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物成境: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
- 龙奋杰
- 15534字
- 2020-11-28 22:38:25
1.2 大学校园规划“编制层面”的新特征
1.2.1 规划设计主体趋于多元化
大学校园规划的演进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方向。早期,城市规划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化措施;后来不断发展演变为事业发展和空间成长的综合部署;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校园规划,已经成为统筹城市和大学发展战略、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的综合性规划,并迅速在新世纪的城市规划编制进程中得以体现。
伴随着新时期大学校园任务、目标和内容的转变,大学校园规划的综合性和专业性不断增强,对规划编制主体所需要具备的知识背景、专业视野和创新能力等也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客观上推动着传统大学校园规划编制主体不断更新、分化;另一方面,当前大学校园建设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大量的规划、设计任务也迫切需要在相对短的周期内得到实现和解决,进而在市场的调节下,又激活了大量规划设计潜在从业力量去承担规划设计任务;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重要经济力量,与国际间的交流日趋密切,高校往往处于国际交流舞台的中央和核心。在此背景下,大学校园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学校园规划设计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化团队介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跨国设计集团及顶级国际事务所开始参与到大学校园规划编制工作中来。综合来看,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大学校园的规划主体正日益趋向于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1.国外设计集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校园规划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中国大学校园设计市场逐渐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在这一开放进程中,国外设计集团这一设计力量很快取得了一席之地。国外设计集团在如下几个方面优势明显:一是综合实力强;二是具备国际眼光;三是专业力量突出。借此,国外设计集团很快以多种方式开始在中国承接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业务。在操作实践中,通过本土化运营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了服务成本,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市场份额开始稳步提高,美国的SOM、KPF和德国的GMP等公司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于1936年,目前已发展为顶级设计事务所,业务领域涵盖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公共艺术设计和遗产保护等多个方面。SOM在设计实践中倡导和推行一致性原则,包括建筑理论和设计实践的一致、建筑理念和建筑形式的一致以及建筑设计价值表现的一致[13]。上海杨浦大学城中央社区规划是其参与中国校园规划的典型案例(图1-11),旨在创造一种城市环境和条件,以整合杨浦区的教育、人才和土地资源,提高其社会经济价值,促进杨浦区和上海市的持续发展。
图1-11 上海杨浦大学城中央社区规划
KPF(康·佩德森·福克斯)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设计了大量建筑作品,并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已经成为世界上作品最多和最受人尊敬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这使其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建筑师事务所的典范。KPF的设计理念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注重建筑的文脉传承关系,认为建筑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强调建筑和历史的对话和交流;三是倡导通过建筑的个性表现和丰富城市的复杂性[14]。其2001年的作品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校园综合楼在2003年获得美国建筑师学会建筑荣誉奖(AIA奖)。KPF曾参与复旦大学新区规划设计方案(图1-12),并以其对城市文脉延展和校园精神传递等方面的杰出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图1-12 KPF构思的复旦大学商学院
GMP是德国众多建筑事务所中的佼佼者,国际排名曾一度进入世界前五。在GMP的人员结构中,除了财务、人事、商务等少数支持型部门人员以外,最重要的资产就是500位建筑师,是典型的建筑专业事务所,从老板到建筑师都要画图,项目组人员配置非常扁平。不同于SOM等人员专业配备完整的设计公司,GMP需要同其他专业事务所配合来完成全部的设计内容,合作的质量非常关键。GMP在校园规划方面的代表作品是长沙岳麓山大学城,该方案吸收了中国道家传统的阴阳思想,致力于创造紧凑的校园空间和自由的自然空间,对原有地形地貌进行了充分的保护,湖泊密布,山体纵横,在一片湖光山色中,营造了天人合一的校园景观意象(图1-13)。
图1-13 长沙岳麓山大学城规划
2.国外设计事务所
伴随着中国设计市场的对外开放,很多国外事务所都开始在中国进行建筑实践活动,以分享中国设计市场的这块巨大的蛋糕。国外事务所的进驻为中国的设计市场带来了新的设计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的本土设计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尤其以日本的黑川纪章、矶崎新、美国的文丘里设计事务所最为活跃。
