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主权与国家

论爱国主义精神

［英］博林布鲁克

利特尔顿先生：

您向我提出的话题偏离了我向您写的一系列书信的主旨。但我承认，我一直在思索您提出的这个话题。在此我将尽量阐明我的观点开诚布公地探究一些原则。一些人士认为这些原则已经老调过时了。他们为大众工作，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婪、飞黄腾达后的虚荣。他们对于上帝和人类没有任何责任心。

在我看来，我们力求维护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理想水平。我们生来就意识到我们无法获得某些东西。但是这个水准足以让我们轻松快乐地生活，至少忍忍就能过下去。在我看来，造物主有时会乐于把超凡的灵性慷慨赋予极少数人，然后把这几个人带到人间，让他们生活在普罗大众之中。这些超凡入圣者几乎拥有人类的最高思辨能力。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教导指引人类，并传承文明。他们被指定为人类的导师和守护者。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至高的道德水准和虔诚之心。他们行事低调从不显摆。而不少隐士和积极分子却热衷于到处走穴活动，招摇过市。当这些圣者将自己的天赋用于其他目的，鄙视良善时，他们就犯下了亵渎神灵的大罪。他们步入歧途，离经叛道，滥用自己的天赋。从本质和后果来说，这些圣者滥用自己的禀赋是一种最大的罪行。但是，如果这些圣者怠于发挥自己的天赋，那也是一种罪过。大人，您看啊，从殿堂到村野，芸芸众生呼吸空气，四处游走，像阿尔西诺斯的弄臣一样消耗地球的物产。正如贺拉斯所说，我们仅仅是消费资源的一群生灵。他们平淡无奇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之后，生下了后代，而后代又是重复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是这么活着。如果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尽到了一点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就不虚此生了。大人，请再看看您的周围，甚或是省察您的内心。您会发现大家都自婴儿期起就拥有卓越的心灵。只是人们，甚至包括您自己，都没有体察到，我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我想把这种人生的意义向大家说明。人的禀赋赋予他们以使命。各种事件造成的际遇和人们所处的职位和社会情态使得大家不能够忽略或放弃他们的使命。生命的长短不是由人在世上活了多少年决定的，而是由生命个体所履行的职责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贡献良多，他的生命可谓长久，死得其所。如果一个人虚度人生，他的生命可谓早早夭折。

我有时对比两类人。一类人因为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国王、国民、王侯、贵族和自耕农的各种封号。另一类人因为自己的美德而卓尔不群。前一类人像走进他国的荷兰游客，他们四处游荡，什么都是新奇的，而且他们喜欢这些新奇事物。他们满足于自己的虚幻的好奇心和找乐子。如果他们中有勤快的，他们就忙于收集铭牌、格言和墓志。他们在闲逛中，虚度光阴。他们的存在或逝去无足轻重。更糟糕的是，有时候这些人的愚蠢、缺点和罪恶会给大众带来灾祸。后一类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磨炼，完成重要使命。他们善于观察，饥渴慕义。他们可能会追求快乐，但是他们不把他们的勤勉浪费在无意义的小事上。所以他们不会玩物丧志。这类人不会碌碌无为。即使他们辞世，荣耀也会伴随他们。如果他们参与公职，则影响巨大。他们或者像是神圣的复仇之神，荡涤尘世的荒凉、压迫、贫瘠和奴役。或者他们成为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守护神，忙于驱逐邪恶，并维持和促进和平、繁荣以及人类的幸福自由。

