比较国际经验，我国网络空间的治理秩序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治理理念尚待进一步确立；（2）治理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网络治理长期存在缺乏国家布局和顶层设计，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权责不一、协调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效整合了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网络空间治理合力，但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多部门协调治理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3）治理手段仍不够科学系统，突出表现在依法治理方面，存在上位法缺乏，部门层面法规多，有交叉、缺位、矛盾的现象。

其次是网络空间治理的秩序。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使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像自由市场中的商品一样随意呈现，在网络空间中恣意交流、交融、交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秩序问题存在深刻原因和特殊表现形式。复杂社会生态折射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网络空间生态。同时，由于现实空间诉求表达和争端解决渠道不畅等原因，诸多现实利益诉求竞相转移到网络空间中表达，使网络空间承担着相当繁重的回应现实的治理任务。更值得注意的是，时空压缩式的现代化使人们未及经过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就迈入了网络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网络空间在管治法律和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处于过度自由的丛林状态，导致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娱乐一切等一系列问题，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仍需时间。

（三）网络空间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我国网络普及率为53.1%，主要发达国家网络普及率都超过了70%，韩国和日本甚至超过了80%。不仅如此，我国较低的网络普及率中仍存在：（1）地区差异，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19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云南最低，为37.4%；（2）城乡差异，城乡网络普及率差异仍有扩大趋势，由2007年18.6个百分点扩大至2016年近40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非潜在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60岁及以上的群体占比分别高达到59.2%、43.3%和36.7%，由此可以预见，未来非网民的转化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网民规模的增速将继续减缓。此外，数字鸿沟、网络普及率差异以及非潜在网民存量都限制了网络空间的规模、覆盖面和功能发挥；低人均带宽以及新一代网络技术研发、应用水平不高还会影响到网络空间的活力和运行效率；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各自为政、相互不兼容甚至不连通问题，网络空间碎片化、区隔化严重，统一、开放、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尚未成型。

其次，网络空间数据开发应用水平不高。我国在开放数据、开发数据、应用数据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政府公共数据向网络空间开放程度不高、网络空间数据开发不够规范且技术水平不高、数据开发应用水平不高等。数据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与数据开发和应用能力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网络空间发展的突出矛盾。

最后，网络空间的理论研究和思维推广不足。理论源于实践，总结过去、指导未来，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了。在网络空间逐步覆盖现实空间各个领域的进程中，我们对网络空间这一新事物的理论研究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落后甚至比技术上的差距更大。与理论研究相关的互联网思维推广同样差距明显。在网络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网络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新空间，还代表新的思维模式，其特征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全连接和零距离，在网络空间治理以及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媒体、产业管理方面还需要继续推广互联网思维。

三、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

对比自1978年以来的8次三中全会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区别于以往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改革处于网络信息时代，需要在现实与网络双重交联空间中进行，即不仅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现实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推进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的倡导者、领导者和推动者，面对双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重任，必须加强全面从严治党。

（一）全面从严治党要适应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要求

建党90多年来，党的建设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是党自觉适应时代和任务发展要求的结果。当今时代正处于从机电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阶段，工业化和信息化、现实与网络空间不断深度融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党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从机电工业时代向网络信息时代转型。

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是网络信息时代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党的自身建设也需要适应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治网要治党，治党要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应包括内容全面，即囊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形式全面，即采用活动式、常态式等各种形式；手段全面，既采用传统手段也采用新技术等手段，在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特别要积极采用网络新技术新应用。

首先，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改进党的建设。在世界范围内，数字党建、网络党建是一个潮流和趋势，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无纸化办公阶段，即政党利用网络发送邮件，将会议纪要、公告、党的刊物、政党政策、政党简介、政党候选人信息数字化并在网络上发布等，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政党数字化阶段。第二阶段，交流互动阶段，政党建立自己的网站宣传政策、纲领和候选人，利用各种网络终端设备，通过即时聊天、论坛留言、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民意收集与测验、在线交流，扩大政党的影响力。这一阶段是政党数字化之后介入网络空间的阶段。第三阶段，深度数字化重构阶段，即政党将党员、党务深度数字化，量化形成大数据。基于大数据分析把权力、权利、责任、义务关进大数据的笼子里，政党可以做到精确的政策制定、精准的舆论宣传、精确的党务管理、科学的决策分析、有效的执纪监督等。这种情势下，数据挖掘和数据治理能力就成为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建设云平台，实现包括网站、视频、图片、音频在内的全媒体互联互通和立体互动，搭建面向“PC＋移动终端”的云计算、云信息、云服务、云管理新型互动式党建运行管理模式。政党建设云平台通过统一标准、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共享服务，推动政党建设工作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高效，实现党在线、云在算的自动化、智能化状态。适应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第二阶段，而应该进入第三阶段，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设数字化、网络化的政党。