黑川纪章设计事务所由享有国际声誉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创办。黑川纪章于1964年获东京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他从业以来获得各类建筑、规划奖项不计其数。黑川纪章的设计融合了传统建筑风格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哲学,又强调现代与日本传统相结合,被誉为“日本现代建筑界三杰”(黑川纪章、矶崎新、安藤忠雄)之一,在建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东新区的龙子湖高校园区是黑川在大学校园规划领域的典型作品(图1-14)。
图1-14 郑东新区的龙子湖高校园区
文丘里设计事务所的创办人文丘里于1925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1964年他与洛奇合开建筑事务所,开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之路。文丘里在设计中倡导规划和建筑要从历史文化和流行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以丰富自身意义,成为后现代主义风格在规划和设计界中的精英代表。21世纪以来,文丘里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和调研,对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实地体验,在针对中国大学校园行为模式及文化特性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趋势和未来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KSP是一家德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建筑业里已经有50年的历史,在德国扮演着推动设计理念及设计实践更新与进步的旗手角色,对21世纪环境和社会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和设计理念。上海松江大学城规划方案是其在校园规划领域的成功例证(图1-15)。
图1-15 上海松江大学城规划
3.国内传统规划设计院
国内传统规划设计院多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特点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较为了解,对政策性内容理解得较深较透,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在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市场上占有相当的比例和份额,是中国城市和大学规划设计的中坚力量,典型代表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是国家直属的科研机构,成立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是全国性的规划设计机构,拥有多项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的甲级资质,不但能够从咨询角度为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提供设计意向,更能够从地方规划和区域规划层面切入,其编制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规划是其在校园规划上的成功案例(图1-16)。针对大学城这种建设形式的不确定性(如建设周期、最终规模、功能比例等),以及7个单位布局离散、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现实,规划建立了一种“有机-模块”结构:它主要由如同植物干茎一样自主生长的主轴线和类似计算机模块一般的发展单元构成。由于主轴线的存在,这样的结构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建设周期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混乱,使校园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因具有清晰的空间逻辑而体现完整有序的环境特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的发展单元包容了今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使学校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具体功能,因而保持了最大的弹性。
图1-1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规划
4.国内依托于大学的规划设计机构
此类设计机构依托于大学雄厚的设计资源,聚集国内一流院校的科研力量、相关领域著名教授学者、国际知名大师,以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承担了大学校园规划、景观规划、建筑设计、生态旅游规划及雕塑规划等多项工作。从总业务量和影响力来看,华南理工大学和同济大学占据了国内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更是成为高校规划设计机构中的佼佼者。
华南理工大学是中国建筑院校的“老八校”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底蕴,其前身可追溯为创办于1932年的襄勤大学。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当时的华南工学院分别成立了建筑系和建筑设计院,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发展轨迹。1997年,以建筑学系、土木工程系和建筑设计研究院为基础,共同组建成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同济大学是中国规划和设计领域的重点高校,近年来在城市规划领域建树颇多,在校园规划方面同样成绩斐然。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同济大学土木系等多所高校整合而成,并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成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科技大学校园总体规划方案是其典型的大学校园规划作品,规划的设计理念在于:景观上力图在自由、浪漫的山谷水岸之间营造一处传授、交流、创造知识的“理性典雅的城邦”;功能上以开放、协调的布局模式构建各学科之间“交流共享的容器”;注重将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涵融入场所的象征意义之中,将校园空间塑造成为“校园文化的载体”。
5.国内设计事务所