据我观察，大多数有才华的人都没有正确使用他们的天赋。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事实。理性以各种方式从万事万物中推衍出上帝的意志。但是神的力量并没有强迫我们接受神的意志。因此，如果天赋被滥用并招致损害，我们不能就此批评那种神赐天赋以造福人类的主张。理性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只是自我欺骗，并因为我们的意志受诱惑而受苦。蒙田或沙朗会说，人自己骗自己，人是自己的泡沫。古罗马的西塞罗曾说，把自己卖了的正是自己。如果我们考虑人类的欲望、罪恶和缺陷，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不仅仅属于社会，而且要结成联盟并恪守法律。西塞罗说，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然后我们才能获得自由。但是人类又往往被自己或者别人的欲望所引诱，走上违法的道路。因此一个明知自己拥有过人禀赋并有能力维护人类联盟和改善大众生活的人，可能会被诱惑，认为自己的天分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的，而且会认为罪行和美德没有什么区别，流氓和诚实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几年前刚刚去世的一个贵族说过：这样的话，智者就变成了流氓，而愚人就变成了诚实的人。但是这些人类的弱点不会改变真理和理性。理性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依照人性去服从政府的。一些特定的人获得天命来管理事关大众福祉的政府。理性告诉我们，人类倾向于在生活中根据他们的理解来忽视神的意旨，逃避他们的职责，怠于造福人类。因此那些获得天命的人就要义不容辞地运用政府所能允许的和他们的职位和情势所赋予的所有手段来尽其所能，除恶扬善。这样这些人就维系了伟大的造物主所规划的道义体系（哪怕这个道义体系仍然是不完美的）。

大人，请允许我现在把话题转移到我们的祖国英国。我想讨论一下英国的现状。我必须承认，我们当中的超凡入圣者其实凤毛麟角。有人认为造物主在先前和当下没有创造出很多服务于大众的圣者。我反对这种抱怨之声，我认为我们的先人比我们做的好得多。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正直，他们肯定比我们更体面和勤勉。大自然依然辛勤耕耘，只是我们的收获不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超凡人士在政府中为民服务。好运常常与智慧无缘，反而常常眷顾傻瓜和无赖。苏格拉底曾经说，没有人会承担他不熟悉的差事，哪怕这份活其实很好做。但是每个人都认为他足以承担政府的工作，虽说政府工作其实是最难做的工作。苏格拉底是基于他在希腊的经历说这番话的。但是，如果他现在生活在英国，他也会这么说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大众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即使招致损害，通常也无力持久。只有那些有天赋、知识和才能的人才会造成大的损害，而且这些人做坏事比做好事要省力气。只是我推测，哪怕是最恶的一个官员也不会仅凭自己的才能就导致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些有才能的人和他联手行恶，而且其他有才能的人没有站出来坚定地反对这种恶行，同时大众普遍怠于行使公共职责。只有这时候，国家范围的大灾祸才会发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包括我国）都有过巨恶之人。但是他们制造的祸患并未持续长久，因为有正直人士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我们可以假想现实中有一个鲁莽粗鄙、傲慢挥霍的恶人：他可以行贿，但他不能诱惑；他可以购买，但他不能获得；他可以撒谎，但他不能欺骗。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力量呢？如果从大众到政府，腐败丛生，各级官员都丧心病狂，利令智昏，不理公务，那灾祸怎能避免？这就是我的答案，但不是全部答案。只要还有一点正义之声，那么不管官员有多么腐败，多么唯利是图，腐败都不会大获全胜。请允许我解释说明。在过去几年中，一个政党致力于壮大自己，党同伐异，通过各种手段，他们控制了政府。靠着来自国外的本族势力的支持，他们认为他们是通过良善和本党的力量获得了王位。这个政党坚信这种观点。我恐怕这个政党中的很多人士都没有花时间想一下他们这些手段的必然后果。他们也不曾想过，他们攫取用于控制国家的权力，应该是属于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权力，而不应该是属于一个政党的权力。另外一个党则继续腐化堕落，失去判断力，利欲熏心。他们徒劳地等待，就像犹太人等待救世主弥赛亚一样。哪怕救世主真的来了，他们的那些得到荣耀胜利和绝对统治的梦想也不会实现。在他们白白等待时，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是孤立的一群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是社群中的极少一撮人。冷漠的人士袖手旁观。一些嫉妒宫廷权贵的人其实也相互嫉妒。因此他们很难联手形成反对力量。当这种反对力量形成、并且政府的无能充分被大众知晓时，许多人会立刻依附于神职人员。另有一些人因为是既得利益者，同时对本族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就一厢情愿地妄想。认为在同样的腐败体制下，自由还会继续延伸下去。还有一些人软弱无能，被吓破了胆。还有一些虚伪的人假借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旗号，故作镇定。可笑的是，每个不顺从国王的人都可以使用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大旗。还有一些人被说服，相信了通过腐化手段获得的权力不会大开杀戒。能力超群的人士过去和现在都在自我吹嘘，认为如果通过腐化手段攫取的权力被恣意乱用，他们有时间和手段来干预阻止。第一类人是被他们的无知欺骗了。第二类人，如果他们不是伪君子，就是被他们的偏见坑害了。第三类人是被他们的偏倚和盲目自信欺骗了。第四类人是被他们的傲慢欺骗了。所有这些人都是被贪欲自利所坑害。他们被腐败和贪婪蒙蔽了双眼。

