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文治巅峰

政治稳定的“压舱石”

宋初,赵匡胤要改元,令心腹大臣赵普定年号,最后名为“乾德”。当时,宋军攻灭后蜀,一些后蜀宫人进入宫廷。一天,宫中出现一块刻有“乾德四年铸”的镜子,一时议论纷纷。他问时任宰相的赵普:现在是乾德三年,怎么会出现这样一块镜子呢?赵普不知所以。赵匡胤再问学士窦仪,窦仪从容地说:镜子应该是从蜀地来的,蜀国最后一个君主王衍用过“乾德”年号。赵匡胤叹息道:宰相还须用读书人啊!

读书人懂历史,这只是赵匡胤用读书人的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鉴于中晚唐、五代的教训,赵匡胤立宋后,剥夺大将军权,削弱藩镇,同时,重用文臣,将右文抑武定为基本国策。登基后不久,赵匡胤便下令扩修国子监,多次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

宋人笔记《避暑漫抄》中记载: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由于仪式颇为神秘,除皇帝外谁也不知道誓词的内容,直到金兵攻占开封后,太庙遭洗劫,碑文才流传于世。碑文内容有三条: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处以刑罚,纵然犯谋逆大罪,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以上三条被称为“勒石三戒”,其核心的一条就是优待文臣。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曾感慨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说:“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南宋末,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高官纷纷出逃,执政的谢太后曾出榜责问道: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啊!谢太后这样说,还是有些底气的。

太宗赵光义继续推行文治。即位后不久,他做出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表明自己倡导文治的决心。第二年,太宗视察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见馆舍低小,环境喧杂,立刻下令营建新的三馆,建成后赐名为“崇文院”。他在崇文院新建秘阁,收藏三馆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迹。太宗选拔才识之士,担任三馆和秘阁中自校理到学士的各级职位,入选馆阁,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捷径,文官都以带馆职为荣,馆阁成为培养高级干部的储备库。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定型,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成为进入仕途的几乎唯一合法途径,将读书与做官、知识分子与官僚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同样是在即位后的次年,太宗举行了第一次科考,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两百零七人,又追加录取特奏名进士、诸科一百八十四人,总录取人数为五百人。仅此一榜,就比太祖一朝十五科录取的总人数还多。

太宗对文治的重视,甚至招致文臣的批评。言官王禹偁进谏说:陛下统御天下以来,力崇儒术,志在得人,在人才选拔方面不求全责备。大的官员几年便居富贵,小的官员几个月就能进入正途。有的官员因为一个行为可嘉,或者一句话可采,便获得千万以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恐怕军士们有怨言,望陛下减少对儒臣的赏赐,多用到军士身上。

太宗还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组织学者校勘,他把名士集中起来,完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类书的编纂。他本想再编纂一部记载历代君臣事迹的典籍,但因故未能进行,帮他完成心愿的是他的第三子、北宋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

景德二年(1005),真宗命大臣杨亿等负责编纂了《册府元龟》。真宗对编纂工作极用心,他对身边大臣说:朕编此书,是要选取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国家治理取法。同时,也希望这些古代史料对学者有用。这部书加上之前太宗朝编纂的三部类书,合称为宋“四部大书”。它们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珍贵古代文献。

真宗还是一位诗人,写过一首极具杀伤力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想住大房子吗?想娶美女吗?那么,好好读书吧!

武将的地位日渐衰落,北宋前期尚有不少武将担任枢密院长官,到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时,枢密院基本上被文臣把控。营武出身的狄青屡立军功,仁宗准备提拔他为枢密副使,竟遭到言官的激烈反对。后来狄青平定西南侬智高的叛乱,被擢拔为枢密使,受到更大指摘。最离奇的说法是,狄青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狄青终于出罢陈州,不久便郁郁而终。

赵匡胤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也。”意思是说,文人担任地方长官,最多不过贪腐些钱财,没有打打杀杀的胆子,危害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为此,赵匡胤“令文臣知州事”,派二品以上的文官充任,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令真正领兵的军将为副职。又设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通判的官位在知州之下,须任足一定年限方可升为知州,但州府的重大公事须经知州与通判联合签议才能施行。而且,作为皇帝耳目,通判对所部官员功过及职事修废的意见,可直达皇帝,时人视其为“监州”,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是知州的副职。唐、五代以来显赫的节度使成为只是享受级别待遇的虚职。

在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遇到重大问题,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朝廷有些决策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听证会。

有宋一代,鲜有武将坐大、尾大不掉的现象,文人政治成为维护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压舱石”。

但凡事都有两面,在辽、西夏、金列强环伺的时局下,无论外患稍息还是大敌当前,宋王朝一直谨守右文抑武国策,随着时间推移,其矫枉过正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首先是军队战斗力明显被削弱,即使面对小小的西夏,宋军也屡遭败绩。更严重的是尚武精神的消退,在科举的激励下,宋人甚至认为,即使统率三军,恢复幽燕,也比不上高中状元。