随着国内规划设计市场的日益庞大,国内许多建筑设计事务所也纷纷涌现,以优越的本土资源和规划团队为资本,积极参与校园规划项目,北京德鲁安建筑设计事务所、共振设计公司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北京德鲁安建筑设计事务所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设计事务所,从事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西区校园景观规划设计是其可持续性的校园景观设计的典型作品。
共振设计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第一家立足于创意设计的设计公司,主要为国际的商业品牌及政治团体提供高端设计服务,同时也积极参与大学校园规划的相关设计。该事务所设计的五棵松教辅中心项目曾荣获亚太最佳品牌标志设计年度奖和品牌形象类金奖提名(图1-17)。在该项设计中,专注于教育教学特点,发现学生天性成为主要的着力点,并分别从室外环境、室内环境及整体视觉识别三个体系完成了这一校区设计。
图1-17 五棵松教辅中心品牌整合设计
1.2.2 规划方案选定方式趋于多元化
1.规划设计方案征集
规划设计方案征集指的是征集主体公开发布或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征集信息,通过资格审查或其他方式选定若干家入围设计单位,通常不少于三家,最后通过方案比选确定最终设计方案的组织形式。在征集、竞赛、委托这三种常见的规划方案选定方式之中,征集是最为广泛采用的。规划方案征集主要有如下两个优点:一是组织方式较为灵活,相对竞赛和委托来说,在遴选方案数量、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合同签订方式等方面有着多样化的选择;二是通常提供超过3个以上的设计方案,能够让学校有比较多的选择。同时,规划设计方案征集也有着难以回避的缺点,即通常需要较高的方案设计保底费用,评审轮次多导致周期比较长等。
专栏十 清华大学三创中心及其周边环境规划设计国际方案征集
征集方式:邀请三家国外规划设计机构参加。
成果要求:总图设计的图纸应至少包括:总平面图,总平面规划结构分析图,总平面交通分析图,总平面空间高度分析图,总平面绿化分析图,总平面景观分析图,总平面视线分析图,总体鸟瞰图,应征人认为有助于表现规划意图和特点的其他图纸;建筑设计的图纸应至少包括:建筑方案设计的概念分析图,建筑主要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建筑室内主要空间的效果图,建筑外立面各视角的效果图,主要景观设计效果图,应征人认为有助于表现方案设计意图和特点的其他图纸。
组织形式:委托第三方代理机构。
评审方式:邀请全国著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方案评选,公开评审。
编制费用:对于方案达到规划设计要求的设计单位支付酬金80万元,设优胜奖1名,额外支付酬金80万元(含税)。
2.规划设计方案竞赛
规划设计方案竞赛指的是在网络、杂志等公众媒体公开发布竞赛信息,设定公开的奖项及方案评选规则吸引设计单位和个人广泛参与,通过公开评审确定最终的设计单位或优胜方案的组织形式。方案设计竞赛的优点如下:一是社会影响力大,影响的人群明显高于征集和委托,往往还能够形成轰动效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事件传播和推广,因此往往被一些国家级项目或地产项目所采用;二是方案的选择余地最大,可供比选的方案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的组织形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规划设计构思的集思广益。
专栏十一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校园规划方案竞赛
信息发布方式:通过《建筑学报》这一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发布,同时向著名规划设计机构发出邀请函。
竞赛对象:国内外从事规划设计的单位或个人。
参赛方式:分初赛、复赛两个阶段,广泛报名产生的单位或个人需通过初赛进入复赛,邀请的单位或个人直接进入复赛。
成果要求:自由参赛者在初赛阶段提交“文字构思”和“概念规划”,进入复赛后提交校园规划总图(1∶1000)和规划体块模型(1∶2000),并进行必要的规划说明,要求在1个月的周期内完成全部的任务书及规划条件所要求的设计成果。
评选方式:成立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评选出优胜方案,评标形式为暗标。
奖励费用:设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其他进入复赛的方案均获得荣誉奖,奖金5万元。
3.规划设计方案委托
规划设计方案委托指的是直接选定一家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规划的设计任务的组织方式。其突出特点是周期较短,可直接与一家专业设计机构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深度交流和互动,成本相对较低;缺点是与招投标法规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存在法律风险。同时,方案缺乏遴选和比较,在前期对各种可能性和问题考虑不足,容易造成项目的反复或停滞。
专栏十二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校园规划委托
选定方式:直接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成果要求:规划图纸和模型。
评选方式:学校聘请相关领导、专家担任评委,在同一设计单位提供的3个设计方案中进行比较和选择。
设计费用:以国家设计收费指导标准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4.不同方案组织形式的比较和分析
校园规划设计不同方案组织形式的比较如表1-1所示。
表1-1 规划设计方案组织形式一览表
总体来说,在设计周期相对宽裕,设计经费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采用方案征集的方式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如果需要形成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且能够建立公开透明的评审规则,方案竞赛是值得考虑的组织形式;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直接委托的方式[15]。
1.2.3 规划编制体系构成趋于多元化
1.大学发展战略规划