听完我的表述，大人您应该同意，我们不幸的国家就是处于上述情形中。我前面描述过的荷兰游客，平庸之辈，即使他们撞上大运，掌握权力，也不可能给一个自由的国家带来祸患。但如果一个有天赋知识和经验的人滥用他的才能，成为领袖，就会招致灾祸。一个神职人员的派系，如果缺乏有才干的人，不可能招致大祸，当然也不可能为大众做出多大贡献。一个神职人员也不会有能力鼎力支持暴政，除非有才能的人把才能用于邪路，不是把知识、技能、经验和权威用于正义的公共事业，而是颠倒黑白，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大人您的经验和敝人的经验都证明了我即将阐述的观点。除非大家都怠于行使自己的权责，而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才能用在邪路上，否则坏人便不可能专权。我必须要指出，大家都不行使自己的权责固然是个罪恶，但是有才华的人乱用自己的才能更是一种罪恶。有天赋、勤勉和充满干劲的人做坏事的时候，拯救我们国家的任务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职责随着难度而增加。在这种危急情势下，仅仅用正义的才智对抗走上邪路的才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勇气去匡扶正义。那些作恶的人被野心贪婪以及对权力和金钱的狂热所驱使。恐惧常常使他们最终绝望。那些恶行必须被制服，而且它们会被勇于对抗野心和贪婪的勇气所制服。这种勇气在国家危难之时，受到政府的支持，能够制服贪欲。在这种危急形势下，稍作抵抗，无异于放弃抵抗。甚至有时候稍作抵抗比不抵抗的结果还要糟糕。这是真理。当然我不希望这种论断在我国被验证。我担心太多的英国人把对抗邪恶认为是冒险而不是职责，把自己当成是志愿者而不是有义务尽忠职守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选择少惹麻烦和尽早结束麻烦。就在几年前，不仅仅是商人，而且是整个民族，反对国内消费税。大家反对国内消费税，不仅仅是出于重商主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基于自由的原则。在议会，反对派获得了一段时间的支持。但是没人来引导和提高这股激情。一些挑头者后来失去了劲头。但是大人您应当记得，反对派的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在本次议会选举之前，这股声音才平息下来。但是这起事件证明了我们的这些伙计们在道义上是完全错误的。

