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矛盾和冲突

3.1 复习笔记

一、频繁的批判运动

50年代,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界矛盾、冲突的绝对控制、支配,和文学“一体化”的目标,使得文学界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而冲突、论争的性质和方法,常演化为当代特有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持续的批判运动之间也有短暂的间歇,如1952~1953年、1956~1957年等。这些时期会对文学观念和政策有所调整,但最终仍难逃被新的运动所拆毁的命运。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

(1)关于武训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其“行乞兴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清政府予以嘉奖,封为“义学正”。

(2)民国时期对于武训的评价

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

1933年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发起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期间,冯玉祥、王世杰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之题词。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武训赞许有加,希望大家效法武训,积极从事普及教育的工作。

(3)当代对《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

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公映反映了思想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思想立场保持一致。

对其批判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二是是否承认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力”。

2.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

(1)批评对象

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等。

(2)批评原因

批评者认为,《我们夫妇之间》“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

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1954~1955)

(1)批判的主要观点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中对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评。

李、蓝的文章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

表示要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来探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

称曹雪芹是现实主义的大师,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腐朽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说明曹雪芹敢于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社会悲剧性的结局。

(2)批判扩大的经过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俞平伯也在被邀请之列。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的谈话,刊登于《光明日报》。

陆定一表示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于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3)批判的本质

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解释《红楼梦》,由此毛泽东在这两名青年人身上看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从李、蓝揭示的问题中看到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表示“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

(1)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的理论批评后来被他自己提升为“主观精神论”,即批评家通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但在左翼文化阵线中,胡风的这个观点被看成是反对“客观主义真理”。

(2)胡风与《三十万言书》

1954年,胡风上呈震惊全国的《三十万言书》,将矛头指向《讲话》以来的文学道路。

(3)批判的本质

胡风始终将他的问题理解成幻想文艺和学理层面的问题,希望用文艺的逻辑解释《讲话》开创的文艺道路,而实际上,《讲话》的核心观点是文艺的彻底政治化。

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

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后的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

6.全领域范围的批判活动(1962)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此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7.批判运动的特点

(1)内容上,将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上升到在对立的阶级、政治力量冲突的层面处理。

(2)方式上,论辩和批判越来越不顾“学理”的规则,而对立面也失去为自己主张辩护的权利,且多出现对“异端”施予“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手段。

(3)大多数为毛泽东直接发起,或为他所关切和支持,是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内部)长期存在的,因歧见和派别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在“当代”的延续。

二、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延续

1.矛盾升级的原因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学界已然存在着复杂矛盾。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政治派别、政党因素的加入,导致矛盾性质和冲突表现形态发生重要变化。

2.主要矛盾及对立双方

(1)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作家的矛盾,这些作家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却都信奉文学服务政治的文学观。

(2)在复杂环境中企图保持“中立”或寻求“第三条道路”,维护艺术的“独立性”的作家与上述两类作家的矛盾。

其中,自由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左翼文艺界内部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的地位。

3.左翼文艺界内部重要争论与冲突

(1)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李初梨等与鲁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

(2)30年代初,在对待“第三种人”问题上,瞿秋白、周起应(周扬)与冯雪峰等的不同态度。

(3)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

(4)1936年,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

(5)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

(6)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对周扬等的鲁艺办学方针的批评,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的杂文、小说的批评。

(7)40年代中后期,在重庆、香港,围绕“主观”等问题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评。

4.50年代反右派运动结果

在50年代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告一段落时,发表了周扬署名、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长篇总结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构造了一条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的,以左翼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包括“托派分子”王独清,“第三种人”胡风、冯雪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50年代的秦兆阳、钟惦棐等;他们作为“异己”“反对”派别,被从左翼文艺阵线中清除。

三、对规范的质疑

1.文艺界第一次对规则的质疑

(1)胡风质疑的缘起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追随者的协助下,写成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的“上书”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全面反驳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

(2)胡风质疑的高潮

1954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胡风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在会议上做了两次措辞激烈的长篇发言。于是,本来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检查《文艺报》“错误”的会议,胡风问题成了焦点。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这一经毛泽东审阅的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做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3)胡风质疑的结局

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与胡风的来往信件被作为反革命证据。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几十人。被牵连审查的达两千多人。最后被确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等。

2.文艺界第二次对规则的质疑

(1)“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题词,写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全党:“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

由此,“双百”方针正式成为科技界、文艺界的指导思想。

(2)对规则的质疑

不满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状的作家开始寻求变革,提出“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还对以行政的、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提出批评。

这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等。

(3)“大鸣大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发了大鸣大放。1957年五六月之间,各种座谈会如期召开,罗大冈、朱光潜等对严重偏向苏联文学的现状表示了不满,甚至通俗文艺家也在鸣不平。

(4)从“双百方针”到“打击右派”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要求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

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整风会议。结果,一大批被认为“不安好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形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

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作家、理论批评家、文学翻译家成为“右派分子”,他们中有: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秦兆阳、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姚雪垠等。

【名师点拨】“双百”方针是本章的重点,在高校历年考研真题中出现频率较高,可结合相关真题理解记忆该知识点。

四、分歧的性质

1.左翼内部的不同“派别”

20年代末到7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

(1)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包括50年代的秦兆阳等;

(2)以周扬为代表的,包括当代文学界主要领导者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等;

(3)在“文革”前夕形成的,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派别。

从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在左翼内部,胡风、冯雪峰(也包括丁玲)与周扬等的矛盾占有突出地位。冯雪峰、胡风等被“清洗”之后,周扬等与更具激进立场和姿态的派别的矛盾便占据主要地位。

2.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思想的共同点

(1)他们都把自己看做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创建、发展人民文艺(或无产阶级文艺),作为自己的职责。

(2)他们都拥戴毛泽东的《讲话》,都不赞同文学与政治无关(或平行)论,认为文学应该是人民革命斗争、思想启蒙的“武器”,中国的文学运动应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或“一翼”)。

(3)他们都信奉、提倡“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他们都持激烈批评的态度。

(4)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理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

3.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思想的不同点

(1)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

周扬等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置于第一等的重要位置上。

胡风、冯雪峰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决定意义,他们认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

(2)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

周扬等更多接受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表现革命的“远景”,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承接19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对胡风等来说,“现实主义”要体现“民族传统”,表现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即“精神奴役的创伤”。

(3)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

周扬不断申明毛泽东的“深入生活”的重要,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胡风等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因而作家的热情、创造力绝对不是无关紧要。他强调的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拒绝肤浅的颂歌,反对冷静、“观照”的文学。

(4)对待“当代文学”传统的态度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左翼作家需要面对20世纪文学的三个“历史事件”:“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

在“五四”与《讲话》的关系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虽然也承认《讲话》的指导意义,但并不把其出现看做转折性事件,他们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并强调它与西欧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关系。

周扬等认为《讲话》“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并通过指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论证目的。

【名师点拨】本章“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延续”和“分歧的性质”可以合并起来复习,重点记忆左翼文学内部分歧的性质,了解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