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目的是为了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教育活动的水准,不仅可以作为大学中长期的发展指南,更可以成为大学近期的行动纲领。一个好的战略发展规划能够有效明确大学的发展定位,践行大学办学理念,促进大学的健康、合理、长远发展,凸显办学特色,推动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通常,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主要包括总体规划、学科规划和空间规划三部分,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学校现状分析,阐释大学当前发展的态势和面临的问题;二、战略指导思想,明晰大学远近期发展的总体构想;三、战略发展目标,明确大学阶段性的发展方向;四、战略发展要素,完善大学发展的动力机制;五、战略保障体系,完善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其中,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保障体系最为关键,前者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而后者在实施和保障层面回答了如何建设一个能够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大学的问题[16]。
2.大学校园总体规划
大学校园总体规划是贯穿和连接大学事业发展规划、学科规划,并在规划建设上落实大学空间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通常,在基于对大学现状发展问题和未来发展机遇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大学校园总体规划应依据城市空间发展政策,遵循规划基本原理,根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和发展战略需求,完成大学校园土地和空间资源的统筹发展规划,为学校远近期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确保大学事业发展目标在空间上的有序实现。通过大学校园总体规划的控制,将有利于大学校园土地和空间使用效率的提升,促进大学校园的功能分区不断趋于合理,并推动着校园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大学校园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上位规划分析、土地利用规划、建筑空间规划、景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交通及交通设施规划等。
大学校园总体规划的编制流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前期调研阶段。前期调研是校园总体规划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校园总体规划各项工作有序展开的重要保证。通常,前期调研工作需要围绕如下重点展开:一、校园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掌握校园核心功能运行的基本规律;二、校园师生生活、游憩的方式和规律,把握校园生活运行的基本特征;三、校园所在区域的地理特征、气候特点等,了解和熟悉校园的物理环境;四、校园与其所在地区的关系和联系,把握学校和城市发展的需求;五、校园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深刻地体会大学校园丰富的精神内涵。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前期调研工作,后续的规划分析、预测等工作才能够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统筹校园远近期的发展。
第二,规划设计阶段。在完成前期调研工作后,可以进入到校园总体规划的规划设计阶段,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规划设计措施,这也是校园总体规划的核心工作环节。在这一工作环节中,规划设计方应该和大学进行更加全面、充分的交流,吸收和听取大学方面合理化的建议和要求[17]。
第三,论证和报审阶段。大学校园的论证和报审阶段是大学校园规划编制的关键环节。规划成果完成后,首先规划设计方应组织一系列专业性的论证工作,如交通规划、景观规划、市政规划等,并根据论证结果从专业角度对成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随后,大学方面应就提交成果从事业发展需求、空间发展需求、学科发展需求等角度广泛征求意见,不仅包括本校师生的意见,也包括大学主管部门及城市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明确的规划修编意见,对规划成果进行调整、完善后,再上报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完成最后的审批手续。
案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总体规划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11年完成的总体规划名称定为“学生校园生活与居住总体规划”,并提出规划的“愿景是建造符合大学21世纪全球领先地位的学生生活环境”。此次总体规划编制的背景是,伴随学校的快速发展,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主校区基础设施不足,特别是学生活动场所与公共交流空间缺乏等。总体规划方案中涉及的关键词是公共空间、学生体验、联系、整合。其中,联系是将校园内部现存机理进行联系,将校园与外部城市空间进行联系;整合是将校园内既有及即将兴建的设施进行整合,将学生居住生活与学习生活进行整合。
案例二:康奈尔大学纽约罗斯福岛校区总体规划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2011年宣布美国康奈尔大学及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竞标中胜出,将在纽约罗斯福岛上建设新校区,目标是建设美国东部“新硅谷”,致力于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使得科技与产业形成紧密的联系,并构建适合初创企业生存的发展沃土。正是围绕着这样的宗旨,该校区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创新、可持续的校园空间”,功能包括学术空间,职业教育空间,教工、学生、教辅人员住宅及公共空间。该校区建筑规模将达到20万平方米,一期工程将于2017年完成(图1-18)。
图1-18 康奈尔大学纽约罗斯福岛新校区校园规划图
3.大学校园详细规划
相对于校园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在土地使用和空间发展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规定和描述,往往作为大学校园建设具体的指导和依据。详细规划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简称“修详”)。