服务国家不是一种虚妄的理念，而是一种职责。所有基于人性而承认其他道义的人，都必须承认这种效忠国家的职责。否则他们就会变得逻辑混乱，不通情达理了。只要我们承认这种对国家的职责，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手段和际遇决定了我们的职责的大小。只要一个公民拥有一些手段和际遇，而且国家需要，他就不能免除他对国家的义务。对于一些公职人员来讲，这种义务是终生的。他们会问这样的话，我能不能逃避这种职责？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怀着对造物主的极大感恩之心，来认同并完成这种职责。因为造物主赋予这些人卓越的才能和美德。卓越的才能和显赫的职位，不管是出生时就拥有，在偶然事件中获得，还是通过辛勤努力得到的，都是荣耀的特权。拥有这些才能和职位的人，是应该抱怨他们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用卓越的工作荣耀他们的一生？在人的一生中，还有什么使命比支持良善，铲除邪恶，捍卫民众自由更光荣呢？被暴政驱逐，病痛折磨，遭遇灾难，这些都值得同情，但是不至于受到谴责。但是，自甘堕落，充当恶人的爪牙，追求低级趣味，那该是什么样的下场呢？大人，这个问题还是您来回答吧。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无法强求一些人放弃享乐，整天忙于公务？不，我们没有理由这么说。每个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人都有资格享受生活的乐趣。我们越是投身于大众的福祉，就越能享受生活。大自然赋予人类以情趣。理性不反对人类享受快乐，也时时指导人类享受快乐。欢乐是人生的一部分。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曾盛赞饭桌旁的欢愉为人生增添的乐趣。在公务中，在学习时，在老年，老加图都经常抽时间在罗马和朋友欢聚，在萨宾与邻居彻夜长谈。美酒使老加图的美德更加熠熠生辉。对美色的喜爱并没有阻止恺撒成就最伟大的事业。但是，如果恺撒一边践踏自己国家的自由，一边沉湎于低级趣味（为国家的自由献身的人士也能享受到这些乐趣），那么恺撒便无法享受那些尽忠职守为国服务的人所能享受到的高尚乐趣。蒙田在他的论著中，笛卡儿在创造新世界时，邦内在阐述史前地质时，牛顿通过实验发现和建立自然法则时，更多感受到的是知识的快乐，而不是一个爱国者的快乐。当这种人形成一个政治计划时，他便沉湎于想象或者冥思之中，他便从这种工作的每一步中都享受到巨大的乐趣。空想型的哲学家的努力和乐趣止于此处。但是实干家会继续努力，把计划付诸实践。他不断努力，也享受到更多乐趣。计划的实施往往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的阻挠，并遭受朋友的背叛和敌人的反对。但是逆境使人奋发。朋友的忠诚弥补了一些人的背叛。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那么就会享受到成功的喜悦。造物主基于对其工作的肯定而赐予了这种喜悦。如果事情遭遇不顺，专横势力则横行霸道。即使这样，实干家仍然会保持理智，获得荣耀，足以慰藉心智，鼓舞斗志。在这场较量中，正义是不会落败的。勇士有可能遭受辱骂而不是喝彩，有可能遭受各种暴力。我不会像古罗马的塞内加那样说，最壮观的场景莫过于一个正直的人饱受磨难，仍然斗争不已。我会说，小加图被赶出论坛，打入囚牢时，比那些侮辱他并破坏他的国家的人享受更多的内心的欢愉，并拥有更多的荣光。但是，小加图的例子可能会与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有抵触。有人可能会问我，小加图把生命献给国家，他对罗马的贡献又有多大呢？小加图丧命于尤提卡，他又得到了什么荣耀？政府和人一样，有各个时期。在一定时间，它可能会有一些原始的原则。但是当这些原则过时时，就不可能再被更新。当政府的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时，就会像一栋已经彻底腐朽的老房子一样，不管怎么修缮，都避免不了坍塌的命运。只有疯子才会顽固地去修缮这种破房子。当我们所喜欢的政府已经被摧毁时，我们便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生活在我们不喜欢的政府的统治下。多拉贝拉在给西塞罗的信中便是这么说的。但是，大人，加图没有能挽回自由，但是他毕竟延长了自由存在的时间。当喀提林在凯撒和克拉苏这两个罗马最邪恶公民的怂恿下，攻击罗马的自由时，罗马的自由面临灭顶之灾。西塞罗在加图的支持下，捍卫了罗马的自由。加图举止失当，脾气暴戾，政策强硬。而罗马人骄奢淫逸，腐化成风。加图无力调和矛盾，挽回危局。在这个紧急时刻，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政党、元老院和执政官的联盟。西塞罗缔造了这个联盟。加图破坏了它。加图不是很有才华。但是他的错误其情可悯。他一生为国勤勉服务，值得我们尊敬。如果他能够善始善终，我认为他会以更体面的方式死于孟达，而不是丧命于尤提卡。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严厉谴责加图放弃了自由的事业，那么对于那些意志薄弱并且轻易放弃捍卫自由事业的人，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大人，我强调了民众对于他们国家所负的责任。因为虽然我离开了英国，可是我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仍然深深影响着我。我们的政府从1688年革命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于真理。现在的家族在登上王位以后，保障了最平等的机会还有自由。但是在我看来，因为维护自由的途径增多了，大家对自由的关切减少了。我在你们中间看到了比在法国还要卑鄙的奴性。大人，我可以跟您打赌。英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不合理要求和奢侈放肆不会有太多的抵抗。这和法国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卑鄙的奴性在英国可能更突出，因为英国政府表现为一种寡头政治的政体，而君主政体被隐藏起来了。因此，我们观察到，想象和习俗使得这种阴谋寡头政治比君主制还要受尊重。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发生在拥有绝对权力的王侯成为独裁者的国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如果发生在英国，就令人惊奇了。在别的国家，人民已经失去了宪法的保护，毫无保障可言。我们的宪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完备。但是，尽管我们维系了宪法，我们却失去了宪法的精神。因此，我们遭受了我们先辈所没有遭遇过的痛苦。议会不仅仅是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们政府的核心。议会并不行使行政权。但是如果议会不召开，行政权便无法运作。现在贵族和神职人员要接受监督审查才能通过决议。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遏制专政，维护宪法。这样，腐败就不容易滋生。我们可以让斗志和美德消失了。即便是能干的无赖也可以在我们的体制中捍卫自由。连响马都不屑于做公差，哪怕能领取工资。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要说有伟人的优点，我们连伟人的缺陷也没有。如果一个人有荣誉感而不是虚荣心，有雄心壮志，他就不能容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来运用权威作威作福，挥霍财富，践踏自己国家的自由而不受到惩罚。只要我们还有斗志，这种情况便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激情。我们只有贪欲和虚荣心。我们的谦逊其实是怯懦。大家的人生哲学就是苟且偷生。因此，腐败泛滥丛生。

