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洋务兴学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解体，以西方教育体制为蓝本逐渐建立起近代新式教育。晚清思想进步人士，认为封建教育空疏无用，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改革思想上的先导。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选择教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在外来文化强势，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存在严重的矛盾心理。即不愿轻言放弃“正统”思想，又需要西方先进的文化来富国强兵，因此，必然提出一种两面兼顾的做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应运而生。“中学”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先师贤圣立教之旨，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赋税等方面的有效经验，是“应世事”的“外学”。这种“中学”与“西学”的并存与竞争，对于大学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校园建设无不产生极大的影响。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的并存与融合反映到大学校园与建筑建设中，才出现了一些中西建筑并存、不同规划理念相互融合的校园规划。甚至曾出现了像山西大学堂校园中学专斋、西学专斋并存，“大成殿”与西式学堂建筑并存的有趣现象。

1861—1894年，清廷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开展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和学习西方工业化。清政府及洋务派认为“外国之强盛，多赖其船坚炮利；中国之常蒙欺骗，多因不谙西语。”故为了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军事与技术人才，洋务运动共创办语言、军事、技术实业类洋务学堂30余所，从教学内容、方法、培养目标上看都明显有别于传统官学、书院、私塾等学校。1862年，洋务派创建了第一所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外国语人才和外交官。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改良维新思想高涨。有识之士认为“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大力呼吁发展新式教育。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于天津创立“北洋西学学堂”，开封建官吏主持下，效法西方模式创办新式“大学”之先河。天津自金、元以来一直是“京畿门户”，近代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与北方的水陆交通枢纽。鸦片战争后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多国在此设有租界，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天津还是“北洋”的中央地带，也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曾开办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正是由于这些优越的条件，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于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天津西学学堂学制完善，经过预科与本科各四年完成培养。其教学内容与方法引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具有进步意义。北洋教学水平很高，头等学堂毕业生不经考试就可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因此北洋西学学堂被视为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式大学。1896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1901年，清政府谕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大学堂”，各地纷纷响应，两年间兴建多所大学堂。但至清末发展稳定的仅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少数几所，成为清末国立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北洋西学学堂最初以原博文书院为校舍，后搬迁到天津西沽武库废墟一带。1903年，校园东端建成教学大楼一座，采用了钟塔、拱廊与柱式的手法，具有明显的西洋古典主义风格（见图1-1（a））。唯其主入口拱门上方装饰的双龙戏珠的图案明示了奉谕建校的背景，不妨也可视为一种中西合璧（见图1-1（b））。北洋大学堂是今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大学百年校庆所建的纪念建筑再现了这一特殊的装饰图案，以昭示校园百年历史的传承。经过多年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北洋工学院（1928年更名）已经建成分区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的校园（见图1-2）。校园发展过程中，保持并继续完善了建校之初存在的东西向轴线，1933年建成南楼（见图1-3（a）），1936年建成北楼（见图1-3（c）），中央围合绿化庭院，形成完整的绿化景观。南楼与北楼的建筑立面均采用红色清水砖墙，设计强化竖向线条在构图中的作用，南楼设计更富于细节，而北楼设计追求简洁明快。有趣的是，1930年左右建造的校门北侧的办公用房“团城”（见图1-3（b）），却采用了青瓦坡顶、灰色清水墙面的砖木结构平房，外墙上装饰有雉堞。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戏剧性地并置在校园中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