1)校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校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校园总体规划为编制依据,以土地利用方式为核心,对用地性质、用地强度和空间环境进行详细规定,给出明确的建设指标及建设要求,将土地使用方式与管理开发方式进行紧密衔接,并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工作指南和工作依据。校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不同用地性质的土地边界做出规定,对各类用地适合建设、不适合建设及有条件许可建设的建筑类型做出说明。
(2)对各地块的建设控制指标(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地上容积率、绿化率、建筑间距、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交通出入口方位等)做出规定。
(3)对校园道路的用地红线、控制点和标高做出说明。
(4)对各类市政管线的用地范围、管径和配套设施做出规定。
(5)制定土地使用及建设管理规定。
2)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
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以校园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为编制依据,以空间建设的形态和意向为核心,对建筑、绿化、广场、道路等具体空间发展要素进行总体设计,用以指导各类建筑及各项工程设施的施工和建设。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用地条件分析及技术经济论证。
(2)建筑、道路和绿地的整体布局及景观设计。
(3)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4)绿地系统规划设计。
(5)市政工程规划设计。
(6)场地竖向规划设计。
(7)估算总工程量、拆迁量和总工程造价,进行投资效益分析。
4.大学校园城市设计
由于总体规划能够覆盖的层面和解决的问题有限,为了解决空间问题,近年来高校开始在校园规划设计实践中引入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在校园规划的编制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总体规划与单体设计间的桥梁和媒介。总体规划相对偏于刚性,而城市设计则相对偏于柔性;总体规划相对概念化,而城市设计则可以将校园空间形态进一步具体化,在相对灵活的空间尺度内推敲校园功能、景观等的有效组织和衔接。
在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实践中,城市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如何整合校园空间及城市空间,为校园建筑构建和设定适宜的空间尺度。当前,中国高校校园占地范围日趋增长,往往数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大型校园在城市中占地相当于十几个城市街区,由于大学校园特有的独立性与封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学校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隔绝与分离。通过城市设计的有效介入,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大学校园保持适宜的尺度,在功能上和空间上与城市空间有效地衔接与过渡;其次,如何让“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空间层面得到贯彻和落实。在中国大学校园的高速发展时期,征用了大量城市近郊和远郊土地用于大学校园建设。这些土地大多以农林用地为主,往往自身有着优质的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如何让这些生态元素得到充分尊重,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是需要城市设计工作慎重考虑的重要命题。比如减少优质生态土地的使用,尽量增加生态不良用地的改良和利用已成为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最后,如何使校园文脉得到传承和延续也是在城市设计阶段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5.大学校园概念设计
在大学校园规划编制体系中,概念设计是最为灵活的规划方式和工具,从总体规划到城市设计,任何一个阶段的校园规划工作均可以采用。从广义上来说,概念设计可以定义为:“在对预设目标充分理解后,确定设计理念,构想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采用适合预设目标的表达形式,构成多种可行方案,通过评价和决策得到最优方案,作为详细设计的依据的一种设计过程”[18]。相对于常规的总体规划,概念设计一方面强调对整体框架的建构和解析,注重系统性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对于局部问题或细节问题往往采用一带而过的方式;另一方面,概念设计也需要由具体的载体来表达或实现,以验证或深化概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在大学校园规划实践中,概念设计通常出现在控制性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作为校园规划有效的辅助性工具,在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前为校园规划提供多种可能性的比较和选择,建立校园规划规定性指标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与平衡。通常来说,概念设计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策划部分;二是表现部分。在策划部分中,重点要进行规划的分析、目标的设定和问题的提出,并清晰明确地提出规划设计概念,要突出创新;在表现部分中,要采用专业的表现方式,展现规划或建设概念的空间形态,完成概念的阐释和表达,要突出理性。上述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大学校园规划概念设计。
6.大学校园专项规划及研究报告