我对现在的大牌政治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的分歧不在于手段策略，而在于终极目的。当神职人员没有压力，没有人要接替神职人员的位置的时候，政治家便似乎要主张改革政府。废除神职人员只是一种达到改革政府这个目的的初步但是必要的手段。但是，当神职人员将要被废除的时候，政治家就不再主张改革政府。他们退缩下来，神职人员也就因此躲过了劫难。这种情况比腐败还要可怕。

我说我对我们的大牌政治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也不能把政治家全盘否定。确实有些政治家愿意为国家尽职工作。因此我热爱和崇敬他们。但是这些人被其他人阻碍和误导。而且，他们找了各种借口消极工作。我不指望他们激发起自己或者他人的斗志热情。我把希望寄托在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人身上。大人，我更对您寄予厚望。您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您所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无良的政府，而且是一个用尽各种伎俩，建立规矩来系统地破坏宪法和自由的政权。您不仅仅要反对当前的邪恶，更要反对对后世造成的危害。如果您停止了这种与邪恶的较量，您便放弃了正义的事业。一个不再坚持自己主张的人，便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坦率地说，我们的争论是对人不对事的。如果个人的私利能得到抑制，党派偏见不再横行，我们很快就可以就一些政治行动达成一致。明智的人都知道，不管是谁在党派竞争中获胜，都与宪法关系不大。在面临来自教会的威胁时，宪法已经获得了保护伞。但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过去，人们利用特权践踏自由。现在，人民利用金钱践踏自由。过去，金钱政治还不成熟。今天，人民已经在厚颜无耻地运用金钱政治了。所以您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要改革政府，而且要改革国家。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情况确实如此。您可以把极度腐化的无能邪恶之徒赶出政府。但这不应该是您的唯一或者主要目标。为了您的国家，为了您的荣光，为了您的安全，为了长治久安，您应该巩固宪政，完善法治，填补腐败得以横行的主要漏洞。我说主要漏洞，是因为我揣测，要填补所有的漏洞是近乎不可能的。所有的漏洞都应该填补，但是我们要区别对待。有些漏洞是由权力的滥用导致的。这种漏洞对于保障民众的服从和维护良好的政府管理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尚且可以姑息这种漏洞的负面影响，维持这种漏洞。因为人类的组织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所能尽力做到的只是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总会有一些邪恶存在。但是，另外一些漏洞则为害甚大。每一个诚实明智的人都会决定填补这些漏洞。越来越多的腐败手段被用来为寡头服务，而不是为君主政体服务。填补这些漏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通过这些腐败手段，神职人员攫取了权力。这种权力比王室的受到限制的权力还要真实和可怕。