其次，以“互联网＋党建”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互联网＋思想建设、互联网＋组织建设、互联网＋作风建设、互联网＋制度建设和互联网＋反腐倡廉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进行新的“三湾改编”，探索把党支部建在网上或建在群里、建在工作圈里等，开展网上群众工作、建立网络空间统一战线、健全网络监督机制、改进网络空间舆论宣传方式。总而言之，要以网络推进党建创新，以党建创新强化组织保证，进而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

最后，运用互联网思维促进党的建设创新。在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运用传统思维进行党的建设面临诸多问题，互联网思维作为网络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兴思维模式，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用户思维，产品设计、极致用户体验和口碑传播等，都离不开用户的参与。但用户参与并不是简单的建设社区和论坛，而需要整个组织的管理模式、研发模式、技术架构等都适应这种新的模式。其启示在于：网络信息时代，利益表达甚至比利益代表更重要，网络打破信息不对称，使党员和群众个体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以党员干部为中心，党群关系建设需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不断扩大和保障参与，凝聚共识、汇聚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五个要”的落点应该是能力建设的现代化，即关键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网络全球竞争能力、网络空间威慑力和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律是动手不如动员，执政党之于国家和社会更适合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看不见的手”，领导加强顶层设计、部门协调和社会参与，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网络空间不仅映射了现实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而且还有自身独特的领域，所有这些领域在网络空间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全连接、零距离进行各种数据交换，所以，网络空间治理头绪万千、错综复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关键在法治领域。1994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网络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并通过援引现实空间法律，为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提供了基本依据，但这些依据既不够充分、也不够完善，需要对依法治理网络空间进行顶层设计，形成上位法与下位法、专门法与援引法以及法律与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法源之间协调统一的体系。此外，在网络空间治理规划、实施路径等方面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其次，加强部门协调。现实空间是部门管理和部门划分十分明确细致的金字塔架构，而网络空间则是扁平化的结构，加上超时空全连接特性以及线上线下时空交叠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现实空间单一部门治理网络空间的难度，因此必须加强部门协调治理。从国际普遍的经验来看，网络空间治理的机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政府部门，包括执法、信息、文化、安全、宣传等，主要负责网络行业发展的推动、网络空间环境的维护、网络空间犯罪的打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网络空间公共物品的提供等；另一类管理机构应是针对网络空间设立的专门性机构，如互联网监控中心、网络安全运行中心等。实践中，两类机构治理都强调加强部门协调，即政府部门主导协调、电信监管机构广泛参与、公共事业机构辅助配合。我国则根据国情、网情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是党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优势，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的战略举措，更能够加强部门协调，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

最后，加强社会参与。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增强了个体话语权和参与能力，而且还激发了个体的表达和参与热情，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一种多利益攸关方和非利益参与者共同行动的现象。加拿大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3】。在网络空间中，传统时空限制下的部门、行业和地方议题不存在了，任何一项议题都是全社会、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所以，执政党领导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协调参与者的行动，既包括自身作为参与者协调个人和行业自律，也包括协调参与制定治理政策、规则等。

（三）借助“第五空间”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网络空间的范畴，渗透进现实空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工业化融入信息化、信息化推动现代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发展的图景，现实与网络空间前所未有地交融在一起，网络空间治理也变得与现实空间治理一样重要，且相互关联度日益紧密。

面对现实和网络双空间治理格局，中国共产党所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在现实和网络两个空间中协调展开，现实和网络双空间治理现代化是两位一体的现代化，不可分割也不能混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外媒视为“第五个现代化”，而网络空间则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当“第五空间”遇到“第五个现代化”，或将给我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必须抓住新机遇推进升级版现代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新空间对老空间超越比比皆是，如文明的空间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罗马，然后到西欧、北欧再到新世界的北美，每一次新空间的拓展都是对老空间的超越；再如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再到太空所形成的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每一次新空间的权力都实现了对老空间的超越。究其原因，历史上每一次新空间的产生都意味着新的技术变革、新的制度变革和新的思维变革，空间正是在变革中实现了超越。网络空间作为新空间，同样也承载着新技术、新制度和新思维的变革，不容否认，这些技术、制度和思维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们却是新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且能够为现实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

近代以来，在从陆到海再到空、天的空间竞争中，我们国家几乎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当前，网络信息技术构造的“第五空间”是近代以来历史提供的第五次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加紧建设网络强国，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全面推进双空间治理现代化，打造一个升级版现代化。

空间竞争涉及技术、制度和思维，聚焦为一点则为治理现代化模式之争。从1840年到1949年，我国一直在移植、模仿西方的治理现代化模式，但从未实现超越。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领导国家和人民不断探索治理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治理现代化模式。百年以降，我国治理现代化模式走出移植、模仿，走到了创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定“三个自信”的重要原因。当前，网络空间的形成掀起了新一轮空间竞争，也掀起了新的治理现代化模式之争，我们必须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模式，彻底扭转百年来我国在治理现代化模式之争中的弱势，实现从移植、模仿、创造到超越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20160122。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