通常,大学校园总体规划勾画的是学校未来5~10年发展的总蓝图,是大原则、大方向和总目标,而大学校园专项规划和研究报告是对总体规划的细化落实和研究分析,是对校园发展与规划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规划与研究,旨在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定位,包括学科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科技发展规划、本科教育发展规划、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国际教育发展规划、校园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进行专项的深化和细化。
1)专项规划一:校园文化设施规划
中国高校在很长一段时间校园设施规划建设忽视了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音乐厅、学生活动中心,而主要的文化活动功能集中在礼堂。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内容日趋丰富,课外实践已经提升到了与课堂教育相当的重要程度,而课外实践就包括了学生在校园中的文化、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大城市与中心城市中承担了很强社会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其文化设施的需求已经从校园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以学生活动中心的规划建设为例,其为学生社会实践与领导力的培养搭建了平台,为学生之间的交流协作创造了空间。
麻省理工学院Stratton学生中心建于1965年,位于学校中心区,建筑物为6层,地下1层,地上5层,建筑面积9000m2;每周开放7天,每天开放24小时。其内部包括13间活动室、40间学生社团办公室、7间餐饮场所、画廊、观影室、书店、干洗店、理发店、眼镜店、两家银行、超市、咖啡厅、邮局(图1-19)。
图1-19 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活动中心
台湾大学已建成了两个学生活动中心。其中,第一学生活动中心建于1969年,位于其著名的椰林大道尽头的校园中心区。总建筑面积18000m2,包括礼堂、展览室、视听室、会议室、文艺展示区、钢琴练习室、美术练习室、舞蹈练习室、暗房(摄影社)、社团办公室(目前约80个社团)、学生交谊室、餐饮部、便利商店(图1-20)。
图1-20 台湾大学第一学生活动中心
台湾大学第二学生活动中心紧邻校园外边界,其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学生及社区居民及社会人士。3~10层设为学生活动中心,包括排练室、多用途研讨室、音乐练习室、社团办公室、餐厅(面向校园与社区)等(图1-21)。
图1-21 台湾大学第二学生活动中心
2)专项规划二:校园地下空间规划
在城市政府集约利用土地要求下,由于大学校园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大力开发并妥善利用地下资源成为突破目前用地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高校在地下空间资源利用方面经验仍然比较欠缺,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地下空间利用并不充分。由于地下空间工程建设成本相对较高,在资金短缺及土地矛盾尚不突出的情况下,地下空间并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加剧了高校扩招、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人地需求矛盾。②地下空间利用途径较为单一。早期中国高校地下空间仅仅为了满足人防建设需求,闲置下的人防空间用作库房等消极使用空间。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在高校用房需求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暴露了出来,面对新建项目,高校领导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提高地下空间使用效率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尽最大可能性地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同时,地下空间使用功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宽。工科院校将人防设施与实验室相结合。充分体现平战结合。例如清华大学医学院二期项目,整个地下二层全部用作生物医学类实验室;再如北京大学斯坦福分校中心,通过巧妙的建筑设计,将自然光最大限度地引入地下,将地下空间变为积极的教学、学术交流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上城的中心地带,发展空间受到了土地价值的极大约束。其将整个体育运动设施建于地下的举措使土地得到集约利用,为高校地下空间的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道奇体育中心包括地下操场、游泳馆、篮球场、健身房等。
当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高校也面临新的问题。例如,地下空间开发由于资金约束,缺乏各地块统筹,往往是一事一议,而缺乏整体思维及大规模资金能够将相邻地块地下空间进行整体规划与开发,拓展地下空间使用功能,提高效率。此外,对于有吸引捐赠功能的用房,空间开发难度相对较低,但对于地下车库、食堂、地下交通连接这些市政及学校公共基础设施,吸引捐赠资金的难度则很大,也妨碍了这部分功能的实现。
3)专项规划三:校园公共空间规划
校园公共空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本杰明·布鲁姆在其著作《教育目标分类学》中就提到,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之一是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以交流为基础,产生学科交叉,产生知识创新,孵化出产业创新,促进人才培养。近年来,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中虽仍对总体公共空间规划较为轻视,但在单个地块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层面对其重视度显著提升,下一步需要从全校土地利用方面把握公共空间的连续性,构建学生间、师生间、教师间交流的系统性公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之上,拓展校园内外供学校师生与城市居民沟通交流的空间。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典型的工科院校,有别于欧洲传统大学各院系散落分布于城市的特点,较为集中地形成了一个风格统一的大学城,其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建筑群在公共空间的创建方面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其图书馆屋顶采用绿化覆盖并与地面衔接后成为整体,服务于学生在开放空间的交流与休闲(图1-22);相隔约百米的学生活动中心包含了学生食堂功能,在功能上最大程度地集聚了学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公共活动空间。