在一些时期，我们的政府保障了自由，但是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专制的。大人，如果我们的政府在今后一直都不是专制的，而且在表象上看也是自由的，那将是您和下一代人的荣耀。不管您担任什么公职，请您用实际行动维护宪政。您的前景光明，但是您的任务非常艰巨。让腐化成性的人珍视荣誉而不是利润，珍视自由而不是奢华，是非常难的。而且让王侯们懂得民治是不容易的。尽管艰难，这却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值得我们投入才智和生命来完成。大人，请您满怀信心地勇于承担这份使命吧。正如贺拉斯所说，造物主会展示神迹，把事物都恢复到合理的位置。

议会有能力在任何时候消灭任何腐败。政治环境瞬息万变。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城市还有5个正直的人，这个城市就可以免于遭受神的复仇。让我们的城市至少能拥有这么多的正直人士吧。如果即将退场的老一辈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让青年一代来实现这个目标吧。

大人，您和您的几个年轻议员在最初的几篇公布于众的文章中，表达过对此目标有信心。您认为这个国家中有卓越人士。那么请您用超常的勤勉和坚忍不拔来证明您的观点吧。如果没有这些优点，精英人士就无法鼎力支持您和您的事业。在我们的时代，太多的人夸夸其谈，但是之后便没有践行。很多人自甘堕落，混迹于市井阶层，从此了无音讯。一些人可能更加自以为是，坚持要为这些文章中的主张奋斗终生。可是滑稽的是，他们述而不作，仍然只是耍嘴皮子。在法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议员热衷于高谈阔论，然后自言自语：主啊，荣耀不属于我们，荣耀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您。在英国，我见到太多类似的人了。

辩才是一种伟大的才能，甚至胜过连傻瓜也能使用的权力。但是辩才必须是一贯而终的，而不能是时断时续的热情。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雄辩家是他们那些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们的政府的本质和当时民众的幽默感使得他们的辩才愈显宝贵。他们高谈阔论比他们参与辩论还要多。雄辩的才能需要学习，也需要头脑和身体的训练。雄辩家努力学会演讲的才能，同时他们也努力增长他们的才干。看一下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是怎样抨击腓利王、喀提林和安东尼的吧。我选择德摩斯梯尼，而不选择伯里克利、福西昂或者其他的希腊名人。而且我选择西塞罗，而不选择克拉苏、荷滕西斯或者其他的罗马伟人。因为这两个人的辩才被大家如此的称道，以至于我们习惯于把他们仅仅当作雄辩家。他们当然是雄辩家。那个时代距离我们那么遥远，那个时代的政府和民众早已烟消云逝。可是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雄辩时，仍然被其激情和精神所震撼。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我们就会对这两个人产生更深层次的敬仰。德摩斯梯尼曾被他的老师欺骗，失去了自己应该继承的遗产。西塞罗出身显赫，初次登台演讲便被大家称为罗马的大学者。这两个人在年幼时，一个失意，一个得志。但两个人都通过努力获得了政治智慧。西塞罗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德摩斯梯尼是一个大政治家。两个人都不仅仅因为辩才而获得声望。德摩斯梯尼曾把辩才比作武器，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只有当持有者有力量和技能使用武器时，武器才能发挥威力，德摩斯梯尼就拥有这种力量和技能。让我举例说明吧，腓利王必须要阻止底比斯被并入德摩斯梯尼的联盟中去，因为德摩斯梯尼作为雅典的盟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马其顿的扩张。腓利王派出使者去对抗雅典的使臣，使出一切手段，以求占得上风。但是德摩斯梯尼最终胜利了。底比斯人加入了对腓利王的作战。在这场危机中，敌人用尽了伎俩，而德摩斯梯尼是单单靠着辩才取得胜利的吗？当然，对底比斯人、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德摩斯梯尼都展示了他的辩才。在这些地方，关于结盟、作战和讲和的重大决议是以民主的方式决定的。但是，滔滔不绝的论辩仅仅是德摩斯梯尼的次要工作。雄辩也绝不是他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才能。在这点上，我们不要相信一些作家的错误的论断。德摩斯梯尼必然还有其他才能。他了解自己国家，也通晓希腊的其他城邦。他了解希腊的族群构成和利益所在。他也了解希腊的邻居，例如波斯人。我坚信，德摩斯梯尼必定是智慧超群。只有这样他才能正确地运用辩才，他的雄辩才能够像利器一样发挥作用。

