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伴随着外贸的急剧下滑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下滑，我国经济明显放缓了增长速度。尽管在我国迅速出台的一揽子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很快触底反弹。然而，2009年3月，我国经济迅速回升的主要特征为国有重化工业引领经济复苏，以及房地产价格暴涨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化。这样，随着刺激计划的逐步推出，我国经济在2010年年底又陷入下行之中。如何解释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经济学界的看法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本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回落；不是传统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趋势性下滑。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因为以下5个原因：一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二是由全面对外开放与融入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全球化红利；三是由传统工业化驱动所产生的工业化红利；四是由大规模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五是高储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各因素已发生衰减或变异：未来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红利将逐渐递减；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调整不平衡、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不确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难以维持和提升。受环境、资源约束等条件的影响，当前我国工业化过程已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传统工业化的路子越走越窄；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状况将出现变化。随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要素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衰变，中国逐渐告别高速增长时期，从此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将呈现“L”形走势。从现象角度来说，我们把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引发的经济下行称为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伴随着增长要素的变异，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显著特征为，主导我国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特别是在本次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比较稳定，服务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经济结构出现转型契机。尽管国外有些学者在唱空中国经济，但事实上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如新人口红利、新制度红利、新全球化红利等；同时消费率的提升、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等新增长要素开始发挥作用。尽管上述新增长要素足以支撑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但对这些新增长要素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拐点期”以及“破与立转换的调整期”。这就需要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上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及宏观经济政策，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这一发展战略及政策转型的内核就是要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着力减少无效供给；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补短板，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加有效制度供给。

本书将聚焦于经济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增长这一主题，由12章组成，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与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新常态下运行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具有很多未曾出现的发展特点，如何衡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现阶段学术界还缺乏较强的共识。本章采用产业调整、民生改善、环境保护三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级指标，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章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增长效果进行测算和评估的基础上，认识到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存在各种挑战，但发展成效显著，前景值得期待。

第二章“新常态下的金融发展与创新：经验证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这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重大改革战略的重要研究命题。本章在选用研发投入、专利存量与专利质量三种衡量创新的代理指标的基础上，全景式地检验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这三个方面对创新的作用。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存量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但对发明专利质量和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造成了抑制效应；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并未产生显著作用，只对外观设计专利存量带来促进效应；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均产生抑制效应，特别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些结果说明，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并未对创新形成有效的支撑和激励，相反，金融业市场化对创新起到了阻碍作用，由此为中国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及今后可能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第三章“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与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通过减税、收缩银根、放松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等手段来提高供给效率。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改革初期，源于行政机制对传统产业的保护、制度红利对新兴产业孕育期的刺激，就业可能会迅猛增长。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淘汰机制逐渐发力，传统产业加速退出，而新兴产业中的新建企业又迎来生存的考验期，此时失业风险才会暴露出来。只有当新兴产业真正崛起后，就业才会迎来向上的拐点。基于中国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经验数据，第三章大致验证了上述判断。第三章提醒我们，供给侧改革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中期阶段，中国就业可能迎来阵痛期的考验。对此，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第四章“新常态下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运用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27%以上。这一比例与世界上不均等程度最高的拉美地区类似。对于低收入、低学历的人群来说，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在定量测量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本章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这三种渠道都是造成我国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通过立法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促进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通过反腐败等手段规范高收入部门的用人机制，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等。

第五章“新常态下户籍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户改思路”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总结了户籍制度在中国当前可能的影响，并使用最新微观数据和科学方法验证了户籍制度改革（简称户改）对收入、消费、消费率以及身份认知的影响。本章发现，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家庭相比于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家庭显著地提高了收入、消费，但降低了消费率。户籍带来的身份效应影响农民工对自身当前和未来社会地位的评价。由于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采用了从小城镇到大城市逐步收紧的方式，而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分布最多、占比最大，因此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是避重就轻且效果不明显的。本章建议应该尽快放开大城市户籍限制，以实现更大的经济社会效应。

第六章“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型与预期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中国也正面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逐渐失效的困境，货币政策将以“价”为方向进行重构已成必然趋势。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中，预期管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这意味着加强预期管理是中国货币政策失效困境下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的加强预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进一步减少并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这有利于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二是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与市场的沟通，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加市场在形成预期时可获得的信息。三是加强央行的研究能力。