图1-22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校区是校园与城市有机融合的典范,纽约市对该校规划的核心指导意见是其必须是开放的,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执行层面上简单来说就是市民能够享受到该校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其公共空间要作为城市开放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规划设计上,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伦佐皮亚诺规划了校园中心的公园——同时也作为该区域的城市公园,可供市民休闲娱乐;规划取消了校园围墙,使得新校区与周边社区在物理上完全融合(图1-23)。该区域的规划指导思想是“公共空间与公园的规划”,并以此来提升该区域的整体品质。
图1-23 哥伦比亚大学新校区规划图
4)专项规划四:信息化建设规划
以《2004—2010年北京大学信息化建设规划》为例,在总体规划中,这一规划是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就如何提高信息技术运用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努力建设信息化校园而制定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早在“十五”期间就已被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而高等学校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以“科学规划、全面推进、注重实效”为指导方针,不断加强校园的信息化建设,并完成了《2004—2010年北京大学信息化建设规划》这一专项规划。规划在认真总结北京大学近十五年来信息化建设的历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站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基于对信息化特别是教育信息化的理解,基于对国内外教育信息化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而形成。基本思路是: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以信息资源建设和应用系统建设为重点,以信息人才为依托,以政策制度建设为保证,努力构建一个高效、实用、先进、丰富的信息化校园。
1.2.4 规划后评价的发展和演进
1.规划后评价理论进展
规划后评价起源于规划师对规划合法性的辩论,即证明规划能够对城市和空间发展产生正面作用。Talen指出,这类评价与事前对各种规划方案进行评价从而选择最优方案有显著不同[19]。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规划后评价的定义和内涵,钟契夫和许光建提出,规划后评价是在规划实施完成之后对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的有效性检验,是对规划的目标效益、影响和守法等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总结和分析[20]。
规划后评价按照评价主体,即评价者身份,可分为专家评价和使用者评价两类。其中专家评价是由规划行业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等根据相应的规划设计规范和标准开展评价,这一方法可充分集中并利用相关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的智慧及经验,可从较为专业的角度对规划情况进行评价[21]。使用者评价是指规划建成空间的主要使用者的评价,注重体现规划直接受影响者的实际感受,评价结果可帮助规划设计者从使用者的角度去了解他们对校园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原则[22]。
在规划后评价的内容方面,空间评价逐渐被重视。以往的规划后评价主要涉及非空间类指标,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但近期有研究指出,城市这一复杂的系统应分为两大部分,即空间系统和非空间系统,因此对规划的评价也应分为空间评价和非空间评价[23];此外,仅仅强调社会经济指标有偏离规划的主要目的之嫌,甚至会掩盖空间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24]。
在评价标准方面,公众满意度以及长时间跨度上的规划价值评价逐渐被纳入。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研究都是依据规划文本中的原定指标进行评价,仅有少数研究尝试将公众满意度指标引入评价体系[25]。此外,理论研究认为,规划标准应依规划功能的不同而不同,而规划功能又可分为规划者定义的功能、评价者定义的功能以及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功能三类[26]。张庭伟认为,在实效评价之外还需开展实施价值评价,即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对规划效果进行检验[27]。
在评价对象方面,规划后评价理论可以划分为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侧重规划实施过程的评价以及全面评价三大类。早期注重实施成果评价,此后才逐渐重视实施过程评价,并由此发展出全面评价。
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选择将现实与规划的吻合度作为评价标准。但这类方法在逻辑上存在几点问题。第一,这种评价理论意味着原本的规划是理想的,因此仅需要比较现实与规划的相似度即可。然而现实是,规划往往是规划师根据对当地的预测和主观判断进行的,事后的发展很可能会与规划有所偏离。在理论研究中,吕晓蓓和伍炜也指出,规划实施评价期间要充分考虑影响城市规划实施的各种因素,并承认因此而产生的偏差[28];Faludi同样指出,规划只是对未来的模糊和不精确对策,现实偏离规划极为正常[29]。此时,再根据现实与规划的吻合度进行规划后评价,则会僵化地忽略上述合理偏差,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会给规划目标和现实表现之间强加因果关系,认为一定是前者导致了后者,此类评价很有可能无效。实际上,社会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规划很有可能仅是其中一个因素,并不对最后呈现的结果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的作用结果,而规划并未发生作用,甚至可能发挥了反作用。例如,一个地区原本在其他因素作用下能够实现经济增长10%,但在不合理的规划后仅实现5%,若仍将5%的增长率归功于规划,那么对规划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第三,规划本身有所不同,项目性规划的目标较为明确,可度量性较高,因此更适合基于结果的规划后评价;战略性规划目标更宏大而不明确,可度量性相应更低,因此战略性规划不太适合这类评价方法[30]。