让我们设想西塞罗正处在世界上最宏大的场景和最困难的逆境中。我们对西塞罗比对德摩斯梯尼更了解。西塞罗拥有对罗马政府的透彻了解，熟谙他的国家的法律和习俗，明白罗马从初始到壮大，以致最终走向衰落的过程。他了解罗马的殖民地和行省，熟知罗马的盟友和敌人。他了解罗马的盟邦的权力和特权，也知道罗马的敌人的情况。他了解罗马和其他国家的过去，也洞察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当前的微妙形势。因此我们就会认识到，西塞罗不仅有辩才，而且有才能和知识。一个拥有知识，勤奋钻研的人便会洞察入微，随机应变。他的雄辩为他在罗马获得最初的荣耀。但是他的才能经验为他赢得了美名，使他能够为罗马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他仅仅是耍嘴皮子，他对喀提林就不可能构成什么威胁，也不可能保护他自己和元老们免除喀提林的雇凶伤害。如果不是西塞罗使得喀提林在罗马城无容身之处，他也就不会有机会夸耀他把喀提林这个臭名昭著的罗马恶人逐出了罗马城：喀提林离开了，逃跑了，消失了。西塞罗也不会有机会除恶扬善，维护罗马帝国。只有他拥有过人才能，冷静观察，认真准备，他才能击败敌人。他运用的不仅仅是辩才，而且还有他作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政治才能。

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等永垂青史的伟人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是支持派还是反对派，我们都必须有才能、勤勉，才能很好地管理公共事务。大人，我特意提及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这两个伟人。因为据我观察，我想您也会观察到，一些人认为要做现任政府的反对派，不需要什么努力，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大人，我认为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而且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关于政府的反对派的一种错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想法，除非他们只是想获得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了尽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大人，您看一下您周围的人，他们大都急于表现，但他们并没有做好为国家服务的准备，因此他们夸夸其谈，消极怠工。要做反对派来监督政府，你至少要和政府一样有力量。我指的是你要有知识、勤勉，并做好准备。每个政府都是实干的。因此，作为反对派，你也必须是实干家，是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两军对阵时，主帅都有作战计划，或防守，或进攻。防守方积极防御，直到他们受到进攻时为止，不会改变策略。进攻方随时寻找进攻的机会，直到他们发起进攻时，也不会改变策略。不管对方的计划如何，各方都积极增强自己的力量。

总而言之，大人，这些就是我的主张。根据我们的现行宪法，议会是国家的常设机构，由国民选举产生，用来提高大众福利，反对暴政。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因此，反对派要积极准备，获得权力。而当权者要积极开展工作。政党要提出好的政策，反对坏的政策。明智的人士应该系统地对比和甄别符合大众利益的政策和满足一小部分贵族利益的政策。精明的人（你们当中就有一些）不喜欢这样。认为这样的话，政府就会被反对党所削弱，变得邪恶。而且神职人员也逃脱了理应受到的处置。但是精明算计的人全然不会顾及美德，他们只是耍小聪明。要证明我的关于反对派的论断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很容易证明，一个明智诚信的政党反对一个昏庸邪恶的政府时，是很容易成功的。相反，一个一盘散沙、毫无准备、软弱无能的反对派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但是我们还是不谈论这个惹人不快的话题吧。我就此停笔，否则这封信就会变得像一部书那样冗赘乏味了。

（殷树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