第七章“新常态下中国创新财税激励政策的特征与绩效”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从研发（R&；D）补贴、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以及专利申请补贴这三项主要的财税激励政策出发，对这些政策的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章具体选取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占专利总数比重（简称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来度量专利质量，并考察了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从计量结果来看，专利申请补贴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意愿，而且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发明专利的申请。但是，该项补贴政策并没有提高专利授权率，也没有显著影响授权专利中的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虽然总体上效果显著，但在激励对象的选择上缺乏效率；数量主导的专利激励政策在带来专利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对专利质量的影响总体来看并不显著。

第八章“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通过手工收集1994—2012年中国各省份纪检监察部门信访执纪数据，并分别以纪检监察机关的万人信访数和举报查处率来度量各地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以此数据为基础，本章发现：（1）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腐败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2）中国整体的举报查处率保持在10%~13%，并不存在所谓的“周期性”或“选择性”问题；（3）腐败会严重损害各地的经济增长率；（4）提高反腐努力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抑制腐败；（5）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不仅没有阻碍地方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人均投资增长率。这说明腐败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帮助之手”，中国仍须持续加大反腐力度。

第九章“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强烈反腐败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讨论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寻求政治关联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两个互为替代的手段。反腐败增加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相对成本，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激励。在反腐败政策出台后，政治关联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增加，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随着企业性质不同而变化。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只能促进企业高管有从政经历的国有企业的创新；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正影响。同时，反腐败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具有省级层面异质性，反腐败越强的省份，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水平增加越大。

第十章“房地产阻碍了中国创新吗?——基于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解释”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从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角度来理解房地产是不是阻碍中国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本章使用中国的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作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之后具有以下主要发现。首先，在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中，创新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长率越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对创新活动造成的直接阻碍作用越大。而且，在中国工业部门中，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次，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形下，中国金融体系通过对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对中国的创新活动形成了进一步的抑制效应。中国金融体系通过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这种偏向效应，也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本章既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部门投资增长→地区创新活动的直接效应的存在，也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间接效应的存在。本章的经验发现为如何在合理发展房地产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寻找可行的政策平衡点乃至改革突破点，提供了有益的改革参考依据。

第十一章“再平衡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全球失衡的实质性调整以及国际市场上替代效应的逐步消失，推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一方面，这使得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明显缩小，由此导致对贸易余额和贸易总额的依赖性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对进口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满足国内的生活投入需求，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国外的生产投入需求。我国虽然还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在生产投入和最终市场两个方面对国外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但是近年来我国已经显示出较为积极的动态变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开始不断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移动，提供中间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为全球生产价值链提供最终需求市场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这意味着我国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开始上升。

第十二章“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和频繁遭遇贸易壁垒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特征，本章旨在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定量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作用。在考察期内，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呈现出不断波动的状态；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先升后降；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增幅较小；三种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具有相似的演进趋势。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无论是反倾销的发起，还是案件的肯定性裁定，都使三种增加值率的增速放缓。在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涉案企业要积极应对，争取获得对自身有利的裁定结果。中国企业未来需要主动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源头上抑制反倾销的发生。政府需要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适度的扶植，既能保证其发展壮大，又避免其过度膨胀并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恶性竞争。

本书作为教育部2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子项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研究”的成果之一，由我与周业安教授共同负责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框架及体系结构的设计，并组织课题组开展研究。本书各章的执笔人如下：导论：杨瑞龙；第一章：时文东；第二章：张杰；第三章：丁守海、沈煜、胡云；第四章：宋扬；第五章：孙文凯；第六章：周璇；第七章：刘小鲁、李晶晶；第八章：杨其静、蔡正喆；第九章：党力、杨瑞龙、杨继东；第十章：张杰、杨连星、新夫；第十一章：于春海；第十二章：王孝松。初稿完成后，由我负责编纂与统稿。

尽管201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经济新常态。探索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所奉献的成果只是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希望得到同仁们的批评指正，以使我们今后的研究能更上一个台阶。

杨瑞龙

2019年4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