因此,随着对基于规划结果的评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规划界开始意识到规划过程和规划结果密切相关,要对整个规划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对规划实施过程进行评价必不可少[31]。具体而言,有研究认为,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参考规划的程度才是规划成败的评价标准[32]。而Wallagh则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四个评价标准:①决策与规划一致,并有充分信息强调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②决策与规划并不一致时,制定者与规划之间进行了有效博弈;③当决策与规划相抵触时,规划为决策后果分析提供了依据;④当需要重新编制规划时,若原有规划是新规划编制的基础,那么其仍然有效。
在基于规划实施过程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界逐渐开始进行全面评价。Alexander和Faludi发展出PPIP模型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涵盖了“一致性”“实用性”“过程合理性”“事前最优性”和“事后最优性”五个要素间的网络关系。中国的全面评价体系主要基于偏差分析思想,如沈颖溢将规划后评价概括为规划目标实施、空间发展与落实、公众参与以及规划措施落实与保障四个方面[33];刘耀彬指出,规划后评价可从规划执行效果、规划实施效果、规划实施效益以及规划实施过程的合理性四个方面进行[34]。
可将侧重不同评价对象的规划后评价理论总结为表1-2。
表1-2 不同评价对象的规划后评价理论对比
2.规划后评价方法
到目前为止,最为常用的规划后评价方法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规划后评价方法;二是同时关注规划结果与规划过程的规划后评价方法。
1)以目标为导向的规划后评价方法
对比法是将规划实施后的情况与规划结果进行对比以对规划的实施结果进行评价,通常可分类定性、定量、定位三个方面。1978年,Alterman和Hill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采用对比法进行了规划后评价,借助空间叠加的方法,将规划结果与规划实施结果进行了“一致”或“不一致”的对比和评价[35]。
更为系统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规划后评价过程主要包括基于规划目标的评价内容确定、评价体系构建、指标选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数据搜集和最终的评价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评价指标的选取。在具体评价操作过程中,通常会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影像法等进行数据的搜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评价法等将数据与信息进行定量化处理。在得出最终评价结果后,通常还会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法来分析总的规划评价结果与各大类影响因素及其下属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以分析哪些因素在促进规划实施成果更好地契合规划目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的规划更新和编制提供参考。
2)同时关注规划过程与结果的评价方法
PPIP(Policy-Plan-Implementation Process),通常被称作政策-规划-实施过程模型,于1989年由Alexander和Faludi提出,这一模型更强调在评价中关注规划实施的过程是否合理,与以往侧重结果的评价方式有显著差异。
这一模型否定了结果决定一切的评价方式,强调同时对规划的过程做出合理评价。
相应的评价过程如图1-24所示,模型设有五个评价维度,分别是一致性(conformity)、事前最优性(optimality exante)、事后最优性(optimalityexpost)、过程合理性(rationalprocess)和实用性(utilization)。其中,符合性指实施结果与原有规划设想的吻合程度,过程合理性指规划和决策过程的合理性,事前最优性是指对规划目标及规划措施之间关系优化程度的评价,事后最优性是指规划设定的目标和措施执行后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用性指制定的规划和政策是否作为行动的依据和指南[36]。这一评价方法综合考虑了政策环境、项目类型、规划程序、规划过程、规划成果及规划实施影响等多重因素,较为全面与深刻,但在实证分析中还未有应用。
图1-24 PPIP模型的评价程序
实际操作中的校园规划后评价多见于一些学者的研究,且基本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规划后评价。如李斌对郑州大学新校区的校园进行了规划后评价,研究采用影像法、认知地图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定性分析等方法,就校园的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文化内涵三大方面分别展开评价,与初始规划目标进行对比[37]。再如徐伟对宁波大学本部校区进行了规划后评价。在数据采集阶段,研究首先采用认知地图法提取出校园使用者认知中最为重要的几类要素,将其概括为区域与布局、道路与交通、建筑与色彩、环境与景观、后勤与服务五大方面;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对校园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此外,研究还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法,分析上述五大方面及其包含因素对校园规划总体实施情况的影响程度,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规划建议[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